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去世后，關(guān)于他與同代文人的關(guān)系，引起諸多議論，想來頗為有趣。黃裳是難得的文章家，一生往來于學界、文壇之間，朋友甚多。錢鍾書、汪曾祺都與其有交往，留下的話題牽涉學術(shù)史與文學史的神經(jīng)。其間與汪曾祺的友情，是頗可一談的。
汪曾祺年輕時在上海做過中學教員，工作不遂心，他寫信給自己的老師沈從文，希望換一個地方。沈從文覺得他文字好，通美術(shù)，也許到博物館更為合適。于是給在南京博物館的兩個畫家李霖燦、李晨嵐去信，時間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信中說：
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lián)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xiàn)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做整理工作，因?qū)Ξ嬘信d趣。如看看濟之先生處何想法，我再寫信給濟之先生。（《沈從文全集》第18卷，465頁，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
沈從文的推薦，一時沒有見效。汪曾祺顯得無可奈何。而這時候他結(jié)識了黃裳、黃永玉，便在枯燥中平添了諸多趣事。
黃裳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便有名氣，隨筆天分高，乃滬上名筆。汪和他一見如故，兩人同逛書鋪，相飲而歌，在那時候是密切的一對。黃裳《故人書簡·記汪曾祺》云：
認識汪曾祺，大約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頃，在巴金家里。那里經(jīng)常有蕭珊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出入，這樣就認識了，很快成了熟人。常在一起到小酒館去喝酒，到DDS去吃咖啡，海闊天空地神聊。一起玩的還有黃永玉。
為什么到巴金那里去，大概是沈從文介紹的，也許與蕭珊熟悉也是一個原因。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喜歡扎堆，那是自然的。汪曾祺由于多重因素而受到巴金的提攜，是一直念念不忘的。我有時想，如果不是因為喜歡小說，汪曾祺說不定也會成為黃裳那類人物。我讀汪氏的一些筆記，談古書與藝林舊事，風雅毫不遜與黃裳，有的更為傳神，但他偏偏沒有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注意的倒是《聊齋》式的筆意，寫人間草木與凡人軼事，于是運筆就有了黃裳少見的韻致。那是小說家的天賦，其文介于故事與談話之間，詩詞與序跋之間，就超出了一般文人的格局。對比魯迅與周作人，我們就可看出，前者的峻急、深幽，是小說與哲思的對碰，延伸著張力，而后者止于小品之調(diào)，遂不出明清文人的筆記，靈動的一面就少了。小說家寫隨筆，倘通些舊學與西學，有點雜家氣，就比一般的散文家高明。孫犁、葉兆言的文字在某些方面就是要比一般散文家有寬度與深度的。
黃裳的文章多，勤于書話，是不可多得的雜家。汪曾祺在學問上大概要遜于他。黃裳雖為報人，卻很留意學問家的動向。對版本學與文物情有獨鐘，見識不凡。他的文章介于周氏兄弟之間，談歷史掌故與文人習性，飄逸多姿，為文壇中罕有之人。錢鍾書、沈從文、俞平伯都看重他，在報人中，被學界認可的讀書人，他可能是最重要的。
黃裳回憶汪曾祺時，言及當年的通信，有一封一九四七年的信件，汪曾祺的語言很怪，對黃裳很有好感，也能夠看出彼此的友情：
黃裳仁兄大人吟席。仁兄去美有消息乎？想當在涮羊肉之后也。今日甚欲來一相看，乃舍妹夫來滬，少不得招待一番，明日或當陪之去聽慧珠，遇面時將有的聊的?；蛞嗖蝗ヂ爲?，少誠憩也。則見面聊些什么呢？未可知也。飲酒不醉之夜，殊寡歡趣，胡扯談，莫見怪也。慢慢頓首。（蘇北《一汪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6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版）
看此信，能嗅出汪曾祺年輕時候的狂傲的氣息。喜酒、愛戲，加之交友之樂都有。他和黃裳對戲劇都有研究，彼此寫過一些談戲的文章和信件。這大概也可以說是一種舊式文人的愛好。那時候的黃裳、黃永玉對汪曾祺都很看重，以為大有潛力。他們之間的互相欣賞，現(xiàn)在看來也是一個佳話。
