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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生命的解讀者——葉櫓先生

誠然，如葉櫓先生在發(fā)現(xiàn)并評論昌耀的文中所言，真正的詩人是以自己的詩篇作為它生命形式的呈現(xiàn)，而他的生命也就借此留存于他的詩中。同樣地，一個真正的詩評家，在解讀一首詩的時候，亦是將自己的生命以某種形式賦予了這首詩——那么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一種詩歌景觀：在一首詩中，兩個杰出的生命在靜靜地對話，交換，并相互注釋，從而完成了一起現(xiàn)實中不可能的詩歌事件。在某種意義上，葉櫓先生的生命，就是由這樣大大小小的詩歌事件編織而成，他的解讀詩歌，不僅僅是在解讀詩人在詩篇中所展開的生命，同時亦是在解讀自己的生命，而他的生命，又賦予了他所解讀的詩篇以更為廣闊深邃的空間——先生就這般以他的不懈地追求著的文字，完成了他的“生命詩學”。

從一開始，先生便獲得了一種堅定而自信的風度，他的發(fā)表于《人民文學》1956年2月號的《激情的贊歌》一文，在談到聞捷時：

一年來，聞捷給我們寫出了《吐魯番的情歌》《博斯騰湖濱》等好多首優(yōu)美的詩篇，我們有理由這樣說：我們的國家又出現(xiàn)了一個有才能的詩人。

在發(fā)表在《奔流》1957年7月號的《公劉的近作》一文中，這樣評論到：

從詩人近年來所發(fā)表的詩篇來看，無論在思想內(nèi)容的深度和藝術(shù)技巧上，都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提高了一步……而這，正是公劉以往的詩篇所缺少的。當詩人一旦把這種敏銳的藝術(shù)感受能力和對生活的深刻觀察，思考結(jié)合起來的時候，他的詩篇就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寫這些評論文字的時候，先生還是大學中文系的一名學生，我們不能不驚訝于他對重要的詩歌和詩人出現(xiàn)時的迅捷的反應，敏銳的判斷。自然，這一切應歸之于先生的廣闊閱讀及對自己學識的自信，同時，它亦來自于先生對生命賦予自己的一種詩歌使命的確認。今天，我們都已認可聞捷，公劉是那個時代產(chǎn)生的重要詩人，但在先生寫出他的極具預見性的文章的時候，一切都還處于不確定之中。而成為一種奇跡的是，這種對詩歌和詩人的敏銳而準確的反應，判斷，竟伴隨了先生的一生，并在他的對昌耀的發(fā)現(xiàn)與推薦，對洛夫《漂木》文本解讀中，達到了一個杰出的詩評家所能達到的高度——批評家的評論與詩人的創(chuàng)作一般，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同樣是決定性的。而且，與許多強健的大詩人一般，先生是一個不斷發(fā)展中的詩評家。

1957年的一陣“奇異的風”，突然將先生卷入了生活的煉獄，中斷了他剛剛開始的極具希望的評論家生涯。如何評價隨后20年的流放歲月，頗為復雜，因為作為某種補償，這段遭遇，使得他與另一位幾乎同時墜入煉獄，又有著幾乎相同的流放時間的詩歌偉人——昌耀的生命產(chǎn)生了一種疊印，共振。甚至他們在流放中的婚姻都是如此的相似——昌耀在荒涼的青藏高原與一位不懂漢語的土伯特女人結(jié)婚而安居寂寞；先生則在蘇北一偏遠的鄉(xiāng)村與一位不識字的善良的姑娘成家而艱難度日。今天，人們爭著與昌耀這位大詩人攀緣結(jié)親，而他的最早的兩三個發(fā)現(xiàn)者之一，最深刻有力的詩歌文本解讀者——葉櫓先生，卻默默地坐在一隅，觀望著這一幕頗具黑色幽默的場面。誰又能想到，復出后的昌耀先生的詩歌是被當時的主流詩壇目為怪物而拒斥的，80年代的“詩人叢書”曾收入昌耀的詩集，但最終被出版社以“看不懂”為由打了回票。這位流放青藏高原的詩人直到1986年才出版了他的《昌耀抒情詩集》，在1987年的全國第三屆詩集評獎中，先生力薦昌耀詩而未果，憤懣中從此投入了對昌耀詩的研究，完成于1988年3月，載于《詩刊》當年第7期的《杜鵑啼血與精衛(wèi)填?！芬晃?，對昌耀的詩及詩中展開的生命做了深刻而極具預見性的解讀，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讀昌耀的詩，你會首先感到，這是一個真正把詩作為自己生命的最高形式來真誠追求的人。盡管他生活在那一片貧瘠荒漠的土地，精神和肉體遭受過殘酷的戕害，然而，他的心靈的天地卻顯示出一種深邃的豐富性。

