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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梵志，一名梵天，隋唐時衛(wèi)州黎陽縣(今?？h)人，著名白話詩人。
王梵志生平、家世不詳?！豆鹪穮舱劇泛汀短綇V記》記有梵志“育于林檎樹癭”、“長于林木之上”的神話傳說，又記他生于隋末王德祖家。據(jù)胡適、鄭振鐸、張錫厚等人考證，梵志約生活在六世紀末至七世紀中下葉，享年80有余。他生于殷富之家。幼年時，家有奴婢，生活充裕閑適，讀過儒家經(jīng)典和詩書。隋末戰(zhàn)亂，家道中衰，僅剩薄田10畝。為家計生活，他農(nóng)忙種田，農(nóng)閑外出經(jīng)商。唐初，繁重賦稅和天災，迫使梵志家產(chǎn)破敗，以致窮愁潦倒，被迫做雇工、幫工。他曾做過監(jiān)鑄官，廉潔奉公，以孟嘗君自況，但任期未滿即被革職。梵志有五男二女，但子女不孝，使他晚年生活無著，成了“身無一物”的“硬窮漢”，甚至衣不蔽體，食不飽腹，被迫沿門乞討。窮困悲慘的生活迫使他半路出家，50多歲又皈依佛門，信仰佛教，以尋求解脫。但他并非嚴守佛門戒律修行之僧徒，而是四處募化求齋，過著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這一時期是他詩歌創(chuàng)作的高潮，直至80歲左右他還寫下不少回憶自己坎坷一生的詩篇。王梵志一生歷盡滄桑，飽經(jīng)憂患，這為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礎。
王梵志一生創(chuàng)作多少詩至今不詳。唐大歷六年(771年)有110首詩手抄本傳世?！端问贰に囄闹尽分浲蹊笾驹娨痪怼Ｃ髑逡詠?，梵志詩漸漸失傳。清康熙年間編纂的《全唐詩》竟將梵志詩屏之門外。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遺書”中才又發(fā)現(xiàn)梵志詩。民國十四年(1925年)，劉復《敦煌拾瑣》?錄王梵志詩一冊。其后，鄭振鐸校錄《王梵志詩》一卷及佚詩16首。國際敦煌學界有不少人研究梵志詩，但未輯錄成集。1983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發(fā)行了張錫厚校輯的《王梵志詩校輯》。該集依據(jù)“敦煌遺書”28種不同寫本及散見于唐宋詩話、筆記小說里的王梵志遺詩，經(jīng)過點校、考釋，整理匯編而成，收梵志詩336首(不含附詩12首)，雖然它遠不是詩人作品的全部，但尚可代表詩人的創(chuàng)作傾向和思想風貌。
王梵志是一位現(xiàn)實主義詩人，他經(jīng)歷了難以想象的悲苦和辛酸，生活把他壓到社會最底層，使他產(chǎn)生和下層人民相近的思想感情。他以通俗的民間語言傾訴人民的苦難和不幸遭遇，深刻揭露了初唐社會的一些矛盾。因此，他的詩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性。正如《王梵志詩·原序》所云：“撰修勸善，戒罪非違，……直言時事，不浪虛談?！彼裕笾驹娚钍苁廊藲g迎。唐宋時，梵志詩風糜于世，遠及西北邊陲，并傳到日本。梵志自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
“梵志詩在唐，不僅民間盛傳之，即大詩人也都受其影響。”王維、皎然、顧況、元稹、白居易、杜荀鶴、羅隱等著名詩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以王梵志為代表的通俗詩派的影響。王維詩《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注云“梵志體”。皎然盛譽梵志詩“外示驚俗之貌，內(nèi)藏達人之度”(《詩式》)。中唐詩人顧況作過多首梵志體五言詩。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同梵志詩意旨共通。因此有人認為，唐代白話詩由初唐王梵志，經(jīng)顧況，到元(稹)、白(居易)得到了發(fā)展，逐漸形成通俗詩派。晚唐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羅隱等進一步發(fā)揮了通俗詩的批判作用。佛寺禪門詩人更直接受梵志詩的影響。著名詩僧寒山、拾得、豐干等寫下許多梵志體詩歌。尤其寒山，更是步梵志后塵，許多詩從內(nèi)容到形式皆承梵志衣缽。宋代仍有許多人模仿梵志體寫詩?！墩f郛》卷七有一詩，不僅模仿梵志手法，甚至直襲梵志原句。江西詩派陳師道、曹祖等也曾搬運梵志詩句。黃庭堅恭維王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范成大巧妙地借用王梵志“千年調(diào)”、“鐵門限”和“土饅頭”詩句，寫下“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的名句。此句后來被《紅樓夢》第六十三回稱引。
王梵志在中國詩歌藝術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他繼承魏晉以來通俗詩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生動的創(chuàng)作實踐開創(chuàng)唐詩一派新風，成為唐代通俗詩派的先驅(qū)和代表。梵志詩的突出特點是口語俚詞、方言俗諺皆采入，既明白如話，又出乎意料，創(chuàng)造出驚世駭俗、奇崛跌宕的詩歌風格，于乖巧的戲虐中表現(xiàn)了深遠的旨意，產(chǎn)生強烈的藝術效果。他注意刻畫各類人物形象，善于捕捉人物形態(tài)的突出特征，加以藝術夸張，以近似白描的手法，便使人物形象躍然紙上。他把民間通俗語言和自由章法引入詩歌，運用隱喻影射、譏刺嘲諷的藝術手法，在喜笑怒罵聲中揭露黑暗和丑惡，鞭撻社會的不公正現(xiàn)象，透過深沉的戲謔和痛苦的調(diào)侃，試圖喚醒人們棄惡從善。這種一反常態(tài)，不同凡響的藝術形式，是王梵志的創(chuàng)造，被宋代詩人推崇為“翻著襪法”。梵志在運用以地獄隱喻人世的傳統(tǒng)手法時又有新的發(fā)展。他既克服那種內(nèi)容空泛、思想偏狹、單純追求趣味和揶揄的傾向，又擺脫單純調(diào)笑的格調(diào)，表現(xiàn)出深沉悲憤和濃郁蘊藉的思想感情。在有些詩里，他還利用奇巧的對比，豐富和開擴通俗詩的藝術境界，進一步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梵志詩為唐詩藝術的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它的形式還不夠完善，甚至顯得很粗糙，特別是宣揚佛教禪理、世訓家訓一類詩作更顯平庸。
