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位高權(quán)重，才華橫溢，又自鳴不凡，且剛愎自用，其言其行則常常桀驁不馴。在督鄂期間他曾寫過一首七絕，其詩有曰：
南人不相宋家傳，自詡津橋警杜鵑。辛苦李虞文陸輩，追隨寒日到虞淵。詩中敘述的是南宋君王常不用南方之人為相，但該朝幾個著名大忠臣如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卻都是南方人的史實。
張之洞以宋代南北用人之別比喻今清廷滿漢畛域之分，表達自己不為朝廷重用的怨忿之情。因為他自以為個人政績實在昭著，無人可出其右。
張之洞待人接物傲慢異常，尤其是對那些初出茅廬的后生晚輩，初見面時常以長者自居，設局刁難之事屢見不鮮。
清末，梁啟超先生到武昌講學時，曾造訪張之洞。一見對方乳腥未干，張之洞的傲慢勁兒又按捺不住了。他緩緩道：“聽說先生才華橫溢、文采出眾，老夫倒想見識見識。我這里有個上聯(lián)，想請你對個下聯(lián)?！逼渖下?lián)為：
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先生來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從聯(lián)面上看，這里的“四水”是指中國四條大江大河，代表著中國的主要河流。而聯(lián)中的“江”字按慣例專指中國第一大河長江，故有“四水江第一”?！八臅r”則指“四季”，夏在四季中排序第二，所以說“四時夏第二”。同時它們又構(gòu)成“江夏”二字。因而其聯(lián)意是：你這小子來江夏見我，咱們兩人在當今中國，究竟“誰是第一？誰是第二？”潛臺詞自然是“老子第一”。
這是件很讓對方為難之事。但梁啟超何許人也，轉(zhuǎn)個身即念念有詞地對出一下聯(lián)：
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這里的“三教”即儒、道、佛，“三才”指天、地、人，“儒人”則指讀書人。意思是說：我這個讀書人知道尊敬前輩，是故“何敢在前？”但以學識來看，可能還略高于你，所以只有當仁不讓地“何敢在后？”
梁啟超巧妙地避開鋒芒，不卑不亢，不失分寸，對得既工仗又得體。一向傲慢的張之洞碰了一個軟釘子，便連聲叫絕，執(zhí)禮甚恭。
孫中山剛從國外回來時也曾去拜見張之洞。孫中山當時遞呈了一張“學者孫文求見之洞兄”的名帖。張之洞見后頗為不悅，心里嘀咕：“一個平民布衣，竟敢與我這封疆大吏稱兄道弟，簡直不知天高地厚?！庇谑潜阍谀翘颖趁鎸懥诉@樣一個上聯(lián)：
持三字帖，見一品官，儒生竟敢稱兄弟！然后叫門房把名帖還給孫中山。孫中山一看便知張之洞瞧不起自己，故而一笑，要來筆墨，對了一個下聯(lián)：
行千里路，讀萬卷書，布衣亦可傲王侯！這一反擊可謂針尖對麥芒，更直截了當。張之洞看后暗自一驚，心想此人不僅行文不俗，而且流露出一股少有的豪邁之氣，日后定當有大作為，便馬上禮請入衙。
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孫中山，都是人中之龍?；蛟S也只有他們才能讓自恃清高的張之洞有所信服。
