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鳴謙】
洛陽劫難的記錄
安史叛軍由幽州起釁，戰(zhàn)火遍及整個中原地帶，包括長安、洛陽兩京。
相比長安，洛陽因為位居天下之中，成為兵家必奪之要地。唐軍與叛軍頻頻在此展開拉鋸，因此洛陽受創(chuàng)最巨。
天寶十四年（755）十二月十二日，安祿山攻取洛陽。第二年元旦，即自稱雄武皇帝，國號大燕，定都洛陽，年號圣武。
至德二年（757）正月，叛軍發(fā)生內亂，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死。為收復兩京，唐肅宗向回紇求援借兵，許諾“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女子皆歸回紇”。
唐軍和回紇軍九月二十七日收復長安，十月收復洛陽，安慶緒逃往鄴城。
回紇依照前約將要搶掠長安，太子李豫勸止說，如若屠殺長安百姓，洛陽百姓將會死守，以此為理由，將劫掠地點由長安改成了洛陽。《資治通鑒》記載較詳：
廣平王拜于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 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愿至東京乃如約……回紇入東京，肆行殺略，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登里可汗歸國，其 部眾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尚?，廣平王俶入東京?；丶v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 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乾元二年（759），史思明叛亂再起，洛陽再次陷落。叛軍盤踞 3年后，寶應元年（762），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唐軍再次依靠回紇兵收復洛陽，次年安史之亂徹底平定。
經(jīng)安史亂兵和回紇兵的數(shù)度劫掠、摧毀，洛陽人口銳減，李庾《東都賦》有記錄：
及夫埽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征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 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
深究安史之亂的禍亂根源，實由唐玄宗在天寶年間施政昏聵、剛愎自用造成。行政一味交托權相李林甫，而邊鎮(zhèn)則一味信用番將，無所節(jié)制。它造成的動蕩和毀壞，比之西晉“永嘉之亂”更為嚴重。自李唐立國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前后已承平140年，安史之亂與晉末北方少數(shù)民族南下不同，性質屬于帝國內亂。正因為猝不及防，所以對唐人造成的心理震動尤為劇烈。
李白、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都可以安史之亂為節(jié)點分為前后期。這是時代大事件對文學創(chuàng)作造成的直接影響。
安史之亂就李白人生與創(chuàng)作的尾聲段落，他在洛陽收復的一個月后去世，終止了他的洛陽書寫；而洛陽對杜甫具有故鄉(xiāng)的意義，歸洛之思成了他后期創(chuàng)作的一個旋律主題。杜甫晚年的偉大篇章，很多都以洛陽作為地理空間的指向與感情寄托的所在。因為結合了自身與家族、國家的命運，飽含了深摯的感情分量，在杜甫心目中，洛陽的重要程度要遠超過西京長安。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藩鎮(zhèn)之患
安史之亂后，唐王朝國運由盛轉衰，并引發(fā)了后續(xù)的連鎖反應。
一是周邊地緣環(huán)境的惡化。
為平定內亂，唐廷“盡征河隴、朔方之將鎮(zhèn)兵入國靖難”，將原來駐防在西北地區(qū)的精銳部隊內調，由此造成了邊疆防御空虛。廣德元年（763）九月，安史之亂剛被平定，代宗剛剛登基，吐蕃就趁虛進犯，連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占據(jù)河西、隴右，還突入長安 15 天。此次入侵雖被擊退，卻開啟了唐藩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拉鋸戰(zhàn)。
吐蕃、羌戎的崛起和東進，也使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被阻斷，安西三鎮(zhèn)抵抗多年，到唐德宗貞元六年（790）相繼陷落。
二是未能徹底剿除安史余黨在河朔的勢力，尾大不掉而形成藩鎮(zhèn)割據(jù)。綏靖政策下，安史舊將田承嗣據(jù)魏博，張忠志據(jù)成德，李懷仙據(jù)幽州，皆領節(jié)度使之職，任由其繼續(xù)控制河北地區(qū)，致使 “河北三鎮(zhèn)”重又坐大。其后如淄青李正己、宣武李靈曜、淮西李希烈等也都擁兵自重，又形成東南割據(jù)。