《慈航》在當代中國詩壇上應當被視為具有像《神曲》那樣一種主題構(gòu)筑的詩。但丁所表現(xiàn)的是中世紀的靈魂的凈化和超脫，是結(jié)束了一個時代又開辟了一個時代的過渡時期的人對自身靈魂的拷問。而昌耀則是通過20世紀中國大地上發(fā)生的逆轉(zhuǎn)，通過特定人物的命運經(jīng)歷來審判歷史，剖視人的靈魂的?！按群健边@一宗教名詞的借用，只有在象征與反諷的意義上來把握和理解，才能真正懂得這首詩的命意所在。

之后，先生又集中對昌耀的長詩《慈航》做了杰出的解讀。《解讀<慈航>》一文發(fā)表在《名作欣賞》1991年第3期，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先生再次提醒世界：

如果我們對這樣的詩依然保持沉默而不給以應有的肯定，讓歲月的塵垢淹沒了它的藝術(shù)光彩，或是在若干年之后再讓人們重新來發(fā)掘它，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應該說是一種批評的失職和審美的失誤。

《慈航》之后，對洛夫晚年巨作《漂木》的解讀，是先生的另一高峰，是先生于主流詩壇沉默多年后的又一次極具生命力的爆發(fā)。長達三千行的《漂木》，詩洛夫先生年逾7旬的偉大詩章，是他一生生命的結(jié)晶，于2001年出版，雖震驚華語詩壇，但尚未有相匹配的詩歌解讀文本來支撐它的偉大——對此，打個不是很妥

帖的比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再富有創(chuàng)造性，但如果沒有其他杰出科學家的觀察實驗成果來與之相呼應，就難以成就它的堅實的偉大。2002年11月，似乎已完成了一生使命的洛夫先生，在移居加拿大后，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大陸漫游。11月27日晚，我與岱松等詩友陪洛夫先生游秦淮時，對他提及到葉櫓先生，于是，通過手機，兩位姓莫的老人（洛夫本名莫洛夫；葉櫓原名莫紹裘）愉快地交談起來……次年，葉櫓先生長達一萬四千余字的《解讀<漂木>》問世了，發(fā)表在極具影響力的《名作欣賞》11期——它至少是大陸著名的詩評家中，第一個對《漂木》文本的權(quán)威性的解讀，亦完全可看著是兩個飽經(jīng)滄桑，穿越到命運盡頭的強健的生命的對話。先生把洛夫的歸納為兩次“放逐”——第一次詩1949年的由大陸去臺灣，是歷史的被迫的放逐；而晚年的移居加拿大，是又一次放逐，一種自我選擇的放逐。其實，在先生為洛夫歸納的兩次“放逐”中，又何嘗沒有自己的影子——一次是自1957年起的長達20年的被迫的放逐，他進入了勞改農(nóng)場；第二次詩自1992年至今的他從浮躁的主流詩壇及商品經(jīng)濟社會的放逐，亦可看著是一次自我的放逐。先生的第一次放逐，眾所周知，這里，我想略談一下先生的第二次“自我放逐”。從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中國經(jīng)濟開足馬力走向權(quán)力市場，同時亦出現(xiàn)了令人觸目驚心的腐敗，而作為這種回應，詩歌的精神亦走向全面的潰敗。表面上依然熱鬧的詩壇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樣的批評文字呢：或是熱衷花拳繡腿，試圖博取歷史聲明的所謂宏觀梳理；或詩站在某個圈子的里或外，大唱贊美或大呼反對；或煞有介事地進入詩歌文本，兜了半天圈子，只是為了拿詩歌來驗證某個從別處搬來的時髦哲學；更多更壞的則是為了所謂的市場需求而制作的不著邊際的贊美——哪兒還能見到生命與生命撞擊的火花！先生的那種以生命為“試金石”的文本解讀，顯然不能適應這個時代的需求，而這個時代喧嘩的泡沫，亦經(jīng)不起這塊“試金石”的撞擊——這種情況下，先生最好的選擇，就是沉默。當然，這種沉默是相對于浮躁的表面詩壇而言，在偏居一隅的揚州，他仍在密切地關(guān)注著那些詩人，和他們可能出現(xiàn)的又特色的作品。更多的時候，先生則像潛入深海的大鯨，等待著另一個巨大撞擊的到來——這如期到來的撞擊，就是洛夫的《漂木》。

