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算宣傳是當前一種最新的、普遍的、全球性的宣傳形式,是社交媒體平臺、自動化機器人和大數據算法的集合體,旨在有組織地操縱公共輿論。計算宣傳的政治行動者包括政黨、政治候選人、戰(zhàn)略傳播公司,甚至國家力量。這些強大的行動者常與在思想上支持他們事業(yè)的私營企業(yè)、民間社會組織、互聯(lián)網亞文化、青年團體、黑客團體、邊緣運動、社交媒體影響者和志愿者進行協(xié)調合作。
計算宣傳可以使強勢行動者將公共話語框架置于有利于自身的顯著地位上,而那些沒有財政資源和人工智能機器人知識的弱勢行動者并不能輕易地影響政治話語。
計算宣傳在政策辯論、政治選舉、國家安全和政治危機中占有重要地位。計算宣傳帶來潛在的影響,通過偽造信息或活動“制造同意”,產生“虛假民主”;通過“兩極分化”擾亂公共領域,撕裂社會共識;通過“武器化”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在后真相政治時代,由于客觀事實在塑造輿論方面的影響力不如訴諸情感和個人信仰,計算宣傳可能會變得更加重要。由此,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羅昕教授提出,
計算宣傳的治理,關乎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推進,需要多行為體的協(xié)同參與,以共建全球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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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計算宣傳的概念
從早期的傳單、小冊子到大眾傳播時代的報刊、廣播、影視,再到互聯(lián)網時代的網站、社交媒體,直至人工智能時代的算法媒體、社交機器人。宣傳方式從人工日益轉向自動化、智能化,從公開可見性日益轉向隱形不可見性。傳統(tǒng)上把宣傳理解為“通過操縱重要符號來管理集體態(tài)度”的思想仍然存在,但這種操縱隨著人工智能的到來而發(fā)生了變化。
“互聯(lián)網通過操縱算法管理在線信息以及通過大數據分析確定目標受眾,為有效傳播宣傳提供了新的條件。宣傳性質不斷變化帶來的社會影響才剛剛開始被理解,而互聯(lián)網時代所帶來的社會和技術的空前結合,使這種理解的進展變得復雜。”由此,
宣傳最初被用來中立地描述信息傳播,而在人工智能時代它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貶義的,與操縱公共輿論有關。
計算宣傳也越來越成為不同政治行動者有目的地操縱公共輿論的重要策略。
計算宣傳的經典定義可解釋為“社交媒體平臺、自動化代理人和大數據的集合體,旨在有組織地操縱公共輿論”。計算宣傳既是社會現象,也是技術現象。
計算是技術手段,宣傳是操縱目的,計算宣傳是手段和目的的統(tǒng)一體,缺一不可。
從技術層面講,計算宣傳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算法、社交機器人等技術的集合。從社會層面講,計算宣傳源自宣傳的定義——有意操縱符號,訴諸情感和偏見并繞開理性思維以實現其創(chuàng)建者的特定目標。
計算宣傳的實施有賴于不同政治行動者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或條件。我們應該進一步努力把焦點從單純的計算和監(jiān)測,轉向對自動化支持的信息內容進行定性考慮,以評估它是否是宣傳,而不僅僅是計算。我們更應關注的是宣傳目的,而不是宣傳手段。
02 計算宣傳的潛在影響
計算宣傳正日益介入到“社會現實”的建構過程中。計算宣傳可以通過賦予政治人物或政治觀點以政治份量,從而成為文化和政治討論的一部分來塑造“客觀現實”。當這一建構過程變得模糊不清時,“客觀現實”和“主觀現實”之間的距離進一步縮小。應該看到,計算宣傳的普遍性、多樣性對政治傳播的消極影響將會不斷增加。
通過偽造信息或活動“制造同意”,產生“虛假民主”。
社交媒體平臺在公共生活中的敏感時刻提供了大量聳人聽聞的、煽情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虛假信息。虛假信息“依賴于一種操縱性風格、偽造活動、偏見、缺乏專業(yè)精神和足夠的可信度來進行欺騙,它自由地利用社交媒體算法生成注意”。同時,數字偽造技術進一步催生了虛假信息的泛濫。
人工智能偽造技術、虛假新聞和計算宣傳同時興起,對民主治理構成了巨大挑戰(zhàn)。
虛假信息被自動化大量支持時,產生一種“偽草根運動”現象。網絡“偽草根運動”是“一種人造的、欺騙性的、戰(zhàn)略性的自上而下的互聯(lián)網活動,由政治行動者發(fā)起,模仿自主個體自下而上的活動”。這種偽裝成公共輿論的自發(fā)涌現的實踐,旨在試圖給人們留下一種草根廣泛支持或反對某政策或政治人物的深刻印象。“偽草根運動”的結果是“制造同意”,產生“虛假民主”。“在線空間是有預謀地構建共識和人工、算法地構建同意的場所,而不是通過對話、參與和透明度加強民主的環(huán)境?!庇嬎阈麄魍ㄟ^社交媒體和機器人“制造共識”和“實現在線宣傳的民主化”,試圖放大自身訴求點,努力創(chuàng)造流行趨勢的支持,并給人們以“大多數人認同”的幻覺。人們常常關注什么樣的政治故事可能會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而不會探究這些政治故事的真實合理性。