張之洞性情乖僻，士踵門求見者，或七八往不一延接，或引至花廳，歷數(shù)時不出，或出見，略詢數(shù)語，即欠伸，呼茶欲退。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誤，訶責之聲達于戶外。故君子亦望風遠避，平時所識拔者，只一二浮華淺露之士而已。
張之洞飲食起居與常人迥異。他每天下午2時始入睡，至晚10時乃起床問政理事。幕府中人及僚屬，有事請謁皆在深夜，甚至候至天明始獲傳見。
總文案李文石每日入署辦公，皆在晚上10時以后。與張之洞商洽公務，往往談至翌晨出署。藩臬兩司于上午謁見，常值其神疲體倦之時，在門廳坐候，不即延入，動輒數(shù)小時之久。道府以下屬官，有待至數(shù)日不獲一見者。有時會客談話未已，張之洞忽然閉目假寐，甚至鼾聲大作，將客人擱置一旁不理。客人不便驚動，只得知趣自行退出。為此，大理寺卿徐致祥還參劾他辜恩負職，奏疏中說：“興居不節(jié)，號令無時。”清廷便諭令李瀚章查明具奏。
李瀚章因張之洞督粵時理財有方，自己繼任后應用裕如，心存感激，遂擬一措辭極妙之奏復：“譽之者則曰夙夜在公，勤勞罔懈。毀之者則曰興居不節(jié)，號令無時。既未誤事，此等小節(jié)無足深論。”
如此這般輕描淡寫地將此事敷衍過去。
畢生禮賢下士傲慢的張之洞卻特別優(yōu)容人才，畢生禮賢下士?！肚迨犯濉分蟹Q其“愛才好客，名流文士爭趨之”。他在山西巡撫任上，即以保薦人才眾多而出名，后在督鄂與暫署兩江期間，保薦人才之多，更稱一時之極。
1894年11月，張之洞特片保舉蔡錫勇，稱蔡器端識遠，心細才長，熟悉洋情，曾充美日各國翻譯、參贊等官。蔡錫勇于張之洞督粵時，即任辦理交涉事務，后隨張移鄂。張之洞督鄂期間，委派蔡錫勇任鐵政局總辦，具體實施漢陽鐵廠計劃。蔡錫勇協(xié)助甚力，其人操守廉潔，公正無私，可惜稍后英年早逝，使張之洞頓失臂助。
曾長期為張之洞幕賓的梁鼎芬，人稱“梁瘋子”，以敢于直諫著稱。法國對越南用兵時，負責督辦越南事宜的李鴻章秉承慈禧意旨，主和不戰(zhàn)，遷延觀望而坐失時機。人莫敢言，梁鼎芬偏上疏，彈劾北洋大臣李鴻章，疏上不報，旋追論之，卻被斥為“妄劾”，“交部嚴議，降五級調(diào)用”。梁鼎芬遂憤而辭官返鄉(xiāng)，“伏處田里十有七年”。
愛惜人才的張之洞“高其風節(jié)”，慕其“學問如此淵博”，遂于1886年4月延請他主講惠州豐湖書院。1887年夏，又轉(zhuǎn)任肇慶端溪書院山長。張之洞任兩廣總督，輒聘梁鼎芬“主廣雅書院講習”。任兩江總督時，輒聘梁鼎芬“主鍾山書院”。
移任湖廣總督后，梁鼎芬“又隨還鄂，皆參其幕府事”。梁鼎芬入幕后長期追隨左右，在張之洞宦海生涯中，推波助瀾，擋風遮雨，盡其能事，總是在緊要關(guān)頭，協(xié)助張之洞作出重要決策，使其在晚清政局的風雨飄搖中穩(wěn)如磐石。梁鼎芬成為張之洞身邊智囊中最為得力的幕僚之一。
在時勢的影響與實踐的磨煉中，梁鼎芬逐漸成為“中體西用”洋務思想的崇奉者。張之洞的洋務新政，尤其是文教興革，梁鼎芬都是重要的實踐者。
在梁鼎芬的促動下，兩湖書院被建成為培養(yǎng)通經(jīng)致用人才的新式書院。梁鼎芬還輔佐張之洞籌辦農(nóng)務、工藝、軍事等各類專業(yè)學堂，開創(chuàng)武漢近代留學教育事業(yè)，創(chuàng)辦近代軍事教育。他還是張之洞改革封建傳統(tǒng)教育體制的高參，協(xié)助張之洞推進了近代洋務教育的發(fā)展。