王梵志的世界觀和哲學思想是復雜的，而且充滿著矛盾。他有積極、進步的一面，也有消極、落后的一面。梵志思想的主要成份是佛教和儒學。他有許多詩宣傳佛教的哲理教義，過多地渲染地獄陰森可怖及業(yè)道姻緣、輪回報應的佛門說教，勸導人們寄希望于未來世界。同時，他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他在詩中不時鼓吹“忠孝”、“仁義”等封建道德和“忍辱”、“保身”等處世哲學。有時佛、儒思想又雜揉一爐，灌輸統(tǒng)治階級的反動說教。當王梵志身處社會底層以后，他的世界觀發(fā)生某些變化，他試圖突破佛教哲學和儒家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他的思想已萌發(fā)出樸素的辯證因素。他利用身、影、人、像的關系比喻人生，比那種宣揚天堂地獄為中心的佛教思想前進了一步。“有生皆有滅，有始皆有終”的詩句，已表現(xiàn)出他宇廟觀中的積極因素。他信仰佛教以后并未消除苦惱和困惑，反而使他清醒過來，逐漸認識到社會的不平等，他在許多詩里，以當時進步的平等觀念抨擊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象，分析現(xiàn)實人生，追求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社會理想，表現(xiàn)出一個政治詩人應有的氣魄和膽識。他指出“賦役既不均，曹司即撩亂”，“戶役一概差，不辨棒下死”，強烈要求“差科取高戶……處分須平等”，并大聲疾呼“但行平等心，天亦念孤獨”，“差科能均平，欲似車上道”。主張“無論貧與富，一概總須平”。由于時代的局限，王梵志還不能認識到不公正、不平等的現(xiàn)象是封建社會制度造成的，他的思想能適應勞動人民實現(xiàn)平等、平均的要求，已屬難能可貴。
王梵志在儒家思想影響下，逐漸形成一套比較完整的處世哲學，長期受到僧俗人士的歡迎。他有不少家訓、世訓格言詩，勸導世人公正、仁義、誠實。如“得他一束絹，還他一束羅”，“鳥饑緣食亡，人能為財死”，“官職莫貪財，貪財向死親”，“邪謠及妄語，知非總勿作”，“結(jié)交須擇善，非識莫與心”等等。這些詩句雖然儒家色彩濃厚，卻已接近人們長期信守的道德觀念。他的人生哲學有時流露出來與世無爭的消極思想，勸導人們安于貧困。如“無牛亦無馬，不悉賊抄驚?！薄安辉复蟠蟾?，不愿大大貧。昨日了今日，今日了明晨。”“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王梵志】（約590-660）
唐初詩僧。原名梵天。衛(wèi)州黎陽（今河南?？h）人。詩歌以說理議論為主，多據(jù)佛理教義以勸誡世人行善止惡，對世態(tài)人情多諷刺和揶揄，對社會問題間或涉及。多數(shù)作品思想消極，格調(diào)不高。語言淺近，通俗幽默，常寓生活哲理于嘲諧戲謔之間。藝術上比較粗糙，但對認識初唐社會和研究白話詩的發(fā)展有一定參考價值。對初唐盛行的典雅駢儷詩風有一定沖擊作用。原有集，已佚。有今人整理本《王梵志詩校輯》，收詩348首。
百年爬梳 百年開掘
──敦煌《王梵志詩集》由 流散域外到輯集研究回眸
（河南大學 齊文榜）
內(nèi)容提要
本文回顧百年來敦煌寫卷《王梵志詩集》由流失域外,散藏各國,學者們艱難搜錄,爬梳整理,到最終化零為整,輯集研究的漫長學術歷程，從而勾勒了在我們民族那段苦難的年代里,老一輩學者拳拳的赤子之心，與學術上艱辛追求的足跡，展示了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一代學者承前啟后，努力創(chuàng)建的輝煌學術業(yè)績，同時也指出王梵志及其詩研究方面有待進一步解決或深入的問題。
關鍵詞 王梵志詩集 整理研究 百年總結(jié)
王梵志是唐代享譽甚高的白話詩人。他的詩歌唐宋時曾廣為流傳，頗有影響，皎然《詩式》、范攄《云溪友議》、胡仔《苕溪漁隱叢話》等近二十種著述俱有稱引。鄭樵《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亦皆著錄《王梵志詩一卷》。唐代，王梵志的詩歌還遠傳國外，日本平安朝時代（784—897，當我國中晚唐時期）藤原佐世編《日本國現(xiàn)在書目錄》三十九《別集家》著錄“王梵志集二，王梵志詩二卷”〔1〕。然明代以后，王梵志詩歌傳者漸少，至清編《全唐詩》，竟只字未收他的作品。
晚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神奇的敦煌藏經(jīng)洞打開，大批珍貴的唐五代寫卷、刻本重見天日，其中就包括《王梵志詩集》的多個寫卷。這批隔世再現(xiàn)的文化寶藏，內(nèi)憂外患的清政府根本不予重視。相反，當時列強在華的一批文化間諜聞到消息，紛紛來到西域掠取這批寶藏，致使這批文化珍品空前驚人地流散域外；《王梵志詩集》也隨同蒙難，被劫藏到英、法、俄等國。于是我國幾代學者懷著拯救民族文化遺產(chǎn)的崇高責任心，開始了對敦煌寫卷、包括《王梵志詩集》的追蹤搜錄，爬梳整理的漫長歷程。迨建國以迄于今，《王梵志詩集》敦煌寫卷已化零為整，校訂結(jié)集，注釋研究，產(chǎn)生了多部數(shù)十萬甚至近百萬字的煌煌巨著。人世滄桑，撫今追夕，回眸百年來敦煌寫卷《王梵志詩集》由流散域外，到輯集研究的學術歷程，可使人深深感受到在我們民族那段苦難的年代里，老一輩學者拳拳的赤子之心與學術上的艱辛追求，及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新一代學者承前啟后、努力創(chuàng)建的輝煌學術業(yè)績。這對激勵當代學人進一步增強民族意識，重視敦煌乃至整個民族文化文獻的研究與整理，以加快社會主義新學術、新文化建設，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王梵志詩集》的流散與整理結(jié)集
