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一個多世紀的 1895 年 7 月 26 日，歷史上最著名、也是最重量級的科學家伴侶——皮埃爾和瑪麗·居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開創(chuàng)了夫妻共同獲得諾貝爾獎的傳統(tǒng)。從 18 世紀的巴黎到前些年的挪威，本文列出了 5 對科學界的諾獎級伴侶，以紀念這些因為愛和科學結合在一起的大腦和靈魂。
作者 Beatriz Guillén Torres
翻譯 邢若潔
審校 魏瀟
皮埃爾和瑪麗·居里
Marie and Pierre Curie
1900 年，皮埃爾和瑪麗·居里在巴黎的實驗室。（來源：Wellcome Library）
1894 年，研究員皮埃爾·居里（Pierre Curie ，1859-1906）已經和他的學生瑪麗·斯科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 ，1867-1934）一起在巴黎的實驗室工作了超過一年的時間，他想要向她求婚。可這個波蘭姑娘卻耿直的拒絕了他：她不會和他結婚，因為她將來要回老家華沙。然而命運弄人，位于波蘭的克拉科夫大學（University of Krakow）沒有授予這位將來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一個學術職位——這也是時代的偏見。此后，為了說服她回到法國，皮埃爾給她寫了一封信，著重描述了他正在開展的、關于磁性的新課題。帶著對知識的渴望，瑪麗回到了巴黎，開始她的博士課題——研究鈾礦發(fā)射出的奇妙射線。這項博士課題讓她和皮埃爾在 1895 年一起發(fā)現(xiàn)了自發(fā)放射性。同年 7 月 26 日，二人在法國索城（Sceaux）結婚。
他們繼續(xù)在一個簡陋的通風櫥里做實驗，沒有發(fā)現(xiàn)自己正持續(xù)暴露在輻射中。1898 年，他們宣布發(fā)現(xiàn)了兩種新元素：釙（以瑪麗的祖國波蘭為名）和鐳。后來，他們又花了四年多時間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中進行研究，證明這些元素的存在。最終，在 1903 年，他們和安東尼·亨利·貝克勒爾一起分享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旣惓蔀榱说谝晃猾@此殊榮的女性。
獲得諾貝爾獎對居里夫妻來說影響巨大，因為放射性現(xiàn)象，他們受到了許多關注。直到 1906 年皮埃爾在馬車車禍中去世后，居里夫妻依然是當時人們心目中的“天作之合”。因此在 1911 年瑪麗被曝光在前一年與皮埃爾的學生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已婚）有過短暫的情感時，瑪麗甚至被媒體和輿論描繪成“拆散他人家庭的異族猶太人”。丑聞爆發(fā)時，瑪麗正在比利時開會。回國后發(fā)現(xiàn)憤怒的暴民聚集在她家門外，她不得不和女兒在朋友家寄宿。
但是丑聞并沒有影響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決定——同年晚些時候，瑪麗因鐳及其化合物的研究，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1934 年，因為一生致力于研究放射性物質，長期暴露在輻射中，這位偉大的女科學家死于白血病。
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和伊雷娜·約里奧－居里
Frederic Joliot and Irene Joliot-Curie
1935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和伊雷娜·約里奧－居里（來源：James Lebenthal）
居里“方程式”延續(xù)到了下一代?，旣惖呐畠海晾啄取ぜs里奧－居里（Irene Joliot-Curie ，1897-1956）和丈夫弗雷德里克·約里奧（Frederic Joliot ，1900-1958）在 32 年后重演了這一夫妻同獲諾獎的壯舉，將諾貝爾化學獎的獎章收入囊中。在父親去世后，伊雷娜由瑪麗安排填補皮埃爾的空缺，成為母親的合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伊雷娜才 17 歲，但她的媽媽已經在前線安裝了60部便攜X射線裝置——它們被稱為“小居里”。幾個月后，伊雷娜離開了母親，獨自負責一個野外醫(yī)院的輻射裝置，幫助外科醫(yī)生找出傷員身上子彈碎片的位置。1926 年，伊雷娜回到了巴黎，法國也恢復和平，她和母親的助手弗雷德里克·約里奧結婚了。
然而瑪麗不太贊同這樁婚事，她擔心約里奧想要利用居里家族的名聲。帶著這種懷疑，她一邊勸女兒放棄，一邊堅持簽訂婚前協(xié)議，以防丈夫控制妻子的財產——瑪麗希望確認伊雷娜能夠合法繼承居里研究所的放射性物質。伊雷娜無視了瑪麗的建議，而瑪麗在幾年后依然認為弗雷德里克是“嫁給”伊雷娜的人。但是弗雷德里克對岳母充滿崇敬，毫不猶豫的接受了她的要求，并成為了伊雷娜科學事業(yè)的主要合作者。
他們專注于放射性發(fā)生的研究，最終做到了人工合成放射性元素。在三年的研究中，這對夫妻致力于鏈式反應，終于在 1935 年，因為“合成新的放射性元素的工作”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格蒂·特蕾莎和卡爾·斐迪南·柯里
Gerry Theresa and Carl Ferdinand Cori
研究碳水化合物代謝的格蒂和卡爾·斐迪南·柯里（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格蒂·特蕾莎·蕾涅茲（Gerry Theresa Radnitz ，1896-1957）出生的時代，女性很少有機會成為科學家。然而，她成功地被布拉格大學（University of Prague）藥學院錄取，并在那里遇到了她的研究伙伴，也是未來的先生，卡爾·斐迪南·柯里（1896-1984）。1920 年畢業(yè)后，他們很快結婚，并在兩年后移居美國。離開了受到一戰(zhàn)戰(zhàn)火侵襲的歐洲，他們在紐約的美國羅斯韋爾帕克癌癥研究所（Roswell Park Cancer Institute）開始了糖代謝的研究。
