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范疇不是柏拉圖的首創(chuàng)，而是全部挪用歷史上的巴門尼德《論自然》的殘篇8描述存在的諸范疇，不宜被解讀為柏拉圖的范疇論學說。諸范疇從屬于辯證術的八組論證結構，而八組論證表明，埃利亞派的“一切是一”既可以證成，也可證偽。此外，八組論證明顯改造了埃利亞派對非存在和意見的否定，有意討論了非存在和現(xiàn)象。
另一種主要現(xiàn)代研究關注八組論證的邏輯推論過程，延續(xù)普羅克勒斯時代就已經有的邏輯路向，認為這部對話只是邏輯練習，是學園弟子的哲學入門課程，不具任何特殊意義。例如，羅賓遜（R. Robinson）認為，《巴門尼德》的重點是八組假設的邏輯推理過程，而八組假設本質上是邏輯訓練，不抵達任何深刻教義，練習者經過這種邏輯鍛煉之后，日后或可洞見真理。[14]門沃德（C. Meinwald）同樣質疑探究《巴門尼德》整體意圖的傳統(tǒng)做法，認為這篇對話所有疑難的關鍵即論證，而所有論證只應該從字面意義理解，她否認所謂的潛層含義，她的工作主要致力于梳理《巴門尼德》的論證。[15]這種立場很難解釋這部分與前一部分的關系，走到極致就是瑞爾（G.Ryle）的主張：對話的兩個部分是柏拉圖從他的書架上取下兩部未完成書稿，用“些許而非充分的必要關聯(lián)”連接在一起。[16]
如前所述，巴門尼德的辯證術展示在對話中有著嚴肅的問題語境：各種獨立分離出“存在”的探究路向遭遇諸多困境后，該將哲學思考轉向何處。柏拉圖在《理想國》卷七討論了辯證術在探究真理過程中的地位。哲人超越生成把握存在時，靈魂為適應由生成轉向存在的眩暈和痛苦，要先借助“關于一的研究”和數學緩和攀升過程中的不適（525b），然后借助辯證術徹底超越感官，上升到“每個東西其所是”，最后，靈魂憑借思本身把握“善”（532b）。辯證術的意義不僅在于技藝性，更在于作為靈魂上升過程的關鍵步驟（533d）。
晚期對話《斐勒布》也討論過辯證術與哲學的關系，其中完整交待了一與多的存在之爭如何引出形相（或理念），也就是辯證術的產生背景（13e以下）。在《斐勒布》中，少年蘇格拉底曾經用來反駁芝諾的論證再現(xiàn)于普羅塔庫斯之口，成年蘇格拉底稱這套說法為“關于一和多的陳詞濫調”，“人們認識到它們是小孩子把戲”和“邏各斯的障礙”（14c-d），辯證術作為解決一與多難題的新方式出現(xiàn)。
此外，蘇格拉底還談到，自哲學生涯伊始，他就確定一些東西為善，如思想、知識、心智等，但他遭受了邏各斯的考驗，辯證術是他找到的應對方法（17a），他稱之為“本人永遠熱愛的更漂亮的方法”（16b）和“神賜給人的禮物”（16c）。辯證術出自對本原問題的探究：“任何據說存在的東西都出自一和多”，因此需要“確定理念”（16c）。
《斐德若》說辯證術家是對區(qū)分與結合（διαιρ σεων κα συναγωγ ν）有愛欲之人，所謂辯證術之合即“統(tǒng)觀分散在各處的東西，然后把它們引領至一個形相……”（265d）；辯證術之分即“按其自然生長的關節(jié)處依據形相切分這個……”（265e）。形相作為一種自然標準出現(xiàn)在辯證術中：辯證術的兩個組成部分——結合與區(qū)分——必須借助形相（理念）完成，形相（ε δο ）與類（γ νο ）同義。
《巴門尼德》因循同樣的柏拉圖式問題次序展開：在第一部分，芝諾關于一與多的論文引出蘇格拉底借形相（即理念）討論一與多，巴門尼德批判形相，揭示出存在論的共同困境，從而引出辯證術；在第二部分，巴門尼德圍繞一與多（他者）展開辯證術的具體論證。
