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很多女性陷入了極度貧困的處境。
她們成為疫情裁員潮最先被舍棄的員工，拿不到停工補助，也找不到新工作。有人連續(xù)打三份工才能勉強度日，有人為了活下去委身風俗業(yè)。
早在2011年，《朝日新聞》就曾披露，“女性貧困”現(xiàn)象廣泛存在于日本社會，20-64歲的單身女性中，每3人就有1人處于國家貧困線下，65歲以上的女性貧困率高達47%。
而這兩年的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一現(xiàn)象。據(jù)日本衛(wèi)生部門統(tǒng)計，疫情爆發(fā)后，日本自殺人數(shù)首度超過疫情死亡人數(shù)，其中，女性自殺增長率高達83%，是男性的四倍。
曾四次自殺未遂的年輕女性惠子稱，“內心只剩下放棄和絕望，沒有人會來幫助我們。”
驚人的數(shù)據(jù)背后，或許展現(xiàn)了日本繁榮表面下的另一種“生存真相”。
隱形貧困者
女性貧困，已經(jīng)成為日本無法忽視的社會現(xiàn)象。
清晨五點，天色還灰蒙蒙的，十九歲的友美踏上了去便利店打工的路。為了支付幼師夜校每月八萬日元的學費，她需要每天白天打兩份零工，傍晚再趕去上課，每天只吃一頓飯。
哪怕回家后，友美也無法休息，她要做完瑣碎繁重的家務勞動，才能結束忙碌的一天。
友美之所以陷入這樣的處境，與父親的去世有關。父親走后，原本做全職主婦的母親不得不去客服中心打工，母親的微薄薪水無法負擔她高昂的學費，她只能靠兼職解決學費問題。
像友美這樣陷入經(jīng)濟困境的女性，廣泛地存在于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
晴美是一位獨自撫養(yǎng)孩子的單身母親，由于丈夫長期的精神打壓，一度精神抑郁，決定離婚。婚前，她是外企的正式職工，婚后為了照顧孩子而辭去工作。
離婚后，晴美以為憑借自己的國立大學本科學歷，重新找工作不是難事，但現(xiàn)實卻讓她大失所望。在她面試的多家企業(yè)中，沒有一家愿意聘用她為正式員工，四處碰壁無果，晴美最終只找到一份兼職，薪資不如正式員工的一半。
經(jīng)濟拮據(jù)的狀況下，晴美母子常用泡面或面包充饑，“我每天都過得如履薄冰，擔心哪天合同中斷了，我和孩子就要露宿街頭了，但我別無選擇。”
友美和晴美的故事，從側面印證：女性貧困在日本并非個案，而是社會天平傾斜的縮影。
根據(jù)NHK紀錄片《調查報告：女性的貧困“新型連鎖”的沖擊》顯示，“貧困女性”是指年收入不足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萬）的女性，而這一群體在日本已經(jīng)超過300萬人。
“女性貧困”現(xiàn)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或許與日本的職場雇傭文化和“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觀念相關。
過去的日本社會，企業(yè)雇傭員工時，常常優(yōu)先錄取男性員工，哪怕同為正式員工，男女員工亦“同工不同酬”，隨著員工的年齡增長，甚至會進一步拉大這種薪資差距。
一些日本女性會在婚后離開職場，回歸家庭，成為全職主婦?？此瓢卜€(wěn)的選擇下，同樣暗藏著一定風險。
倘若丈夫家暴、生病、去世，導致這段婚姻無法維持，職場競爭力較弱的母親與年幼的孩子很可能會陷入更深一層的經(jīng)濟困境。