光緒三十三年（1907）及此后的二十年間，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先后四次到我國西域，將大批敦煌卷子及繪畫等文物秘密盜往英國，總量近萬件，今藏不列顛博物院。其中《王梵志詩集》寫卷有下列十二個：⑴ S.0788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集 并序 上”。卷末三次題記：“大云寺學士郎鄧慶長?！痹須垞p，序文尚全，存詩十五首，殘詩三首。⑵ S.1399原卷前后與上下嚴重殘損，唯存殘詩十三首。⑶ S.2710原卷末題“王梵志 一卷”，接有題記：“清泰四年丁酉歲十二月合書，吳儒賢書，從頭自續(xù)泛富川?！保ò?五代后唐末帝“清泰”只有三年，丁酉歲為后晉高祖天福二年，公元937年，題記有誤）存詩六十五首，殘詩一首。⑷ S.3393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一卷”，卷末題“王梵志詩一卷盡”?？杀娴娜掌谟小岸露薄ⅰ岸率恕钡?，余則涂抹不清。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⑸ S.4277原卷前后皆殘，存詩二十三首。⑹ S.4669原卷前后俱殘，存詩二十二首，殘詩五首。⑺ S.5441原卷前為“季布罵陣詞文”，詞文末有題記：“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978）四月十日泛禮目學士郎陰奴兒自手寫季布一卷?！贝螢橥蹊笾驹?，卷前三次題“王梵志詩集卷中”。卷末殘，存詩十九首，殘詩二首。⑻ S.5474原卷前后嚴重殘損，唯存詩四首，殘詩一首。⑼ S.5641原卷前后殘損，唯存詩二十五首，殘詩二首。⑽ S.5794原卷前后殘損嚴重，上方亦有殘損,唯存十一行，殘詩十二首。 ⑾ S.5796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集卷上 并序”。次為序之全文。次存詩二首，殘詩一首。余皆殘損。⑿ S.6032原卷前后嚴重殘損，唯存詩四首，殘詩一首。
另有S.0516《歷代法寶記》載無住和尚引王梵志詩一首。
光緒三十四年,法國人伯希和從敦煌竊走文書精品六千多件，今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其中《王梵志詩集》寫卷有下列十五個：⑴ P.2607原卷題“王梵志詩一卷”。此卷為習字者信筆所書，僅有詩半句。⑵ P.2718原卷前一部分為王梵志詩，首末題“王梵志詩一卷”，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后部分為《茶酒論一卷并序》，題下署“鄉(xiāng)貢士王敷撰”，卷末有題記：“開寶三年壬申歲正月十四日知術院弟子閻海真自手書記?！保ò矗骸伴_寶三年”為庚午，公元970年；“壬申歲”為開寶五年，題記有誤）⑶ P.2842原卷為卜筮書，已殘。背面系用道書紙補綴，補綴的道書為《太上玄一真人真錠光說無量妙道轉(zhuǎn)神入定妙經(jīng)》殘文；接為王梵志詩，首題“王梵志詩一卷”，末有題記：“己酉年二月十三日學士郎 全文?！比晃ㄤ浽娛氖住＂?P.2914原卷前部分殘損，卷末題“王梵志詩卷第三”。次行題記：“大漢天福三年庚戌歲閏四月九日金光明寺僧自手建記寫畢?！贝涡杏诸}記：“大漢天福三年歲次甲寅七月二十九日金光寺僧大力自手記?！备粜蓄}：“王梵志詩卷第一。”下接書《兄弟須和順》詩一首。（按：“庚戌歲”為后漢隱帝劉承祐乾祐三年，公元950年，題記年號或干支有誤）存詩二十一首，殘詩二首。⑸ P.3211原卷首尾俱殘，存詩五十七首，殘詩四首。⑹ P.3266原卷前后殘，存詩四十一首，殘詩一首。⑺ P.3418原卷前后俱殘，存詩四十六首，殘詩一首。⑻ P.3558原卷卷端題“王梵志詩一卷”，卷末題“三年正月十七日三界寺”。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⑼ P.3656原卷首末題“王梵志詩一卷”，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⑽ P.3716原卷首末題“王梵志詩一卷”，存詩九十一首，殘詩一首。⑾ P.3724原卷首末皆殘，存詩二十二首，殘詩一首。⑿ P.3826原卷前一部分為佛教文字；后部分為王梵志詩，首題“王梵志詩集卷 ”，接錄詩半首。⒀ P.3833原卷前部分殘，卷末題“王梵志詩卷第三”，次行題記：“丙申年二月拾九日蓮臺寺學郎王和通寫記?！贝嬖娢迨?，殘詩二首。⒁ P.4094原卷前一部分殘，下方亦殘損多處，卷末題“王梵志詩集一卷”，次行題記“王梵志詩上、中、下三卷為一部，又（下殘五至七字）”；次行又題記“維大漢乾祐二年（949）歲當己酉白藏南（下殘五至六字）”，次行接書 “葉節(jié)度押衙樊文升奉 命遣寫詩（下殘三至四字）”，次行接書“冊謹錄獻 上伏乞 容納請賜（下殘三至四字）”。存詩五十八首，部分詩有殘損。⒂ P.5916原卷題“王梵志詩集卷上”，原卷情況尚不清楚。
另有P.2125《歷代法寶記》、P.3201與P.3876之《佛書》三個寫卷，各引王梵志詩一首。
自光緒二十六年至1914年間，沙俄奧勃魯切夫、鄂登堡等先后到敦煌，竊往沙皇俄國的寫卷達萬件以上，長期深鐍幽閉，秘不示人。1963年莫斯科出版《亞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漢文寫本解說目錄》第一冊，其中《王梵志詩集》寫卷有下列五個：⑴ Дх.1456原卷卷首殘損，卷末題記：“大歷六年（771）五月 日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沙門法忍寫之記。”大歷為唐代宗年號。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詩寫卷，與斯坦因、伯希和所劫王梵志詩寫卷的內(nèi)容皆不同，文獻價值極為重要。此卷存詩四十四首，部分文字殘缺。⑵ Дх.1487原卷首末俱殘，下部邊緣亦殘破，唯存二十四殘行，詩十三首，部分已殘。 ⑶ Дх.1488原卷前后俱殘，唯存二十四行，詩二十一首，部分詩句已殘。 ⑷ Дх.2852原卷前后俱殘，唯存五殘行，詩一首，殘詩二首。⑸ Дх.2871原卷前后及上部皆殘，唯存十五行，詩八首，部分已殘。
除上述三個地方所藏寫卷外，《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敦煌遺書散錄》〔2〕著錄李盛鐸藏有“散.219”號，為“王梵志詩卷一，辛巳年十月寫本”，尚未公之于世；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藏一王梵志詩敦煌寫卷，為王梵志詩集一卷抄本，存詩八首。
綜上，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共三十四個（不含其它四個征引王詩的寫卷）。其中明確題署卷次者十七個，其編次可分為三種類型：（1）三卷本，即題有卷第一、第二、第三，與卷上、卷中、卷下之三卷本；（2）一卷本，即標明為一卷本者；(3)法忍本,即法忍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本。目前，三卷本的兩種序號內(nèi)，前者只存“卷第三”，后者唯存“卷上”、“卷中”，兩相對應的卷次尚未發(fā)現(xiàn)，因此兩種編次的對應各卷，所收作品是否完全相同，一時還難以斷定。另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三種編次之各卷作品，亦無一首彼此相互重復。至于唐宋詩話、筆記、小說中所引王梵志詩歌，也無一首與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本中的作品相重復。
