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多野太郎（1912—2003），日本神奈川人，自稱湘南老人，曾任日本中國語學會會長，著名漢學家、中國古代戲曲史專家，著有《老子王注校正》《中國地方志所錄方言匯編》《中國小說戲曲詞匯研究辭典》《游仙窟新考》《關漢卿現(xiàn)存雜劇研究》《宋詞評釋》《粵劇管窺》《中國文學史研究——小說戲曲論考》《近三十年代京劇研究文獻精要書目》等，與著名詞曲學、敦煌學、唐代音樂文藝學家任中敏先生（1897—1991）交誼甚篤，曾親赴北京、揚州等地拜訪任先生，并時有信札往還，就敦煌曲辭相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傳為中日學術、文化交流史上之佳話。任先生信札中涉及對著名學者饒宗頤、保羅·戴密微、張獻之、蔣禮鴻、王重民、范文瀾等先生的評價，尤其對饒宗頤先生多有批評，引發(fā)為敦煌學史上“任、饒”兩大家一段學術公案，學術反響較大[1]。波多野太郎先生曾多次撰文介紹任先生的學術成就，如《任、饒兩大家圍繞敦煌歌辭的論爭》（昭和五十四年（1979）日本道教學會編《東方宗教》第53號）、《任半塘教授的“敦煌曲”批判》（昭和五十四年（1979）《東方宗教》第54號）、《任半塘教授最近的科學研究工作——?？?lt;行路難><敦煌歌詞集>等》（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4期合刊，佟金銘譯）等。其中前兩者因載諸日本刊物，大陸不易得見，故而彌足珍貴。兩文附錄任先生致波多野太郎先生信札三通，王小盾、陳文和先生所編《任中敏文集》（鳳凰出版社2013年）及嚴申榜、易元福先生主編之《任中敏先生詩詞集》（香港浩德出版社2006年）均失收。信札不僅可見任先生及波多野先生之人品學問、性情襟抱，更是敦煌學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之寶貴資料。筆者有幸通過留學日本友人查訪而得，今將其重加整理，略加考訂，公之于眾，以饗同好。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批評指正。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書·其一
（1976年8月15日）
波多野太郎先生文席：
六月十一日奉五日手教，謙沖太過，使敏難當，悚愧無似！承許郵惠大著，驚幸莫名！爰緩復以俟。七月廿日，果由郵使，奉大宗卷帙，檢識甚詳，計有《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一至九冊，《子弟書集》一冊，《尋夫曲校證》一冊，《子弟書螃蟹段兒》三冊，《杭州四季風俗圖考》一冊：共一十五冊?；突途拗?，滿室生輝，榮寵之至！近滇蜀間地震情勢已展，而測報時張時馳，文物掩護，煞費周章，心緒不寧。致稽馳謝，恐勞企竚，死罪死罪！從敝國省縣志書中，裒集方言，會通口語，用釋隋唐以來述作中之詞匯，此路前人所未蹈;而于盛業(yè)之中，首先創(chuàng)獲，乃一奇跡！張君相（獻之）、蔣君禮鴻（云從）瞠乎后矣！顧古今方志數(shù)量可觀，他日采擷周詳，貫通遠近，其為用之宏，將不可限量。宜有較大組合，群策而眾擎，庶能即世觀成，不致久曠。未卜高瞻碩畫為如何耳。敏于近三年中，因得法京友人之助，重編《敦煌曲校錄》，為與《敦煌變文集》比眉連轡，已改名《敦煌歌辭集》。收辭千一百余首，適舉舊編五百首者倍之。其中方言口語情況，遠出張、蔣兩家所舉之外。張未見大宗唐五代民間辭例，蔣于拙稿所增益者，亦未觸及。姑援小例，以博大雅一粲：“夫婿”一詞，敦煌曲中屢用，蔣釋另見?！