談起張之洞的教育功績，梁鼎芬功不可沒。時人稱張之洞每“言學務惟鼎芬是任”。張之洞視梁鼎芬為知己，相繼委任其為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并請求朝廷賞加二品銜，以示鼓勵。
梁鼎芬始終未忘張之洞的知遇之恩。張之洞去世后，梁鼎芬至南皮奔喪，痛哭之聲，壓過眾孝子。梁鼎芬還為張之洞作挽聯(lián)云：
甲申之捷，庚子之電，戰(zhàn)功先識孰能齊，艱苦一生，臨沒猶聞忠諫語；無邪在粵，正學在湖，講道論心惟我久，凄涼廿載，懷知那有淚干時。又云：
老臣白發(fā)痛矣，騎箕整頓乾坤，事粗了；滿眼蒼生凄然，流涕徘徊門館，我何如？字里行間充滿對張之洞的深切緬懷之情。此后，他坐火車每過南皮必肅然起座，面向東敬立，以示默悼。晚年在北京時，每逢月之十五，必到張之洞祠前行禮。
對于派遣出國的留學生，張之洞一直優(yōu)禮有加。張之洞熱衷學習日本，經(jīng)他派往日本留學的學生達數(shù)百人。當時風氣雖開，而出洋仍遭阻力。張之洞極力倡導，將子孫數(shù)位送往日本留學以作示范。學生出洋，張之洞必親自送行，回國則設宴接風?？偠窖瞄T有一挑水夫，曾有人對他說今天總督接風的是留學生某某，挑水夫則說：“這學生正是我兒子??！”
張之洞對學生格外寵愛，凡是學生與官吏發(fā)生爭執(zhí)或糾紛，張之洞往往偏袒學生一方。有一次，南路小學堂學生范熙績、陸象巖等在黃鶴樓茶館飲茶，因招待不周，與茶館老板發(fā)生爭執(zhí)。老板自恃是督署戈什哈（清代高級官員侍從武弁）的親戚，便不由分說，關(guān)門毆打?qū)W生，事后反而誣告學生打毀茶館，引起學生公憤，聚集多人交涉。茶館老板雖知理屈，仍氣焰囂張地要求學生立即離開，學生及家長不甘示弱，雙方相持不下。
后來南路堂長及督署參謀劉邦強趕到，查明真相，會同武昌知府梁鼎芬商定，令茶館老板向南路全體學生認罪，用幾頂轎子將留在館內(nèi)的學生抬送回校，并沿途放鞭炮賠禮道歉，才算了事。
本是性情中人生活中的張之洞，原本也是一個性情中人。清代官場，愛玩古物成風，張之洞尤酷嗜此道。
早年張之洞與潘祖蔭等人曾在北京以流連詩酒、賞玩古董字畫出名。后來，張之洞歷任封疆，愛好古玩的雅興不減，且自命精于古物之鑒別。
清朝末年，古玩行情看好，利潤巨大。故仿古贗品也應運而生，而且?guī)缀踹_到亂真的程度。有一年，張之洞在京城以高價購得一古鼎，此鼎乍一看斑斕璀璨，可謂價值連城，其極為自鳴得意?；囟鯐r便大張筵席，遍請僚屬共同欣賞。席間便置古鼎于案，插梅花一枝于鼎中，注水少許以潤花。不料酒過三巡，鼎下竟有水徐徐流出，滿堂驚愕，大掃雅興。
后經(jīng)仔細檢視，方知此鼎并非古銅所鑄，實乃紙板仿制之贗品。張之洞方知為古董商所蒙騙。此事一時在朝野上下傳為笑柄。
張之洞雖祖籍直隸南皮，世人常以“張南皮”稱之，但因其父曾在貴州為官，他生長于貴州，說得一口貴州官話，并無半點北方口音。
張之洞“短身巨髯，風儀峻整”。因身材甚矮，曾有人作畫譏之。武昌橫街頭，到處都是書畫、古玩等店鋪。光緒末年某日，某裱畫店板壁上裱有用水彩畫的“三奇聞”畫幅，畫的是三個矮子的寫生：分別是張之洞、瞿廷韶與巡警道馮紹祝。張之洞貴為總督，身材矮而瘦，瞿廷韶亦以瘦小稱，馮紹祝系粵人，綽號“馮矮子”。畫像突出一個“矮”字，招來許多人駐足觀看，一時轟動省城。
張之洞知道這是店家利用文人的筆墨游戲唱生意經(jīng)，也不介懷，囑僚屬將畫買下，事遂寢。