先生曾多次說，他把這部三千行的巨著前后讀了十余遍。如果沒有兩個生命的強烈吸引，及撞擊的火花的誘惑，是不可能做到的。當別的評論家尚迷戀于“詩魔”洛夫魔術(shù)般的語言的時候，先生已穿越了這些，直抵詩人的生命的本質(zhì)——而只有對詩中展現(xiàn)的詩人的生命的解讀，才能真正呈現(xiàn)《漂木》的偉大。在《解讀<漂木>》一文的開篇中，我們似乎又聽到了先生在解讀《慈航》時的聲音：

洛夫在古稀之年為華文詩壇貢獻出的長詩《漂木》，不僅是他個人創(chuàng)作上的一個奇跡，也必將詩中國新詩上的一個重大的事件。

仿佛是一種慣性，先生的筆鋒跟快便探入詩篇的生命：

也許正是基于對生命本質(zhì)的關(guān)注，才造成了洛夫?qū)ι嬖诒旧淼膹碗s多元的質(zhì)地與色彩的包涵與容納……所以他對生命本身的審視表現(xiàn)出嚴厲甚至是酷烈的逼視。

對著《漂木》第一章的結(jié)尾：

如是我聞

木頭說，確曾離開過

走得很遠

現(xiàn)在又回到這個舊的磁場

院子里滿地的白雪

依然無人打掃

先生不由感嘆著：

面對這樣一幅蒼蕩凄清的畫面，你不能不對生命的艱辛與悲愴從內(nèi)心升起一種詩意的向往……

在世界的盡頭，在“天涯”，兩個飽經(jīng)滄桑而依然強健如初的生命，就這樣匯聚到了一起了！

我相信，在任何時代，滿足于尋章摘句，沉溺于雕蟲之技的文學批評者比比皆是，而像先生后期這樣，以自己飽經(jīng)滄桑的生命為背景，來解讀艾青，解讀昌耀，洛夫的批評文字，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與先生所評論的這些打詩人的作品一般，詩一種特殊的時代遭遇，賜予，是個人命運與歷史長河的某種神秘交匯。然而，當我們今天梳理先生的“生命詩學”時，發(fā)現(xiàn)它的胚胎還是在他的早期文章中就已經(jīng)孕育著了——雖然這幾篇早期文章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的印記，但這種印記很大程度上只是那個時代的一頂通行的帽子，去掉這頂帽子，那些清新的批評文字依然成立。在早期的《關(guān)于抒情詩》的一文中，先生曾引用了別林斯基的長長的一段話，其中有：“人們能在詩中的憂郁中認識自己的憂郁；在他的靈魂中認識自己的靈魂，并且在那里不僅僅看到詩人，還看到'人’?！憋@然，這些文字對先生有著巨大的啟發(fā)，但他并未拘于其中，而是由“人”潛入到更具詩意的“生命”，并不斷地使之深層，豐富。他在次年的評論公劉的文字中，可謂初綻了他的“生命詩學”的胚芽：“但是僅僅指出這一點似乎仍然不能把公劉的這些詩篇在藝術(shù)上的全部特色揭示出來。這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考察到公劉作為一個詩人所具備的那種個人的藝術(shù)氣質(zhì)?！彪m然1957年那陣“奇異的風”突然摧折了初綻的“胚芽”，但先生于20年后復出的批評文字，就是從這“胚芽”上生長并展開的，盡管有20年漫長的冬季，使之沒能展一片葉，開一朵花，但它的根須卻是一直在地層蔓延著，拓深著，以至于時機一到，亦可蓊蓊郁郁的大樹很快就出現(xiàn)在地平線上。