皟盒觥笨扇?張釋闕失，殆以為空泛。倘使見法保羅·戴密微著法文《敦煌曲》（與饒宗頤之著合編。先生既見饒著，必見戴著）譯“夫婿”竟曰：“丈夫夫婿”，當知“夫婿”條在張釋中，有補列必要，有以啟法儒如戴者之閉塞，并不空泛也。及睹先生《尋夫曲校證》（一0六頁）“夫婿”條之箋注，從樂府《陌上?！分炼鸥?、王維詩備焉，時執(zhí)牛耳以愧饒、戴。戴治此學，全無根底，膽大妄為而已。近此阱，陷其師戴遠以幕，蒙國際視聽。敏齒已耄，雖于此閱歷較深，亦應對人寬恕，今斥饒、戴，何至如此之激！蓋有故焉。試看尊著《尋夫曲校證》6頁引伯利三七一八“曲子名目第四首”，饒訂曰：“長城下，哭成憂，敢淹長成一朵摧。里半酒樓千萬個，十萬獸骨不空回?！弊靖逶唬骸伴L城下，哭聲哀，感得長城一垛摧。里畔髑髏千萬個，十萬骸骨不教回?！逼渲校镑求t”本《孟姜女》變文，人人得而政之，毫不足矜。而饒訂為“酒樓”，敢問古今社會建設，果有安置酒樓于長城腹中，至于千萬個之多歟？無論敝國于漢于唐兩代，又豈有千萬億酒徒，探長城腹，而登樓痛飲？即今日各國地下都市之豪華場景中，亦不容有此幻妄之舉也。在饒氏訂“滔”為“酒”時，對唐代作者，今代讀者，均不在眼下，而皆以可摶玩于伊掌中，無絲毫責任感可言，豈不可駭！顧戴編于自序中，意揚譽其徒饒曰：“具備研究詞史的有利條件，深通古文字學，善于校訂的行家”等等，豈非笑端乎？戴氏本人對于敦煌曲《搗練子》詠孟姜女一戲之前四章，次序顛倒：將孟姜送寒衣列在前，將杞梁別親赴邊列在后，造成更大之笑端。尊輯《尋夫曲》（5頁）錄伯利二八0九號內所見?！懊辖奔啊伴L城路”乃后二首也，其前二首載在伯利同號及三九一一號。尊輯失之，可惜！王重民輯《敦煌曲子詞集》，拙輯《敦煌曲校錄》，饒氏《敦煌曲》于此均收。戴氏竟誤指“長城路”一首之后二句“吃酒”云云，是公婆所唱，勸媳旅途中少吃酒，早還歸，完全不合身份。因各辭前后原有說白，敦煌曲內照例不載，致使辭旨不明。此辭在說白中，由孟姜婉諫公婆戒酒，在辭句中，由公婆答稱吃酒原為治病，非貪杯，并祝愿其媳送衣以后，早日還歸，戴氏未得辭旨。再查尊輯索引（515頁）有“燒張錢紙”條，敏未能查出此條是《尋夫曲》何處之原文。但在尊輯6頁右邊第三、四行，各有“月盡日校管黃至前”句，即謂“月盡日交管黃紙錢”也?！短綇V記》三八“裴齡條，引《廣異記》謂冥司'求金銀錢之金錢者，是世間黃紙錢。”同書三三二唐暄條，引《河東記》：“暄妻之鬼魂云：'必有相饗，但于月盡日黃昏時，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兒盡得?！闭f明敏校訂“月盡日交管黃紙錢”，恰得原作之辭旨，無誤，而饒、戴均置不校。——以上不離《尋夫曲》，瑣瑣陳情，正為先生有高論曰：“孟姜女的故事線索，大概是早已在唐代成了定型”;而敏近年所致力者，正在敦煌曲，故本其所真知者，聯(lián)類表現(xiàn)數(shù)點，均有異于饒、戴，不敢茍同，以就政于大雅耳。至于《同賢記》中，由仲姿作孟姜化身，拙稿亦謹慎評議：期之以為不能混者：仲姿乃富家女，而孟姜乃貧女。仲姿既與杞良匹配，本可憑家財以免杞良之徭役，或遣僮仆代勞送寒衣，全部故事都可不成立?！锻t記》所以仍照貧女身份演仲姿者，顯然不合階級規(guī)律，未卜先生以為如何？敏于中年治宋詞元曲，僅于金元散曲一體，為敝國文學史樹新標格。有《散曲叢刊》十余種，及《新曲苑》三十余種。中華人民共和國期間，始改治“唐代'音樂文藝之全面”。除已印行有關敦煌曲者兩種外，兼有《教坊記箋訂》及《唐戲弄》二書。后者成就較著。恨目前已無余帙堪呈郢政;他日此書重印，定不妄郵奉，微施蕪報。自此以后，倘讀大著，有所心得，或有所請益，當不揣谫陋，陸續(xù)奉聞。貴國田中謙二先生，曾從敦煌寫本伯利二一一五等《五臟論》內，發(fā)現(xiàn)“唱頌”體歌辭，論文載京都一九六四年印《東方研究學報》第35期，蜀中久訪此書未得，倘荷賜借此冊一用，（乞賜掛號之郵，以免遺失。）當于半月期間掛號郵還不誤。此間宿舍，在水井街79號，非“水平街”，并聞。
