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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文學評論家 敬文東

敬文東夢想成為一個文體家，一個聲光外溢的思想者。他的批評，本乎情性，隨事立體，愈細密，愈廣大，愈駁雜，愈旨遠。他知識豐沛仍感矛盾，話鋒如刀亦常猶疑，他的寫作，更像是一場自我辨析式的語詞旅行。他出版于二〇一七年度的學術專著《感嘆詩學》，以漢語詩學傳統(tǒng)中的感嘆為關鍵詞，以頹廢而笑著的詩篇為新路向，以聲音為詩歌的核心語義，為詩立心。心氣高而能越眾，思力博而能馳騁，斟酌古今、權衡中西之后，敬文東終成一家之言。

華語文學傳媒盛典至今舉行了十六屆。在此之前，已經(jīng)有十五位批評家獲此殊榮。他們理所當然都是當下中國最杰出的批評家；能將自己的名字忝列其后，真是萬分榮幸，也讓我感到驚喜和驚訝。

我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diào)過同一個觀點：文學批評固然需要解讀各種優(yōu)秀的文學文本，但為的是建構批評家自己的理論體系；而文學批評的終極旨歸，乃是思考人作為個體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地位，以及人類作為種群在宇宙中的命運。打一開始，我理解的文學批評就具有神學或宗教的特性；不思考人類命運的文學批評是軟弱的、無效的，也是沒有骨頭的。它注定缺乏遠見，枯燥、乏味，沒有激情，更沒有起碼的擔當。我當然不會錯誤地認為文學批評家居然可以是牧師，也不會淺薄地將批評家認作神父。事實上，他們只是一群喜歡思索、樂于思索的人而已。他們更愿意從形而上的角度關心人、關注人和觀察人，但他們首先是觀察人如何被作家和詩人所表達，人的命運在何種程度上具有何種寬廣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批評家樂于在戰(zhàn)戰(zhàn)兢兢中，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做出極為謹慎的預言。他們愿意報告人類未來的消息。他們愿意為此負責，并成為風向標。

我不清楚我在何種程度上踐履了自己的批評觀。但多年來，我確實一直在為此而努力工作，未曾有過絲毫松懈。如果我沒有將之化為現(xiàn)實，那只能理解為本人能力有限。在此，我更愿意將這個獎項視作對這種批評觀的鼓勵，而不是對我個人的批評文本和所謂的批評成就進行的獎掖。在原本應該偉大的批評活動及其高遠的目的面前，我不過一介奴仆而已。

謝謝大家。

【訪談】

南都：您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名學者、文學批評家。是什么特殊的因由讓您將“感嘆”指認為漢語詩歌的本質(zhì)？如果“感嘆”即是“高濃度的抒情”，“感嘆詩學”是否也可稱為“抒情詩學”？

敬文東：我只能說自己是一名未遂的詩人。我確實寫過很多年詩，但不得不承認才華有限。我有很多杰出的詩人朋友，當有一天發(fā)現(xiàn)自己無論如何努力，也達不到他們的水準時，就放棄了成為詩人的念頭，但并不意味著以后不再寫詩。我的職業(yè)是教師，文學研究是職業(yè)的組成部分，因此，無論水準如何，都不能放棄，否則，就是失職。我們這一代學習文學的人，從一開始眼光都是向外的，很少認真回望自己的傳統(tǒng)。也許是宿命吧，漢民族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是順應，而不是西方式的反抗，所謂“存，吾順事；沒，我寧也”。這是一種十分高級的態(tài)度，對人類命運有著極為本質(zhì)但又是相當素樸的理解。感嘆因此成為這種態(tài)度的外顯形式；漢語和漢語詩歌將之納于自身，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半個世紀前，旅美華人學者陳世驤將中國文學的本質(zhì)認作抒情傳統(tǒng)，但抒情傳統(tǒng)一說還是太抽象；將感嘆認作抒情傳統(tǒng)的實質(zhì)或內(nèi)涵，也許可以避免抽象性。但更重要的是，抒情傳統(tǒng)由此更有可能或更容易找到解釋和理解的思維進路。

南都：無論古典還是現(xiàn)代詩歌，其本質(zhì)都是“感嘆的”(抒情的)，此一說法與自古以來的“詩言志”，以及孔子所說詩可以“興觀群怨”是否矛盾？

敬文東：當然不矛盾。感嘆既是“志”的聲音外顯，也是“興觀群怨”的聲音化。古典漢語詩歌和現(xiàn)代漢語詩歌的區(qū)別，并不體現(xiàn)于語言媒介和形式，而是它們面對的經(jīng)驗有異。簡單、透明并且穩(wěn)定性很強的農(nóng)耕經(jīng)驗對應的感嘆更直接、更集中，爆發(fā)力很強；晦澀、瞬息萬變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需要更隱蔽、更悠長、更不易于被察覺的感嘆。順便說一句，“詩言志”和“興觀群怨”的詩學觀念并不是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已經(jīng)過時。我倒覺得如果將它們跟現(xiàn)代漢語詩歌聯(lián)系起來，大有可供闡釋的空間。