雖然，先生沒有將他的“生命詩學”歸納為一種理論，但他卻是一直以自己的批評文字，呈示著，展開著，發(fā)展著這種詩學。先生曾說：“我不是一個擅長于建構(gòu)嚴密理論體系的人，我寫詩評詩論，更多地是憑自己的藝術(shù)感受。”其實，這正是他對詩歌生命的真實體認。生命是一個不斷發(fā)展的復雜的過程，不同的時間，境遇，面對著不同類型的詩人與詩，都會有著不同的生命反應。因而，在先生的詩評文字，如果出現(xiàn)又不統(tǒng)一的地方，并不奇怪，這正是“生命詩學”的本來面目——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cè)面，甚至相矛盾的觀點，渾然地包容于一個評論家的完整的生命之中，這才是一種真正的杰出。而那些始終遷就著一種理論體系的評論，在生命的意義上講，其實是一種扭曲。生命詩一種不斷流動的過程，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說，要把“生命詩學”歸納為一種凝固的理論是不可能的，它只能是一種對“詩歌生命”不斷的解讀的過程。而如果要有所歸納的話，我認為，先生“生命詩學”的本質(zhì)，就是在面對一首詩時，不僅要解讀它的語言及語言所呈露的藝術(shù)特色，還要深入地解讀這一切所展現(xiàn)出來的詩人的生命——而這，才是真正評價一首詩高下，真?zhèn)蔚年P(guān)鍵。最終，先生將自己的“生命詩學”發(fā)展到以自己飽經(jīng)滄桑的生命為背景，解讀另一個大詩人在詩篇中展開的滄桑的生命；以自己度盡劫波的大徹大悟，解讀另一個詩人在詩篇中的穿越，升華，從而達到了一個詩評家的輝煌境界。由先生的“生命詩學”之核，還延伸出先生的兩個重要思想：

（一）鼓勵詩人大膽地在藝術(shù)上進行探索。

早在1956年的《關(guān)于抒情詩》的一文中，先生就已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按照配方的方法來構(gòu)思一首詩，失敗就會擺在詩人的面前。藝術(shù)創(chuàng)造……是無限豐富和多樣的，就是同一個國家，在不同的作品中，也會采用不同的方法的。我們的詩人應該大膽地在藝術(shù)上進行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

生命從本質(zhì)上講，就是一個不斷創(chuàng)造，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如果離開了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這個生命實際上也就已經(jīng)死亡了。因此，作為一個以詩歌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的評論家，是不能容忍詩歌的死亡的。當上個世紀的80年代，先生為之吶喊助陣的“朦朧詩”已取得社會認可，后起的新生代，第三代詩人的作品又引起社會的質(zhì)疑，非議，許多當初為“朦朧詩”開路的評論家們都選擇沉默了的時候，先生卻依然地站了出來，為這些年輕人講話，以他的豐富閱歷和權(quán)威，為這些年輕人支撐起一方天空。如此頗受爭議的于堅的長詩《0檔案》，先生的文本評點何等睿智，舉重若輕：