敬頌
道安！
任中敏上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時年八十）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書·其二
（1979年3月9日，手信）
敏在四川時，曾寫《正視六十年來國內外敦煌歌辭的研究》，來京后，又寫《敦煌歌辭向何處去》，均屬批判性的，甚至帶嚴厲譴責。因國內如王重民編《敦煌曲子詞集》，范文瀾編《中國通史簡編》“唐文苑、唐詩苑、唐詞苑”一章，均將唐五代三四二年的歌辭，原稱“曲子”和“大曲”的，一概改稱“唐詞”，用宋代的“詞”兼并唐代的“曲子”，消滅“曲子”名目，歷史不許可。國外饒宗頤亦王、范一派，名之曰“唐詞派”。宋以來即有此派，積重難返。饒氏《敦煌曲》內第一章第一節(jié)，即以宋畫喻宋詞，以宋詞喻“唐詞”，他并用清代的詞韻，部勒唐代帶西北方音的敦煌曲，當然格格不入。饒氏因此幻想出一個“大五代文化”，把初唐、盛唐、中唐的歌辭，統(tǒng)改為晚唐五代所有。文學史面對這樣的紛亂，無法編下去，饒君至今不察。拙文《敦煌歌辭向何處去》倘能發(fā)表，可能掀起較大爭論。
以上2通信札原附錄于波多野太郎《任、饒兩大家圍繞敦煌歌辭的論爭》一文，載昭和五十四年（1979）日本道教學會編《東方宗教》第53號。第1通2頁，每頁26行，行35字左右，行楷書，其中第1頁天頭處另有云：“敦煌曲內見'夫婿處，有《洞仙歌》曰：'少年夫婿;有失調名辭曰：'汝家夫婿;有《臨江仙》曰：'少年夫婿奉恩多等”。第2通為手信，無抬頭及落款，據(jù)波多野太郎先生所言當作于1979年3月9日。此札計1頁，11行，行30字左右，行楷書，首行前空多格，第1行與第2行間空1行。
《尋夫曲校證》，波多野太郎著，日本昭和四十八年（1973）8月橫濱市立大學發(fā)行，全名為“滿漢合璧子弟書尋夫曲校證”。戴密微（1894—1979），法國漢學家、敦煌學家，著有《敦煌曲》（與饒宗頤合著，1971年以中法兩國文字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在巴黎出版）。關于第2通信札中所云《敦煌歌辭向何處去》一文，未見發(fā)表，然《江海學刊》1982年第1期載有任先生《敦煌學在國內亟待展開第三時期》一文，疑即前文之延展和生發(fā)。此文發(fā)表后，確實“掀起較大爭論”，甘肅敦煌學界基于任先生此文，組織了“敦煌文學研究筆談”專欄，編發(fā)《關隴文學論叢·敦煌文學專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刊載了王慶菽《殷切的期望》、劉君寄《承前啟后，把敦煌文學研究推向新階段》、蔣禮鴻《略談敦煌文學研究》、劉銘恕《一點感想》、程毅中《希望和建議》、張錫厚《怎樣打開敦煌文學研究的新局面》，張鴻勛《幾點希望》，李永寧《加強“敦煌學”研究之我見》、吳肅森《喜讀<敦煌學在國內亟待展開第三時期>》、顏廷亮《我們的應盡之責和初步打算》等10位學者的多篇文章，對敦煌學研究“展開第三時期”無疑產生了較大的推動作用。
致波多野太郎先生書·其三
（1979年7月2日）
波多野太郎教授大鑒：
承列題曰：“兩家論爭”，使讀者無枯燥之感，不妨多集資料，以資談助：
（一）孟姜女辭內“髑髏”二字的肯定，從《孟姜女變文》內五見“髑髏”，可以無疑。二字不定，其失小，校歌辭忘卻變文，或拒絕變文，其失大！將敦煌曲子強改為唐詞，不知唐歌辭和唐變文是孿生姊妹，萬萬不能拆開，其失更大！此點宜三思。