我編副刊時，刊發(fā)過黃裳、汪曾祺的文章，印象是精善秀雅，字跡好，有書法家的痕跡，文章舒朗自在，學識暗含其中。他們閱讀面廣，讀人亦深，文章是有力度的。近幾十年間，講版本與藏書的文章，能及黃裳者不多，而言草木蟲魚，汪曾祺則是佼佼者吧。他們在一些地方有些神似，尤其涉及明清前后的野史，連敘述的口吻都是一樣的。如黃裳《倚聲初集》：
南陵徐氏所藏詩余最富，年來余所收不少，多明刻善本及清刻零種，曾囑書友更為余致之，久而無所得，亦淡忘之矣。一日過來青閣，見架上有舊本詩余數(shù)種，即得其康熙刻之古今詞匯三編，有積余藏印，即尋書出誰何，估人告積余生前以詞集二十許箱售歸林葆恒，即卷前鈐印之庵也。為之狂喜，即囑陸續(xù)更為余致之。一月后乃見此本及荊溪詞、瑤華集、記紅集、詞潔、留松閣十六家詩余等，以百金易之。皆罕見難求之冊，一旦收之，大快事也。（《來燕榭書跋》，2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這樣的文章很好玩，學識見解都有，是殊為難得的。黃裳的學識與見解，汪氏頗為欣賞，他在講到在上海逛書攤時，提及了這位書友?！蹲x廉價書·舊書攤》云：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舊書店。有時是陪黃裳去，有時我自己去。也買過幾本書。印象真鑿的是買過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實大概是想好好學學英文，但這本《威尼斯商人》始終沒有讀完。
我倒是在地攤上買到過幾本好書。我在福煦路一個中學教書。有一個工友，姑且叫他老許吧，他管打掃辦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開水，還包幾個無家的單身教員的伙食?；锸硺O簡便，經(jīng)常提供的是紅燒小黃魚和炒雞毛菜。他在校門外還擺了一個書攤。他這書攤是名副其實的“地攤”，連一塊板子或油布也沒有，書直接平攤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許坐于校門內(nèi)側(cè)，手里做著事，擇菜和清除鐵壺的水堿，一面拿眼睛向地攤上瞟著。我進進出出，總要蹲下來看看他的書。
我曾經(jīng)買過他一些書—那是和爛紙的價錢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紀念的有兩本。一本是張岱的《陶庵夢憶》，這本書現(xiàn)在大概還在我家不知哪個角落里。一本在我來說，是很名貴的：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董解元西廂記》。我對董西廂一直有偏愛，以為非王西廂所可比。湯顯祖的批語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總批，都極精彩。這本書字大，紙厚，湯評是照手書刻印的。湯顯祖字似歐陽率更《張翰帖》，秀逸處似陳老蓮，極可愛。我未見過臨川書真跡，得見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萬有文庫”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這個向不藏書的人，是視同珍寶的。這書跟我多年，約十年前為人借去不還，弄的我想到用湯評時，只能于記憶中得其仿佛，不勝悵悵?。ā锻粼魅返?卷，37頁） 對比二人的文字，彼此的個性就看出來了，黃裳一旦進入版本話題，就十分專業(yè)，愈說愈深，癡意綿綿。汪氏則偏于經(jīng)歷與書的漫談，他的書趣之樂固然很多，而不及書外的人與事更引人為樂。孫犁好像也有一點類似的樣子，記得讀過一篇《野味讀書》，與汪曾祺行同一調(diào)，此為小說家筆法，自然有些弦外之音的。
說起來二人的性情，在一點上是相近的，那都是慈悲的人，對現(xiàn)代革命的態(tài)度是積極的。風潮來了，被裹進去，也并不焦慮，不前不后，不高不低，跟著走就是。對比張中行這樣的人，他們就“入世”得很，看人看事還是有一般的倫理尺度的，或者說是不逾矩。而張中行是逾矩的，因而走得就比常人遠，此乃哲人之旅，常人怎么及之！
但隨著大流走，并非沒有操手，二人至少在審美追求上，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他們在喧嘩的歲月保持了一份寧靜，以沉潛之筆畫出山河之色與人性之光，都是深遠的存在，讀之可久久駐足。寫作并非都是自娛，也有抵抗的意味。社會都如此就好么？個性的表達都該有自己的空間的，何必與人一樣呢？所以，對他們來說，能在有限的園地，拓出一點未曾有的顏色，沖出荒涼所在，也是一種快慰。傅山的書法與散文，在明末大放光芒，大概就是逆俗所致。徐文長晚年靈光外現(xiàn)，以凡筆而寫出神韻來，也是對流俗反抗所致。黃裳與汪曾祺不是不知道此點，他們有時就走著類似的路，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醒我卻醉，總要和世界有點距離的。