通過“兩極分化”擾亂公共領域,撕裂社會共識。
人工智能時代,算法支撐了許多目前致力于調解公共領域和政治話語的平臺。
當自動化、操縱性和利益驅動的機器人進入話語時,公共領域的多元化聲音尤其是弱勢、沉默的聲音將會顯得特別脆弱,而非理性的、非情緒化的辯論會變得更加強勢。
政治機器人、大數據算法作為隱形的新型把關人,可以殖民、扭曲、工具化和操縱公共領域,對理想公共領域的建構帶來潛在的影響。政治機器人被用來制造分裂的政治信息,由此將導致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共識撕裂。
自動化機器人和算法傳播可以規(guī)避傳統(tǒng)媒體過濾器和意見信息守門人,強化政治行動者的自我議題或議程設置,而在回聲室或過濾氣泡效應和加強的確認偏差作用下,虛假信息會比真相傳播得更快、更深、更廣泛、更有感情。
計算宣傳可能會使公民暴露在虛假新聞的影響下,削弱公眾對傳統(tǒng)機構的信任,加劇社會分裂和政治兩極分化。
對社會分裂來說,計算宣傳最致命和最有害的目標是煽動社會情緒,鼓噪民粹主義,使公民接受政治行動者不斷強化的偏激觀點。
通過“武器化”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社交媒體民族主義通過社交媒體而不是現實世界的關系連接,可能極大地改變世界秩序,深刻影響信息地緣政治格局。在全球范圍內,一些政治行動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有相當規(guī)模的“社交機器人部隊”參與國外政治運動。計算宣傳未來將被置于地緣政治沖突的中心。在地緣政治上,強國將部署和利用計算宣傳來影響外交政策的結果,以實現本國外交政策目標。從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角度看,計算宣傳的行動者正在實行政治宣傳的武器化,以掌控其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話語權。
計算宣傳可能改變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外國干預國家事務已成為政治過程完整性和傳播一致性的明顯威脅。最近五年來,國際事務、國際關系因新媒體技術的介入而日益復雜化。一些國家政府利用社交媒體操縱輿論,分配專業(yè)人員和財政資源進行網上虛假信息宣傳活動,擾亂關于敏感安全問題的國際辯論,破壞國家主權、國際外交、國際貿易、國際和平和其他重要國際進程的努力。這些運動傾向于使用新聞框架和議程設置、意識形態(tài)霸權、符合象征力量或實現預期結果的銳利力等策略。同時,“越來越多的政治行動者使用算法來操縱國際輿論,有興趣塑造外交政策成果、實現國家安全目標和干預其他國家治理”。一些國家的計算宣傳運動在行動者、能力水平、組織形式和影響目標方面不斷提升計算宣傳的水平。需要警惕的是,計算宣傳驅動的全球信息戰(zhàn)爭,可能引爆新一輪的網絡軍備競賽。
03 計算宣傳的協(xié)同治理
計算宣傳的治理,關乎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推進,“應在聯(lián)合國框架內,推進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lián)網治理體系,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治理主體多元化,因此,在計算宣傳的全球治理過程中,要以人工智能、算法、大數據、社交媒體、虛假信息為重點治理對象,鼓勵企業(yè)、國家政府、國際組織、技術社群、公民等多行為體共建共治共享。
發(fā)揮聯(lián)合國力量,開展國際合作。
發(fā)揮以聯(lián)合國為主導的國際力量,將有助于促進計算宣傳走向正軌發(fā)展,更好地應對計算宣傳可能產生的國家民主、國家安全以及全球秩序等問題。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始終在指導人工智能技術發(fā)展的倫理標準和政策方面進行全球性的倡議和反思。除了聯(lián)合國,還可以考慮發(fā)揮APEC、G20、金磚國家等國際性組織或區(qū)域性組織的角色,
在區(qū)域或國家之間形成具有普遍共識的治理規(guī)則,實現從邊緣到中心的突破,最終獲得全球層面的規(guī)則認同。
同時,也要重視全球行業(yè)組織的指導性專業(yè)倫理規(guī)范建設。
但從歷史上分析國際宣傳的規(guī)制和國家防止外國傳播的義務,可以看出不同國家法律在保護自由表達方面存在相互沖突競爭的歷史,如西方民主國家贊成的“思想自由市場”方針與發(fā)展中國家提議的社會安全秩序的沖突。國際法不僅要禁止顛覆性宣傳,也要禁止旨在和平改變政權的宣傳。但對美國來說,對宣傳的任何規(guī)制都會與言論自由、傳播權和交流權相沖突。這種沖突對跨國計算宣傳的全球治理帶來挑戰(zhàn),就私人宣傳的責任歸屬問題達成共識則更具挑戰(zhàn)性。
