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圣·伊維爾教堂的報道并不是我一個人采寫的，還有一個合作者，我的妻子楊銘，她也是我的同事。她和我一起采訪，并撰寫了大量的相關(guān)報道。還有其他報社的同事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強有力的支持。一個人的力量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這些年，我看過不少孤軍奮戰(zhàn)的人……這些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說到這里，我倒不想說其他的類似事件了。我只想說我的某些妥協(xié)性——我并不是時時刻刻都能堅持自己的內(nèi)心的，而是為了生存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而妥協(xié)或者逃避——這在詩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痛苦，自省，自我批判，悲傷……或者運用各種曲折的方式……我只想說，同自己的妥協(xié)性斗爭是不得不進行的日常工作。沒有誰天生就有一顆良知之心。我相信人是有原罪的（中國文化之中的類似說法是“性本惡”），所以要不斷通過后天的自我潔凈，自我救贖，才能獲得靈魂的解放，或者通過各種各樣的辦法，接近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或者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的精神面貌，或者只做一個具有正義感的人……一個人在同非人的限制搏弈之前，我覺得首先要同自我設(shè)限、自我審查做斗爭……
詩歌與觀點
問：你自稱是最后一個抒情詩人，那么相對“最后”來說，你所選取的參照是什么？
答：我其實不止一次回答過這個問題。我就把能找到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放在下面吧。
“我現(xiàn)在仍然這么認為。當然，說自己是最后一個不太科學(xué)，萬一還有一個或者幾個呢？我那么說是表明自己的一種決心而已。我能夠肯定的是，我的確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它體現(xiàn)在我的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保ā渡？嗽L談錄：最后一個浪漫主義者》）
“在我個人的寫作實踐之中，抒情成分從來沒有消逝過，我曾經(jīng)以‘最后一個浪漫主義者’自詡而自我激勵?！保ā渡？嗽L談錄：一生都在與語言搏斗》）
“我的價值觀是浪漫主義的。‘最后一個’，是自我激勵的話，并不是事實。”（《詩人訪談：?？恕姼枋俏拿鞯摹鞍l(fā)動機”》）
“八十年代末吧。我這么說就是自我鼓勵的意思。我沒調(diào)查過，我怎么知道誰是最后一個呢？我肯定不是最后一個。我希望浪漫主義生生不息。我這么說不是自我增加榮譽，而是自我鼓勵，自我提示的意思。我是必須這么做的。這個浪漫主義其實就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觀。比如虔誠，比如重情重義——這個我以前沒說過。比如自律——它本來是古典主義的，但卻被我借用了。比如奇異——異國情調(diào)或者驚人的藝術(shù)效果。諸如此類吧。我現(xiàn)在當然還是這么認為。我不會認為它是過時的東西，即使作為風尚它已經(jīng)落伍，但是落伍未必是壞的。反之，古老的也未必是好的東西。凡事都是要具體而論的。19世紀的浪漫主義是可以批評的，這意味著今天的浪漫主義仍然是可以發(fā)展的?！保ā渡？嗽L談錄：寫詩是一種嗜好》）
“當我在個人話語空間里說起浪漫主義之時，就不可能是李白的浪漫主義，也不可能是濟慈的浪漫主義，而是一種純粹個人化的浪漫主義。這種新的浪漫主義，可以看出它發(fā)展的時間痕跡。時間性作為‘新’的特征，在這里首先進入人的視野，并得到認同?！保ā缎略娕c現(xiàn)代性》）
問：巴爾特有一段話：“任何一種政治寫作都只能證明存在一個警察的世界；而任何一種知識分子的寫作也只能構(gòu)成一種副文學(xué)，那是不可以稱為文學(xué)的。所以，這些寫作在總體上是毫無出路的，它們只能返回一種同謀的關(guān)系……”對于這樣的“不良”行為，你似乎早有察覺，“不承認自己是他們所謂的那種知識分子寫作”，但是你卻承認“正在努力成為知識分子的人”，事實上用巴爾特的理論來評定的話，你已經(jīng)卷入所謂的“同謀關(guān)系”。如果真是這樣，你將如何做出有力的辯護，從而為自己“正身”？
答：從處境或者體制以及某種妥協(xié)性的角度來說，我承認我是同謀。我認為這是一種個人恥辱。我應(yīng)該用我的余生（言行以及寫作）對此予以強有力的糾正，而且不單單憑借寫詩這樣一種方式。
如果是從政治寫作的角度來說，那么我必須強調(diào)，我從來不曾從事過類似的工作（新聞寫作與政治寫作是不同的，雖然我們這里的新聞寫作只是一種并不嚴格的新聞寫作）。當然，從另外一個側(cè)面來看，羅蘭·巴特的提醒確實值得注意。它告訴我們什么是必須避免的。
文學(xué)的歸文學(xué)，政治的歸政治。從獨立原則來看，當然是這樣的。
但是除此之外，我想說，在中國，人人皆在體制之中。
這不是辯論，而是事實。這不是終點，而是起點。
臧棣說過一個詞，“希望詩學(xué)”，我估計是從“希望神學(xué)”那里來的。我覺得“希望”這個詞非常棒（還有兩個詞也非常棒，“相信”和“愛”），因為有了希望，我們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我還想說，從來就沒有獨立于政治之外的藝術(shù)或者寫作（這和前面所提的獨立原則毫無矛盾之處），當代的藝術(shù)（或?qū)懽鳎└拍钪惺潜仨毎危ㄒ庾R形態(tài)）這個要素的（去年798的一個展覽，名字就叫《幻想的政治和新人》），將藝術(shù)與政治置于一種對立的狀態(tài)，或者將政治本身粗鄙化（典型言論是“政治都是丑惡的”），其實都是一些早被拋棄的陳詞濫調(diào)。人們需要過一種健康的政治生活，藝術(shù)與政治之間需要建立一種更為合理的關(guān)系，一種更為有機的關(guān)系。
我還想說，文學(xué)或者詩歌，或者寫作，它的獨立性主要體現(xiàn)在自己的語言方面，或者形式方面，它以獨特的形式將包括政治元素在內(nèi)的所有處理對象予以“藝術(shù)化”。這和政治寫作根本不同，政治寫作主要是為了表達發(fā)言者的政治主張，而藝術(shù)是什么？是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新事物，或者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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