張之洞出身于官貴之家，本人科舉及第又早，很少知道農(nóng)民的艱難與寒士的困窘。他常說：“未必一個人二三十兩銀子都沒有么？”加上他心性高傲，創(chuàng)辦新政，講究排場；愛好古董字畫碑帖；經(jīng)常請客宴會，詩酒流連；喜歡送禮賞賜，所費不貲。如此，一年到頭結(jié)算下來，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關(guān)時手頭拮據(jù)，便常命人拿物去當鋪典質(zhì)。
清末年間，武昌“維新”等大當鋪有一行情：凡是總督衙門拿皮箱來當，每口箱子當200兩銀子，并不開箱看內(nèi)里是什么東西，只照箱數(shù)付給銀兩。開春后銀根松動，督署再用銀兩贖回箱子。當鋪則賺一筆可觀的利息?？偠降滟|(zhì)，這在清末官場也是奇聞一樁?。?br>在飲食方面張之洞最嗜食鮮果及糕點蜜餞等物，其辦公桌旁常設有小幾，放置各種鮮果及糕餌十余盤，以備隨時取食。每日正餐亦必設水果數(shù)盤及中外佳釀若干種，先以果類佐酒，飲畢進餐。喜蹲椅上據(jù)案而食，不喜垂足而坐。
張之洞還喜愛養(yǎng)貓。臥室中常有數(shù)十只，每親自飼之食。貓有時遺矢于書上，輒自取手帕拭凈，不以為穢。而且還向左右侍者說：“貓本無知，不可責怪，若人如此，則不可恕?！庇纱丝梢娝麑ω埖钠珢叟c寬容。
功過任人評說張之洞自命“楚人”，以湖北武漢為第二故鄉(xiāng)。在他70歲壽慶后，曾有詩自謂“勞歌已做楚人吟”。自命楚人的張之洞，與湖北還有另一層淵源。
張之洞督鄂前，曾于1867年至1870年間任湖北學政。督鄂時，正好是原湖北巡撫胡林翼謝世28年。張之洞11歲即問業(yè)于胡林翼，與其有深厚的師生之情。
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曾并稱為“咸同中興”的三大名臣，但從才識與魄力看，胡林翼居于首冠。不僅左宗棠的入仕仰賴于胡林翼的引薦與提攜，連曾國藩亦對其十分推崇，“奏稱其才勝己十倍”。
胡林翼主政湖北6年，鑒于局勢，重在整飭，政聲頗佳。以他的才具、見識與膽略，本可以成為武漢興辦洋務事業(yè)的巨擘。但當時形勢需要他務實而非通變。1869年9月胡林翼嘔血而死，倒在武漢正式開埠之前，跌倒在洋務運動的門檻之外。成為一位“遠遠超越于頑固派之上，又距洋務派僅一步之遙”的人物。
他的繼任者們，包括總督大臣，與之相比顯得那么的平庸與無能。直到他的門生張之洞登上湖北政治舞臺，才使一切出現(xiàn)轉(zhuǎn)機。歷來以儒臣自命的張之洞，再度來鄂時似乎有著一種“薪盡火傳”的使命感。沿著恩師的足跡，完成恩師未盡之遺業(yè)，“為鄂興百世之利”，應該是張之洞大張旗鼓地施行新政的動因之一。
1861年漢口開埠，本是一個歷史契機。但從漢口開埠直至張之洞督鄂前夕，武漢竟然未創(chuàng)辦一家官辦企業(yè)，也未興辦一所近代學堂。而正是張之洞的到來，才讓一切發(fā)生歷史性的大變革。顯然，并非歷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
假如沒有張之洞長達18年的督鄂，武漢近現(xiàn)代化崛起的歷史就會改寫，武漢在近代中國傲視群雄的光環(huán)也會“褪色”。