完善各國有關新媒體技術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
計算宣傳引發(fā)的倫理法律問題,引發(fā)了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越來越多的政府行為者正通過制定完善具體的法律法規(guī),進一步加強與計算宣傳相關的治理,主要體現在保護數據隱私、限制數據收集、要求披露自動帳戶、授權廣告透明度。但許多立法者對社交媒體、自動化機器人、算法只有初步的了解。他們強加的規(guī)則可能會影響社交媒體平臺和用戶之間的生態(tài)均衡。政府在對抗社交媒體上的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方面處于劣勢。政府監(jiān)管必須要在維護政治安全、言論自由和市場可持續(xù)發(fā)展之間謹慎平衡。
公民可以要求政治透明度權利來限制不透明內容系統(tǒng)對政治對話的權力,但不管怎樣,
算法的專利產權保密性、深度學習復雜性和決策不透明性對算法審計的實施提出了重大挑戰(zhàn)。
算法決策的邏輯可能在認識論上無法為人類所理解。盡管存在許多障礙,但算法審計能最大程度地接近。算法審計的一種形式可能是建立監(jiān)管服務提供商的規(guī)制機構,該機構的工作就是通過對發(fā)布的內容類型進行有偏見的結果檢測來預測對政治對話的影響,以確定必須規(guī)范的內容,如要求公司在沒有揭示產權性的算法設計細節(jié)下提交有質量的信息披露,包括算法是如何運作的,它的效果如何,以及它最有可能造成哪些錯誤。
強化社交媒體平臺的自律性措施。
社交媒體平臺正在通過事實核查機制和標記,要求用戶驗證帳戶合法性,或者制定一些激勵政策,與第三方信息檢測和評級機構合作,以減少自動操縱在線話語的風險。與社交機器人有關的現有做法可歸結為披露、同意和尊重二次使用原則。披露原則指機器人賬戶應清楚地被識別;同意原則指未經用戶同意,機器人不應主動與其接觸,包括喜歡、偏愛等互動或者轉發(fā);二次使用原則指機器人“所有者”不應將收集到的關于用戶的信息用于其他無關的目的。
社交媒體平臺正努力區(qū)別宣傳、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之間的微妙差異,它們正努力保持平臺中立和遵守言論自由原則,謹慎決定內容是否修正和如何修正,希望避免由于遵循通知刪除原則而最終帶來審查偏見的爭議和指控。盡管各大社交媒體平臺在打擊虛假新聞上采取了大量措施,但是
相對于社交媒體用戶和機器人數據集的量級增長,以及日益復雜的自動化技術和人類傳播行為,社交媒體機器人和虛假信息的檢測和評價會變得非常困難。
同時,社交媒體平臺既要確保其用戶不受計算宣傳的影響,同時也面臨著跨境數據流的挑戰(zhàn)。此外,社交媒體平臺沒有動力為可能會出現的問題而壓低利潤。如果不是由行業(yè)集體承擔,自我監(jiān)管會使第一家自我監(jiān)管的公司處于顯著的劣勢。
提升公民網絡媒體素養(yǎng)水平。
如果沒有足夠的相關知識儲備,一般互聯(lián)網用戶很容易被計算宣傳這種方法欺騙。大多數公民缺乏正確區(qū)分假新聞和經過驗證的內容的能力。如果個人配備了識別和批評計算宣傳形式的工具和知識,計算宣傳的影響可能是有限的。因此,需要提升公民網絡媒體素養(yǎng)水平,教育人們如何避免成為計算宣傳的受害者。媒體素養(yǎng)教育,就是要培養(yǎng)公民在面對媒體信息時所表現出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chuàng)造能力、生產能力及思辨能力。
提升公民網絡媒體素養(yǎng)水平,需要政府部門、平臺提供商、公益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學校、家庭等行動者的共同合力。
近年來,“算法素養(yǎng)”在國外也受到了廣泛關注?!八惴ㄋ仞B(yǎng)”是指用戶能夠意識到算法在他們生活中的存在,并且用批判性的思維理解算法帶來的影響,包括充分了解算法的生產邏輯、防范算法帶來的認知偏見。在實踐中,算法素養(yǎng)可能包括至少知道算法在什么情況下表現出來,什么時候藏在幕后,越來越多地意識到自動化算法和大數據是如何對我們的注意力進行排序和塑造的,以及能夠對算法接下來的意圖作出正確推斷。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全球互聯(lián)網治理的競爭格局與中國進路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AXW008
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0年8月上(微信有刪節(jié))
作者: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羅昕
原文責編:張曉
新媒體責編:李思琪
(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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