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力研究:李鴻章的奇特用人術(shù)
李鴻章,本名章桐,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chuàng)始人和統(tǒng)帥。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余沐先生寫的《正說清朝十二臣》,對其進行了全面評價。
諸葛長青認為,李鴻章是一位胸懷大志的人。請我們看看他當年趕考寫得一手勵志詩歌。
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鰲頂,何日身才入鳳池;
倘無駟馬高車日,誓不重回故里車;
即今館閣須才日,是我文章報國年;
馬是出群休戀棧,燕辭故壘更圖新;
徧交海內(nèi)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
他成名之后,更是獨創(chuàng)自己的領導藝術(shù)。
1、重用鄉(xiāng)人,打造鐵軍王牌
李鴻章特別看重鄉(xiāng)誼。晚年坐鎮(zhèn)北洋時,凡是鄉(xiāng)人的請求,沒有不答應的。慢慢地他的軍營中幾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沒有容身的機會。作為一名朝廷要員和封疆大吏,李鴻章這種狹隘的鄉(xiāng)土觀念有時竟到了可笑的程度。光緒元年(1875),因光緒繼位,增加一科鄉(xiāng)試,是為“恩科”。當時李鴻章正由天津入京覲見,本來應該立即返回任所,但這時順天鄉(xiāng)試快要揭榜,于是決定推遲幾天。當?shù)弥信e人沒有一個安徽人時,李鴻章非常氣憤,說道:“咸豐戊午科(1858)順天鄉(xiāng)試也是一個安徽人沒有,今年不會再鬧出柏中堂那樣的笑話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時任大學士,主持咸豐戊午科順天鄉(xiāng)試,其家人私受賄賂,被政敵抓住把柄,因此被殺。 ”
諸葛長青:李鴻章,注重用鄉(xiāng)人,打造了鐵軍王牌,戰(zhàn)無不勝。
李鴻章所薦舉的許多重要官員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楊士驤(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舉升任直隸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撫、總督的位置。北洋海軍將領丁汝昌、衛(wèi)汝貴、葉志超等人都出身淮軍,他們早年跟隨李鴻章在鎮(zhèn)壓捻軍中立下汗馬功勞,故被委以重任。對于其他以昔日部將身份來找他求職的人,李鴻章也幾乎是有求必應。李鴻章說自己“率鄉(xiāng)井子弟為國家殺賊保疆土”,這些人于國有功,因此“一切小過,悉寬縱勿問”。當然由于李鴻章顧及情面而姑息縱容,也出現(xiàn)了導致淮軍軍紀敗壞、名譽掃地的事情。
所以,李鴻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從政的一個最大弱點。但是,李鴻章通過優(yōu)用鄉(xiāng)人和舊部,彼此間便結(jié)成了休戚與共的緊密關系,從而便形成了誰也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這也是李鴻章在激流暗礁遍布的晚清官場屹立幾十年而不倒的一大秘訣。
2、傳師衣缽,善用挺經(jīng)
甲午戰(zhàn)敗后,在各種壓力下,李鴻章從權(quán)力頂峰跌落下來,借住在東安門外冰盞胡同的賢良寺。這時他已70多歲了,但依然把手中的權(quán)力抓得很緊。當時的帝黨領袖翁同龢對李鴻章“怨之頗切”,窺視著李鴻章的相位。因為當時無缺可補,便產(chǎn)生了讓李鴻章讓位的念頭。原被李鴻章一手提拔的袁世凱見李失勢,為了攀援翁同龢就甘當說客,來游說李鴻章讓位。
一天,袁世凱來拜訪李鴻章,稍作寒暄,就開門見山地對李說:
中堂再造元勛,功高汗馬。而現(xiàn)在朝廷待遇,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跡同旅寄,殊未免過于不合。不如暫時告歸,養(yǎng)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鼓鼙(pí)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征馳,安車就道,方足見老成聲價耳。
李鴻章沒等袁世凱把話講完,就大聲呵斥道:
慰廷,爾乃來為翁叔平作說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協(xié)辦,我開了缺,以此推升,騰出一個協(xié)辦,他即可安然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xié)辦,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武侯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兩句話我也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
袁世凱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告退。他走后,李仍余怒未息,仍罵袁世凱:
袁慰廷說得天花亂墜,要我乞休開缺,為翁叔平作成一個協(xié)辦大學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jīng)”正用得著,我是要傳他衣缽的。我決計與他挺著,看他們?nèi)绾螖[布?
