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左起：劉九庵、楊仁愷、謝稚柳、啟功、徐邦達
1962年，徐邦達、張珩（張蔥玉）先后在中央美院史論系講授“書畫鑒定”。他們將書畫鑒定從感性經(jīng)驗提升到理性認識，最早建立起中國書畫鑒定學的理論體系。
中央美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會員書畫碑帖組召集人薛永年便是當時的學生之一。張珩的《怎樣鑒定書畫》就是根據(jù)薛永年等的上課筆記整理出版的。前不久在浙江南潯古鎮(zhèn)舉行的張珩誕辰一百周年研討會與上海書畫出版社校點整理版《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首發(fā)式上，記者專訪了薛永年，他認為，張珩將書畫鑒定作為一門學科講授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他也談到了當下書畫鑒定的一些誤區(qū)。他認為，老一輩鑒定家，做學問與買東西是兩回事，他們不會看成一回事?！爱斚聲嬭b定的誤區(qū)，一個是說書畫鑒定學的學院派沒有用了，一個是完全依賴科技?！?/span>
張蔥玉一家在北京南鑼鼓巷家中。
“聽了張珩講課，覺得鑒定不只是眼力”
記者：1962年11月，張珩先生在中央美院史論系講授“書畫鑒定”。作為當時的學生，具體印象有哪些？
薛永年：我是中央美術(shù)學院美術(shù)史系培養(yǎng)的第一屆本科生和第一屆的研究生。在1962年的時候，我們的老系主任金維諾先生就請到張珩、徐邦達這兩個人給我們講書畫鑒定。徐邦達也講，張珩也講，相對來說徐邦達講的次數(shù)多一點，可能是八九次，張珩次數(shù)少一點。
當初我們考這個專業(yè)的時候，就有培養(yǎng)書畫鑒定鑒賞人才的要求。我們覺得這個是個絕活，很少人有這種本領(lǐng)。我們覺得這是研究美術(shù)史的一個基礎，老師講，你對畫真假搞不清，那你發(fā)表很多意見那都是空中樓閣。所以我們就很重視這個課。
在我的印象里，張珩先生在當時的社會聲望里更高。都是書畫鑒定專家，他要排在前面，被認為是首席專家。為什么呢？聽我們的老師講，當時在國內(nèi)成立了三人鑒定小組，到各地去看畫，就是以張珩來負責的，還有謝稚柳和韓慎先。后來韓慎先中間去世了，就換了劉九庵。他跟我們上課是在鑒定的間隙來安排的，他不斷地外出。
給我印象最深的，過去講書畫鑒定是一種本領(lǐng)，是一種眼力，但聽了張珩講課之后覺得不是（眼力），而是學問。他把這種傳統(tǒng)的眼力和本領(lǐng)上升到一個現(xiàn)代學科的高度，建立了他的理論框架與體系。所以說張珩是中國書畫鑒定學的奠基者之一。
他說我們要搞書畫鑒定之學。他認為，任何一種傳世的書畫作品，都由若干部分構(gòu)成：畫的本身、裝裱的部分、收藏的印章、相關(guān)的題跋、畫外的著錄等等。他把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然后用辯證法抓住最主要的，引進美術(shù)史里邊的風格概念，建立了一個新的系統(tǒng)。
要判斷一幅畫的真?zhèn)?，我們要有依?jù)，不能妄信。依據(jù)是什么，有主要和次要的，風格是主要的。風格里面有分時代和個人，其次是印章、著錄種種，抓住主體。但有些主要依據(jù)不具備的時候，輔助依據(jù)還能轉(zhuǎn)化.
他這個人腦子非常好，掌握中國傳統(tǒng)的辯證思維。那時候講課沒有幻燈片，會找一些圖片，另外他要描述的時候，就是如數(shù)家珍，都記在腦子里。
把他和徐邦達上課一比就不一樣了。徐先生整個講授都是用的案例，從魏晉一直講到清代，有哪些重要的畫家與作品，每一個人舉出幾件作品來，真跡有什么特點。在這個過程里邊講一些經(jīng)驗，講一點方法。
徐邦達當時并沒有構(gòu)建一個書畫鑒定之學的系統(tǒng)，但他有非常豐富的知識和經(jīng)驗。張珩是建立了這門學科，這是給我最明顯的印象。
唐 孫位《高逸圖》
記者：聽說后來張珩先生的遺著《怎樣鑒定書畫》最初是以你的聽課筆記為主整理的？
薛永年：張珩先生是1963年去世的，給我們上課是1962年，他去世后金維諾老師就找我，說薛永年你比較喜歡書畫鑒定，這個課上得也不錯，筆記記得也是比較認真的，你再記幾份同學的筆記，以你的為主，給我們整理一份講課的記錄來，國家文物局領(lǐng)導要。
我就以我的為主，加上當時我們班的同學，還有單國霖等的，就整理出來了，后來就被拿走了。過了不久，又有人捎話，說王世襄先生請你去一趟，我就去了。王先生說，你這個記錄整理得不錯，現(xiàn)在文物局叫我根據(jù)美院這些記錄，還有另外兩次的演講，都組織起來，整理為遺著，就以你那個為主要架子吧，來加內(nèi)容。王世襄說以后你可以常到我這里來，我原來也是喜歡搞書畫的。
我后來就到博物館工作了，是在吉林長春?！拔母铩苯Y(jié)束之后我一度是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由徐邦達先生推薦的，編插畫集。我在三編，是二樓，三樓就是顧湄——張珩的太太，在一個單位了，是我們年長的同事。