曾有論者譏諷張之洞是“種豆得瓜”：如果不是張之洞動議修建那條盧漢鐵路，他或許終身不可能督鄂，也就不可能有“湖北新政”一詞；如果不是張之洞操練的那支湖北新軍，辛亥首義或許不可能在武昌驚天一爆而告成；如果不是張之洞興辦工業(yè)、培養(yǎng)大批產(chǎn)業(yè)工人，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就可能會被改寫。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歷史的詭譎在于，其客觀之歷程與人們主觀之認識間，總有分辨不清的模糊地帶，在歷史的煙塵背后，總有楚人的歌吟。
新政業(yè)績昭著的張之洞，曾一度或被視為“守舊派”，或被看作“康梁一黨”。
中國近代，從魏源到梁啟超，乃至之后的更多中國士人，一直在尋找一個中西文化之會接點，夢想汲取異域文化之精華以興邦。假如從這一角度看，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實與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相近。但具有如此突破性見解的張之洞一向被視作“守舊派”，而胡適則被奉為趨新象征。清末世風之激變，清末民初學界之撲朔迷離，實在超出人們之認知。
頗有意思的是，“守舊”之《勸學篇》當年卻為意見相左的帝、后兩黨共同青睞，而張氏在戊戌政變后不僅未遭貶，反獲重用，其書亦為朝廷所大力推行。故后人常言，張之洞善逢迎，“中體西用”論，涵義廣泛，立論模棱，其間留有不少回旋伸縮余地，讓朝廷人士來作官式的詮解，自圓其說，借此掩護滿清帝制，此言大約不差。
然以真正守舊者之眼光看，《勸學篇》頗有可議之處。戊戌當年已有人上奏：“西學為用，中學為本，此欺人之談也?！庇钟腥~德輝直言，張之洞觀念與康、梁主張“雷同”。
當時看出張之洞與康有為觀念相通者何止葉德輝一人。徐桐到庚子年仍指斥“《勸學篇》盡康說”。若慈禧太后有意黜張之洞，理由原也充分。張之洞能借《勸學篇》以免禍，實因慈禧太后無意廣為株連。其中重要原因，乃政變后“六君子”被殺，久已平息的滿漢軫域又見長，故借《勸學篇》為由放他一馬。
張之洞無疑是“勤篤務實”者。他晚年自號“抱冰老人”，典出《吳越春秋》中“冬常抱冰，夏還握火”，寓刻苦自勵以成大業(yè)之意。故蒞官所至，必有興作。他忠君亦愛國，時刻不忘“挽利權(quán)”，讓人篤信其并非只是一個在官場混混的“琉璃球”。
既濟水電創(chuàng)立之前，不知有多少雙“藍眼睛”盯著武漢水電事業(yè)的高額利潤。正是這位張總督，屢次駁回洋人辦水電之請。理由明擺著，白花花的銀子不能恭手白送給洋人。以后三撥申請雖然打著中國人出資的招牌，走的卻是暗中吸收洋股的路子。一經(jīng)查明，又一概駁回。曾有一撥在申請時瞞騙過關(guān)，動工后卻被查出系“空手道”，背后還是玩洋股花樣，照樣讓它停槁擺槳，上岸回家。而對宋煒臣主持創(chuàng)辦的既濟水電公司，張之洞則給予“政策傾斜”。理由頗簡單：中國人自己投資，而且資金到位。