上述敦煌王梵志詩寫卷庋藏于各國的情況，是學者們、主要是我國的學者們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才查考清楚的。1920年，我國學者劉復（字半農(nóng)）赴法國巴黎留學，最先親睹海外的敦煌文獻，并加以抄錄整理。1925年他把從巴黎抄回的三個王梵志詩寫卷編入《敦煌掇瑣》：“瑣三○”（P.3418）、“瑣三一”（P.3211）、“瑣三二”（P.2718）〔3〕。其中，只有“瑣三二”原卷題記標明“王梵志詩一卷”；另外兩個由于原卷殘損，只籠統(tǒng)題為“五言白話詩”，實際亦是王梵志詩寫卷。這是明代以來數(shù)百年間，王梵志的作品第一次被鄭重揭舉，使學界受到極大震動。此后，王梵志及其詩歌的研究，也由懵懂走向自覺。1926年前后，時為北京大學教授的胡適，趁赴歐洲游覽考察之機，有意識地閱讀了《王梵志詩集》的部分敦煌原卷。1927年胡適發(fā)表《白話詩人王梵志》一文〔4〕，1928年又出版《白話文學史》〔5〕，其中即有錄自敦煌原卷的王梵志詩歌多篇。迨1935年，鄭振鐸編輯的《世界文庫》第五冊出版，收入《王梵志詩一卷》與《王梵志拾遺》〔6〕?！锻蹊笾驹娨痪怼废祿?jù)P.2718、P.3266兩個王梵志詩寫卷校錄而成；《王梵志拾遺》則據(jù)胡適《白話文學史》所引P.2914寫卷中的五首王梵志詩，及散見于唐宋詩話、筆記、小說中的王梵志遺詩匯集而成。該冊《文庫》收錄王梵志詩數(shù)量雖不多，但卻是王梵志詩的最早輯錄本，文字?？焙驮姼璺质滓噍^《掇瑣》前進了一步。然而，伯希和劫取的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到底有多少種？上世紀六十年代，北京大學教授王重民編輯的《伯希和劫經(jīng)錄》〔7〕出版，才將巴黎藏王梵志詩寫卷的概貌反映出來。巴黎所藏敦煌王梵志詩寫卷有十個：P.2718、P.2842、P.2914、P.3211、P.3266、 P.3558、P.3656、P.3716、P.3833、P.4094等；另外兩個P.3418、P.3724標為“五言白話詩殘卷”者，經(jīng)后來考證，實際亦是王梵志詩寫卷。
倫敦所藏王梵志詩寫卷，日本昭和七年（1932）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八十五卷首先收入S.0778寫卷一個。1936年，我國學者向達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閱覽了倫敦所藏五百個左右的敦煌寫本，先后寫出了《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目錄》〔8〕，著錄了S.0778、S.2710、S.3393、S. 5441、S.5474、S.5796等六種王梵志詩寫本。1957年我國學者劉銘恕，據(jù)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攝全部敦煌原卷膠片，編成《斯坦因劫經(jīng)錄》〔9〕?！督俳?jīng)錄》明確著錄倫敦藏王梵志詩寫卷有十個：即向氏著錄的六個，再加S.1399、S.4669、S. 5641、S.5794四個；同時著錄的兩個“禪詩”寫卷S.4277與S.6032，后經(jīng)考證，也是王梵志詩寫卷。劉銘恕還考證出P.3211（即“瑣三一” ），正是S.5441王梵志詩集“卷中”的內(nèi)容，從而使長期按無名氏“五言白話詩”處理的P.3211寫卷，亦歸入王梵志詩集中。至此，斯坦因劫經(jīng)中王梵志詩寫卷的面貌，也基本得到澄清。
鄂登堡等所劫王梵志詩集的五個寫卷，除Дх.1456原卷題記明確標為“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外，后四個寫卷經(jīng)張錫厚考證，Дх.1487與Дх.2871兩個寫卷的詩，已見于P.3833王梵志詩集卷第三；Дх.1488中的詩，已見于P.2718王梵志詩一卷；Дх.2852中的詩，則見于P.3418與P.3724兩個王梵志詩殘卷〔10〕。所以這后四個卷子，當然也是王梵志詩寫卷。
第一個將敦煌王梵志詩寫卷化零為整、編輯散篇斷簡為專集者，是我國學者張錫厚的《王梵志詩校輯》。該書成稿于1979年，1983年10月由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前五卷大體據(jù)敦煌原卷“卷次”編排，收入斯坦因、伯希和與俄藏王梵志詩寫卷二十九個（Дх.1456號因當時尚未完整公布，僅錄詩六首）。張氏曾用竭澤而漁的辦法，查閱了倫敦所藏斯坦因劫經(jīng)全部編號（0001─6980）的膠片，巴黎所藏伯希和劫經(jīng)的有關照片，及王梵志詩的相關資料〔11〕，因此除少數(shù)幾個卷子由于種種原因未能獲見外，《校輯》前五卷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已知的王梵志詩敦煌寫卷。張氏還把《詩式》、《云溪友議》、《林間錄》、《梁溪漫志》、《焦氏易林》等十九種詩話、筆記、小說、類書、佛藏等典籍中散見的王梵志詩三十四首，一并輯為第六卷。全書共收詩三四八首〔12〕，成為一時輯詩最多、最全的本子。該書系統(tǒng)地從敦煌遺書中爬梳輯集成王梵志詩歌的“全集本”，是中外敦煌學界前所未有的一大創(chuàng)獲，實現(xiàn)了幾代學者夢寐以求的心愿。
法國漢學家保羅·戴密微，長期整理研究王梵志詩歌。他的《王梵志詩集·附太公家教》（后附校注）與張錫厚《校輯》先后成書，他去世后的1982年在巴黎出版，然收詩數(shù)量及文字校訂皆不及張錫厚《校輯》。
王梵志詩歌的釋注，據(jù)筆者所知始于趙和平、鄧文寬《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見《北京大學學報》1980年第5、6期），然只限于P.3211、P.3418兩個卷子。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臺灣學者朱鳳玉《王梵志詩研究》（分《研究篇》與《校注篇》）出版〔13〕。朱氏校訂釋注的王梵志詩歌數(shù)量雖有增加，但文字校訂仍有不少缺陷。