友美原本家境優(yōu)渥，父親在世時，飯桌上總擺滿精致的菜肴。由于父親病逝，友美與母親一夜之間陷入貧困。母親與職場脫節(jié)了十幾年，接受職業(yè)培訓援助后，依然無法找到合適工作。
后來，友美的母親去了客服中心，成為非正式雇傭的員工，“幾乎和正式工干一樣的活，甚至值更多夜班，但工資就是比他們少很多?！?/span>
晝夜不停工作，讓友美的母親患上了慢性腎病，即使一天做兩份兼職，她每個月的收入也僅有十多萬日元（10萬日元約5579元人民幣）。
很多日本企業(yè)為了節(jié)約成本，大量使用非正式雇工，合同工拿最低時薪收入，與正式職員的薪酬有著天壤之別。
普通女性很難成為正式工的現(xiàn)實，也令日本女性的處境更為艱難，日本神戶大學教授中村智彥坦言：“目前，日本企業(yè)仍更傾向雇傭男性成為正式員工。'女性不能作為人才長期運用’的偏見有些根深蒂固?！?/span>
近年來，非正式雇傭的員工中，男性比例逐漸升高，但“打零工”群體，七成以上均為女性。偏頗的雇傭文化，正在把更多日本女性推向貧困深淵。
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宮本太郎認為：“雇傭和家庭支柱的動搖，讓日本女性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
貧窮，是因為不夠努力嗎？
崇尚努力與奮斗的東亞社會環(huán)境下，人們很容易生出一種刻板印象：貧窮，是因為此人不夠努力。
然而，貧困真的只是因為不夠努力嗎？
紀錄片《調查報告女性的貧困“新型連鎖”的沖擊》播出后，NHK特別節(jié)目錄制組出版了一本關于女性貧困的同名書籍，編導宮崎長時間觀察貧困女性群體后，他稱：
“我無法對已經(jīng)非常努力的人再說'加油’，我甚至想說，你不能再努力了，該歇歇了?！?/p>
對于這些貧困女性而言，即使努力工作，努力學習，依然有陷入貧困的可能。
24歲的小愛，是一名大學畢業(yè)生，如今卻在餐館打工，鏡頭下，她邊收拾餐盤邊自嘲：“我本該以客人的身份來的啊。本科畢業(yè)又怎樣呢？”
小愛來自日本福島縣的一個小村莊，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為了擁有一份正式工作，她自小努力讀書，考上了關東私立大學。讀書期間，小愛每天做兼職，從沒參加過俱樂部活動，一天打好幾份工，做過餐廳服務員，體育產(chǎn)品促銷，還曾在居酒屋做工。
兼職收入在高昂的學費面前成了杯水車薪，她不得不貸款六百多萬日元的巨額助學金，“我本以為畢業(yè)后成為正式職工，就可以用獎金還債款，看來是我太天真?！毙劭嘈Φ?。
大學畢業(yè)后，小愛成了景點咨詢處的一名合同工。她很上進，工作時總把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腰板筆直，“但兩年的積極工作，卻只得到了十日元（約人民幣五毛錢）工資的上浮，真的很悲哀！”
為了還款，她只能繼續(xù)回到大學時兼職過的餐廳又多打一份工。
助學貸款的金融化，對女性正式雇傭的掣肘，讓很多日本女性即使一心向好、踏實努力，最后還是囿于貧困的怪圈。
對于這些貧困女性，光是活在當下，已經(jīng)快要拼盡全力。
40歲的幸惠，因經(jīng)濟狀況陷入極度困境后，開始從事風俗業(yè)，她每天把孩子送到托育園后，便熟練地畫上濃妝，趕到“性派遣公司”等待客人點名，“為了生存，我只能說服自己不去抗拒這'令人難堪的工作’”她囁嚅道。
幸惠的丈夫由于疫情收入驟減變得躁郁，常對幸惠施暴以宣泄壓力，甚至斷絕了對她的經(jīng)濟支持，“目前孩子們的生活費都由我的存款承擔，但儲蓄已經(jīng)快見底了?！?/span>
