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看編說 · 微觀的唐代農家生活：雞黍、土酒與農桑 | 霍俊明
唐代以詩取士，而詩至盛唐氣象全出，“大歷之詩，高者尚未識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隨野狐外道鬼窟中”（嚴羽《滄浪詩話》）。我們所熟知的偉大詩人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王昌齡、賀知章、張九齡、高適、岑參、王之渙等大體都生活于開元以及天寶時期，正所謂“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滄浪詩話·詩辨》）。嚴羽強調的是后世所不能企及的盛唐詩的高妙之處，其對孟浩然評價甚高，“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關于盛唐開元時期，很多讀者都想了解當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比如他們的日常環(huán)境以及吃穿住行。我們大體可以通過孟浩然來了解一下開元時期普通農家的生活狀態(tài)。這是唐詩中非常典型的田園詩。孟浩然寫出了純樸、自然的鄉(xiāng)村景象以及重陽節(jié)之際親切、溫暖的對飲場面。關于重陽登高，唐詩中最著名的當屬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遍插茱萸少一人”寫盡了朋友之間的深情。孟浩然非常幸運地趕上了開元盛世，其時“左右藏庫，財物山積，不可勝較。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管戶一千余萬，米一斗三四文，丁壯之人，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開天傳信記》）。杜甫則不幸地趕上了唐玄宗天寶末年與唐代宗廣德年間的“安史之亂”，他也見證了大唐由盛轉衰的拐點。孟浩然與杜甫二人的田園、農事詩剛好反映了唐代不同時期農民截然不同的鄉(xiāng)村生活與命運，一喜一悲、一靜一亂構成了唐代豐富多變的社會史。至德二年（757年），任左拾遺不久的杜甫因上書支持房琯而觸怒唐肅宗，以至下獄，后被放還。該年閏八月，杜甫由鳳翔往鄜州羌村（今陜西富縣北）探望在此寓居了一年之久的妻兒。“安史之亂”導致的顛沛流離、民不聊生、田園荒蕪、朝不保夕的景象盡收于杜甫的筆端。天寶年間人口近四千九百萬，更早時期是六千萬，而鼎盛時期人口達八千萬以上。經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755—763年），唐朝的人口在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驟減到“戶二百九十余萬，口一千六百九十余萬”（《資治通鑒·唐紀》）。這種“人煙斷絕，千里蕭條”（《舊唐書·郭子儀傳》）的衰敗景象與大饑荒與叛軍所到之處屠城有很大關系，“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資治通鑒·唐紀》）。以二百萬人口的京畿地區(qū)為例，叛軍攻入長安后幸免于難的不到一千戶。正是因為人口銳減而又需要征兵，所以“安史之亂”期間幾乎所有的男丁都要從軍，所以在杜甫的“三吏”“三別”中出現(xiàn)了酷烈無比的時代景象。通過孟浩然的《過故人莊》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唐代城鄉(xiāng)之間的差異以及普通農家的居住環(huán)境和生活水平。“青山郭外斜”交代了孟浩然老朋友村落的居住環(huán)境。古時的村莊為了居戶安全考慮，有的會設有村門和村墻。唐代是在城外遠郊設村，“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村”（《舊唐書》）。村莊距離城市是有一段距離的，至少為幾十里。這一距離不只是交通層面的，還涉及唐代不同階層之間的社會差別，比如等級、秩序、經濟以及心理上的落差。唐代的襄陽城包括最為重要的子城（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和襄陽縣的衙署）、西城以及城內的靖安、旌孝、明義三坊。城外有春臺鄉(xiāng)的漢陰里、檀溪里，殖業(yè)鄉(xiāng)的崇教里以及鳳林鄉(xiāng)的安遠坊、南津坊（參見魯西奇《城墻內外：古代漢水流域城市的形態(tài)與空間結構》）。唐末的楊師厚（？—915年）增筑襄陽羅城。按《唐六典》，開元時期四家為鄰、五家為保、百戶為里、五里為鄉(xiāng)。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設有里正、坊正、村正，負責戶口管理、維護治安、賦役科稅、課植農桑等工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孟浩然眼中的青山、綠樹、園圃，吃的農家“走地雞”以及暢飲的自釀土酒都是純天然、有機的、綠色的、生態(tài)的，也是充滿了詩情畫意而令人向往不已的。