張蔥玉、顧湄夫婦在上海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
我就去找她聊天。我說張先生給我們上過課，對我?guī)椭浅４?，張先生還有沒有什么跟鑒定有關(guān)的材料，可以給我繼續(xù)學習??？
她說有兩種，一種是她和謝稚柳到各個博物館去看畫，做的卡片，有每一幅畫的內(nèi)容和評價。我問：我可不可以做一些記錄？后來我就抄了她提供的全部卡片，抄了兩個小本子。這等于是張先生（去世）之后，繼續(xù)跟他學習。
還有一個叫“木雁傳真”，就是現(xiàn)在的《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她拿出原來那個本子給我看。我一看那個比卡片復雜，每個畫記錄非常詳細，我沒有能力抄?？戳藘杀?，后來因為別的事情出差了，回來就趕快還了。
我后來就離開文物出版社，回到中央美院讀研究生了，然后又留校教書。
現(xiàn)在回頭看《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我覺得張先生還是一位傳統(tǒng)書畫鑒定與文獻研究的集大成者。
記者：你認為他不僅僅是中國書畫鑒定學科的奠基者之一。
薛永年：是的，他是這方面的一位集大成者。就他這一套筆記，就是傳統(tǒng)書畫鑒定與著錄的集大成，再加上他對每件作品做的考證、判斷、鑒定意見非常細。這個結(jié)合《怎樣鑒定書畫》，他既有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又很講究方法論。
《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也是按著時代不同的名家來寫，很全，包括收藏在臺灣的也寫進來。他不像一般其他的鑒定家——有很多的鑒定家都有寶貴的經(jīng)驗，也有豐富的知識，眼光也都蠻好，但是并沒有把它做成學問，而是作為一種本領(lǐng)。
不變成學問就無法真正傳承，帶徒弟給他一些耳提面命、口傳心授那是一回事，把它變成著作就可以延續(xù)下去。
包括徐邦達先生的《書畫鑒定家論》在理論框架上都沒有真正建立，劉九庵先生則沒有概論性的文章，張先生是最早提出來的。
2000年12月，《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因為是影印，有的就很模糊，但好處是它保存了原來的墨跡?，F(xiàn)在上海書畫出版社受顧湄委托，歷時四載，對張珩原著進行點校整理，把《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排印出版，內(nèi)容搞清楚了，有這么兩個本子，便于更廣泛的傳播。作為研究者，對兩個版本互相比照，也很有意思。
《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記錄了《唐寅秋風紈扇圖軸》。
鄭振鐸說張珩“學邃見廣”，學問深，看得多，深邃，見識博廣，目光直透紙背，真贗之作立辨，沒有辦法逃脫他的眼光，這是給他寫的序言中所說的。
記者：鄭振鐸與張珩關(guān)系十分好，而且這個與他家學淵源與富于收藏很有關(guān)系。
薛永年：因為他爺爺就是喜歡藏書，也有書畫，他父親，他叔叔，他堂叔是張靜江，張靜江的舅舅就是龐萊臣，有家庭環(huán)境的因素，也有本身的天分。
記者：再往以后或許沒有這樣的時代背景，也沒有這樣各種因素產(chǎn)生這樣的人了。
薛永年：其實研究張蔥玉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研究他們這一代人，包括比張蔥玉還早的龐虛齋等等，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貢獻是怎樣的，我們的研究可以往這些方面更加拓展開去。
就我個人了解的情況而言，張珩先生作為文物局的領(lǐng)導干部，很能夠識人用人。劉九庵就是他給調(diào)動的，他發(fā)現(xiàn)劉九庵在那批人物當中比較優(yōu)秀，他認為這個人有用，就建議調(diào)到故宮了。故宮修復方面還有譚歐齋等一批人，也都是在張珩的努力之下，把他們納入到國家的軌道，不再去做贗品了，而是做書畫精品的高檔次復制去了，這方面他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他很有原則。后來譚區(qū)齋家里邊有姨太太，還在制作假畫。（被查到了）譚區(qū)齋就托人找張蔥玉問是不是能放一馬，但他很講原則，假的就是假的，你再搞歪門邪道那他不干。
記者：他把書畫鑒定作為一個學科，作為一個體系架構(gòu)起來，對于你們以及其后學生來說，在書畫鑒定學科體系傳承方面提供了很多便利，可不可以這樣講？
薛永年：在“文革”之后的新時期里邊，我在美術(shù)系統(tǒng)工作，其后我們會按照老先生的思路來設課程、教學生。比如授課，就要有書法鑒定的概論，同時還要有書畫鑒藏史，還要有書畫鑒定的個案研究，完全按他這個框架，我們來講課。像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主任曾君就是我的學生了。