“紗布絲麻四局”的創(chuàng)建，同樣出于“挽利權(quán)”。四局之中，布局最先開辦。當年洋布大量充斥于市，國人爭購居為奇貨，一般士大夫根本就不會將其與國家利權(quán)相聯(lián)系。而張之洞早在兩廣總督任上就奏請建立織布局。他在奏折中道：“竊自通商以來中國之財溢于外洋者，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既不能禁其不來，惟有購辦權(quán)?！?br>于是，他帶著從英國買回的布機來武漢上任。為讓布局織出好布，他還進口優(yōu)良棉種，制定獎勵辦法，積極推廣美棉。能縝密至讓種棉與織布相配套，足見張之洞絕非那些尸位素餐的封疆大吏。但張之洞畢竟面對的是一群并不杰出的封建官僚。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之積習早讓他們精于趨利避害之術(shù)，而對任何變革都麻木不仁或反感抵制。官場積習使大部分官員身在四局感覺仍似在衙門。當年四局之中，官員有品有級，進門的轎子出門的旗鑼傘蓋少不得，總辦進車間，居然拿轎子抬去抬回。從而也把張之洞抬成“中國負債經(jīng)營的祖宗”。
眼看四局虧空越扯越大，曾經(jīng)賺的亦因貼補于漢陽鐵廠的虧空，自身則變得虛弱不堪。張之洞即改為“官方產(chǎn)權(quán)、招商承辦”。其中的楚興公司由于人才齊全，獲利最大，將近10年竟獲純利1100萬兩白銀，也誕生了后來雄踞武漢的那個“裕大華”。
張之洞實在太看重自己的政績，項目總在隨他個人調(diào)動而調(diào)動。鐵廠、四局本在廣州一地，張之洞移鄂即調(diào)至武漢，僅運費一項也絕非小數(shù)字。后暫署兩江總督時，他又把紗局中尚未建成的一部分帶到兩江，連機器都包裝著運到南京。南京沒辦成又運至上海。沒想到自己又很快回武漢，機器就丟在了上海，結(jié)果賠本36萬兩才算了事。張之洞辦廠確實交了數(shù)額不小的冤枉學費。
但張之洞又實在算得上是一個廉潔的清官，他“任疆寄數(shù)十年，及卒，家不增一畝云”。
1909年（清宣統(tǒng)元年），張之洞在北京逝世，享年73歲。朝野震悼，送挽章者甚多。其中有一副挽聯(lián)寫道：
死者長已矣，云門石甫同悵望；魂兮歸來乎，朝云暮雨各凄其。此聯(lián)中之云門、石甫，皆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即樊增祥、易順鼎之號。聯(lián)文寓譏誚二氏之意。朝云、暮雨據(jù)傳是張之洞的兩妾之名。
張之洞去世后，朝廷賜謚號文襄。無遺產(chǎn)，家境不裕。他的門人僚屬早知道這種情況，所以致送賻儀都比較厚重，然總計亦不過銀萬余兩而不足二萬之數(shù)。張家所辦喪事也就全賴這筆錢，治喪下來所剩無幾。人們每及此事便說：一生顯宦高官，位極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稱廉介云云。辜鴻銘也曾說：“文襄自甲申后，亟力國圖富強，及其身歿后，債累累不能償，一家八十余口何以為生？”
在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中，張之洞的人望最好。左宗棠的偏狹遭人譏議，李鴻章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諷刺就足見人們對其的腹誹。張之洞的愛才好學使他贏得寬厚的清名，他的廉潔也為他掙得很好的官聲。雖然死后未免蕭條，無遺產(chǎn)留于后人，靠饋贈辦后事，但在督鄂期間取得非凡業(yè)績，卻至今為人所稱道。
（未完待續(xù)）
下篇：昔賢流風韻猶存——武漢的名人軼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