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評論||張 放【詩意浸透馬爾康 ——阿壩州文學與康若文琴的詩】
.........
詩意浸透馬爾康
——阿壩州文學與康若文琴的詩
..........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雄踞綿延八萬三千四百余平方公里，在祖國版圖的政治建制可遠溯至公元前316年秦漢以降，人類史的文明更可追溯到遠古，甚至是巴蜀文化發(fā)祥與成都平原人口發(fā)源地之一。歷朝歷代，阿壩高原河谷人民都歸屬并修為中華文明文化，是邊疆史地與史詩、邊塞詩的重要領域與節(jié)點。其衍生狀態(tài)為少數(shù)民族文化與漢文化同生共榮、互動互文這一鮮明特色。歷史上有許多名家文豪經(jīng)過駐過并有過題吟書寫，阿壩本土藏羌回漢等各族人民也都涌現(xiàn)出優(yōu)秀的文藝人才，錯金鏤銀，千姿百態(tài)，氣象崢嶸。例如汶川、茂縣、松畔、馬爾康等這些高原重鎮(zhèn)茶馬古道，歷為世人所知，修書不絕，吟唱不衰，影印無數(shù)。阿壩州漢文學最突出的還是其路經(jīng)觀光、考察與體驗文學。由漢唐到清、民國，名家點綴其間，不絕如縷。例如一九四四年汶川縣長祝世德先生主持修志，網(wǎng)羅藝文，從岑參、李德裕、薛濤到董湘琴、于右任等，洋洋大觀，頗為自豪。名氣最大莫過現(xiàn)代巨人毛澤東，全程行經(jīng)阿壩州，馬背吟詩，如《長征》諸首，寫雪山草地風光，與革命豪情，堪稱雙絕。近代史上還有些文學名家隱士，一度隱居阿壩州，伏首著述，如錢穆（曾隱于汶川水磨）、楊邨人（曾隱于理縣雜谷垴）。解放后阿壩州文學創(chuàng)作進入到一個熱情高漲的時代，以譜寫阿壩新生活一舉成名的如梁上泉（《喧騰的高原》）、傅仇（《森林之歌》）等遠近作家，集一時之盛。本土作者，也在提高文化的同時，拿筆創(chuàng)作。改革開放后，阿壩州文學重新活躍，《草地》文學雜志復刊，周從純、張世俊等骨干，一大批新作家，涌入四川文壇。這時觀光文學已轉入本土文學工作者生活抒寫與歷史題吟，最顯著的成功范例是藏族作家阿來以歷史選題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茅盾文學獎，轟動全國。索朗仁稱、谷運龍、遠泰、周輝枝、蒼林、羊子等本土少數(shù)民族作家以及長期居處生活于阿壩州的詩人作家龔學敏、牛放等也紛紛拿到國家級、省級的各項文學獎項。阿壩州的文學已經(jīng)奠定了現(xiàn)代性與其多元格局豐富體系。多有少數(shù)民族作家表現(xiàn)與允為中堅的文學“眾聲喧嘩”，極大地豐富與填補了阿壩州漫長歷史觀光文學為主流的遺憾缺陷。地緣文學已經(jīng)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值得重視與研究。“阿壩州作家書系”第一輯出版，正是這種文化格局的充分體現(xiàn)。八位作者的創(chuàng)作，各有勝場，不論小說、詩歌、散文等各類體裁，其地緣特色都非常明顯，文學個性與追求洋溢于字里行間，令人讀來深感可圈可點。由于時間與個人精力、水平限制，這里僅以《詩意浸透馬爾康》為題，著重分析藏族詩人康若文琴的詩集《馬爾康 馬爾康》，以期與大家分享文學生態(tài)創(chuàng)作收獲，并就教于大家。康若文琴的詩歌，將歷史感與現(xiàn)代性充分結合，以心靈的抒發(fā)，神人交際的慧悟，地緣文化的指向，以及意味深長的復沓與高度凝練的象征，展示了出眾的文學才華與高原山谷女性世界的蔥蘢動人。我以為其詩集特征著重表現(xiàn)為以下幾方面：一、女人英勇無畏，男人沉默寡言，構織了歷史地域文化的飽滿象征在康若文琴的詩里，我們讀到，女性往往是異?；钴S的，像梭磨河水滾滾奔流。而男性則沉默寡言，像嘉絨藏地的雕樓山峰，負載著經(jīng)久的歷史記憶與回味。像以上這樣的摘取，可以輕易地選錄于詩集中，但凡涉及歷史，男性與堅冷、沉重的石砌雕樓就凸顯出來，別無代替。包括雪山、巖石、高墻、冰川、冰掛等。而女性的書寫，包括詩人自身的形容，皆生機活潑，一往無前。舉不勝舉，凡寫及女性與象征，皆躍動生輝，奔放自然。述及男性，皆形于凝固、沉思，仿佛一座紀念碑。我們具象分析，毫無疑問，這是高原河谷嘉絨藏族地區(qū)農(nóng)牧結合定居生活的生產(chǎn)特型，家園，更多象征女性為代表的繁衍呵護，而男性社會則更多承當遠牧、遠役、遠征、械斗乃至犧牲祭祀等歷史負荷。也就是說，男性更多擔當責任、面對苦難與危險（“毛瑟槍冒著青煙/疆域還在，主人和野心呢”《官寨》）。女性則自強不息，永不言敗，著重擔當建設家園，維護生態(tài)資源的責任，并樂在其中，創(chuàng)造有利于教育后代的文藝。家園文化要求女性勤勞勇敢、堅強樂觀、無私付出（“手持利刃的女將軍/沖刺殺伐/出手利落《女美發(fā)師》”）。這正是許多人文學者多認為家園文化女性特征更為明顯的事實與依據(jù)[①]，而人類早自母系社會，這一淵源尤其見諸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東方學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認為：“人類歷史是被生育、生產(chǎn)以及再生產(chǎn)（繁殖）出來的，男人們和女人們通過生育和精心繁衍物種，來進行自我生產(chǎn)。