這對捷克夫婦對葡萄糖在人體內的代謝方式，以及激素對這一過程的調控十分感興趣。1929 年，他們提出了柯里氏循環(huán)的理論，并在 1947 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這一循環(huán)描述了葡萄糖的衍生物——糖原，成為肌肉組織的能量來源后，重新合成并儲存在體內的機制。柯里夫婦與阿根廷生理學家伯納多·烏賽（Bernardo Houssay）分享了諾獎，格蒂也成為了居里母女后第三位獲得諾獎的女科學家。
柯里夫妻在發(fā)表了他們的標志性研究后離開了羅斯韋爾研究所。有些大學愿意給卡爾一份教職，但是不愿意接受他的太太成為大學教師，因此格蒂只能在華盛頓大學找了一個研究助理的職位，薪水只有卡爾的十分之一。幾個月后，她獲得了諾貝爾獎，才終于晉升為全職教授，并一直工作到 1957 年，直至因骨質纖維化去世。
梅-布里特和愛德華·莫澤
May-Britt and Edvard Moser
2014 年，挪威科學家梅-布里特和愛德華·莫澤獲得諾貝爾醫(yī)學獎。（來源：Ned Alley）
繼柯里夫妻之后，70 多年中夫妻共同拿下諾貝爾獎的傳奇一直沒能得到延續(xù)。直到 2014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授予了梅－布里特·莫澤（May-Britt Moser，1963）和愛德華·莫澤（Edvard Moser ，1962）。他們和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共同發(fā)現(xiàn)了“大腦中的 GPS 導航系統(tǒng)”。換句話說，因為他們的工作，我們可以明白大腦如何確定我們在哪里，我們如何尋找路徑，以及大腦怎么存儲位置信息——確保自己能在將來認識相同的路。
莫澤夫婦在奧斯陸大學（University of Oslo）學習生理學時相識，并重現(xiàn)了奧基夫在 1971 年完成的研究。這位紐約人曾發(fā)現(xiàn)內部定位系統(tǒng)的第一個組成部分——海馬體附近的一些對空間記憶和定位非常重要的神經細胞。30 年后，這對挪威夫婦發(fā)現(xiàn)了另一個重要部分：能夠制定坐標系統(tǒng)并可以精確定位的神經細胞。
在接受了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榮譽后，他們繼續(xù)投身自己的研究。梅－布里特早在 2000 年就獲得了神經科學教授的職位，是特隆赫姆挪威科技大學（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神經計算中心的主任。而擁有奧斯陸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的愛德華是科維理系統(tǒng)神經科學研究所（Kavli Institute for Systems Neuroscience）的主任。
安托萬和瑪麗-安·拉瓦錫
Antoine and Marie-Anne Lavoisier
安托萬－洛朗·拉瓦錫和夫人像（1788）（作者：Jacques Louis David）
早在 18 世紀，在這些夫妻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因為那時還沒有這個獎項），第一項由伴侶完成的研究就出現(xiàn)了。他們是瑪麗-安·琵瑞特（Marie-Anne Pierrette ，1758-1836）和她的先生“現(xiàn)代化學之父”安托萬·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 ，1743-1794）。拉瓦錫夫婦在 1771 年 12 月 16 日結婚。他們用當時僅有 13 歲的瑪麗-安的嫁妝建立了一個設備齊全的實驗室，開始了研究。在那里，他們探明了氧氣在燃燒和動植物呼吸中的作用。同時，他們的實驗也證明了質量守恒——反應開始和結束時物質的質量一致——并發(fā)現(xiàn)水是由氫元素和氧元素組成。
盡管瑪麗-安僅被后人看作是拉瓦錫的夫人，但實際上她在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通曉英語、拉丁語和法語，可以翻譯理查德·科萬（Richard Kirwan）的《論燃素》（Essay on Phlogiston）等論文，這樣他們就可以反駁這位愛爾蘭作者的理論（拉瓦錫夫人自己就指出了書中的化學錯誤）。同時，她還能精確的畫出設備圖，寫出反應式，讓這些研究成果可以被其他人理解。
但是，這對夫妻共同進行的科學事業(yè)被法國大革命打斷了。1793 年 11 月，拉瓦錫和瑪麗-安的父親因被指控為叛國者而被捕。她試圖強調自己丈夫研究的重要性，但毫無作用。1794 年 5 月 8 日，50 歲的安托萬·拉瓦錫被送上斷頭臺。物理學家約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在第二天說：“人們一瞬間就可以砍下他的頭顱，但是這樣聰明的腦袋一百年也長不出一個。”在這之后，瑪麗-安沒有繼續(xù)從事研究工作，而是整理發(fā)表了他們過去的研究成果。此外，她還收到了法國政府的一封信，抬頭是：“致被誤判的拉瓦錫的遺孀”。
生活中的伴侶和事業(yè)上的伙伴這兩個角色的相互重合，造就了這些“諾獎級”伴侶。諾貝爾獎的獎章只是一時的榮耀，長相廝守很多時候也并不長久（莫澤夫婦目前已經分手）。他們攜手合作為我們留下的科學成就，才是屬于研究者的、永不褪色的“浪漫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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