汪曾祺晚年出名之后，腦子并不發(fā)熱，有幾個人他是佩服的。一是孫犁，一是黃裳，因為那文字有常識與情調(diào)，而且二人都是革命隊伍過來的人。革過命的人，并非都橫刀立馬，有時候不免有小橋流水和曲徑通幽的趣味。在汪曾祺看來，社會變革與人間潮流，抗不了是真的，只能順。但順之中，也要有點小反抗，不被風潮把自己卷得太遠。在無人的地方，慢慢地行走，心與上蒼交流，世道人心，總免不了凄風苦雨，而文章家的樂趣，乃在于建了自己的亭子，在風雨之日尋了片刻寧靜。讀這些人的書有時就覺得，人生有時停下來，不急于走路，環(huán)視四周，也內(nèi)看己身，是很好的。
許多年后，黃裳回憶與汪曾祺的交往，還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回憶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實在是非常“老實”、低調(diào)的。他對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說是巴金給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種對前輩尊敬的態(tài)度。只有到了咖啡館中，才恢復了海闊天空、放言無忌的姿態(tài)。月旦人物，口無遮攔。這才是真實的汪曾祺。當然，我們（還有黃永玉）有時會有爭論，而且頗激烈，但總是快活的，滿足的。我寫過一篇《跋永玉書一通》，深以他倆交往浸疏為憾，是可惜兩個聰明的腦殼失去碰撞機會，未能隨時產(chǎn)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樣板團”、上了天安門，形格勢禁，才產(chǎn)生了變化，不得而知。
……
汪曾祺致黃裳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后，我有兩次與曾祺同游。一次是隨團去香港訪問。不知曾祺是否曾被邀請作報告，我是有過經(jīng)驗的。推辭不掉，被邵燕祥押赴會場（燕祥兄與陸文夫似同為領(lǐng)隊），并非我不喜歡說話，實在是覺得那種在會場上發(fā)言沒有什么意思。又一次與曾祺同游，一起還有林斤瀾，葉兆言負責照顧我們的生活，從揚州直到常州、無錫，碰到高曉聲、葉至誠。
一路上逢參觀學校，必有大會。曾祺興致甚高，喜作報告，會后請留“墨寶”，也必當仁不讓，有求必應。不以為苦，而以為樂。這是他發(fā)表《受戒》后名聲鵲起以后的事。（《也說汪曾祺》，引自《一汪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3頁，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版）
黃裳的回憶里透出許多信息。他們相知的深沒有問題，但彼此差異較大，也是可以看出來的。報人做久了，厭倦應酬是自然的。可是汪曾祺晚年并不拒絕應酬，也許是真的沒有耐得寂寞吧。他喜歡與青年人交往，交游也是不反對的。這在黃裳看來大概有損文氣，應引起警覺。所以他和汪曾祺不同的是，更能沉潛下來，默默地在書海里游走，不為外物所擾。汪曾祺不得高壽，乃癡心于現(xiàn)實的美意，自己深陷藝術(shù)的享受里，飲酒、游玩，散失了許多時光。不單純隱含在詩意里，而是多享世主義式的快慰，這樣的灑脫，黃裳沒有的。他清秀的文筆也透露出一種寂寞來。唯有詩情是可以自娛的。寂寞也有美，黃裳似乎是這樣的。
在精神的氣質(zhì)上，黃裳先追隨周作人，后靠近的是魯迅傳統(tǒng)，可一生也沒有擺脫周作人的影響。而汪曾祺與魯迅隔膜的地方很多，道是不同的。一是沒有魯迅式的批判意識，不喜歡金剛怒目式的存在；二是認為安靜的文字可能緊接人性的深處，總有美妙的一面，比如沈從文就是這樣。黃裳是喜歡打筆墨官司的人物，對不喜歡的東西，愿意說一些刺耳的話。表里一致，也未嘗沒有偏執(zhí)之處。汪曾祺有牢騷多在私下說說，很少形諸筆墨，以和為貴，不傷于人。這樣的選擇，是審美的差異，其實未嘗不是人生觀的差異。在散文的寫法上，黃裳趨于古樸，汪曾祺則是清淡也有，溫潤也多，更有些意思。他們的文章，在中國是少有的好的。而汪氏富有變化，那是黃裳不及的地方。
汪曾祺在內(nèi)心是佩服黃裳的，因為他有學問，文字也屬于高水準的。一九八八年，香港要搞一個飛馬獎，獎勵中國的作家，他推薦了黃裳，但黃裳拒絕了。汪曾祺當時如何想，不得而知。從他們晚年的情形來看，路徑真的不同，好像也有隔膜的地方。黃裳越來越像個學者，汪氏則還是社會的游走者，隨意而好玩。我們把這兩個老人的故事放在一起審視，會發(fā)現(xiàn)許多有趣的存在。人間的路，總是不同為好。各自的行走，有著各自的快慰無疑。他們給我們帶來的話題，有時想來，是可久久回味的。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