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有了高校統(tǒng)招
民國時期，大學都是自行招生的，考生到學校所在城市或設有考場的城市去考。像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里，大學多，外地大學也會到這里來設點招生。所以考生們難免要背井離鄉(xiāng)，外出應考，而且為了獲取經驗，增加錄取機會，只要考試日期不沖突，都會多考幾個學校，從這個城市考到另一個城市。成績好的，幾個學校都錄取了，挑一個去上。所以各個學校在“正取生”之外，還有一批按分數(shù)排序的“備取生”，準備填補那些未來報到的空缺。
從1951年起，政府組織高校統(tǒng)一招考，延續(xù)至今，大家都已習以為常了。但在當時，至少在我們這些學生和家長心中，就是一件很大的德政，由衷感到太平盛世、祖國統(tǒng)一的幸福。因為有了統(tǒng)招，一次就能報考很多學校，不用從這個城市考到那個城市，從這個學?？嫉侥莻€學校了。
不過真正的全國統(tǒng)考，是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后開始的，1951年是試辦大區(qū)一級的統(tǒng)考，只限公立大學，沒把私立學校如教會大學等包括在內?？荚嚪椒ê瓦^去一樣：不分文理科，中學學過的課程都考（加了一門政治），統(tǒng)分時再按報考專業(yè)，作相應的加權處理。比如考理工的，數(shù)理化加權大；考文史的，文史類科目加權大。還有一點：不是各縣市都有考場，只在省會以上城市設考場，因為那時高中還不普及，很多縣還沒有高中。我是九江人，九江的高中畢業(yè)生要到南昌去參加統(tǒng)考，但更多是到上海、南京、武漢等周邊大城市去考。好在報名和錄取是沒有地域限制的。招生是在暑假期間，考生除了投親靠友，也可以免費入住高校的學生宿舍?？纪昊丶?。錄取名單先以廣告形式在主要媒體上公布。比如在上海投考的，就登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媒體上。從上海到武漢的班輪，每天是晚上七八點鐘到達九江，帶來三天前的上海報紙，這也是當時上海媒體送到九江的郵發(fā)通道。預定載有統(tǒng)考錄取名單的報紙水運到達本城的那天，同學們心急火燎地早早守候在江輪碼頭，等候船到。我們班有位同學的父親是郵局職工，報紙剛一卸下，就抽出兩份給我們，跑到一邊，就著昏暗的路燈，尋找自己的名字，不時傳出狂熱的歡呼聲。十天半月后，還會收到學校寄來的錄取通知書。應該說，這才是最確切的錄取憑證。
我的情況還有點特殊：1951年春，我正要讀高三下時，團市委要我去設在武漢的中南團校學習（當時江西屬于中南區(qū)）。學完回省，已到了暑假，團市委要我參加工作。那時高校統(tǒng)考已經考過了，我還是想升學。雖然高三下未讀，但剩下的課程內容不多，沒有高中文憑，可用“同等學力”報考。我終于決定辭職升學。在這之前，我的初戀女友在“參干”運動（就是動員青年學生“參加軍事干部學?！钡倪\動）中報名參軍，分到青島某海校，我忽然聽說山東大學醫(yī)學院還要單獨招生，真是喜出望外，決定辭職升學。雖然我從未想過學醫(yī)，但現(xiàn)在別無選擇，只能學醫(yī)了（否則就要再等一年）。
如沐春風
