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正先生
時下的書畫篆刻界，大師滿天飛、大家遍地走。本來大師也好、大家也罷是很值得尊重的，一個時代若少了大師大家的“到位”終歸寂寞了一點。偏偏“大大”們的數(shù)量一路猛漲，連一般平頭百姓都覺得不可思議，于是，大師的貶值、大家的失落便順理成章地發(fā)生了。
余正一貫不愿與自詡為大師、大家的炒作者為伍，私下場合還忍不住冷嘲熱諷幾句——腦子清楚的篆刻家大概不會認可別人給自己頭頂封上無聊的“大大”帽子，但余正堪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篆刻教父，也許他本人同樣不一定認可這個稱謂。沒關系，教父只是起到一種導師的作用，學成與否，是學生們自己的事。而對于學生來講，導師的作用有時就是要比大師大家們巨大得多，因為“他”是“自己的”。 余正的“偉大”正是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位成功的篆刻教父形象——在浙江篆刻界。誰也沒有能力與實力來替代他的位置。近20余年浙江篆刻的發(fā)展，一直穩(wěn)居全國前茅，余正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這位篆刻教父首先是腳踏實地的站在浙江的土地上、站在浙江篆刻的立場上來施展個人魅力的。與余正親近過的人，一定知道他最沒藝術家的酸腐氣、最沒書協(xié)領導的臭架子，他的風趣幽默、他的語重心長、他的遠見卓識是自自然然、輕輕松松的傳達，找不出忸怩造作的痕跡，即使是他的認真，也不會讓旁人感到“恐懼”與緊張。其次，他特別強調藝術是一種自娛娛人的東西。從沒有把藝術渲染成一種高深莫測的事業(yè)。所以他常念叨的“遠看石頭大、近看大石頭、石頭果然大、果然大石頭”的諷寓打油詩。一方面是酒足茶飽后的寬胃劑，另一方面也是對非藝術之擅的同道晚輩的良苦善諫。相較于外界的敬服，余正并沒有刻意將自己視作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教父”，內心浪漫的他知道如何調教學生，也容忍學生反過來對他進行某種調教，而他的氣度智慧在于他知道此時自己該怎么做。以及對不同的學生再來取不同的反調教措施，教學相長。余正的不保守，原因庶幾在斯。迄今報刊上難得見到介紹余正的大小專題文章，似乎仍絲毫未影響余正在全國篆刻界的美譽度。大師不是介紹出來的，大家不是“曝光”出來的。以余正積極入世的態(tài)度，他當然不可能清高到要做隱士高人而不食人間煙火。不食人間煙火，那還算人嗎？既食人間煙火，又食金石力，才是完整的透明的篆刻家余正。余正的齋館名署“今日軒”，懷思昨日，珍惜今日，今日是木。沒有今日便沒有明日。明日之夢不是余正今日的夢想，明日之夢應該由余正的學生來做，只有做好今日之事。明日之夢才會更香甜更“迷彩”。
談起浙江印壇,余正是個無法回避的人物。以他在篆刻創(chuàng)作上的綜合實力及多方面才能,單憑一手工穩(wěn)嚴謹?shù)恼闩捎★L,足成名家。作為專業(yè)印人,他長期在西泠印社從事篆刻創(chuàng)作,師承名師韓登安,研習浙派印風,印章以結構精嚴端方、氣格寬柔和惠著稱。在創(chuàng)作上,他力主繼承有變,故在傳統(tǒng)的基礎上,廣泛吸收融納,結合自己的個性、審美情趣于其中,加意加精,并付諸創(chuàng)作實踐。創(chuàng)作得浙派印學精髓,將工整細膩而又富于變化的創(chuàng)作風格發(fā)揮至極致。被認為是當代浙派印人里技術全面、功力精深,有獨到見解的印人。
在我看來,把余正看成是一個單一的印人未免不合實情。不說他在印學研究上的成就,即以培養(yǎng)篆刻人才一項相論亦足堪載入史冊。
1981年杭州創(chuàng)建“印友會”,一百多名會員來自社會各界,有志于印藝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交流學習,以印會友。余正是“印友會”的主要導師,他給會員們提出的口號,就是韓登安先生常掛在口頭的“繼起應爭第一流”,樹立遠大的目標,攀登印藝高峰。這個有“民間篆刻學校”之稱的“印友會”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造就了一大批篆刻人材,論浙江在中國印壇的實力,顯然與余正80年代初、中期以“印友會”為平臺,有意識培養(yǎng)篆刻的后繼人才的策略有關。正是有余正那樣一些先生的努力,才造就了后來浙江印壇的繁榮。他的學生中,有三十余人加入了中國書協(xié),有十五人成為西泠印社社員。曾經(jīng)的“印友會”會員、杭州市書協(xié)副主席蔡樹農(nóng)在談到余正時說:“余正的‘偉大’正是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位成功的篆刻教父形象——在浙江篆刻界,誰也沒有能力與實力來替代他的位置。近二十余年浙江篆刻的發(fā)展,一直穩(wěn)居全國前茅,余正是當之無愧的第一功臣,這位篆刻教父首先是腳踏實地地站在浙江的土地上、站在浙江篆刻的立場上來施展個人魅力的?！痹谖铱磥?“教父”一詞或許就是“指導老師”另一種俏皮略帶親切的表達,恐怕最能道出“后學”與導師之間那種水乳交融的關系。