但是，如果我們的閱讀不止于此，再進一步深入探究的話，就會發(fā)現(xiàn)那時農家真正的生活環(huán)境和日常飲食水平。通過“故人具雞黍”，我們來看看唐代宮廷、富族以及普通百姓的飲食差異及其構成。從西周一直到唐宋，肉食主要以羊肉為主，所以出現(xiàn)了諸多嗜羊的饕客，“熊翻每會客，至酒半，階前旋殺羊。令眾客自割，隨所好者，彩綿系之。記號畢，烝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云仙雜記》）。甚至羊肉還能用來釀制美酒，美其名曰“白羊酒”：“臘月，取絕嫩羯羊肉三十斤，肉三十斤內要肥膘十斤，連骨使水六斗已來，入鍋煮肉，令極軟。漉出骨，將肉絲擘碎，留著肉汁。炊蒸酒飯時，勻撒脂肉拌飯上，蒸令軟。依常盤攪，使盡肉汁六斗，潑饋了再蒸，良久卸案上，攤令溫涼得所。揀好腳醅，依前法酘拌，更使肉汁二升以來，收拾案上及元壓面水，依尋常大酒法日數，但曲盡于酴米中用爾。一法，腳醅發(fā)，只于酘飯內方煮肉，取腳醅一處搜拌入甕?！保ū彼沃煲碇小侗鄙骄平洝罚?/span>唐代的宮廷、貴族以及中層以上官員的飲食結構中最重要的肉食來自羊，馬和牛因為戰(zhàn)備以及耕種的需要而往往禁止屠殺食用且身價比較高。天寶二年（743年），一頭細犍牛按上中下三等分別為四千二百文、四千文和三千八百文，再次一點的犍牛按等級分別為三千二百文、三千文和二千二百文。唐代的筆記小說中有很多關于吃羊肉的故事，比如張《朝野僉載》所記唐太宗以無脂肥羊肉作藥引之事：“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須無脂肥羊肉充藥。韋不知所從得，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唬?上好生，必不為此事?！诉M狀自奏：'其無脂肥羊肉，須五十口肥羊，一一對前殺之，其羊怖懼，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則極肥而無脂也?！喜蝗虨?，乃止。賞處俊之博識也?！?/span>但凡事都有例外，洛州司僉嚴升期任侍御史期間于江南巡察，其所至州縣無牛肉不食，所到之處烹宰犍牛極多，所以被當時人諷為“金牛御史”。在唐代豬肉被認為是等而下之的食物，往往社會底層尤其是普通農民才食用。關于豬肉，孫思邈在《千金方·卷二六》中有介紹：“凡豬肉，有小毒，補腎氣虛弱，不可久食，令人少子精，發(fā)宿病，弱筋骨，閉血脈，虛人肌肉。有金瘡者，食之瘡尤甚?！?/span>甚至豬羊這一等級分明的飲食結構在宋代還在延續(xù)。據相關資料，宋代皇家廚房仍堅持“不登彘肉”的原則。宋神宗時期，御廚房一年之內所消耗的羊肉高達四十三萬四千多斤，而豬肉只有四千一百多斤的消耗。蘇東坡被貶黃州之際所吃的正是被貴族、富商所不齒的豬肉。這位偉大的美食家自然也不會放過將豬肉開發(fā)成美食的機會，“凈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豬肉頌》）。蘇東坡數次在詩文中談及豬肉：“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仆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保ā洞甬呏倥e書》）作為千古第一美食家、“老饕”和“超級吃貨”，蘇東坡開創(chuàng)了很多菜品，比如“東坡肘子”“東坡肉”“東坡豆腐”“東坡玉糝”“東坡腿”“東坡芽膾”“東坡墨鯉”“東坡餅”“東坡酥”“東坡豆花”等。蘇東坡把自己開發(fā)出來的許多豬肉菜品極力推薦給周邊的朋友，比如眾所周知的東坡肉、東坡肘子、竹筍燜肉，“無竹令人俗，無肉使人瘦。不俗又不瘦，竹筍燜豬肉”（蘇軾《竹筍燜肉》）。蘇東坡并非不喜歡羊肉，而是吃不起。在被貶惠州時期，他只能偶爾從屠夫手里買些羊脊骨（羊蝎子）來打打牙祭，“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干。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燋食之。終日抉剔，得銖兩于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與子由弟書》）。所以，為了生活自給自足，唐宋時期的農民大多自家養(yǎng)殖豬和雞，所以豬和雞也成為農家待客宴席上最為重要的顯得有臉面的豐盛食物的代名詞。在我的老家冀東地區(qū)，所在的村莊在兩千年之前基本家家都養(yǎng)殖豬和雞，至于牛和馬作為重要的耕作勞力往往是由幾家共同畜養(yǎng)。關于“五谷”，《禮記·月令》中指的是黍、稷、麥、麻、菽，《漢書·食貨志》中指的是黍、稷、麥、稻、菽。唐代的農作物主要有粟、黍、大麥、小麥、蕎麥、水稻、大豆、小豆、高粱、胡麻等。粟，為谷子，去皮后為小米。西晉張華在《博物志》中認為大雁吃了粟就會翅膀變得沉重而不能飛，馬如果吃了粟的話就會足重而不能行走。