我順利考入山大。這是個包括文、理、工、農、醫(yī)等學院的綜合性大學。醫(yī)學院和農學院的水產系都在魚山路的校本部。從魚山路大門進來，去教室或回宿舍，都要經過校部的辦公大樓。過道上掛著一疊校報（四開四版的《新山大》），用夾子夾著，掛在墻上，旁邊有個朝上開口的小木箱，大約兩三張A4紙的大小，寫有“無人售報”幾個字。讀者自己取報，把錢投進箱里。我們來來往往，不時走過報箱，眼見報紙漸漸變少了，沒有了。我新來學校，還沒訂上校報時，也是在這個報箱買報的。有一次買報時，正遇上校報編輯室的同志添報，就好奇地問：有少錢的時候嗎？那位倒有點奇怪：怎么會少？只有多的：零錢找不開，就多投了。
學生是“包伙”，交一樣的錢，吃一樣的菜（也就是一人一瓢的大燴菜），那時還沒有糧食定量和糧票，主食吃多少自便（但不能帶走）。大約是考慮到同學們的不易，伙食費不是每年或每學期交一次，而是每月交一次，記得是每月75，000元（舊幣，就是7.5元）。我記得這個數(shù)，因為家里每月給我寄的生活費是10萬元（10元）。不過即便這樣，有些同學有時還會犯難。交不上伙食費，這個月就不能進食堂。同學們也很自覺，沒有混吃或強吃的。
從醫(yī)學院學生宿舍去文學院那邊的途中，有個鐵皮屋，門口掛著“大眾餐廳”的牌子，是個小飯店。一時湊不齊錢，交不出伙食費的同學，可以到這里來應下急。當然也有約上三朋兩友，來這里淺斟慢酌的。我始終不知這飯店的來頭，是個什么“性質”的：校辦乎？私辦乎？好在也無關宏旨。記得進門右手邊是張大方桌，放著稀飯、米飯和饅頭，還有一碟碟盛好的廉價小菜：芹菜醬干、肉皮凍、煮花生之類，明碼標價，一般兩三百元（兩三分錢），不會超過500元（5分錢）。完全自助式：顧客自取飯菜，自己付錢。這里更簡便，連收錢的木箱都沒有，完全開放式：錢就放在桌上。找零也是自取。尤有甚者，錢不趁手時，可以“掛賬”。所以桌上除了錢，還有欠條，比如“某系學生XXX欠洋多少，改日奉還?！毕旅媸呛灻?。服務員收拾碗筷時，也不以為意，隨手放過一邊，夾在一起。改天有錢了就來“奉還”。也不必找人，放上錢，找出自己的欠條撕掉就是了。服務員說，欠條常在變，舊的去了，新的又來，倒也不絕如縷。過了這“自助區(qū)”，再往里才是點菜吃飯的“正式”餐館。那里是不是也能這樣“掛賬”，就不清楚了，我沒去過。
現(xiàn)在看來好像有點不可思議。但在當時，這就是發(fā)生在校園里很稀松平常的事。沒人特為關注，也沒成為日常言談中的話題，好像生活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
莘莘學子
1951年入學時，學費是40斤小米，按市價折合現(xiàn)金繳納。那時小米牌價低于大米，更低于面粉，只能說是象征性收費（手頭有條資料：1949年10月北京小米牌價是每斤舊幣195元，不到2分錢）。因此當時大學雖說難考，考上了，好像不存在交不起學費讀不了書的問題。公辦大學大抵如此。當時還有私立大學，該是另種情況。我沒上過私立大學，收費情況不詳。私立中學是上過的，我在江西上的那個教會中學就是私立的，每學期學費是大米一石八斗，雜費七斗，共為兩石五斗，約合大米310斤。中學如此，私立大學肯定還要貴得多，不是一般人家負擔得起的。
所以那個年代大學入學門檻雖高（1951年以前，大學總錄取率約5%），但考上了公立大學，學費是不用愁的，有困難還可申請減免。住宿是免費的，倒是有個生活費問題：每月要交一次飯費。雖說收錢不多，但對有些同學來說，有時也要犯難。這也使我想到山大校園里可能與這有關的另一道“風景線”：到處貼著大學生們賣東西的小廣告。賣的東西五花八門：讀過、看過的書，玩過的樂器（提琴、胡琴、吉他之類），以及鋼筆、衣帽、生活和學習用品等。我實習時用的白大褂和聽診器，就是在校園里買的二手貨。
隨處可見這樣的廣告，如賣書的：“某君急售《XXXX》（書名），市價5000元（舊幣），六成新，五折出讓。有意者請與XX宿舍XX號X君聯(lián)系”。