1991年10月，項楚《王梵志詩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編次，前六卷仿戴密微《王梵志詩集》及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卷七收入項氏1988年8月從歐洲友人處新獲得的法忍大歷六年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殘卷（即Дх.1456號）影本中的詩四十四首，又吸收朱鳳玉的研究新成果，將Дх.1456號與S.4277號合并。此前朱氏曾證明，這兩個殘卷原為法忍抄“王梵志詩一百一十首”的同一個寫卷，因斷裂為二，才被劫藏兩地。因此張錫厚《校輯》判作存疑的S.4277號殘卷中的詩，亦被項楚錄入王梵志詩正文，從而使該書校錄的王梵志詩總數(shù)達三九○首之多，成了《王梵志詩集》自流散域外以來的真正的“全輯本”。在王梵志詩寫卷的文字考訂方面，項氏前此曾發(fā)表過一系列論著，諸如《〈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校注〉補正》、《〈王梵志詩校輯〉匡補》、《王梵志詩校注》等等〔14〕，“其間新見勝義，紛陳疊出，鉤沉發(fā)微，創(chuàng)獲實多，堪稱王梵志詩校理方面的空前絕后之作”〔15〕。待此書出，文字考訂益加精粹。該書還對王梵志詩歌的語詞事典詳加訓釋，功力獨到；對三類不同編次寫卷的編輯年代的考證，亦頗多新見（此點下文述及）。全書煌煌八十萬字，成為目前《王梵志詩集》校訂與釋注的集大成之作。
王梵志及其詩歌的研究探討
王梵志及其詩歌的研究探討，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㈠始創(chuàng)期，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至建國前。對王梵志及其詩歌地研究探討，應當說，是與對其詩集地爬梳整理同時開始的。然而，若論對王梵志及其詩歌自覺地加以研究開掘，則是從胡適開始的。1927年，胡適的《白話詩人王梵志》一文發(fā)表，這是現(xiàn)代學術界率先對王梵志及其詩歌所進行的多方面探討；1928年胡適又出版了《白話文學史》，該書第二編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話詩”，辟出“白話詩人王梵志”專節(jié)，對王梵志及其詩歌加以全面介紹。胡適研究的貢獻有三個方面：第一，依據(jù)當時僅見的幾個標有年代的寫卷,及《桂苑叢談》、《太平廣記》等筆記和小說中的有關資料，最先考證出王梵志的生活時代與家世籍貫，指出王梵志是隋末唐初的衛(wèi)州黎陽（今河南?？h）人。第二，胡適最先考證出《王梵志詩集》唐時“共有三卷”，且盛傳于民間；另外，費袞《梁溪漫志》卷十、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等書中還存有佚詩十首，從而使學界第一次對王梵志詩歌有了大體的了解。第三，胡適還第一次從文學史的高度盛贊王梵志是七世紀的“白話大詩人”，其詩“流傳很遠，遂開白話詩的風氣”，盛唐時期的寒山、拾得等都是學習王梵志的，且一直影響到宋代黃庭堅、范成大等一批詩人。胡適開創(chuàng)性研究成果的發(fā)表，使沉寂了數(shù)百年的王梵志及其詩歌，終于又回到唐代詩壇，并開始在文學史上贏得一定的地位。
胡適對王梵志的研究，引起了當時學者們的廣泛關注。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第五章“唐代的民間歌賦”〔16〕，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第十三章“初唐的詩歌”等〔17〕，都紛紛將王梵志及其詩的研究成果寫入書中。鄭振鐸稱王梵志是“真正的白話詩人”；劉大杰說王梵志“在唐初詩壇中不受時尚，而又對后代大詩人發(fā)生過影響，在文學史上是應當給他一點介紹的”。
中國學界對王梵志的研究，也引起了世界敦煌學界的極大興趣。1933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的《鳴沙余韻解說》一書出版，首先向日本讀者介紹了王梵志和他的詩歌。矢吹氏認為，現(xiàn)有的《王梵志詩集》“就其通俗的白話語言來看”與“鄉(xiāng)黨學究所作”“亦是同類作品”。矢吹氏的話為后來《王梵志詩集》的作者以及詩歌的通俗性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啟示。但是矢吹氏以為：“王梵志或許是王維?！薄?8〕這一看法則是不可取的。小沼勝衛(wèi)編纂的《隋唐盛世》一書，在介紹王梵志詩歌的同時，指出“中唐由元、白倡導興起來的平易詩風，也并不是突然興起的”，王梵志便是“其出色的先輩”〔19〕。這一論述，為唐代通俗詩派的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
㈡發(fā)展期，自建國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此期由于種種原因，國內(nèi)王梵志研究顯得比較冷清，唯楊公冀的《唐民歌二八篇考釋后記》，以詩、史互證的方法確鑿地考證出“王梵志詩”創(chuàng)作于初唐至開元（713─741）年間〔20〕；此外就是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的幾部文學史，從唐初租庸調(diào)剝削的殘酷、不同階級貧富的懸殊、人民深表不滿等方面，對王梵志詩歌作了簡略的介紹〔21〕。比較而言，此期國際敦煌學界的王梵志研究卻相當活躍，日本學者內(nèi)田泉之助、入矢義高、神田喜一郎、金岡照光，法國學者戴密微等一批研究王梵志詩歌的學者，圍繞王梵志的時代生平、詩歌內(nèi)容、詩歌藝術與文學史地位及影響等問題，深入研究，爭鳴熱烈，成就引人注目。如王梵志生活的時代，有的贊成胡適成說；有的則另標新異，或以王梵志是天寶、大歷間（742─779）人，或說王梵志乃晚唐人，他們認為“象胡適那樣，把王梵志生年提前到大約六○○年左右的隋朝是根本不合適的”〔22〕。甚或，有的學者干脆否定王梵志其人的存在〔23〕。關于王梵志的身份，學者們也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有的以為王梵志是西域“胡僧”或“化俗法師”〔24〕，有的說王梵志是寒山一樣的“僧侶詩人”〔25〕等等。
