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錢學森從美國東北角大西洋岸邊的波士頓，前往西南角太平洋岸邊的洛杉磯，斜穿整個美國。跟波士頓漫長而寒冷的冬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洛杉磯一年到頭陽光燦爛，氣候溫暖。從波士頓來到洛杉磯，那感覺如同從中國的哈爾濱來到深圳。
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InstituteofTechnology簡稱Caltech）創(chuàng)建于1891年，坐落在洛杉磯帕薩迪納市。帕薩迪納市是大洛杉磯地區(qū)的一座美麗小城，到處是綠樹蓊郁，一幢幢一兩層高的居民住宅融合在這一片濃綠之中。加州理工學院就處在這星羅棋布的木質居民小樓包圍之中。
加州理工學院的方形校園，僅占一個街區(qū)，根本無法跟加利福尼亞州的另外兩所名校、位于舊金山的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相比，只及斯坦福大學校園的五十分之一！然而，小小的加州理工學院，居然能夠與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美國西部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加州理工學院辦校理念就是“小而精，小而美”，是精英學府的典范。這所學院直至今日，也只有本科生約900人，研究生1100人，教師一千人，但是教師之中有教授280余人。該校有27名校友和教授獲得了28次諾貝爾獎（其中鮑林一人得到兩項諾貝爾獎）；現(xiàn)任教授中有63名美國科學院院士，29名美國工程院院士，75名美國文理學院院士。
加州理工學院強調(diào)理工結合，培養(yǎng)的學生既是科學家，也是工程師。博大精深，是加州理工學院對于學生的要求。
錢學森離開麻省理工學院，轉往加州理工學院，是沖著馮·卡門教授而來。馮·卡門是航空動力學專家。錢學森從航空機械工程轉向航空動力學，便決意拜馮·卡門教授為師。
按照別人的習慣，從麻省理工學院轉往加州理工學院，也許應該先給馮·卡門寫封信或者打個電話，而錢學森卻是帶著行李直奔加州理工學院，到了那里才給馮·卡門寫了一封求見信。
以下是馮·卡門一生的輪廓線，粗線條地勾畫出他的傳奇人生經(jīng)歷：
馮·卡門美國工程力學大師、航天技術理論的開拓者。1881年5月11日誕生于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城。1902年畢業(yè)于約瑟夫皇家工業(yè)大學。1904年入德國哥廷根大學深造，1908年獲博士學位。在“空氣動力學之父”普朗特指導下完成空氣動力實驗，研究邊界層分離現(xiàn)象，提出著名的“卡門渦街”（KamanVortexStreet，又稱卡門渦列）理論。1926年闡明并建立“湍流”概念。1938年指導成立火箭研究小組，這個小組后來發(fā)展成為聞名于世的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1944年牽頭組成科學顧問團，為研究火箭技術創(chuàng)造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被派往德國考察火箭，提出研制導彈的計劃。特別是對振動空氣動力學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
馮·卡門是科學奇才。他是出生在匈牙利的猶太人。他具有極高的數(shù)學天賦，在六歲的時候就能對五位數(shù)的乘法略加思索就報出答案來，屢屢使他的父親震驚不已。
1908年3月，他在游歷法國巴黎的時候，親眼目睹了法國人亨利·法曼駕駛一架試驗飛機進行飛行，從此對這誕生才五年的奇特的飛行器產(chǎn)生濃厚的興趣，開始了研究飛行空氣動力學的歷程。
對于馮·卡門來說，進入德國西北部的哥廷根大學，在名師普朗特教授（LudwigPrandtl，1875～1953）的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是人生的重要經(jīng)歷。普朗特是著名力學家，近代力學的奠基人之一。
1911年，也就是錢學森出生的那一年，馮·卡門發(fā)現(xiàn)當氣流和物體之間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體后面亂成一股尾流時，就會產(chǎn)生型面阻力。這個發(fā)現(xiàn)被定名為“卡門渦街”，成為飛機、船舶和賽車設計的理論基礎。
后來，馮·卡門擔任德國亞琛工業(yè)大學航空系教授。亞琛工業(yè)大學是德國最負盛名的理工科大學。1930年，馮·卡門又發(fā)表關于“湍流理論”的重要論文，受到同行們的高度評價。
就在馮·卡門處于學術巔峰時期，法西斯納粹勢力在德國崛起。希特勒對猶太人大開殺戎，迫使馮·卡門離開德國，移民美國。法西斯拱手把一位天才科學家送給了美國。從此，馮·卡門執(zhí)教于加州理工學院，并加入了美國籍。由于馮·卡門的加盟，由于他在應用力學、流體力學、湍流理論、超音速飛行和火箭方面的研究，使美國的航空事業(yè)和宇航事業(yè)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全世界處于領先的地位。
馮·卡門終生未婚。在他的晚年，寫下了回憶錄，記述自己那傳奇的一生。
1963年2月18日，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授予馮·卡門美國第一枚科學勛章，以表彰他對美國的巨大貢獻。81歲的馮·卡門雙腳患關節(jié)炎，走起路來搖搖晃晃，肯尼迪總統(tǒng)趕緊上前扶他一把。馮·卡門推開了肯尼迪總統(tǒng)，幽默地說：“總統(tǒng)先生，走下坡路是不用扶的，只有向上爬的時候才需要拉一把。”
處于人生下坡路的馮·卡門在兩個多月之后的5月6日與世長辭。
為了紀念馮·卡門，他的祖國匈牙利在1992年8月3日發(fā)行了一枚紀念他的郵票；1992年8月31日，美國也發(fā)行了一枚馮·卡門的紀念郵票。
馮·卡門桃李滿天下。然而，在他晚年所寫的回憶錄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記述自己的一個學生，那就是《中國的錢學森博士》。
馮·卡門這樣回憶同錢學森的第一次見面：