（二）饒書（29頁）“熊”“態(tài)”不分，改《溫泉賦》“熊踏胸兮豹拏背”之“熊踏”為“態(tài)踏”，謂與趙宋之“傳踏”相涉（30頁），真毫厘千里矣！
（三）誤僧官名“都僧統(tǒng)”為“僧都統(tǒng)”（12頁、37頁等）。
（四）“紅燭長流云榭”（54頁），“流”是“留”之訛。
（五）“白馬馱經即寺林”（55頁）乃“白馬馱經即自臨”之訛。
（六）“煇臉”乃“蓮臉”之訛（68頁）。
（七）“諸芳情”（79頁）乃“惜芳情”之訛。
（八）“復菓琴言”乃“服裹琴書”之訛（74頁）。
（九）“如若傷蛇”（77頁）乃“遇藥傷蛇”之訛。
（十）“書見十年功積”，“見”乃“劍”之訛（80頁）。
（十一）“鳥驚轡斷”（89頁）“鳥”乃“馬”之訛。
（十二）“龍請”（90頁）乃“龍眾請”之訛。
（十三）“歌枕”（95頁）乃“欹枕”之訛。
（十四）“遙兮凈”（108頁）乃“妖雰靖”之訛。
（十五）“武用文章”（122頁）乃“武略文章”之訛。
（十六）“大海蘆花白”（122頁）乃“天暮蘆花白”之訛。唐書手原作“大每”云云?！按蟆蹦诵斡?，“每”、“暮”乃音變。
（十七）“為睹金鍼爭百草”乃“為賭金錢爭百草”之訛（131頁）。
（十八）“塞原征戰(zhàn)”（108頁）乃“塞北征戰(zhàn)”之訛。“北”，唐書手訛為“元”，饒君改為“原”。
（十九）“駈焉未解從師教”，“駈焉”乃“驅烏”之訛（135頁）。沙彌初出家，任驅烏小役。場上曬谷，防烏群來啄耳，難云“驅焉”。
（二十）歌辭寫孟姜女“聲聲懊惱小秦王”，而饒書（58頁）誤為“生生掬腦小臣王”，注云：“腦言'墜肝腦?！薄惔耸Ｌ?，饒書中常見，茲舉三分一而已。法國保爾·戴密微序其書稱：“這是一部語言學著作，作者是一位深通古文字學，又善于校訂的行家?！蔽┰葛埵现赜∑鋾?，痛切正訛，不負良師益友的期許。饒書自序說：“任二北重加校錄，惜未接觸原卷，每沿前人（指王重民編《敦煌曲子詞集》）之誤，去真象尚遠。”所論極是！我應誠懇認錯，曾建議設立“認錯獎金”，不是諷刺，而是真心實話。即雖發(fā)于得獎金的貪心，才被動認錯，也比始終以不認錯而受褒諛者為佳。既認錯，則讀者免受“謬種流傳”之害，乃第一大功德！饒氏追求“真象”，極合科學精神?！罢嫦蟆闭胬砻媲?，人人平等。不容特殊化。不管地位再高，資格再老，功勞再大，真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失校錯字而外，不合真象的地方，饒書內仍很多。如
（一） 斯一四九七所載“小少黃宮養(yǎng)”一套，乃“少小皇宮養(yǎng)”之訛，乃戲辭，演須大拏太子度兒女給人為奴。饒書（55頁）跟著錯，認為是欑，不顧“真象”。
（二） 《五更轉》“喜秋天”說求偶女郎對織女星“發(fā)卻千般愿”。饒書（55頁）說：同在一小冊內，前有“十五愿”，可說明與下文“千般愿”的關系。他未查清那“十五愿”是佛徒求登“正覺”之愿，與女郎求偶的“千般愿”何干？恰恰是不明真象，云中架橋。
（三） 《歸依三寶贊》云：“速須達取，彼岸”?！啊蹦恕捌刑帷倍质?，饒氏不知，改為“藐”字，又妄加一“三”字（60頁），曰：“'三藐即'三藐三菩提也?！庇袡嗉幼郑袡嗲?，“真象”何在？
（四） 《南歌子》“翠柳眉間綠，桃花臉上紅。薄羅衫子掩酥胸。一段風流難比，像白蓮出水。”真象是“水”下脫一“中”字，韻順、調圓，毫無遺憾。饒書（73頁）硬創(chuàng)《南歌子》有葉仄韻之體，以“水”葉“比”，指任加“中”是臆。于是任指饒臆，饒指任臆，以臆攻臆，似乎難斷。實則驗諸所有《南歌子》古作品，可有平仄兼葉者否？真象究竟何在？立時可解?！惔斯赃`，遠離真象處，饒書內不一而足，紙短不能盡宣?！罢嫦蟆蹦繕送?，饒氏更依仗自己曾“接觸原卷”，是一優(yōu)越條件，高居上游，萬無一失。實則唐代書手除對佛經而外，每每任意涂抹，訛火燎原！雖操原卷在手，依然難得真象。接觸原卷，固屬第一要求，而既接觸原卷，并非萬事大吉，照常擿埴索涂，冥行面墻，又去真象甚遠。故凡接觸原卷者，不必驕人，但應虛心謹慎，實事求是，不辜負原卷耳。拙見褊嗇，幸太郎教之！