作為一個有責任感、使命感的印人,余正始終對年輕一代抱有熱情,并傾注了大量的心血。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余正策劃主編的五本一套系列叢書里,有一本中青年印人作品集,收入三十二位印壇青年才俊的作品。入集的印人是在征集全國各地專家同好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的,頗能反映當時中青年實力派印人的概貌。近十年過去了,這三十二位青年印人,都已成為當代中國篆刻的中堅。余正在編后記寫道:“藝術日新,活躍在中國當代印壇的眾多青年才俊,他們正處于藝術創(chuàng)作的旺盛期?！升垖O繞鳳池’,篆刻藝術發(fā)展的輝煌前景已展現(xiàn)在我們的眼前。讓我們攜手同行,互相勉勵,共同奮進?！笨梢哉f余正一直不廢初衷,仍然抱著往日的情懷,利用自己在藝壇的影響獲得的資源,全力推介他認為有希望、有才能的印壇后起才俊。
余正在印學研究上的成就一點也不亞于他培養(yǎng)推介印壇年輕新進。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承脈浙派,浙派是印學史上的一個大流派,是印學史上的長江,但是我們對于浙派的許多細節(jié)并不了然。余正作為后繼的浙派印人,又在浙派的發(fā)源地杭州生活,覺得有責任廓清浙派印人的相關問題。眾所周知,在印學史上,浙派的影響巨大而深遠,至今還沒有一個群體能超越。浙派印風由丁敬開創(chuàng),經(jīng)過七家的反復實踐形成系統(tǒng)。除了流派史上的意義,浙派是印學史上連續(xù)性最緊密的一個流派。在浙派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圍繞八家自覺聚攏了一批浙派印風的追隨者,擔負起印風的擴散和傳播,有力地推動浙派印風對整個印壇的輻射。另外,八家后諸多大家發(fā)軔于浙派的現(xiàn)象,亦足以證明浙派在印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乾嘉之間八十五年里的印壇,各路精英匯集,大顯身手,印壇的繁榮局面一時無兩。按沙孟海說法:“這一時期是印學界人才最盛、百花齊放的時期?！边@其中,以浙派印人的力量最為雄厚。余正在《浙派篆刻賞析》這本書里,對多少年來一直模糊不清的浙派問題作了解答。并對印學史上一些針對浙派印人的偏見根據(jù)文獻記載及浙派印人的傳世作品作了澄清。余正對于浙派傳承線索的梳理,建立于文獻和傳世浙派印人作品的解讀,多有創(chuàng)獲,立足于印人史料及大量浙派作品基礎上的研究,翔實明晰,令人信服。揚州大學教授、印學理論家張郁明在看到這本書后,這樣評介:“浙派一書,是所見論浙派著作中最系統(tǒng)、最具說服力、最精彩的一本。西泠需要這樣一本書,中國印壇也需要這樣一本書也。”并對余正言簡意賅的寫作表達方式大加贊賞。
作為西泠印人,余正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在西泠印社工作,他對西泠歷史的關注最終也成為他研究的一個課題。成立于1903年的西泠印社已經(jīng)擁有超過百年的歷史,成為名副其實的百年名社,不過,正像20世紀中國出現(xiàn)的其他藝術團體一樣,帶有極大的自由傾向性和隨意性,這和當時中國的國情有關。當百年后人們試圖用精確的現(xiàn)代思維去打量它時,會發(fā)現(xiàn)有些困難。1956年秦康祥編纂、孫智敏裁正的《西泠印社志稿》是我們回望西泠歷史的重要文獻,《志稿》勾畫出了這一百年歷史演變中某一階段的歷史真實或發(fā)展脈絡,為印社保存了珍貴而豐富的社史資料。2003年余正整理點校的《西泠印社志稿》以原件影印的方式公開出版,使得這一珍貴社史資料以歷史原貌和公眾見面。在《志稿》出版的同時.余正因整理點校之便,綜合其他文獻史料,寫成《西泠印社早期社員的考察》一文,對于疑竇叢生的早期社員狀況作了一番周詳?shù)目疾?。撥開重重疑云,早期印社社員歷史原貌得以重現(xiàn),西泠的學術貢獻賴以光大流布,這也是對西泠先賢最好的紀念。這樣的工作自然有作為西泠人的感情在,更是一個印人身兼印學研究者的歷史責任感使然。
作為印人,余正只出過薄薄的一本《(禪海珍言刻石》。我曾問過他為什么不出一本自己的篆刻集,因為他有能力而且有這樣的才力。他笑而答日:“不如前輩,不如朋友,以待來日?！辈贿^,作為印學研究者的余正,已經(jīng)有豐盛的著述:《中國印學年鑒》《浙派印風>《趙叔孺王福庵印風》《浙派篆刻賞析》等等,而經(jīng)他手編的印譜印書更多。余正是他們那一代人里優(yōu)秀的印人、中國印壇不可多得的多面手,能歌善舞。我也愿意把他看成是印學家和青年印人們的導師,每一項,他都名實相符?！≡缭?983年余正就發(fā)表過《印學研究分類簡表》,這份結構清晰的簡表,把中國印學史的發(fā)展歷程、審美歷程和這個學科涉及的相關內容勾畫得清清楚楚,單憑這份簡表就可見出余正的印學史觀及學識。這樣看,以印人著名的余正,其真正的本色應該是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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