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魯迅的總體意義，波伏娃這樣概括：“他的死，拉下了'資產(chǎn)階級文化’的帷幕。他的生活和生平就像反映一個階級的一出戲，政治上的解放使得這個階級所受到的經(jīng)濟上的迫害更無法忍受，這個階級的勝利被阻撓，無助而又絕望，盡管還在嬰兒期，就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彎腰退向一旁，看著無產(chǎn)階級大步向前?！?/p>
一些誤讀
這樣的概括給了我們把握魯迅一個新的視角。這是我們中國研究界值得關注的。從波伏娃對魯迅的介紹看，雖然較為概括但涉及的方面卻相當廣泛；從篇幅看，魯迅可以說占了“文學”類作家的最大篇幅。在介紹中，波伏娃雖然也涉及到其他諸如胡適、郭沫若、郁達夫、茅盾、林語堂、老舍等大家，但多是有限的幾段甚至幾行，而且大都是在與魯迅聯(lián)系比較時才提及的。這——我們大約可以認為是波伏娃自行閱讀研究得出的看法，同時我們亦可由此感受到魯迅作為當時時代文學代表的特別地位。
波伏娃特別著重對魯迅的介紹，除以上提及的情形外，還應當與她的文藝觀念有相當?shù)穆?lián)系。從波伏娃作品表達的思想看，她與薩特一樣，都激烈地反對“為藝術的藝術”這種文藝觀，認為文學必須干預政治和生活，主張“干預的文學”。這一點，與魯迅的文學觀念，有頗為一致之處。波伏娃在文章中有過這樣一段記述：“由茅盾和魯迅在1921年1月領頭發(fā)起的'文學研究會’發(fā)表了其宣言，肯定了文學的政治作用：'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去了’，提倡反映被壓迫者'血的文學和淚的文學’。”這段記述雖然有個誤會，即認為魯迅是“文學研究會”成員（國內也有學者鬧過這樣的誤會），但認為魯迅與此觀點接近或大致相同，是符合實際的。這種文藝觀念的接近也應該是波伏娃重視魯迅的又一緣由。
當然，由于收集資料的不易，波伏娃在運用它們時有時顯得不很均衡。一方面，她甚至尋讀并引用了“左聯(lián)”的理論綱領，“文學研究會”的宣言等并非廣泛傳播的資料；另一方面，在資料的運用方面又顯得較為倉促，有些地方還頗有錯失之處。譬如她說：“1925年，他（魯迅）發(fā)起的《語絲》評論創(chuàng)刊，當時的編輯人員包括諷刺和幽默作家林語堂和小說家老舍?！睋?jù)筆者查尋相關資料，說老舍為《語絲》編輯顯系失誤。
另外，她介紹魯迅“在南京完成了他的大學學業(yè)?！逼鋵嶔斞府斈暝谀暇┳x的江南水師學堂和礦物鐵路學堂，均非大學。她說魯迅等人發(fā)起組織了“左翼作家聯(lián)盟”，魯迅當選為主席，似乎也有誤會。魯迅是“左聯(lián)”常委之一，只能說是領導人，而并沒有任“主席”職務……但我們考慮到波伏娃當時收集材料的不易，加之文化背景的差異，這樣不傷主旨的誤會還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看來，波伏娃的介紹更多是針對當時西方一些對中國抱有偏見人們的，所以內容在中國讀者覺得并不顯得新鮮；且行文略覺倉促，但波伏娃畢竟是一位敏銳而深邃的思想家，她對魯迅的評述，許多見解對我們讀者還有啟發(fā)；她觀察問題的方式，也給我們看待同樣材料以新的視角。從最一般的意義來講，通過此，我們可以感受到近半個世紀前西方一些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關注和研究情形。以此與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情況相比，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和丈量出今天中國及世界發(fā)展的步伐。僅就此一點，我們也應該對波伏娃表示謝意。感謝她以人道主義的立場來關心當時正處艱難時期的中國人民；感謝她對中國文化巨人魯迅的評述及推許；這是我們今天行文時必須應該表達的。（楊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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