記者：這算是很好的傳承了。
薛永年：是的，雖然張珩先生很早就過世了，但他在書畫鑒定學科的貢獻是太大了。
當下書畫鑒定的傳承與誤區(qū)
記者：張珩先生在學院開創(chuàng)了中國書畫鑒定學科?，F(xiàn)在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關(guān)于書畫鑒定有很多的案例，包括之前的《功甫帖》，大家都很關(guān)注，本來是一個小眾范圍的東西，現(xiàn)在這兩年很多大眾都很關(guān)心這方面的事情。
薛永年：我覺得學術(shù)就是學術(shù)，學術(shù)和市場不可能完全等同起來。舉個例子，同樣教我們的老師，張珩和徐邦達對有的作品，看法就不一樣。一個人認為是明初，一個認為是南宋末，有差距。其他的也有，這個就很自然，每個人有他自己的依據(jù)，他不會胡說八道，通過作品的比較，通過一些文字的驗證，有不同的看法。學術(shù)是允許的，百家爭鳴嘛。但市場有時候需要一個明確的意見，要收還是不收呢？價格是低一點還是高一點，他非常希望有一種意見，市場是希望這樣。
記者：市場有一種急功近利的心理，但從學術(shù)角度來說，有時候非常明確的結(jié)論是不可能的。
薛永年：學術(shù)方面有時是沒有結(jié)論的，我不能說它是真，也不能說它是假，我需要去研究，作為學術(shù)是允許的。但市場說，我不能等你，你現(xiàn)在必須拿一個結(jié)論出來，你不拿我就買了，這是兩回事。
雖然都涉及了一種學問，但不能按一把尺來要求，因為市場還要服從經(jīng)濟規(guī)律，做學問不需要。因此不能要求書畫鑒定的博物館專家或者學院專家，一定能滿足市場的要求提供意見，做不到。
他們的意見可能和市場上的看法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他的意見不應該影響市場，因為市場需要馬上拿主意，他們的意見也只是一家之言。
記者：但是現(xiàn)在很多花錢買書畫的藏家或者投資家，或許也是很急躁的。
薛永年：我覺得應該分開，藏家本身也會有他的看法，他也會有依據(jù)，他不會胡說八道。但你一定要求鑒定家跟你意見完全統(tǒng)一，沒有必要，而且你也沒有必要按照博物館專家的意見去市場運作，這是兩回事。
有時候可以交流交流意見，但具體的運作是沒有聯(lián)系的，不需要有聯(lián)系，也不需要誰是誰非，這是我的看法。一個主要是經(jīng)濟規(guī)律，一個是學術(shù)規(guī)律，不完全一樣，中間有重疊的部分，但還有的是要在時間里解決的，有的是不能等時間的。
張蔥玉
記者：張蔥玉和徐邦達，他們那時候有這樣的問題嗎？畢竟當時藝術(shù)市場還沒真正到今天這樣的混亂。
薛永年：他們把收藏與學問的位置擺得比較正確。他們做學問就是做學問，買東西就是買東西，他們不會看成一回事。他們過去都收藏，也研究學問。拿不準的東西也不見得就不買，這是兩回事。
記者：老一輩的鑒定家大多是或精于書法，或精于畫法，或書畫皆精。但現(xiàn)在，這方面好像存在一些問題，你個人認為從事書畫鑒定學，對于書畫應當有要求嗎？
薛永年：張珩先生講過，他自己至少要學會寫字，他說：我不會畫畫，但我寫字，這個字體會寫，再去看作品，就容易把一些細致的、精微的風格上的差異了解清楚。徐邦達先生更是這樣，因為他也寫也畫。
記者：一個人能寫能畫，那么對氣息、風格的把握，細微的辨識度自然就會理解了。
薛永年：對，對于書畫家怎么形成一種風格，怎么去掌握工具材料，內(nèi)部有什么質(zhì)量要求，會好懂。
記者：現(xiàn)在這幾年，整個書畫鑒定學在中國的美院教育現(xiàn)狀怎么樣？
薛永年：我覺得現(xiàn)在有幾個誤區(qū)。
一個誤區(qū)是認為學院派沒用了：你們都是做學問的，你們不交學費，你們不去買東西，你們說的沒有用。怎么沒有用？有的人做得差，可能沒用，他做得深入，對你去辨別作品的真?zhèn)慰隙ㄊ怯杏玫摹?/span>
第二個誤區(qū)，就是科技的作用。對于書畫的鑒定，科技可以要，但書畫鑒定是沒法取樣的，一取樣就破壞了，所以如今即使各種可以用的科技手段都用了，像光學、無破壞的，但還是不能全部解決問題。所以科技要用，傳統(tǒng)的系統(tǒng)性的方法、科學的方法也必須相結(jié)合，完全依賴科技那是一個誤區(qū)，不行！
但是，現(xiàn)在從事書畫研究多了，從事美術(shù)史研究多了，包括有些在市場做工作的人，要搞清楚某一家，自己想買，得大量地搜集材料，在學校里寫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對不同的書畫家個案的真?zhèn)窝芯磕鞘潜纫郧坝辛撕艽蟮奶岣摺?/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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