1936年的一天，錢學森來看我，征詢關于進一步進行學術研究的意見。這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我抬頭看見一位個子不高、儀表嚴肅的年輕人，他異常準確地回答了我所有的問題。他思維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頓時給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議他轉到加州理工學院來繼續(xù)深造。
錢學森在回憶與馮·卡門的第一次見面時，記得馮·卡門對他說的話：
錢先生，希望你到加州來，到這里來。你在這里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知識。我相信我們會合作得很好。
就這樣，不遠千里，錢學森從麻省理工學院投奔到馮·卡門麾下。55歲的馮·卡門成為25歲的錢學森的導師。就這樣，錢學森馬上辦理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注冊手續(xù)，住了下來。在馮·卡門的指導下，開始了在加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求學生涯。
加州理工學院給錢學森的印象是全新的。錢學森曾回憶說，“在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們競賽，才能跑到前沿。這里的創(chuàng)新還不能局限于邁小步，那樣很快就會被別人超過。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別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也就是說，加州理工學院教育的核心就是創(chuàng)新。
馮·卡門就非常推崇創(chuàng)新精神。
馮·卡門曾經(jīng)問學生：“你們的100分標準是什么？”
學生回答說：“全部題目都答得準確。”
“我的標準跟你們的不一樣，”馮·卡門說，“因為任何一個工程技術問題根本就沒有百分之百的準確答案。要說有，那只是解決問題和開拓問題的方法。如果有個學生的試卷對試題分析仔細，重點突出，方法對頭，且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但卻因個別運算疏忽最后答數(shù)錯了；而另一個學生的試卷答數(shù)正確，但解題方法毫無創(chuàng)造性。那么，我給前者打的分數(shù)要比后者高得多。”
錢學森記得，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馮·卡門講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思想，美國人叫“goodidea”（好點子）。有人問：“馮·卡門教授，你把這么好的思想都講出來了，就不怕別人超過你？”馮·卡門說：“我不怕，等他趕上來，我又跑到前面很遠去了。”
所謂“goodidea”，其實就是科學上創(chuàng)新的想法。錢學森后來說，來到加州理工學院，來到馮·卡門身邊，使他“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在這里，錢學森的思想變得非?；钴S。
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民主氛圍，推動著科學討論，推動著科學創(chuàng)新。
錢學森有一次在發(fā)表自己的學術見解時，一個老頭提了些意見，被錢學森不客氣地用一句話頂了回去。會后，馮·卡門對錢學森笑道：“你知道那老頭是誰嗎？”錢學森說不知道。馮·卡門說，那位是航空界鼎鼎有名的大教授馮·米賽斯。接著，馮·卡門又說，你那句話回答得好極了。
馮·卡門在結識錢學森之后的翌年，第二次訪問了中國，受到很高的禮遇。
那是1937年6月下旬，馮·卡門在結束了對蘇聯(lián)的訪問之后，從莫斯科乘坐火車，沿著漫長的西伯利亞大鐵道前往中國。他乘坐了十天十夜，終于到達山海關。那時候，東北三省處于日本殖民統(tǒng)治之下，他目擊了中國人受日軍蹂躪的慘狀。
當時，馮·卡門應邀到清華大學講學。蔣介石政府得知之后，邀請他從北平前往南京，因為中國面對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正準備自己制造軍用飛機，知道這么一位美國的航空大師到來，連忙“有請”。
7月7日下午六時，在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兼航空研究所所長顧毓秀教授陪同下，馮·卡門乘火車剛離開北平，盧溝橋就爆發(fā)了“七七事變”。從此北平與南京之間的火車中斷了12年，馮·卡門慶幸自己在無意之中趕上了最后一班列車。
馮·卡門在南京會晤了國民黨政府的空軍司令周至柔將軍。正值夏日，在“夏宮”廬山避暑的蔣介石夫婦決定接見馮·卡門。當馮·卡門從南京乘專機到達九江機場時，錢學森的老師、清華大學王士倬教授也乘另一架專機到達那里迎接馮·卡門。
蔣介石向馮·卡門詢問中國發(fā)展航空工業(yè)之策。然而，當時的中國工業(yè)技術是那么的落后，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飛機談何容易。不過，當時也在座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從馮·卡門那里得知，清華大學派出的公費生錢學森正在馮·卡門手下學習。
馮·卡門離開中國之后，到日本講學，那里洋溢著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氣氛。馮·卡門不愿在日本久留，不久便從那里返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馮·卡門的中國之行，使他對于錢學森的祖國 中國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明白為什么中國人對發(fā)展自己的航空事業(yè)有著那么強烈的愿望。作為匈牙利人，作為深受德國納粹欺凌的猶太人，馮·卡門對于中國受到日本軍國主義的欺凌，感同身受。正因為這樣，馮·卡門曾說：“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有兩個，一個是猶太人，另一個就是中國人。”這句話是在他結識錢學森之后發(fā)出的感嘆語，也是他1937年中國之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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