祇頌
著祺！
半塘敬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在北京
此札原載波多野太郎《任半塘教授的“敦煌曲”批判》一文（昭和五十四年（1979）《東方宗教》第54號）頁76—78.原件以行楷書寫就，3頁，每頁16行，行28字左右。任先生此札對饒宗頤先生與法國漢學家保羅·戴密微合著的《敦煌曲》一書多有批評，其后饒先生曾撰文回應，如《<云謠集>一些問題的探討》（載《明報月刊》1988年6月號），稱“敦煌寫卷中，唐五代歌辭之發(fā)見為近半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之一大事，自朱彊村?？对浦{集雜曲子》，其后王重民就其所目睹者，撰為《敦煌曲子詞集》，任二北重加校錄，探頤索隱，涉論廣泛，諸多啟發(fā)，惜未能接觸原卷，每沿前人之誤，用力至深，去真相尚遠，然其貢獻，不可磨滅也”[2]。對任先生的敦煌學貢獻既有肯定，亦指出其不足之處，尚屬持平之論。至于任先生對饒先生的批評允當與否，讀者諸君自可按圖索驥，兩相比照，繼續(xù)探討。而在任先生于1991年12月13日去世后的次年2月20日，饒先生撰《水調歌頭》一闋悼念，庶幾可見兩位先生交往概況。
水調歌頭
張錫厚自北京來書，告任老于去歲十二月十三日謝世。記七0年代余在星洲，君屢貽書討論，謂將以用韻為曲子斷代，余復札深不謂然，媵以《敦煌曲》一書，君終放棄是說。一九八0年冬，余過維揚，與曾憲通至揚州師院趨候起居。荏苒十載，遂成隔世。君秉性倔強，坎坷一生，勇于排外，與余爭論，竟成敦煌學一段公案，非始料所及也。君力學不懈，老而彌篤，譏訶當代，雖被視為學風偏頗，然于曲學揄揚之功，終不可沒。以詞挽之，兼以自訕云。
臣質更誰繼，俯仰起悲風。無窮天地純美，行處任西東。蠻觸紛爭偏好，耳眼聰明各照，一笑漫相通。執(zhí)“伴小娘”本，甘蹈虛空。
運斤斲，堊漫鼻，立從容。但傷夫子既逝，無與語鴻蒙。何有生前身后，贏得琢肝鉥胃，牖下老雕蟲。癡絕吾生事，失技將毋同。
壬申（1992）元宵后二日[3]
如今任、饒、波多野等諸先生雖均已作古，但各自著述尚在，且越來越受到后人的重視。上述信札三通中所涉及的學術論辯，當為站在“繁榮祖國學術文化”（任中敏先生語）的立場上所展開的，并非基于個人恩怨的意氣之爭，這與任先生所秉持的學術研究要不拘權威、敢于爭鳴的學術品格是契合的，無疑也是值得我們當下學術界重新思考和借鑒的。
參考文獻：
[1] 樊昕.擊揚明其道，幽旨斯得開——記饒宗頤、任半塘二先生關于敦煌歌辭的論爭[J].文史知識，2012（4）：102-110.
[2]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敦煌學[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685.
[3]饒宗頤.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文錄、詩詞[M].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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