南都：雖然“詩三百”的本質(zhì)特性不過“至情流溢，直寫衷曲”，但抒情之詩并非“濫情”。從古至今，與情緒相對的“理性”在詩歌中占據(jù)怎樣的位置？

敬文東：孔子“溫柔敦厚”和“詩無邪”的詩教觀念，決定了古典漢語詩歌的基本性格，濫情從理論上被排除在外，但不影響深情的存在，所謂“情之所鐘，正在我輩”。但深情之存在，并不是絕對不允許理性(或理智)被詩歌納于自身。宋詩就很喜歡說理。無論宋詩被后人鄙薄，還是尊崇，說理都是主因?，F(xiàn)代漢語詩歌因為必須處理現(xiàn)代經(jīng)驗，又因為現(xiàn)代經(jīng)驗自有其晦澀不明的特性，極其需要為情感找到客觀對應物，所以需要更多理智的成分。我更愿意將“至情流溢，直寫衷曲”稱作主心的詩學，腦為心之輔佐；將現(xiàn)代詩學看作主腦的詩學，心為腦之長隨。但無論輔佐還是長隨，都無貶義。

南都：廢名在北大的新詩課上曾說：“如果要做新詩，一定要這個詩是詩的內(nèi)容，而寫這個詩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以往的詩文學，無論舊詩也好，詞也好，乃是散文的內(nèi)容，而其所用的是詩的文字。”今天，對新詩來說，“詩的內(nèi)容+散文的文字”這個配方是否真正適用？同時，詩歌與散文之間構成怎樣的關系？

敬文東：廢名先生是真詩人和真理論家，他一語道破了新舊漢語詩歌的區(qū)別和內(nèi)在聯(lián)系。他之所說至今仍然管用。舊詩的保證是形式，有它在，散文的內(nèi)容就可以轉化為詩的存在。也就是說，舊詩被打破形式的藩籬后，其內(nèi)容可以用散文來傳達。新詩沒有固定的形式，其形式只能是發(fā)明性的：每一次新詩寫作，意味著發(fā)明一次跟這次寫作相聯(lián)系的形式，因此難度反而更大。因為沒有形式上的絕對約束，新詩對內(nèi)容的要求反倒極高。新詩的內(nèi)容不能用散文來傳達：這也許就是新詩和散文之間構成的關系吧。判斷一節(jié)分行文字是不是詩的方法很簡單：取消分行，看看它究竟是不是散文片段或小說片段，如果是，就肯定不是詩。

南都：《感嘆詩學》里論及，“孤獨”作為現(xiàn)代的一種基本心理范式，成為漢語新詩的情緒底色。能否從您個人的寫作經(jīng)驗出發(fā)，談談您對“孤獨”的理解？如果將“對孤獨的慨嘆”作為“新詩的基本任務”，是否簡化了現(xiàn)代性以及和現(xiàn)代性緊密相關的新詩的復雜面相？

敬文東：我在《藝術與垃圾》那本小書中認為，現(xiàn)代性的終端產(chǎn)品有兩個：單子式的個人和垃圾。前者導致人與人互為可拋棄物；后者意味著物品只有今生而無來世。有了這樣的視界，當然滿眼都是人之孤獨和物之孤獨?，F(xiàn)代漢語詩歌的感嘆必將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我要再強調(diào)一遍，它是基礎，不是全部。宮殿的基址不是宮殿，但宮殿以它為前提。任何被新詩寫到的主題和領域，都事先遭到過它的浸染。很難設想，不涉及孤獨的現(xiàn)代漢詩是不是合格的現(xiàn)代漢詩；即使是不孤獨也得由孤獨來定義，而不是相反。

南都：“頹廢并且笑著的詩篇”，是不是新詩百年為接續(xù)“感嘆詩歌”的傳統(tǒng)所做出的最大功績？這條新的詩歌道路與后現(xiàn)代社會結合，預示著怎樣的文學未來？

敬文東：中國歷史上的頹廢者都有苦澀的人生，因此大都有充滿苦澀意味的感嘆，也許莊子、陶淵明和蘇東坡是罕見的例外。新詩寫作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頹廢并且笑著的詩篇”，至少給新詩的未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有智者認為，“嗟窮嘆老”的作品是文學中的下乘之作。此說雖然有些極端，但不無道理。所謂頹廢，就是人生毫無意義，但有些事情對毫無意義的人生有意義。因此，“笑著”建立在熱愛人生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否定人生的消極層面；“有些事情”正是“笑著”的來源和堅實根基，恰好能一洗“嗟窮嘆老”的苦澀意味。龐德說，我發(fā)誓，我終生不寫一行感傷的詩。此說也很極端，但它至少能給以哀悲為嘆的中國傳統(tǒng)詩學輸入新的因素。

南都：《感嘆詩學》富于比興，辭采搖曳，你自己怎么定義“詩論”這樣一種特殊的文體？在寫作的時候，您的學者身份要怎樣去戰(zhàn)勝您的詩人身份？

敬文東：我有一個固執(zhí)的觀念：中國是傳統(tǒng)的美文大國，只要是文章，漂亮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多年來，我一直試圖找到一種流暢、簡潔、與呼吸相俯仰的學術文字，亦即在漂亮的語言層面書寫學術。“詩論”屬于學術領域，和其他學術形式相比，不應該有文字上的特殊性。特殊性僅僅來自不同寫作者的特殊個性。我也不認為我在寫作時詩人身份干擾了學者身份，因此需要后者戰(zhàn)勝前者———假如我冒充詩人的話。我倒是覺得，我寫詩的經(jīng)歷有助于我的學者身份，因為它給學者的我提供了學者語言方式之外的語言方式。語言即看見，即聽到。維特根斯坦說，一個人的語言邊界就是其世界的邊界。有另一種語言方式幫助我，我也許可以聽見和看見更多，能到達更遠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