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于書法的用筆之“法”是尤為注意的。蔡邕傳筆法似乎是唐以前就有的說法。北魏江式《論書表》言：
“左中郎將陳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于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span>
衛(wèi)夫入時代已經開始重視筆法的傳承，她在《筆陣圖》中說：
“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范，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span>
晉衛(wèi)恒對我國書法的起源和早期傳承也有一定的記載，提到李斯、曹喜等善篆書，指出：
“漢末又有蔡邕為侍中、中郎將，善篆，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鐘、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鐘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span>
上述古人提到的這些筆法，可視為書法史上最早的“古法”，然而到王羲之時代，由于戰(zhàn)亂等原因，這些古法已經大多淹沒無聞了，王羲之《用筆賦》說：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鐘繇，草有黃綺、張芝，至于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span>
到唐代更是每祝愈下，歐陽詢認為：
“至于盡妙窮神，作范垂代，騰芳飛譽，冠絕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之數百年之內，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
可見，唐代之前能知曉漢魏古法的已經很少，王羲之筆法后人能繼承的也罕有其人，“無人擬者”，那么，前人的古法是從哪里來的呢?虞世南有自己獨到的看法：
“ 戰(zhàn)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多門，約為八體，后復訛謬，凡五易焉，然并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鐘繇、衛(wèi)、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虞對前人的筆法傳承見解獨特,他認為蔡邕、張芝、鐘繇、王羲之等人的筆法雖造意精微,但不是傳承而來，而是他們“自悟其旨”，自己悟出了書法用筆的真諦，從而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筆法。
由此可知，唐代書家對于筆法有普遍性的自覺，具有強烈的傳承意識，所以我們今天才能看到唐代留下的大量關于筆法的探討文獻，看到了那些打上唐代書法烙印的“古法”。
但是自從王羲之在唐代被尊為書圣后，唐以后人已經視鐘王筆法為“古法”，對唐人之法并不認可。所以，宋米芾才說：
“智永有八面， 已少鐘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
米芾認為歐、虞等唐法雖有特點，但他們的法不是古法，鐘王之法才是古法，但古法已經斷亡了。歐陽修也看出了唐代筆法與鐘王之法是不同的，“蘇子美嘗言 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辈⒄J為連唐法到宋代也斷絕了，“自蘇子美死后，遂覺筆法中絕?！?/p>
可見，所謂的“古法”是需要辯證視之的。對于唐，鐘王是古法；對于宋，唐是古法；對于明清，宋元是古法；而對于我們今天，20世紀之前的似乎都可視為古法。同時，古法的不確定，說明筆法實際一直在變，并沒有一成不變之古法。即便同一時期的筆法，王羲之父子的筆法就有不同，同是宋代的蘇軾、黃庭堅、米芾，他們的筆法也各不不同。
因此，古法似乎是一條一直在流動的河流，無法進行嚴格的界定。
但是，不能因為古法一直在變，并一直在不斷地消亡，我們就否定古法。從歷代書法的實踐和理論探索可以看出，在前人心中“古法”是確實存在的，那就是前人不斷繼承總結的基本筆法。
這些筆法每個時代總結的可能不一樣，甚至有矛盾之處，但由于書法的本質和工具一直沒有根本改變，尤其是毛筆的書寫規(guī)律一直沒有改變，古人總結的那些重要的用筆方法仍然可以被視為“古法”。而且前人在探索、感悟筆法的過程中，不時會發(fā)現失傳的古法，還有一些自創(chuàng)的筆法有暗合于古人者。如韓方明《授筆要說》言：
“夫執(zhí)筆在乎便穩(wěn)，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沉，便則須澀，謂藏鋒也。不澀則險勁之狀無由而生也，太流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為俗也。故每點畫須依筆法，然始稱書，乃同古人之跡，所為合于作者也?！?/span>
能合古人之跡，就能合古人之法。前人發(fā)現的書法的古法有許多是通過個人的長期思考和觀察“悟”出來的。最著名的莫過于張顛“觀飛蓬驚沙”、公孫大娘“舞劍器”，懷素“觀云隨風變化”，顏魯公謂“豎牽法折釵股不如屋漏痕”等等，皆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也。
前人的經驗史跡有證，我們可以充分相信，古法不是不可知。只要我們認真深入研究古人書跡，在實踐中細心思考總結，我們也會發(fā)現古人神秘的“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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