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不需要詳細介紹的，離世近十五年，相信仍擁有大量的讀者。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斷斷續(xù)續(xù)，1940年代初試鋒芒，1960年代零星寫作，真正讓他獲得聲譽的是1980年代，那時已是“老作家”。他的長輩如1920年代崛起的謝冰心等，1930年代走紅的曹禺等，雖然間有所作，但已不成其為當代文壇的構成。巴金《隨想錄》影響巨大，不過主要作為思想文本被對待。至于他的同輩，比如《九葉集》的那些，則作為文學史的失落群體被發(fā)掘，其中有些也做過重新寫作的努力，但都不像汪曾祺那樣真正產(chǎn)生巨大影響。民國時代的作家，到了“新時期”，似乎只有汪曾祺是唯一“有效”的，風生水起，老樹新枝，與幾代晚輩爭一日短長。從這個角度說，他是頗為特別的。
通常，汪曾祺會被歸入新文學中的“京派”一系，所謂“京派”，本就是一筆糊涂賬，也未必有仔細分梳的價值。他1920年出生于揚州附近的高郵，地在江北，但文化上則是江南的延伸。1939年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中國文學系，與沈從文等發(fā)生聯(lián)系，之所以歸為“京派”大概源于此。光復后在上海呆了兩年，此后長居北京。其中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系“右派”，流放張家口三年有余。因而就他一生經(jīng)歷而言，與高郵、昆明、上海、北京、張家口五地結緣，而尤以高郵、昆明、北京為重要。揆諸其一生文字，背景、取材無非也是這些地方，比例大致與其生活時間的長短相吻合。這一點確乎與被認為“京派”作家核心人物的廢名、沈從文等取徑一致。
汪曾祺真正獲得全國性聲譽是在60歲以后，1980年《受戒》刊發(fā)，文壇震動，因為就當時的大環(huán)境與文學界的現(xiàn)實狀況，似乎不太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東西。作品毫無做作，也沒有任何拘束，描摹少年男女的情竇初開尤其爽朗，在當時這顯然是個犯忌的題材，但他寫起來不以為意落落大方。這里既沒有幾十年延續(xù)而來的“敵我”或者“階級”，也沒有當時時新的“反思”或者“解放”。究其原因，在于汪40年代的文學經(jīng)驗，以及其后三十年間始終未能真正成功被“改造”。他寫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他所理解的“人性”，三十年世間滄桑，在他作品里了無痕跡。他不去回應那個時代，似乎也并不屬于那個時代。
但他確乎部分構筑了那個時代的文學，用的是三十年前的感覺和材料。其中如《異秉》等，更是直接用40年代小說的題材重新寫作，不過手法迥異，不但完全沒有現(xiàn)代派的痕跡，甚至很難看出作為小說的經(jīng)營。如此擯落一切技巧，在汪曾祺那兒被概括為“回到現(xiàn)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tǒng)”。
不過這只是一個方面，關鍵在于他敘事的方式。汪曾祺40年代的創(chuàng)作就是“詩化小說”，重意境而不重事件，80年代這方面恰恰一脈相承。之所以給人差異很大的印象，一是敘事方式的改變。40年代時汪曾祺聲稱小說是第一人稱的藝術，此時幾乎全用全知敘述，沒有原來限知敘述的緊張感；二是語言高度成熟，并且去除“歐化”，使得技巧化于無形。這給人一個錯覺，似乎比起同時的諸多各色現(xiàn)代派或偽現(xiàn)代派作家，汪曾祺是“傳統(tǒng)的”，殊不知這所謂“傳統(tǒng)”正包裹著也許他本人都未必意識到的現(xiàn)代主義創(chuàng)作觀念。
八九十年代的汪曾祺，總的傾向，越到晚年，散文越寫越多，小說越寫越短。其中八九十年代之交有一批引人注目的作品，就是改寫《聊齋志異》中的一些故事。與蒲松齡比文筆，確實算得上豪舉?！读凝S》是以傳奇筆法志怪，文字活色生香，正與《受戒》等相類，但汪曾祺改寫用的卻是“大白話”。他最后十多年的寫作，約略以此為界，語言上是經(jīng)歷了變化的。前期近于“傳奇”，后期則走進了古代筆記的傳統(tǒng)，類于真正的“志異”，“志”者“記”也，也就是筆錄一些事情，小說、散文畛界的日漸模糊正由于此。
通常文學史論及汪曾祺時，會將他放在廢名、沈從文這一脈絡下，而且他們?nèi)硕甲哉J為“文體家”。確實，這兩位前輩作家對汪影響最大。再往上的周氏兄弟，他很尊崇，但并無直接的取法。廢、沈二位，同樣是寫到后來，小說、散文混為一體，這其中有什么道理，是很值得玩味的。因為三個人的路徑其實很不相同，廢名一開始似乎不知道小說該怎么寫，及至后來明白了，則發(fā)展出一個觀念，即小說首先是“文章”，隨后幾度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沈從文開始寫作，是連標點也不會用，一支筆打天下，他的觀念核心，其實是如何“講故事”，用不同的辦法來講，講到出神入化，“小說”的外套就套不住了。與這兩位不同的是，汪曾祺一開始是知道怎么寫小說的，他后來的幾度變化，與時代的變遷有很大關系。
無須忌諱，就總體的創(chuàng)作成就而言，汪曾祺并沒有沈從文的廣度，也沒有廢名的深度，當然更談不上周氏兄弟的闊大。通俗的說法，算得上是“名家”，卻不太夠“大家”。他讀書隨性，很難稱得上博學。寫作隨緣，有條件就寫，沒條件也不煩惱，無非過日子而已。他總在可能的限度內(nèi)生活、寫作，絕不試圖“超越自我”，這是二周、廢、沈所未必有的心境。晚年得大名，邀訪求序絡繹于途，他似乎都不大拒絕?？此挠斡洠簧偈墙邮苷写蟮摹拔膫?，而他所作序的那些作品，不過一二十年，大部分已湮沒無聞。這浪費了他很多時間和精力，不過他本就對自己的才華和成就不大上心。也許可以慨嘆他的“未盡才”，但也正是這份難得的“無大志”，造就了其作品的落拓不羈、清雅絕俗，也決定其必可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