中唐至晚唐，洛陽因為距離各藩鎮(zhèn)較近，東部一帶的叛亂此起彼伏，戰(zhàn)事頻仍。
元和十二年（817）至元和十四年，先是裴度、李愬大敗吳元濟淮西軍，過后又攻滅據(jù)守平盧、淄青的李師道，兩河之間復為王土。此后，洛陽作為商業(yè)經(jīng)濟樞紐的地位得到恢復。雖然皇帝再無巡幸之事，洛陽政治地位明顯下降，但眾多被排擠出長安的官員分司來到洛陽營造私園的同時，彼此詩文唱和不斷，亦讓洛陽在武則天朝位居“天下神都”的一個世紀后，再度迎來了一次小型的文藝復興。以下我們談論韓愈、孟郊、賈島、盧仝、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商隱時，會發(fā)現(xiàn)很多這方面的材料。
影視劇中的武則天形象
到晚唐時，藩鎮(zhèn)割據(jù)復熾，洛陽因處于“四戰(zhàn)之地”再起硝煙。
乾符二年（875）六月，王仙芝、黃巢相繼起兵。廣明元年（880），黃巢攻克洛陽。同年，“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焚掠市肆”；中和四年（884），“秦宗權命將出兵，寇掠鄰道，孫儒陷東都，所至屠鵝焚蕩，殆無孑遺”。
其后孫儒、李罕之、張全義各系軍閥相互交爭，洛陽重陷于戰(zhàn)火之中，“野無遺稈”，“寂無雞犬之音”。到張全義出任河南尹時，洛陽已是“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四野俱無耕者”。
在晚唐五代初，歷史再度輪回，銅駝再次埋于荊棘。
轉型意識的特征
不同于“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因為是帝國內部的崩解，亂后對國族心理意識的影響極為深遠。這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關系。
一個是政治上強調“尊王攘夷”，強化儒學為唯一合法性的道統(tǒng)。這是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范疇，此處不展開。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同時出現(xiàn)的文化保守傾向。
我們常說李唐王朝是融有少數(shù)民族（主要是鮮卑）血統(tǒng)和文化的一個雜糅型政權。安史之亂以前數(shù)百年的確運行的是這樣胡漢并存的體制。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總趨勢是民族大融合，隨著南北政權的統(tǒng)一，社會觀念漸漸匯于包容與混同。這是文明體的螺旋上升。
但這個進程被安史之亂打斷了。
進入中唐以后，譬如對待胡族、胡風的態(tài)度就與盛唐完全相反，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反撥調整。在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的李白、杜甫的筆下，已可發(fā)現(xiàn)明顯的“胡”與“漢”的對峙傾向，而在中唐詩人的詩文中，類似的措辭和表達更是頻頻出現(xiàn)，這說明華夷分立的觀念已成為時代主流。
由此，中唐過后的文化思潮就出現(xiàn)了不同方向的演變。
首先，就是對初唐流行的胡服、胡風的諷刺撻伐。《新唐書》 “車服志”的記載比較典型，梳理了唐代婦人服飾的變化趨勢：
初，婦人施冪籬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頸， 坐檐以代乘車。命婦朝謁，則以駝駕車。數(shù)下詔禁而不止。武后時，帷帽益盛，中宗后乃無復冪籬矣。宮人從駕，皆胡帽乘 馬，海內傚之，至露髻馳騁，而帷帽亦廢。有衣男子衣而靴， 如奚、契丹之服。武德間，婦人曳履及線靴。開元中，初有線鞋，侍兒則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
最后一段將安史之亂的緣由歸結于婦人著胡服，認為是“服妖”。這當然是偏狹的妄談，沒有什么邏輯性。不過，這卻是亂平之后唐人（官方和民間）的普遍看法。
唐騎馬女傭，圖自《唐詩洛陽記》。
中唐時，元稹和白居易聯(lián)手，以消除政治積弊為目的，提倡新樂府，就曾掀起過批判胡旋舞的熱潮。元稹作有《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胡旋女》，直指天寶末年的胡亂與胡女胡旋舞的關系（這是多么跳脫離奇的聯(lián)想）：
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
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
胡旋之義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
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火輪炫。
驪珠迸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