諸葛長青:李鴻章的成功,在于持之以恒,百折不撓。奮斗精神,體現(xiàn)的淋漓盡致。
李鴻章所說的老師就是指曾國藩。曾國藩有他的一套“挺經(jīng)”,大意是教人遇事堅忍,不要小挫即退。沒想到被李鴻章用在這里了。
3、拜師曾國藩,努力向前進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鴻章就開始師事曾國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進士。所以,對于曾國藩來說,李鴻章既是晚輩,又是學生,這種雙重身份的親密關系在曾對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鴻章本身的才氣與學識也得到了曾的賞識。
在鎮(zhèn)壓太平軍和捻軍過程中,曾國藩為李鴻章提供了諸多方便和機會,這是李發(fā)跡的一個重要條件。如曾圍攻金陵牽制了李秀成的軍隊,使其疲于奔命,給李鴻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機;李鴻章取代曾國藩做了鎮(zhèn)壓捻軍的欽差大臣,曾則以兩江總督的身份,為其保障后勤供應。而李鴻章一生立身行事、耐勞任怨、堅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軍馭將、推誠布公、團結(jié)士氣的方略,無一不是得自曾國藩。因此,梁啟超說:“故有曾國藩然后有李鴻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鴻章曾對人說:“別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業(yè),都是老師提攜的,好像說到洋務,老師還不如我內(nèi)行,這是不明白我辦了一輩子外交,沒有出現(xiàn)什么亂子,都因我老師一句話的指點。”因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遭到國人的唾罵。清政府迫于輿論壓力,調(diào)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負責辦理此事,重新與法國代表談判。李到了天津后,先去拜訪老師曾國藩。曾問道:“少荃,你現(xiàn)在到了這里,是外交的第一個關鍵所在。現(xiàn)在我國國力很弱,外國人合力對付我們,稍微有一點失誤,就會貽誤大局。你來同洋人打交道有什么打算?”
李答道:“學生也沒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樣,我只同他們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調(diào))。”
曾國藩聽后大不以為然,正色說道:“依我看來,還是用一個‘誠’字,‘誠’能感動人。我想洋人也一樣有人情。圣人說,忠信能通于野蠻人之中。這一定是不錯的。我們現(xiàn)在沒有實在力量,任憑你如何虛假造作,人家總能看得出來,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同他平心靜氣地說理,雖然占不著便宜,或許也不至于過于吃虧。無論如何,我講信用,總是能站得住腳的。腳踏實地,跌跟頭也不會過,想來比‘痞子腔’總要靠得住些。”
李鴻章聽后,連聲答道:“是!是!門生一定按照老師的話去辦理。”此后,李鴻章的確把老師的話當作了辦外交的準則。他晚年曾說:“我辦理交涉,無論英、俄、德、法,只捧著老師的這個錦囊,用一個‘誠’字同他相對,果然沒什么差錯,而且還有收大效的時候。”
4、用綠林好漢,不用文人秀才。我們暫且不論李所說其辦理外交有無差錯,但他完全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倒是事實。但是,我們細加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這師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為官的風格上又有許多不同。治軍方面和曾國藩的湘軍相比,淮軍具有更為濃厚的私人武裝色彩。湘軍的主要將領雖是湘人,但是他們之間并不是全靠地方觀念維系,而是以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相號召。因此在太平軍失敗后,曾國藩就將其大部解散,沒有形成私人武裝。
淮軍的主要將領都是安徽人,他們所屬的各營都以個人的名字命名。同時,在軍隊中確立了人身上的層層隸屬關系,各部將領都聽李鴻章的指揮。因此,淮軍雖然名義上屬于湘軍支派,但曾國藩卻無法調(diào)度。
曾國藩本身為理學家,他重用士人,湘軍主要將領幾乎全出自儒生,羅澤南、王鑫等都是理學家,彭玉麟是個學者,胡林翼則是進士出身。
淮軍則不然,李鴻章不用讀書人帶兵,而只以感情聯(lián)絡,主要將領中,只有潘鼎新是舉人,如程學啟是太平軍的降將,劉銘傳是鹽販子出身,張樹聲、張樹珊和周盛波、周盛傳兄弟則基本上是地痞一類的人物,靠辦團練起家,吳長慶出身行伍,曾做過中下級軍官。他們這些人出身比較低微,崇尚江湖義氣,一旦受到李鴻章的重用,就會死心塌地為其賣命。
諸葛長青:江湖好漢與文臣武將,各有千秋。
湘軍初期紀律很嚴明,統(tǒng)一發(fā)放軍餉,將領一般不會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軍則不然,為了收買和籠絡部下,每攻取一個地方,李鴻章并不阻止他們肆意搶掠。因為有了這筆收入,遇到“欠餉”或者少發(fā)餉銀之時,士兵們也不在乎。所以,淮軍的將士往往可以大發(fā)其財。
5、馭下之術(shù),賞罰分明
上文講到,曾國藩要求帶兵打仗的將領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備“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質(zhì),選擇兵源時注意挑選那些誠篤的農(nóng)民。
他主要是靠儒家傳統(tǒng)道德來教育和約束部下。與曾國藩重“德”不同,李鴻章更善于以“利”來驅(qū)使部下。
李鴻章對于無法給予差使的人很是禮貌,而對于可以委任的人則故意加以粗言惡語。他對待下屬頗為傲慢,滿口污言穢語,根本不像是個書香門第的翰林公。
下屬官員赴任前向他辭行,或者因為什么事情向他道謝,他總是用合肥土話說:“賊娘,好好的搞!”被他罵的人不以為恥,反而沾沾自喜,別人聽了也不以為非,以為被李鴻章所罵的人是“紅員”,必將得到重用。據(jù)說有一位副將想托人情謀個中軍職務,很長時間都沒有音訊。有人對他說:“得到這個差事太難了。”那個人則很自信,說:“有一天召見時,中堂大人罵我滾了。”