與王梵志研究相關的一個問題是，《王梵志詩集》中的作品是否為王梵志一人所作？這個問題，過去一直被學者們所忽略。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在精心研究當時所知為王梵志作品的十多種敦煌寫卷后，首先指出：“很有可能，王梵志的名字已經(jīng)和一種多少照他的方法模仿寫出來的新詩聯(lián)系在一起，人們從這種詩中得到啟發(fā)，并把這一切都歸于王梵志筆下。”也就是說《王梵志詩集》的作者并非一人。戴氏認為，只有“編過號的三卷王梵志詩”，“才配得上他的大名”；而沒有編號的一卷王梵志詩，“顯然是一本由佛教僧侶編纂的一本有教育意義的簡易讀物”〔26〕。以后的研究表明，戴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關于王梵志其人，此期的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而對王氏詩歌卻大都予以肯定。學者們認為：王詩內(nèi)容方面呈現(xiàn)出多義性和矛盾性，既有佛教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等說教，也有儒家倫理道德的宣揚；既描寫社會貧富不均、民不聊生，官吏貪贓枉法、橫征暴斂的現(xiàn)實，也抒發(fā)做好事不得好報、嘲弄諷刺的牢騷等等，內(nèi)容十分廣泛。而王梵志詩歌藝術上的特點，此期學者們探究得并不多，只是就總體上概括地、粗線條地加以描述。入矢義高認為，“在王梵志詩中占支配地位的通俗性上，他所表現(xiàn)的則全是樸素無華”，“作為文學鑒賞的對象，他的詩是不能以一般唐詩的詩格來約束的”，“王梵志那樣的詩，和通念上的唐詩很難相稱，是一個特異的存在……可以同他相比的類似作品是沒有的”〔27〕。這番話，指出了王梵志詩歌獨特的藝術個性。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對比寒山的詩歌說：“他們的作品以說理的教訓詩為特點，其中常常使用宗教的語言。一般地說，王梵志重在鄙俗的民眾教化，寒山則具有濃厚的禪宗色彩，他們都愛使用當時不見于詩書的生硬俗語?！薄?8〕至于王梵志詩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學者們也有所涉及。內(nèi)田泉之助指出，王梵志“率先以平易口語詩開一代風氣”，他“也許正是口語詩的先驅(qū)”，影響直到盛唐的寒山、拾得，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使詩歌口語化傾向得到進一步發(fā)展”〔29〕。
?、绶睒s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與上一時期恰恰相反，此期國際敦煌學界王梵志研究顯得比較冷清，雖有論著發(fā)表，但研究進展并不大，唯日本學者菊地英夫在《唐代敦煌社會的外貌·民眾的詩》中談到：王詩中的很多詞語在日本詩人山下憶良《貧窮問答歌》中出現(xiàn)，盡管二者直接抒發(fā)感想的描寫并不完全相同，但“敦煌古寫本同日本古典作品的淵源關系是顯而易見的”〔30〕。菊地氏這段話，為進一步研究王詩在海外的影響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與國際敦煌學界冷清的局面相反，此期國內(nèi)的王梵志研究如火如荼，異常活躍。參加研討的不僅有老一輩的著名學者任半塘、金啟華等，更有一大批后起之秀；無論在研究的多角度與多層面性，抑或在開掘的深度與廣度等方面，都大大超過了前兩個時期，其成就之卓異，令人驚喜。1980年張錫厚的《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淺論》、《唐初白話詩人王梵志考略》兩文分別在《文學評論》第五期、《中華文史論叢》第四輯上發(fā)表，拉開了此期國內(nèi)王梵志研究的序幕，同時也標志著王詩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二文充分利用張氏普查全部敦煌寫卷所發(fā)現(xiàn)的王梵志新材料，大氣包舉，對以往國際國內(nèi)敦煌學界在《王梵志詩集》的作者、時代生平、詩歌內(nèi)容與藝術個性等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一一加以梳理，考證論述，力求詳贍。例如關于王梵志的時代，張氏認為，王梵志不是晚唐五代人，因為Дх.1456號的題記明明白白寫著中唐代宗“大歷六年五月”，“沙門法忍”已經(jīng)在抄寫王梵志的詩卷了；王氏也不是天寶、大歷間人，因為據(jù)P.4978所載王道《祭楊筠文》，“大唐開元二十七年……黎陽……王梵志直下孫王道”祭奠楊筠時，王梵志已經(jīng)“故”去。所以結(jié)論鑿鑿：王梵志只能是隋末唐初人；籍貫衛(wèi)州黎陽，而并非西域。
1983年，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問世。此書《前言》與這一時期張氏在各種刊物上發(fā)表的多篇相關論文，如《論王梵志詩的口語化傾向》、《唐初通俗詩人王梵志》〔31〕等，對王氏詩歌藝術進行了系統(tǒng)、深入的探討。張氏以為王詩的主要藝術特征，首先在于比較注意刻畫唐初社會的各類人物形象，通過捕捉人物某一方面的突出特點，運用藝術夸張的手法和簡練概括的語言，著墨不多而人物形象便躍然紙上。其次，善于運用含沙射影、譏刺嘲諷的藝術手法，在嬉笑怒罵中揭露人們靈魂深處的黑暗與丑惡的東西。再者，王詩長短不拘，文白夾雜，口語俚詞，俗諺方言皆可入詩，既明白如話，又往往出人意料，創(chuàng)造出驚世駭俗、奇崛跌宕的詩歌風格。其不足之處是“形式還不夠完善，甚至顯得很粗糙”等等。這是當時學界中對王詩藝術特征所作的最為全面、系統(tǒng)和透辟的論述。此后，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總纂的《中國文學通史系列·唐代文學史》之上編“初唐盛唐文學”部分，張錫厚又以第八章一個整章的篇幅，介紹王梵志及受其影響的通俗詩人的詩歌〔32〕。至此，王梵志在唐代詩壇上，第一次贏得與王、孟、高、岑等著名詩人同等相待的殊榮。
老一輩學者任半塘先生在《王梵志詩校輯·序》中，對王詩的藝術也有非常精辟的概括：“若認真評價王梵志詩，實大奇特，全用五言，而翻騰轉(zhuǎn)折，深刺淺喻，多出人意外。其民間氣息之濃，言外韻味之厚，使讀者不由不跟著他歌哭笑怒，不能自持?！辈⑵涮攸c精練地概括為“俗”和“辣”：“俗”因王詩語言通俗，口語俚詞皆可入詩，形式自由，信口信手隨意拈弄，且大大開拓了詩歌題材的社會領域，選取一些掙扎在下層的人物形象，捕捉常見的人情世態(tài)，一一加以描述，既明白如話，又蘊含一定哲理，既容易激起人們的情趣，又發(fā)人深省；“辣”由詩人重視詩歌懲惡勸善的社會功用，敢于揭露某些不合理的社會現(xiàn)象和人們靈魂中粗俗卑惡的一面，揶揄嘲諷，無情鞭打，逐漸形成了一種潑辣犀利的詩風。