《0檔案》作為詩歌文本，它的實驗性與創(chuàng)造性，恰恰在于它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復性。如果有人在閱讀它時產(chǎn)生了一種厭惡乃至憎惡的感情，這正是它極大的成功……哥倫布拿起雞蛋在桌上輕輕一敲，它就站起來了……《0檔案》正是哥倫布那輕輕地一擊，它是一次極其簡單卻又十分大膽的創(chuàng)造，后來者不必再試圖如法炮制。

1989年至1991年間，先生為《詩歌報》主筆的“現(xiàn)代史導讀”專欄，曾在詩壇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它一首一首地解讀著年輕詩人們的探索型作品，小心翼翼地進入到這些詩歌的內(nèi)部，以自己飽經(jīng)滄桑的生命，閱歷，與這些年輕的心靈對話，尋求著一種和鳴，共振。先生有時亦承認，他不能看懂某些年輕人的作品，但他不是簡單地將它們棄之一邊，貶之一邊，而是努力地使自己接近，進入這些作品，試圖建立起一種溝通——這實在已躍出了一個詩評家的范圍，而純粹是在完成著一項生命賦予的使命。

（二）對試圖建立新詩的形式的觀點的堅決反對。

愈到晚年，先生這一觀點愈加明顯，強烈。完稿于2005年2月的《傳統(tǒng)與革命》一文中，先生再次強調(diào)：

寫詩，特別是現(xiàn)代詩，最本質(zhì)的一個要求，就是詩人要具備生動敏銳的藝術(shù)感覺與詩性直覺，要有充分表達和表現(xiàn)自由思想和愿望的能力。這個基本素質(zhì)決定了詩人在從事寫作之初，不可能首先考慮要符合什么樣的形式與格律，而必須從能夠最充分地實現(xiàn)自己的藝術(shù)感覺和詩性直覺為前提。

在先生的“生命詩學”中，一首詩的呼吸，同生命的呼吸一樣，詩追求極端的自由的，它拒斥任何有違生命價值的規(guī)則，控制，獨裁。一首詩，無論有著多么美妙的形式，但如果它阻礙了詩思的自由而充分的發(fā)揮，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拆除它。任何的形式，技巧，都有它的陳舊之時，而生命的火焰常新。如果以先生的這一思想來重新梳理五·四以來的新詩版圖，視野將會發(fā)生很大的變化，變的更加開闊，而且，新詩將會獲得另一個極高的起點，發(fā)端：魯迅的《野草》——這部詩集可能是魯迅先生最具時空穿透力的作品。它摒棄了一切形式的束縛，而直抵最復雜，最真實，最詩意的生命本質(zhì)。它對未來的新詩或現(xiàn)代詩的發(fā)展，無疑將具有著啟示錄式的作用。無論詩中國詩歌還是世界詩歌，發(fā)展到了上個世紀末，這個世紀初，都已被其他文體剝離，壓縮到了一個極限，因此，它有必要來一次反彈，反包容。作為先生的學生，我不知道上面的推論能否使先生滿意，但我相信，在生命的意義上，先生從來都是一個在“先鋒派”，真正的“先鋒派”。

自然，任何一種思想，都有它的偏頗之處，面面俱到，等于實際上什么也沒說。先生對于建立新詩的形式的觀點的毫不妥協(xié)的反對，對于新詩的發(fā)展，無疑具有著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我們已經(jīng)知道過去的，以及失去的是什么，但不知道等待著我們的將會是什么，我們惟一所能知道的，就是生命必須進行下去，詩歌必須存在下去。