李鴻章馭下之術(shù)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罵為榮,必定是無廉恥之心而惟利是圖的小人。李鴻章明知這些人的真實面目,還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風日下。所以,晚清官場的風氣敗壞,李鴻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個人操守和文章學問曾國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礪品格,信奉實干,終身以“拙誠”、“堅忍”行事,被譽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zhèn)涞?span lang="EN-US">“古今完人”。
蔣廷黻(fú)認為“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辦事,我們自然的想起我們鄉(xiāng)下那個務正業(yè)的小農(nóng)民。他和小農(nóng)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茍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yè)都只有汗水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nóng)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與曾國藩的農(nóng)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鴻章更多的是官場上的權(quán)術(shù)和手腕,從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顯地看出這種區(qū)別。曾國藩作為鎮(zhèn)壓太平軍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將部分湘軍將士遣散回家,同時把李鴻章和淮軍推上前臺,也使自己韜光養(yǎng)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鴻章則將權(quán)勢看得極重,占據(jù)高位不肯下來,并通過羅織關系網(wǎng)以自固。
曾國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較嚴。據(jù)說他對女兒陪嫁品都有嚴格限定,不許超過。這一點,他和胞弟曾國荃很不相同,與李鴻章也不一樣。
李鴻章根本不像有些媒體所說的生活簡樸、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nóng)常熟世間荒”,諷刺的就是李鴻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據(jù)梁啟超的《李鴻章傳》記載:李鴻章“每膳供雙雞之精汁,朝朝經(jīng)侍醫(yī)診驗,常上電氣”。而梁啟超也認為李鴻章雖不像傳說中那樣富甲天下,但大約有數(shù)百萬金之產(chǎn)業(yè),在招商局、電報局、開平煤礦、中國通商銀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鴻章“發(fā)跡”之后,他們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購置田產(chǎn),并建造“大者數(shù)百畝,小者亦百十畝”的莊園式宅第。關于李氏家族擁有的土地,據(jù)說在最盛時期達250多萬畝。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萬畝建倉”的辦法,委托親朋管理。現(xiàn)已知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倉房”就有幾十個。李鴻章名下的田產(chǎn),每年可收租5萬石。據(jù)統(tǒng)計,李氏在合肥東鄉(xiāng)占耕地約60萬畝,占當?shù)馗孛娣e的三分之二。
甲午戰(zhàn)爭期間,許多人上疏彈劾李鴻章主和誤國,都提到了他的財產(chǎn)問題。御史安維峻揭露李鴻章避戰(zhàn)求和的原因說,李以1500余萬兩白銀交給了日本的一個商號經(jīng)營,由盛宣懷代為經(jīng)理,所以他不愿與日本“失和”,以致丟了這筆財產(chǎn)。這些言官的說辭或有些言過其實,但李鴻章的財產(chǎn)之多則是事實。談到自己的文章學問,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也深感自慚形穢。他說:
我老師道德功業(yè),固不可言,即文章學問,亦自卓絕一世,然讀書寫字,至老不倦。我卻愧一分傳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學,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沒有根底。現(xiàn)在真實學問,已用功不進,只好看看《通鑒》,稍知古人成敗之跡,與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證,借以鏡其得失,亦尚覺得有點意趣。
從以上簡單的比較可以看出,從儒家傳統(tǒng)道德而言,李鴻章的修煉還遠沒有乃師曾國藩到家。但歷史往往不容我們通過這樣簡單的比較而評優(yōu)論劣,李鴻章面對晚清社會千瘡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在盡力彌補和苦苦支撐,應當說,他已經(jīng)盡到了一個做臣子的責任。大清的“裱糊匠”:李鴻章一生榮辱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李鴻章認為中國處于“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面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提出“內(nèi)須變法”,倡導學習西方,以圖自強。他先后開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yè)和民用工業(yè),逐步擴大“自強求富”的洋務事業(yè)。他還購買軍火和軍艦,創(chuàng)立北洋水師學堂,擴充淮軍實力,建立北洋海軍。因此有人稱他為“中國近代化之父”。
諸葛長青:在清朝,李鴻章能夠文武兼?zhèn)洌瑢嵲谑且幻y得人才,他的領導藝術(shù),在清朝也是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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