任、張別開生面的研究成果，極具啟迪意義，學者們紛紛起而參加王詩的研究探討，從而掀起了一個國內(nèi)王梵志研究熱，論文著述如雨后春筍，新見勝義若波瀾層疊。舉其要者，唐長孺的《讀王梵志詩偶見》、周啟成的《王梵志詩的藝術特征》、項楚的《王梵志的一組佛教哲理詩》等等〔33〕，各抒新見，互有發(fā)明。其間港臺學者也有不少論著發(fā)表，如潘重規(guī)的《敦煌王梵志詩新探》〔34〕、朱鳳玉的《王梵志詩研究》等，也極具價值。
1991年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出版，該書《前言》部分是項氏多年研究王梵志及其詩歌的結(jié)晶。項氏在精心遍注王詩的基礎上，又廣泛借鑒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能高屋建瓴，后來居上，在王梵志研究方面頗多創(chuàng)獲。如上文提到的《王梵志詩集》的作者，及三種不同編次寫卷的編輯年代問題，是歷來聚訟紛紜的難題。項氏在廣征文獻，作深入細致地考證后認為，《王梵志詩集》中的作品，并非王梵志一人所作，《王梵志詩集》也非一時編輯而成。這一看法雖為前人提出，但項氏的分析顯得更加剴切穩(wěn)妥。項氏認為，王梵志全部作品可分為四個部分：（一）敦煌寫卷中有編號的三卷本《王梵志詩集》（項氏《校注》之一、二、三卷，包括卷五中的寫卷）；（二）敦煌寫卷中標明為一卷本的《王梵志詩集》（項氏《校注》之卷四）；（三）法忍抄“一百一十首”《王梵志詩集》（項氏《校注》之卷七）；（四）散見于詩話、筆記、小說中的王梵志詩歌（項氏《校注》之卷六）。三卷本《王梵志詩集》主要作于初唐及武則天時代，編成于開元以前，因為其中絕對看不到禪宗南宗思想的影響，而南宗禪的興盛是在開元以后。法忍本《王梵志詩集》主要部分乃“盛唐時期的產(chǎn)物”，因為“其中有許多作品明顯地表現(xiàn)出禪宗南宗的思想”。至于一卷本《王梵志詩集》，乃是在《太公家教》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太公家教》成書于八世紀后半期，所以“一卷本《王梵志詩集》編寫于晚唐時期”，當“出于唐代一位民間知識分子之手，而借用了王梵志的大名，以廣流傳”。法忍本、一卷本的詩，不見于三卷本《王梵志詩集》，原因正在其后成。而散見的王梵志詩歌“產(chǎn)生在《詩集》編定之后……是在從盛唐、中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很長時期內(nèi)陸續(xù)產(chǎn)生，并附麗于王梵志名下的”，所以這些詩也不見于三卷本、法忍本、一卷本的《王梵志詩集》。結(jié)論：“王梵志詩是若干無名白話詩人作品的總稱?！表検系姆治銮兄锌萧欤挂酝J為《王梵志詩集》乃王梵志一人所作的看法，顯得有些過于絕對化了。
王梵志詩雖為若干無名白話詩人作品的總稱，但對王梵志其人，項氏并不否認，且認為最能代表其“特點和成就的，仍然是三卷本《王梵志詩集》”。因此項氏所論王梵志詩歌的思想和藝術，也是就三卷本詩集而言的。項氏指出，王梵志雖被說成是佛教詩人，但其作品在反映現(xiàn)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具有以下嶄新的特點：首先，杜甫以前，初唐文人詩歌完全沒有觸及勞動人民的生活；產(chǎn)生在這一時期的王梵志詩歌，不但第一次集中地、大量地表現(xiàn)了社會下層的生活圖景，而且由于王梵志是從社會底層的內(nèi)部觀察人民的生活，并作為人民的一員唱出人民的痛苦，因此它比文人的詩歌更真實、更具體、更深刻。其次，王詩反映的不僅是社會歷史的真實，而且是心靈的真實，展示了人們的內(nèi)心世界，幫助我們深刻而真實地感受到那個社會、特別是社會下層的心理氣氛和思想脈搏；王詩中還反復表現(xiàn)了對生的厭倦和對死的渴望，對人世的鄙棄及對天堂的追求，在這種對世界地荒謬顛倒之中，恰恰折射出那個顛倒世界的某種深刻的真實，表達了初唐時代下層人民枯澀的心境和渺茫的憧憬，這也是王氏那些打著佛教印記的作品所同樣具有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關于王梵志詩歌的藝術，項氏以為質(zhì)樸明快是其最顯著的特點。王詩主要運用白描、敘述和議論的方法去再現(xiàn)生活、評價生活，從而形成了這一藝術特點。這種特點與文人高雅含蓄的詩歌藝術形成極大的反差。但在這種反差之間，構(gòu)成了一種對比和互補的關系：文人詩歌的長處，突出了王梵志詩歌的短處；而文人詩歌的弱點，又反襯出王梵志詩歌的優(yōu)長。王詩正好是在文人詩歌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藝術成就。其次，王梵志筆下有生活中各類人物形象，組合成那個社會人情事態(tài)的繽紛畫面，這在文人詩歌中是絕難看到的。當然，王梵志詩歌藝術上“粗糙和稚拙的一面，也是一目了然的”。項氏的著述，無疑是此期敦煌學界王梵志及其詩歌研究的優(yōu)秀成果。
王梵志及其詩歌整理與研究展望
百年來，王梵志及其詩歌的整理與研究，經(jīng)過新老幾代學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累累碩果，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被鄂登堡一伙劫走的敦煌卷子，如今百年過去了，卻還有大量的寫卷尚未整理出來，莫斯科出版的《亞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漢文寫本解說目錄》第一冊所錄敦煌寫卷，不及所藏的三分之一。待這批卷子全部整理完畢，公諸于世后，那時才能真正知道現(xiàn)在王梵志詩歌的輯集是否完全?，F(xiàn)在，我們只好拭目以待了。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正如項楚在《王梵志詩校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要使研究更趨深入，當務之急還是要正確地掌握和理解基本的材料，包括史實的考訂，文字的?？?，內(nèi)容的詮釋，各別詩篇思想之探討等等，這本身就是一種細致的研究工作?！鼻按?，不少學者在這些方面雖有過出色的貢獻，但還不能說已經(jīng)盡善盡美。如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在王詩的研究方面，“篳路襤褸，功不可沒”，但對王詩“所錄不完，在佚詩作者考證、文字校錄、俗詞語詮釋方面亦有可議之處”〔35〕；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在原卷文字的校錄方面，還有誤校和失校之處〔36〕；王梵志生平及其詩歌的研究，不少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解決和深入。學術事業(yè)總是不斷發(fā)展的，永遠不會停留在一個水平上。