評定先生的一生，尚為時過早。由于過去20年煉獄生命的墊襯，而使得先生現(xiàn)有的集中的文字顯得異常的厚重。但同時，我們也不得不感嘆，這20年黃金歲月與文字的流放，畢竟太過于殘酷，過于漫長了，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先生可能的發(fā)展空間——盡管他復出后，仿佛要有所彌補似的，已近乎爆炸的速度，寫了大量的詩評詩學文章，其范圍幾乎覆蓋了五·四以來新詩的所有重要詩人著名詩人及他們的作品，而他于2004年編纂出版的《中國新詩閱讀與鑒賞》的高中專題讀本，卻似乎有了某種意猶未盡，而欲薪火傳遞的味道。先生曾在早期的《公劉的近作》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認為“相當重要”的問題：抒情詩的藝術(shù)情節(jié)問題。我很遺憾先生的詩歌解讀沒能從這一早期發(fā)現(xiàn)的角度深入開拓下去。今天，我想把先生早期提出的這一“相當重要”的問題，推演為“現(xiàn)代詩的戲劇性問題”，當今的詩人與批評家們，往往沉溺與詩歌的敘事性或口語化等表象的爭執(zhí)，而忽略了這一更為重要的探討。因為現(xiàn)代詩從本質(zhì)上講，就是一種心靈的獨白，如果現(xiàn)代詩的語言及創(chuàng)作不能構(gòu)成一種戲劇性的背景，讓讀者有所憑借地進入，參與作者的詩思演出，這首詩實際上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向讀者關(guān)閉上了大門——難道日益走向自閉的詩壇，真的希望讀者流失殆盡，尤其那些有著較高文化層次的讀者。我的另一個遺憾，就是先生一直未能有足夠的精力，時間來解讀《野草》，因為《野草》正是符合先生的“生命詩學”的經(jīng)典之作。先生與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講與魯迅一般，都已穿越到了“盡頭”，但在這苦難的穿越過程中，他們的大部分不幸地患上了精神分裂，而無法完整地進入《野草》；新生的一代精銳的詩評家，他們雖然早早地體嘗到了《野草》中的深刻，虛無，但他們又缺乏那種經(jīng)過煉獄淬火的強大的生命，因而亦無法真正地進入《野草》。而先生晚年那穿越了生命的苦難與荒誕，卻依然地奔涌在一塊石頭中的生命，再適宜解讀《野草》不過了。

我忍不住又要向廢墟致敬

向無答案尋求答案

其實我來主要詩為了感恩

……

我很滿意我井里滴水不剩的現(xiàn)狀

即使淪為廢墟

也不會顛覆我那溫馴的夢

——《漂木·向廢墟致敬》

其實，從生命的意義上講，穿越了《漂木》的先生，已進入了《野草》的詩境，無論今年年方七十的他寫不寫關(guān)于《野草》的文字。 

葉櫓先生介紹：

　中國當代權(quán)威的詩歌評論家，揚州大學教授，對詩歌文本及重要詩人的出現(xiàn)，有著卓越的洞察力，發(fā)現(xiàn)或推介了昌耀、聞捷等當代重要詩人。1989年至1991年為《詩歌報》主筆的“現(xiàn)代詩導讀”專欄，極大地影響了朦朧詩之后中國當代詩歌的發(fā)展。葉櫓原名莫紹裘，1936年出生，南京人。1957年畢業(yè)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大學期間即在《人民文學》發(fā)表《激情的贊歌》等文，預見了聞捷、公劉等詩人的重要性。 流放蘇北農(nóng)村，1980年復出。著有《艾青詩歌欣賞》《現(xiàn)代哲理詩》《詩弦斷續(xù)》《詩美鑒賞》《中國新詩閱讀與鑒賞》《現(xiàn)代詩導讀》《〈漂木〉十論》等。其中，《艾青詩歌欣賞》曾深得艾青本人激賞，推為詩歌批評的范本。近作《〈漂木〉十論》，是最早對洛夫長詩《漂木》這一出現(xiàn)于二十一世紀初的重要作品的系統(tǒng)性的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