撫育壓力和找不到工作的倒逼下，單次服務酬勞高達幾萬日元的“風俗業(yè)”成了她不得已的選擇。倘若遇上惡劣的“顧客”，幸惠還可能被偷拍或施暴，“但我連害怕都無處訴說，只能自己忍受?！?/span>
而新冠疫情的爆發(fā)，加重了不少日本女性“努力也無法擺脫貧困”的無力感。
疫情中，74萬女性被裁員，是男性雇工減少人數(shù)的2.5倍。
由于日本近六成的女職員均為合同工，無論這些女性平時在工作上如何努力，危機事件中，她們成了企業(yè)裁員時的首要選擇，面臨更大的“被拋棄風險”。。
據(jù)NHK機構調查，七成失業(yè)女性無法領取企業(yè)停工補助，也找不到新的工作，她們孤獨地掙扎在“看不見未來的今天”。
貧困的代際傳遞
女性貧困狀況沒有得到改善，反而進一步惡化，或許是因為人們從沒有將女性貧困真正視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日本社會對貧困女性的忽視，像是推倒了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當貧困女性成為母親，也成為了“代際貧困”的開始。
一位名叫香月的中年女性，離婚后，她晝夜不停地打兩份工才能勉強維持溫飽。唯一能讓她疲憊的臉上泛起光彩的是遠在東京的女兒。
每當她提起女兒就會哽咽：“女兒說想讀大學，可我什么都不能為她做，為了學費，她日日夜夜都在忙碌?！?/span>
香月的女兒今年十九歲，為了還四百萬日元的助學金，每逢假期就去東京打工，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去餐館兼職，“我也想依靠母親，但她已經(jīng)很辛苦了，我只能想辦法自己解決”。
香月與女兒的處境，也出現(xiàn)在更多的日本家庭中，有些單親母子家庭的處境甚至更為嚴峻。
NHK機構發(fā)現(xiàn)，疫情中，1/3母子家庭的餐費快斷絕了，10%的母親已經(jīng)無奈中斷了孩子的學習。
父母的收入水平與孩子的教育息息相關。據(jù)日本文部科學省統(tǒng)計，一個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學費約為1770萬日元（約109萬人民幣），大學學費更是高達四到五百萬日元。
日本的義務教育截至初中，高中與大學的費用需由家庭負擔?？上攵热艉⒆佑韶毨У哪赣H獨自撫養(yǎng)，受教育的機會格外渺茫，也因此成了他們脫離貧困的“第一道關卡”。
前文談到的十九歲女孩友美，正是因為貧困的經(jīng)濟條件，無法進入全日制學校，不得已才進入函授高中。
她所在的學校里，每五個人會有一個極度困難的低保戶，友美有位女同學，為了補貼家用常在飯店打工，每天忙到半夜，因此長期曠課，后來只能退學。
難以接受高等教育，令孩子們的處境更加艱難，女性貧困導致的代際貧窮，也因此發(fā)生在更多人身上。
東京新宿離“紅燈區(qū)”不遠的一家網(wǎng)吧里，住著年輕的彩香和她妹妹，還有母親。
她們睡在只能容得下一張榻榻米的昏暗房間，四面堆滿了雜物，隔音很差，半夜常會被醉酒客人的打架聲吵醒。女孩們只能膽顫心驚地在走廊隔間里換衣服，上廁所時偶爾還會被陌生異性搭訕。
這樣惡劣的居住環(huán)境，成了漂泊無依的女孩們唯一的寄居地，網(wǎng)吧里，長期居住的客人中70%是女性。
原因無它，網(wǎng)吧長住所需要的花費，比住最便宜的青旅還要低上兩三倍，對于無力負擔房租的貧困女性而言，成了住宿的不二選擇。
彩香來自單親母子家庭，母親不堪生活重負放棄了撫養(yǎng)孩子。彩香沒讀完高中，如今靠在便利店打兩份工維持生活。她和妹妹每天分著吃一塊面包或者一個飯團，餓得受不了時，就喝點網(wǎng)吧里沒營養(yǎng)的免費汽水。