最后必須注意，柏拉圖式的辯證術伴隨一種關于靈魂特殊愛欲的討論。這也是《斐德若》與亞里士多德《修辭學》和《論題篇》在討論辯證術時的最明顯差異，柏拉圖突出辯證術作為愛智活動朝向真理的最佳方式；亞里士多德強調辯證術檢驗命題的具體功能（《論題篇》101a20-b4）。[17]柏拉圖無意對作為工具的辯證術理論做出嚴格的系統(tǒng)論述，他把辯證術置于探討靈魂愛欲的語境下討論其意義，在《巴門尼德》中，無論是巴門尼德反駁形相論，還是八組辯證術演示，都包含大量詭辯論證。
《斐德若》說辯證術家的靈魂具有一種神圣的瘋狂（149e），蘇格拉底自稱是其中一員。這些人是“沉迷于聽邏各斯的病人”（228b），他們的生活方式是追逐邏各斯，蘇格拉底表示斐德若利用書中的邏各斯，可以把他引誘到任何地方（230b）?！栋烷T尼德》有兩個細節(jié)突顯愛欲：柏拉圖把芝諾描述為巴門尼德的寵兒（παιδικ ），這個詞指男同戀關系中的少男一方（127b）；巴門尼德把自己涉身邏各斯海洋的活動比作被迫步入愛欲（137a）。辯證術把對邏各斯有愛欲的人引向真，正如巴門尼德教導少年蘇格拉底，要通過辯證術借助形相“徹底訓練自己并可靠地洞見真理”（136c7）。
第二部分八組論證的前兩組篇幅龐大，圍繞諸范疇詳細展開，同一個假設推出截然相反的結論，若一存在，則既可無、又可有諸范疇。諸范疇對于“一”是否成立，取決于如何預先定義“一”和“是/存在”。假設一的前提“如一在”（ε ν στιν）實際上是“一是一”，即只是“一”；假設二的前提“一若在”（ ν ε στιν）實際上是“一存在”，即同時是“一”和“存在”。
后六組論證都非常簡短，有時是爭辯術或智術玩笑，看似只是為了湊成辯證術的兩兩對應結構，一個假設及其對立面可以交互得出相反結論。其中形式上最特殊的是第七組，它不是邏輯推論，而是文學比喻。伯納德特（S. Bernardete）注意到這一點，他認為第七組是中心，其余七組圍繞它的主題收攏與展開，這組論證呈現(xiàn)的正是蘇格拉底哲學之起點，這兩個比喻是理解八組論證整體意圖的基礎。[18]
第七組屬于后四組“否定性”論證，前提假設是“一不存在/非一”（160b-163b），它用到“做夢”和“觀看影子畫”兩個比喻（164d、165b、d）。當不存在一時，人類思想如同做夢一般對待一與多，又如同觀看影子畫時遠觀為一近看則多（164d-165d）。做夢和觀看影子畫代表了靈魂的想象與認識活動，人類經驗中的許多個具體的一可被理解，潛藏在一切之后的那個作為最終普遍原則的“一”是人類無法感知與認識的。假設七提示，人類自以為把握到的“一”實則只是夢中的瞬息，依舊存在于人類的靈魂活動中，這暗示“一”并非自在的實體。但是，與此同時，若沒有“一”，一切就只能是破碎蕪雜的現(xiàn)象。假設七揭示出，包括“形相”在內的種種存在論學說至多只真理的相似者，而非真理，關于存在的種種學說實則仍是基于人類靈魂經驗的“看似如此”。
第七組呈現(xiàn)了人類經驗與“存在”的復雜交融，呈現(xiàn)了靈魂與存在問題的關聯(lián)，指向探究存在的新路徑——由探究靈魂是什么來追問存在是什么，伯納德特稱之為“存在論的靈魂學（ontological psychology）”。在《巴門尼德》第一部分，少年蘇格拉底走向靈魂的嘗試被巴門尼德用論證技巧破壞，少年蘇格拉底只是隱約地意識到靈魂與存在之問的關聯(lián)。朗佩特(L. Lampert)從伯納德特提示的存在論靈魂學看到，《巴門尼德》最終揭示了邏各斯之于哲學探究的意義與限度?！