黍，又稱黍子、糜子，一年生草本植物，是古代重要的農作物?！对娊洝酚性疲骸笆蝠⒌玖唬r夫之慶?！痹谛←満偷咀油茝V之前，黍是不可替代的食物來源。黍子去皮后為黃米（黃粱），具有黏性，“稷與黍，一類二種也。黏者為黍，不黏者為稷”（《本草綱目·谷二·稷》）。由此可見，稷和黍的區(qū)別就在于是否具有黏性。黍子除了作為主食之外還可以用來釀酒，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杜甫則有詩“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羌村·其三》）。由上可見，孟浩然言道的“雞黍”代指農家非常好的待客飯菜，“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酲。已言雞黍熟，復道甕頭清”（孟浩然《戲題》）。《論語·微子》：“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标P于“雞黍”，還有一個重要的典故?！半u黍之交”出自《后漢書·獨行列傳》中范式和張劭的至交守信的故事：“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xiāng)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歸鄉(xiāng)里。式謂元伯曰：'后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斯部似谌?。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冈唬?若然，當為爾釀酒?！疗淙眨耷涔?，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庇忠姟侗笔贰けR道虔傳》：“（盧道虔）為尚書同僚于草屋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為高。”農家好友為孟浩然準備的雞黍以及土酒已是當時普通老百姓待客最高的規(guī)格了。所以當裴司士、袁司戶來拜訪的時候，倍感榮幸之至的孟浩然一家準備的飯菜也是雞黍和土酒（家釀）。在唐代，各地州郡的長官為刺史，其下屬僚佐有上佐、判司和錄事參軍。判司包括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參軍，主要負責官吏的考課、禮儀、賦稅、倉庫、戶口、驛傳、刑獄和工程水利等事務。這里的裴司士指的是裴朏，為孟浩然的忘形之交。裴朏在開元十八年（730年）為學士，曾任侍御史、襄州司戶、禮部郎中。裴朏在開元二十九年（741年）初為裴?。ㄔ纬h郎、尚書祠部員外郎）撰寫墓志，“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臥疾彌旬。以開元二十八年（740年）十二月十九日，終于長安光德里私第，春秋嶶。其先葬于聞喜之東涼原也，即以辛巳歲二月癸丑二十日壬申，旋窆于長安萬春鄉(xiāng)神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厄，愿禳之?！唬?茍無負于神明，亦何禳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育德，志希宏濟，心鏡無為。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成，期于身退，掛冠投紱，臥壑棲林。青口始階，黃埃溘至，海內豪?，孰不惋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慕寒泉，式刊貞石”。毫無疑問，不管是裴朏帶的酒還是孟浩然的家釀，基本都是用糧食來做釀酒的原料。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提到用麥、秫黍米、糯米、粳米等治曲釀酒的方法。上文提到的杜甫的《羌村·其三》也寫到了雞黍，但是道出的卻是經年離亂和民生疾苦，“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孟浩然在《過故人莊》中提到了“開軒面場圃”和“把酒話桑麻”。我們也看到了盛唐時期非常典型的田園生活，即男耕女織的農事模式。唐代延續(xù)了以往的均田制，土地分為永業(yè)田（世業(yè)田）和口分田（按人口），前者類似于祖業(yè)可以子孫繼承。開元時期，農家的園宅（宅基地）情況基本是“百姓給園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下給一畝，三口加一畝；賤口五人給一畝，五口加一畝”（《唐六典》）。至于所種田地，青壯年為一頃，年老以及廢疾者是四十畝。僧人和道士為每人三十畝，女道士（女冠）和尼姑則為二十畝。當時是五尺為一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百畝為頃。