部落史是氏族（gens）和部落(gentes)的歷史，他們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地生育并發(fā)展起來的；他們不是由某個矗立于歷史之外的神圣力量一勞永逸地創(chuàng)造出來的?！盵②]正是男人女人們創(chuàng)造了歷史?？等粑那俑挥谧匀粴庀⑴c泛神化的詩歌描寫，像是史詩隱喻，突出標示了男性與女性這兩種特點鮮明的分擔與建樹。在她詩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動一靜、一張一弛的審美取舍與書寫慣例。二、真言來自崇拜更是心靈和諧韻律，強化了詩歌的空靈氣息嘉絨藏族雖然也有宗教信仰崇拜，但有別于青藏更加嚴格的律宗或小乘佛教，似乎更兼具漢、羌、彝等巴蜀民族比較泛神化的信仰風俗特征，在比較生活化的信仰謳歌中，實現(xiàn)心靈的皈依與和諧圓滿，似乎更傾向大乘佛教的一些表現(xiàn)特征?！榜R爾康街頭，手持佛珠/可以不靜心，不誦經(jīng)”（《佛珠》）康若文琴的詩歌里彌漫著真言的韻律與心靈氣息，但并非單調(diào)的神示教義，更像是生活氣息濃郁的帶有原初人神共舞的抒情特質(zhì)。這恰是高原河谷地區(qū)多有空谷幽蘭般的美妙氣息。她這方面的詩，令人聯(lián)想到拉丁美洲諺語“穿過骨頭撫摸你的靈魂”，神奇世界的詩化以及“魔幻現(xiàn)實”表現(xiàn)，恰到好處，人神合唱，管道卻是清純的女低音，有如天籟。如《真言》《大藏寺》《嘉莫墨爾多神山》《寺廟》《小嘉措的快樂》《色爾米的經(jīng)幡》等詩。最后一首中：這“更深處”無疑是詩人的心靈世界，以及人間關愛溫情的終極拷量。這一“藍”可以說已達到“高原藍”的寶石顏色與文字的純粹精度。往往令人愛惜。康若文琴的詩集命名《馬爾康 馬爾康》，明顯表現(xiàn)了她對地理文化與族群關系的有心與重視，以及感受到地景地標生態(tài)意義在世界文學中的精神標出示意作用，從這方面講，她的詩更能體現(xiàn)現(xiàn)代性?！斑@種浪漫派的地景觀點，找尋的是自然的莊嚴雄偉，亦即超越渺小人類的‘崇高’。這些詩本身就是歷史事件。”[③]“馬爾康”在嘉絨藏語中意為火苗旺盛的地方。這其實也是生命力與地方文化的飽滿象征。我們看到，在康若文琴筆下，寺廟、雕樓莊嚴，雪山冰川神圣，青稞糌粑芳香，僧俗兩界人物莫不神奇美麗、和平相處，梭磨河奔流不息，閃著銀光，馬爾康在撫摸的手指間動彈、閃耀……佳句太多，不遑摘引?？等粑那俚臅鴮?，帶有濃郁的高山河谷生態(tài)特色，詩句叮當作響，如海德格爾贊美特拉克爾的還鄉(xiāng)詩“為人之本質(zhì)尋覓居留之所”。[④]康若文琴的詩歌正是抒寫了這種尋覓居留之所的幸福與痛苦感，即便是后者，如海德格爾贊賞“痛苦已把門檻化成石頭”[⑤]。她筆下的家鄉(xiāng)馬爾康，已經(jīng)詩化，石雕林立，官寨浩大，寺院安靜，街道寬廣，雪山閃耀，河流奔放，青稞如金，時光成為碎片，馬爾康雖然負載著不無沉重的歷史，卻在陽光下輕裝自由飛翔，這完全得力于詩歌的駕馭，以及民族自身的“文化的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⑥]臺灣歷史研究院王明珂博士深入考察岷江兩岸河谷上游人文特色的《華夏邊緣》一書，特別指出藏羌等民族所特有的“親親性”與兼容、交匯質(zhì)地，這往往更能走向世界以及被世界所認知。而這些區(qū)域的集體記憶特征，散見于各類民俗文化以及地標印記中。康若文琴的詩作，也許正是這樣生動寶貴的詩歌圖騰以及具有當下意義的文字寫生。如果說有所不足，以上特征還可更加突出奔放，有些意象似乎比較零散，需要加以歸納，詩集前重后輕，有些詩篇似乎得來相對容易、熟練，不免止于平順保守。對于前人特別是權威的創(chuàng)作文本，似有敬畏，以致拘束了想象力，阻礙了地域領悟觀察，不能盡興發(fā)揮。另外，對于生活面的開拓，表現(xiàn)對象的豐富化，似也有局限性。“親親性”比較容易限于小范圍乃至身邊的書寫。當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任何一件文學作品，都難以完備，更不可能符合各項指標與滿足各種愛好。缺陷有時也恰為其割愛與節(jié)省。阿壩州歷史上罕有女作家、女詩人記錄，新生代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書寫，巾幗不讓須眉(例如這套叢書女性作家就居有半數(shù))。我們祝愿阿壩州在地文學家包括嘉絨藏族女詩人康若文琴這類高原海拔三千的“青稞麥子”，在高原藍天光照與山河歲月中，追求卓越，更加飽滿、飛翔。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nèi)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nèi)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