按嬖谡撿`魂學”的起點是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這意味著經由人類的自我認識來理解人類的認識方式。邏各斯的技藝或知識是哲學探究的必要工具，人可以借助它展開對靈魂經驗的研究，由于靈魂學是一種屬人知識，人可以由此通往一種朝向整全的存在之問。倘若沒有這種存在論意義上的靈魂學，人類無法擺脫以幻象為基礎的經驗世界。這種新路徑兼具政治面相與哲學面相，一方面指向對各色靈魂與各種生活方式的認識，另一方面指向特殊靈魂的愛欲，指向存在之問。
結語：《巴門尼德》與形而上學問題
《巴門尼德》的少年蘇格拉底形象代表了一種新哲學開端時的形態(tài)。盡管這部對話揭示出形相論的原初困境，成年蘇格拉底日后仍堅持借助形相完成論證，形相始終保持與可感知事物的基本區(qū)分，兼具類的含義和價值指向。巴門尼德的第一輪盤詰始于四類事物是否都具有形相（130b-e），這個提問來自他從此前蘇格拉底與亞里士多德交談中看到的“美而神圣的”動機（135d）。這個動機在《斐多》中就是以“善”為最高本原的目的論宇宙，在《理想國》中就是靈魂超向“善”的上升。在這兩部對話中，成年蘇格拉底論證時使用的形相論與《巴門尼德》的少年蘇格拉底形相論沒有本質性的改變。[19]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從未放棄過少年蘇格拉底的神圣動機，這個動機顯得出于正確意見的考慮，其實蘊含了對存在論問題的深層思考。
盡管少年蘇格拉底把形相與事物的價值密切關聯(lián)，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卻并不是個道德學家，蘇格拉底轉向的關鍵恰恰在于發(fā)現(xiàn)邏各斯。正如施特勞斯明確指出，柏拉圖是“最初在邏各斯中'尋求庇護’的人”，他借助關于事物的邏各斯繞開事物的紛繁復雜，發(fā)現(xiàn)唯一“進入事物真正原因”并“向人敞開的通道”。少年蘇格拉底堅信正義有形相，這是因為，對于正義而言，形相的意義在于，當人們談論“正義”的時候，完滿的正義不會出現(xiàn)在人們的行動中，只會作為一種理念出現(xiàn)在邏各斯中，正義之形相是一種標準，充滿含混的人類行為則無法充當這個標準，惟有憑借邏各斯、憑借形相，人類才能認識德性的超越性。[20]
《巴門尼德》令人困惑的結尾最終照應著柏拉圖對辯證術與真理關系的基本看法，八組假設經過繁瑣而漫長的論證，走向一個“既是（或顯得是、或變?yōu)?、或顯得變?yōu)椋?亦是（或顯得是、或變?yōu)?、或顯得變?yōu)椋鼻摇凹确牵ɑ蝻@得非、或變得非、或顯得變得非）/亦非（或顯得非、或變得非、或顯得變得非）”的未定結論（166c2-5），而非得出一種關于最高存在的肯定性學說，這一點正是柏拉圖與后世柏拉圖主義者們的關鍵差異。
注釋
[1] G.R. Morrow and J. M. Dillon,Proclus’s Commentary on Plato’s Parmenid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pp.29-38. J.D. Turner, K. Corrigan ed.,Plato'sParmenidesand Its Heritage, Volume I, 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0, p.34.