孟浩然詩中提到了農宅中的“軒”，即帶有窗子的走廊或小屋。唐代的房屋規(guī)制等級森嚴：“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勛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參官，不得造軸心舍，及施懸魚對鳳瓦獸通袱乳梁裝飾。其祖父舍宅，門蔭子孫，雖蔭盡，聽依仍舊居住。其士庶公私宅第，皆不得造樓閣，臨視人家。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一間兩架。仍不得輒施裝飾?！保ā短茣罚?/span>白居易身為官員，他在洛陽履道里的宅院占地十七畝，屋室占三分之一（相當于九千平方米），水占五分之一，竹子占九分之一，島樹橋道間之（參見《舊唐書·白居易傳》）?！短綇V記》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唐代一個較為富庶人家宅院的情況，“其所居也，則東向南向，盡崇山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溪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后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廚灶，飛泉檐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為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為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谷千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有數石”。至于普通庶民或農家的房屋，則主要是以泥和茅茨（茅草）蓋成三間四架的“草屋”，屋旁擇地建有牛棚、豬圈、雞窩（籠）、畜籠等。院墻一般以柴門和籬笆代替，“凡作籬，于地畔方整深耕三壟，中間相去各三尺，刺榆莢壟中種之”（《四時纂要》）?；h外為園、圃、場和花、樹。乾元三年（760年）年底，杜甫由隴抵蜀，次年春末于城西郊浣花溪畔（又名濯錦江、百花潭）一畝地之上所筑的草堂規(guī)模也大抵如此，“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堂成》）。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杜甫草堂則是后世不斷重修和擴建之后的旅游景觀了。元和十二年（817年），一向喜好山水之樂而成癖的白居易仿照杜甫，在廬山香爐峰下（今江西九江市南廬山西北部）修建了廬山草堂，三月二十七日住進新居。草堂的建筑規(guī)制、用料、擺設以及周邊的環(huán)境、景致，白居易交代得非常清楚，“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砌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纻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huán)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云，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好事者見，可以銷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huán)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脈分線懸，自檐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廬山草堂記》）。由此可見，白居易草堂附近以及香爐峰周邊景致之幽靜、怡人。在白居易于香爐峰下修建草堂的近百年之前，孟浩然從水路途經此地。孟浩然在浩渺的煙波之上遙望香爐峰，感懷不已。司空圖高度評價孟浩然的這首詩，“詩至此，色相俱空，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詩品》）。孟浩然在《過故人莊》一詩中借助“把酒話桑麻”道出了古代稼穡結構和紡織業(yè)中桑麻紡績、蠶?？椚静豢商娲闹匾浴?/span>桑樹為落葉灌木，其用途非常廣，比如葉子可以喂蠶，果穗味甜可食，木材可制家具或農具，皮可以造紙，其葉和果均可入藥。大麻、苧麻、黃麻、苘麻、亞麻被稱為“五麻”，它們的莖皮纖維通常被稱為“麻”，可以用來織布或制繩索。在唐代，一般一畝田可栽種桑樹九至十棵左右。在詩歌文化中，“桑麻”被賦予了更多詩意化的成分而成為農事的代名詞，“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飽后，啜苦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羅大經《鶴林玉露》）。