她考慮過搬出去，租一個像樣的房子，但母親拒絕以監(jiān)護人的身份簽字。她只能和妹妹住在網(wǎng)吧里，一住就是兩年。
彩香的妹妹十四歲，半年沒去上學了，因為總關在黑黢黢的小房間里，她得了恐慌障礙，“我也很想出去，但一見人就頭暈?！?/span>
貧窮的代際傳遞效應，使日本社會產(chǎn)生了很多貧困孩童，除卻經(jīng)濟上的貧困，也體現(xiàn)在了她們的教育、能力甚至心理層面。
理想？能像普通人一樣活就好
深陷在貧窮沼澤里的女性們，似乎沒有余力再去思考“明天”。
紀錄片中，十九歲的友美被記者問道：“你有沒有什么關于未來的理想？”
她沉默了一會兒，仰望著天空：“哪里還有什么理想啊，我最想要的就是擺脫現(xiàn)在的狀態(tài)，不用為了打工而起早貪黑，早上能正常時間起床上班，晚上按時回家。”
“只要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就夠了?！庇衙勒f。
擺脫水深火熱的現(xiàn)狀，過上正常人的日子，成了很多貧困女性最大的希望。抱著這樣簡單又渺茫的期望，她們拼命地熬過了一天又一天。
紀錄片的鏡頭下，住在關西的單親媽媽彩子，把兩片烤過的面包端上餐桌，笑著對四個孩子說：“開飯嘍?！?/span>
“有點硬，多嚼幾下?！彼诘?。
兩塊面包，是一家五口的晚餐。
彩子育有四個女兒，因為無法忍受丈夫的家暴，帶著孩子逃離了那個家，她不敢妄想丈夫給的撫養(yǎng)費，連如今的住址，她都不敢向丈夫透露半分。
她原本會去食品加工廠做兼職，由于疫情，這份兼職被取消了，目前彩子一家五口只能依托微薄的兒童補助金生活。
彩子的女兒還在讀高中，平時放棄了學習時間，一周在便利店兼職五天，“打工真的很累，但我不想在家里說喪氣話，還是開開朗朗比較好?！?/span>
女孩看上去很樂觀，或許也是在強顏歡笑說服自己接受眼下的境遇。
彩子不想給孩子增加負擔，找到了一家超市的夜班兼職工作，等孩子們睡著后，她才出去上班，一直從夜晚忙到第二天早上。
彩子稱，“無論如何，我以后也要讓孩子上大學，過上正常的生活?！?/span>
縱使生活艱辛，這些女性正在嘗試讓自己或是讓家人脫離現(xiàn)狀，讓黯淡的生活多出一抹淺淺的光。
紀錄片末尾，友美如愿以償考入了幼師?？茖W校，為了籌夠學費，她的打工地點從便利店輾轉到了大型牛肉飯店，這家店曾因勞動時間過長引發(fā)過勞資問題，但她還是高興地去了，因為能有更多報酬。
友美向編導舉起一套自己買的西服，笑著說“這是為入學典禮準備的?！?/span>
這是她在紀錄片里，第一次由衷地笑了出來。
編導宮崎亮希記錄下了這個畫面，“對未來充滿希望，才會讓一個人'活’起來?！?/span>
END
女性貧困相關紀錄片播出后，部分女性得到了婦女保護組織的援助，但她們已患上嚴重抑郁、恐慌等心理疾病，有人足足暴瘦了十多公斤，也有人因為身體透支進入醫(yī)院。
看到這一切，人們才驚覺：“之前那種情況下，她們能活下來，已經(jīng)是奇跡?！?/span>
那些貧困女性在逆境中的韌勁和精神力，令人為之動容，但同時，我們亦要重視她們被“邊緣化”后遭到的傷痛。
女性危機，不但是女性的，更是家庭和社會的。
一個想良性發(fā)展的社會，不應該也不可能拋棄這部分群體。
策劃“女性貧困”專題的編導宮崎認為：“盡管日本女性的處境正在發(fā)生變化，但支持女性作為獨立個體生存下去的社會環(huán)境，依然有不足之處”。
近20年來，日本女性不婚不育的比例不斷攀升，和80年代相比，如今日本女性的未婚率增加了不止一倍。
對于少子化嚴重的日本來說，這無疑成了最靜默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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