[2] R. Reames, E. Schiappa,Logos without Rhetoric: The Arts of Language before Plato,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7, p.1.
[3] 海德格爾，《柏拉圖的》，溥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79，頁245-278。
[4] 本文使用柏拉圖著作參照伯奈特（Burnet）版，見Platonis Opera, John Burne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3。《斐德若》、《斐多》為劉小楓譯文（《柏拉圖四書》，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5），《書簡七》為彭磊譯文（《柏拉圖書簡》，北京：華夏出版社，2018），《智術師》為柯常詠譯文（未刊稿），其余未標注者為筆者自譯，引用時隨文標斯蒂凡碼。
[5]K.M. Sayre,Plato's Literary Garden：How to read a Platonic dialogu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5, pp.1-32.
[6]對參《泰阿泰德》153a。
[7] K. M. Sayre,Plato’ Late Ontology, Las Vegas: Parmenides Publishing, 2005, p.15.
[8] F-G. Herrmann,Words and Ideas: The Rootsof Plato’s Philosophy, Swansea: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pp.95-138.
[9] Sayre,Plato’ Late Ontology, p.14.
[10] K. Dorter,Form and Good in Plato’s Eleatic Dialogu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5.
[11] K. Dorter,Plato'sPhaedo: An Interpret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127.類似觀點參L. Gerson, “Harold Cherniss and the Study of Plato Toda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52, no. 3, 2014, pp.397-410.
[12] “理念”在《巴門尼德》中出現(xiàn)在132a2、133c8，134c1，替代形相和類。有學者認為柏拉圖使用的這個詞與“形相”有細微差別，前者更側重于本質、特征，而非“類”。對參《理想國》507c、596b。
[13] 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陳康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15-22。
[14]R. Robinson,Plato’s Earlier Dialectic,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3,p.264.
[15] C. Meinwald, Plato'sParmenides, Oxford: OxfordPress, 1991, pp.21-23, p.125.
[16] G. Ryle, “Plato’sParmenides”, inStudiesin Plato’s Metaphysics. edited by R. E. Allen,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p.145.
[17] J. Fink,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 from Plato to Aristotl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23. M. Spranzi,The Art of Dialectic between Dialogue and Rhetoric: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18] S. Benardete, Plato’sParmenides:ASketch, inTheArchaeologyoftheSoul:PlatonicReadingsofAncientPoetryandPhilosophy, 2012,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pp. 229-43. L. Lampert,Reading Bernadete:A NewParmenides,Interpretation, vol.44, 2018, spri., pp.403-423.
[19] 康福特（F.M.Cornford）提出第一部分的“形相論”論證與《斐多》中的“形相論”相悖，這個觀點曾經一度成為定論(F.M.Cornford,PlatoandParmenides:Parmenides’WayofTruthandPlato’sParmenides, Reprinted by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80)。多特后來指出，討論《巴門尼德》與《斐多》的形相論是否一致的關鍵不在于對形相論的具體建構，而在于形相與善的關系（K. Dorter,FormandGoodinPlato’sEleaticDialogu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10] 施特勞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申彤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12，頁170-174。
作者簡介
曹聰，現(xiàn)任教于揚州大學哲學專業(yè)。中山大學哲學博士，倫敦大學學院（UCL）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古希臘哲學、西方政治哲學和中西比較古典學研究。主要專著有《蒙以養(yǎng)正：哲學與青年教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即出），譯著有《盧梭導讀：施特勞斯講疏》（即出）、《哲人的道德與自然：尼采講疏》（2017）、《靈魂的轉向：柏拉圖的》（2015）、《哲學的自傳：盧梭的》（2011）、《懼怕差異》（2010）、《古代悲劇和現(xiàn)代科學的起源》（2009）等。在《世界哲學》、《哲學與文化》、《古典研究》等境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多篇。主持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柏拉圖《巴門尼德》翻譯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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