夜幕降臨，日本東京的鬧市街道上，出現了許多拉著小皮箱的年輕女孩。
她們剛結束白天作為餐館服務員、建筑工之類的工作，有的去提供簡單食宿的網吧過夜，有的在尋找招牌上寫著“能充電”的咖啡廳，準備捱到天明，還有的，則在等待援助交際的機會……拉桿箱中，就是她們的全部財產了。
這不是電影中的虛構場景，而是正在發(fā)生的現實。2018年初，日本NHK電視臺播出了兩部紀錄片，聚焦日本的女性貧困現象，引起轟動。
女性貧困
為什么光鮮亮麗的年輕女性會和“貧困”聯系在一起？中國女性是否也有相似的“貧困危機”？
我們先來看個真實的故事。
吉田茜曾經是一名外企白領，英語流利，現在在一家IT公司工作。同樣因為遭遇家暴，她帶著4歲的兒子從家里逃了出來。
因為獨自撫養(yǎng)孩子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她迫不得已由正式工轉成了薪資按小時計算的合同工。降薪之后，算上政府的育兒補助，小茜的月收入在20萬日元左右，但除去房租、水電費、孩子的托管費等，幾乎存不下什么錢。“每天光是解決溫飽就夠讓人頭疼的。”
為了省錢，她常常不吃午飯，餓著肚子，捱過休息時間。離婚后，她也從來沒帶兒子去旅行或者逛游樂園，連生了病，都不敢去醫(yī)院。
小茜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孩子長大不用照顧了，可以繼續(xù)去學英語，找一份像樣的工作，無論如何，也要供孩子上大學。
還有很多生活陷入困窘的女性案例：
因就業(yè)不景氣，只能靠打零工還助學貸款債務的女大學生；
童年被繼父性侵，從中學開始就靠“援交”謀生，“能活到三十歲就知足了”的未成年女孩……
更多數的女性，是像小茜那樣，她們之所以陷入貧困，與離婚或生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已遇見“貧困危機”的中國女性
看一真實案例：
李青曾經是一名教師，現在是一名全職媽媽。她說，其實這是有些無奈的選擇。
有一次，兒子因為發(fā)高燒，幼兒園不肯收，事情比較急，她沒有提前跟學校請假就趕去了。雖然沒有耽誤教學，但還是被人打了小報告，學校漸漸就不再排她的課，等于是間接辭退。
等兒子大了一些，她找了家附近的一所學校，重執(zhí)教鞭，僅用了一個學期，就把年級倒數第一的班帶到了第一名。
可是那一年，學校新招了很多編制內的老師，李青剛來半年，沒編制，又因照顧孩子請假比較多，再次被間接辭退，只好又回歸家庭。
雖然丈夫收入并不算太高，但好在婚姻穩(wěn)定。她就暫時在家中兼職做微商，賣點小零食，補貼家用。談起以后的職業(yè)規(guī)劃，她傾向選擇公務員之類有編制的職業(yè)。而在以前，對那種“一眼望到頭”的工作她是很不屑的。但是作為媽媽，真的很不容易。
新聞調查發(fā)現：中國女性貧困現狀越來越嚴重
近幾年，隨著生育二胎政策的放開，可以明顯感受到，全職媽媽的數量在逐漸增加，其中的高知女性也越來越多。
有人甚至大膽預測：中國延續(xù)幾十年的“雙職工”家庭模式將會受到挑戰(zhàn)，白領女性將迎來一波回歸家庭的潮流，全職媽媽時代或將到來。
但與此同時，還有一個事實同樣不容忽視：中國的離婚率正在逐年上升，婚姻關系的穩(wěn)定性已大不如前。可以想見，對于職場地位不那么穩(wěn)定的女性來說，一旦婚姻關系也遭遇不測，養(yǎng)育壓力陡增，她們的生活質量就將面臨嚴峻考驗。
如何避免《女性貧困》中的現象在我們身邊真切發(fā)生？說實話，小編也沒有濟世良方，只能說從目前來看，不論是消除職場性別歧視，還是健全社會福利保障上，我們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會機制和環(huán)境，靠個人力量很難改變，但近年來有一種聲音，我覺得尤為需要女同胞們警惕——
“我負責貌美如花，你負責賺錢養(yǎng)家?！?/p>
“男人掙了錢不給你花，就是不愛你。”
……
這類在自媒體上大行其道的言論，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許多女性的認知，使她們誤以為可以更多地依靠另一半，而不是自己，來實現幸福。
在我看來，這種“觀念貧困”比物質貧困更可怕，因為它會在潛意識中弱化了女性掌控自己生活的意識，在不容樂觀的現實環(huán)境中，這無疑會使她們對生活風險的抵御力變得更弱。
所以，靠任何人都是不行的，跟需要靠自己，希望各位女性可以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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