潛鯨暗吸笡波海，回風亂舞當空霰。
萬過其誰辨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
才人觀者相為言，承奉君恩在圓變。
是非好惡隨君口，南北東西逐君眄，
柔軟依身著佩帶，裴回繞指同環(huán)釧。
佞臣聞此心計回，熒惑君心君眼眩。
君言似曲屈為鉤，君言好直舒為箭。
巧隨清影觸處行，妙學春鶯百般囀。
傾天側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見。
翠華南幸萬里橋，玄宗始悟坤維轉。
寄言旋目與旋心，有國有家當共譴。
還有白居易，他也作有一篇《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飖轉蓬舞。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爭能爾不如。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yǎng)為兒。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shù)唱此歌悟明主。
白居易是批判胡旋舞的首倡者還是應和者，已不可知了。他這首詩比元稹詩揭露得更深。善跳胡旋舞的那兩個人即安祿山和楊貴妃，一個“迷君眼”，一個“惑君心”，仿佛事先預謀好的對舞搭檔，白居易認定他們?yōu)樽锟準?，唯獨不批判那個糊涂昏庸的君王。從最后第二聯(lián)“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來看，到元和時，胡旋舞仍然流行，無法徹底禁絕。
莫高窟第220窟(初唐)壁畫，一些學者將之視為胡旋舞。
其次，在排斥胡風胡俗的同時，激進者進一步將之擴大化，進而開始排斥已經(jīng)輸入中土數(shù)百年的佛教，斥為“胡人之教”?！芭欧稹庇纱顺蔀轱L潮，代表人物有唐肅宗時的張鎬，唐憲宗時的韓愈，唐武宗朝的李德裕、杜牧，唐宣宗時的孫樵等。
關于排佛，引領“古文運動”的韓愈表達得很直接。元和十四年（819），韓愈有上呈唐憲宗的《論佛骨表》，又作有諷刺僧侶的詩《贈譯經(jīng)僧》：
萬里休言道路賒，有誰教汝度流沙。
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
這首詩如同唐代的口水詩，幾乎全用俚俗口語，尾聯(lián)“只今中國方多事，不用無端更亂華”，就是以他為代表的排佛者的心聲，將佛教看成了異己冗余之物，極欲排除摒棄。
再次，是帶有濃重的文化保守色彩的“古文運動”。
以韓愈、柳宗元為首的倡導者們，以重樹儒學道統(tǒng)為旨歸，在文化上竭力排除所有外來異端，這些冠以“復古”之名的主張獲得了中唐社會士人（尤其是中低層寒士）的響應與支持。其表面是一場文學運動，背后卻涌動著社會思想風潮的激烈碰撞。
針對古文運動的深層背景，引用兩位學者的見解作參考。
一位是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先生，他在《中國文學入門》一書中對古文運動的生成機制有簡潔扼要的評語：
周邊民族的武力，令人們對快要失去興趣的古詩和古文文學重新燃起熱情。
另一位是陳寅恪先生，其在《論韓愈》一文中剖析得更為精確：
退之以諫迎佛骨得罪，當時后世莫不重其品節(jié)，此不待論 者也。今所欲論者，即唐代古文運動一事，實出安史之亂及藩鎮(zhèn)割據(jù)之局面引起。安史為西胡雜種，藩鎮(zhèn)又是胡族或胡化之 漢人，故當時特出之文士自覺或不自覺，其意識中無不具有遠 則周之四夷交侵，近則晉之五胡亂華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為古文運動中心之思想也。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蕭穎士、 李華、獨孤及、梁肅等，與退之同輩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劉禹 錫、元稹、白居易等，雖同有此種潛意識，然均不免認識未清 晰，主張不徹底，是以不敢也不能因釋迦為夷狄之人，佛教為 夷狄之法，抉其根本，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退之 之所以得為唐代古文運動領袖者，其原因即在于是。
韓愈自然是思想上的提倡者和激進者，而陳寅恪先生未提及的李德裕等朝中干臣雖然與古文運動關涉較少，卻是后來實際推助唐武宗滅佛的主要實施者。事實上，類似中唐這樣的“斥蠻夷、排佛教、樹道統(tǒng)”的思潮，在后世也屢有重興和再現(xiàn)，比如宋代理學、明代心學的形成，也都可以歸結到這條延長線上來理解。
由有二：一是身在洛陽，更能引發(fā)強烈的歷史感懷；二是分司官任內，較有閑暇來撰寫賦文。
李庾生年比韓愈要晚，從他寫成的《兩都賦》的內容主旨來看，也可歸入中唐“古文運動”的脈絡中。
本文摘編自《唐詩洛陽記：千年古都的文學史話》——
《唐詩洛陽記：千年古都的文學史話》書影
作者：馬鳴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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