類似于“雨里雞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婦姑相喚浴蠶去，閑著中庭梔子花”（王建《雨過山村》），這一詩意化、文人化和美化的“桑麻”，農事的辛苦以及階層的差異也被簡化和省略了，“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蠶績”（白居易《鹽商婦》）。漢唐時期婦人紡績是非常辛苦的，“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漢書·食貨志》）。杜甫這樣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則道出了農家生活清貧的真相，“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屏跡·其一》）。唐代賦稅分為租、庸、調三種，即納糧、服勞役以及交納絹、綿、布（麻）等織品。不僅稼穡和紡績非常辛苦，而且農民是靠“天”吃飯的，過多依賴于農時、氣候以及自然變化。唐朝近三百年，期間趕上了比較長時間的旱災以及蝗災，而導致農業(yè)歉收，“唐開元中，關輔大旱，京師闕雨尤甚”（《明皇雜錄》）。據《新唐書》，開元二年（714年）、開元三年（715年）、開元四年（716年）、開元六年（718年）、開元七年（719年）、開元八年（720年）都有旱災的記錄。開元元年（713年）秋至二年（714年）正月半年多時間關中地區(qū)竟然一直沒有下雨，而致“人多饑乏”（《舊唐書》）。此外，還時有洪澇災害發(fā)生。開元五年（717年）六月，河南鞏縣連月暴雨導致山洪泛濫，毀城邑屋舍七百余家，溺死七十二人。緊接著開元六年（718年），瀍水暴漲導致淹死者千余人。每當有旱災唐玄宗就會避正殿、撤樂、減膳、祈雨、慮囚、減免稅收。開元四年（716年）二月，關中大旱，“遣史祈雨于驪山，應時澍雨”（《舊唐書》）。開元初山東就鬧了一場巨大的蝗災，“是歲所司結奏捕蝗蟲凡百余萬石”（《開天傳信記》）。開元五年（717年）二月，河南、河北蟲害導致無法出該年地租。同樣是開元年間，貝州（今河北邢臺清河縣）蟲害嚴重，“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酉陽雜俎》）?！缎绿茣酚涊d：“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八月，榆關虸蚄蟲害稼，入平州界，有群雀來食之，一日而盡。二十六年（738年），榆關虸蚄蟲害稼，群雀來食之。三載，青州紫蟲食田，有鳥食之。廣德元年秋，虸蚄蟲害稼，關中尤甚，米斗四千錢。”旱災嚴重的時候，唐玄宗多次召集不空、一行等僧人祈雨，可見其時干旱不雨的嚴重程度，“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今祈之，必暴雨?！夏肆罱饎側卦O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于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酉陽雜俎》）。關于農事勞作的艱辛以及農民生存的艱難，唐初詩僧王梵志（生卒年不詳）《貧窮田舍漢》中亦云：【霍俊明，河北豐潤人，詩人、批評家、研究員，現(xiàn)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詩刊社副主編，著有《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雷平陽詞典》《于堅論》“傳論三部曲”，譯注《笠翁對韻》、評注《唐詩三百首》《風流天下聞——孟浩然傳》，此外有詩學專著、詩集、散文集、批評隨筆等二十余部，編選《天天詩歷》《先鋒：百年工人詩歌》《中國詩歌年度精選》《青春詩會三十年詩選》《在巨冰傾斜的大地上行走》《詩壇的引渡者》等。曾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第十五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第十三屆河北省政府文藝振興獎、第六屆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yōu)秀長篇論文獎、《詩刊》年度青年理論家獎、《人民文學》《南方文壇》年度批評家表現(xiàn)獎、首屆金沙詩歌獎·年度詩評獎、首屆揚子江詩學獎、首屆《詩探索》理論獎、《星星》年度批評家、第二屆草堂詩歌獎·年度詩評家獎、《南方文壇》年度論文獎、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獎·詩學獎、第四屆“后天”雙年獎·批評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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