相信隨著整個敦煌研究和國內(nèi)學術事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輝煌的唐代詩歌史上，白話詩人王梵志及其詩歌的清晰面目，一定會呈現(xiàn)于世人面前。
參考文獻
〔1〕《古逸叢書》影印舊抄本《日本國現(xiàn)在書目錄》。
〔2〕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318頁。
〔3〕《敦煌掇瑣》上輯，1925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
〔4〕《現(xiàn)代評論》第6卷第156期。
〔5〕上海新月書店1928年版。
〔6〕上海生活書店1935年版。
〔7〕《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253頁。
〔8〕分別見《新中華雜志》1937年7月第5卷第13號；《北平圖書館圖書季刊》1939年12月新1卷第4期。
〔9〕《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09頁。
〔10〕張錫厚《蘇藏敦煌寫本王梵志詩補正》 ，《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11〕見其《關于敦煌寫本王梵志詩整理的若干問題》，《文史》第15輯1982年5月出版。
〔12〕該書附載的“梵志體”禪詩12首，經(jīng)后來考證亦是王梵志詩。
〔13〕臺灣學生書局出版，1986年8月上冊、1987年11月下冊。
〔14〕分別見《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第4輯；《敦煌研究》總第4輯，1985年出版；《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
〔15〕張涌泉《〈王梵志詩校注〉獻疑》，《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總第23期。
〔16〕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年出版。
〔17〕上海中華書局1941年出版。
〔18〕《鳴沙余韻解說》第1部85—2《王梵志詩集并序》，1933年巖波版，徐公持譯；引自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附編，中華書局1983年10月第1版。下同。
〔19〕小沼勝衛(wèi)編纂《東洋文化史大系》第3卷《隋唐盛世?初唐詩人》，1938年誠文堂新光社版，徐公持譯；引同上。
〔20〕楊公冀《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不過當時學界，尚未考證出這些民歌所在的敦煌寫卷亦屬于《王梵志詩集》的部分卷子。
〔21〕如這一時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后出版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等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稿》等幾部有影響的文學史中，唐代文學部分民間歌謠的相關章節(jié)。
〔22〕法國戴密微《漢學論著選讀·中國語言和文學》1973年版，王希輝譯；引自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附編。
〔23〕入矢義高《論王梵志》，載《中國文學報》第3、4期，1955、1956年出版，張沅譯；引同上。
〔24〕同〔23〕。
〔25〕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版，徐東琴譯；引自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附編。
〔26〕同〔22〕。
〔27〕同〔23〕。
〔28〕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75年版，徐東琴譯；引自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附編。
〔29〕內(nèi)田泉之助《中國文學史》，明治書院1959年第3版，徐東琴譯；引同上。
〔30〕菊地英夫《敦煌的社會》，大東出版社1980年版，徐東琴譯；引同上。
〔31〕分別見《文藝研究》1983年第1期；《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1984年1月31日。
〔32〕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北京第1版。
〔33〕分別見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文史新探》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
〔34〕《漢學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出版。
〔35〕陶 敏 李一飛《隋唐五代文學史料學》，中華書局2001年11月版第360頁。
〔36〕參張涌泉《〈王梵志詩校注〉獻疑》，《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總第23期，及拙作《〈王梵志詩校注〉指瑕》，《文史》2002年第2期總第59期。張氏《獻疑》中的意見，項氏《王梵志詩校注》出版時未及采納改正。
作者簡介:
齊文榜,男,1948年生,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通訊地址：河南開封河南大學文學院
郵 編：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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