可以討價還價。如在那廣告空白處寫上“四折如何”，賣主如寫上“同意”，就可登門付錢取物了。我在工學院那邊，還見過一次集體賣場，樓前擺放著形形色色要賣的東西，賣主也很多，好像是畢業(yè)班同學離校前的“清倉甩賣”。那情形就有點像我后來在美國看到的“跳蚤市場”（flea market）了。
校園里的勤工儉學
賣東西是一時應急，勤工儉學或打工才是更好的出路。這方面的路子也不少，如做家教。那時大學生還是“珍稀品種”，全國大學生在校人數(shù)也就10萬左右，比現(xiàn)在的博士生要少。
校園里也有事做。比如到總務處登記，分配你打掃一兩間教室或實驗室，也能掙錢（酬金多少我沒問過）。我想是因為教室和實驗室不是固定某系某班使用的，所以不便安排學生輪值打掃吧。還可以為教材科刻講義。大約兩張A4紙那么大小的一頁蠟紙，刻一張是2000元（0.2元）。我們都做過這事，但那已不是打工掙錢，而是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記得當時山大全校認捐一架戰(zhàn)斗機，明碼標價，也就是要給國家上繳15億（15萬）元。所以人人想方設法賺錢。各系用其所長，競顯神通：水產系同學兜售自制的簡裝海鮮罐頭；物理系學生給人洗像片；我們刻蠟紙也是為“抗美援朝”效勞。還有很多其他掙錢捐獻的門路。集腋成裘，終于完成任務，捐上了一架飛機。
說到打工掙錢，我總會想起一位同班同學高君。他是溫州人，比我大幾歲，因為他高中畢業(yè)后，在小學教過兩年書，才考進山大。此君中等身材，長年穿件黑布（夏季是灰布）長衫。皮膚白凈，但很瘦，雖不能說骨瘦如柴，也是瘦骨嶙峋，堪稱“骨感”了?？偸潜持亲龉ぷ玖樱ㄗ约嚎p制）的黑布大書包，往來于宿舍、教室和圖書館之間。他不但要設法維持自己的生活，還要供養(yǎng)老家雙目失明的母親，困難可知。我和他住在一個宿舍，也難見到他，因為他總是很早就起來，背著他的黑書包到圖書館去了，晚上回來很遲，總是在我們都已睡下后，他才悄悄進屋，摸黑脫衣上床。有一天下午，沒有課，忽然發(fā)現(xiàn)他在宿舍里，口里喃喃有聲。我問他做什么，他說備課。他找了個家教的職務，輔導一個四年級小男生，也就是講點數(shù)學、語文吧。四年級的課程，還用這么下功夫備課嗎？他可是惜時如金的。他說他是練“口語”。那時還沒大力推廣普通話，大家說普通話的能力都很差。高君的溫州普通話，北方孩子是很難聽懂的。所以他要先練一下，就“最大公約數(shù)”“最小公倍數(shù)”兩個詞，就很叫他為難，反復練了多次，又說給我聽，問能聽懂么。他說這份工作對他很重要，做好了，老娘和他就生活無憂了 。
他每天下午4時到小學門口去接他的“小東人”放學（“小東人”是高君原話，至今記憶猶新），護送回府。路上要講個故事給他聽。回到家，開始做功課。不懂的，他再講一下。5點半鐘，傭人開飯，他陪小東人吃。飯后學生自由活動，他總是鼓勵學生看故事書，他也可以看自己的書。八點鐘女主人回來（有時是從樓上下來），他就可以走了。那女人長得很好看，對他很客氣，但也透著冷漠。他很奇怪：自己在家時，怎么也不陪孩子吃飯，倒要他陪著吃。后來才知道，那是后媽。他沒見過孩子的父親。據(jù)說先生要很晚才能回來，還常常不在青島。
做這個家教，還有意外之喜：他可以把吃剩的飯菜帶走。他說不帶也浪費了，都會倒掉。那時還沒有糧票、油票之類的東西，錢還是真正意義上的“通貨”，有錢都能買到，所以有錢人不用很珍惜。
這以后，高君就不用每月交飯費，也不進學生飯?zhí)昧?。每天早晨和中午，他就用這帶回來的飯菜度日。家教的薪酬雖?。ㄎ覜]問過多少錢），但也能養(yǎng)活老娘了。他自己幾乎沒什么花銷：不抽煙，不喝酒，也沒什么休閑或娛樂花銷。他說在校期間，只看過兩次電影，就是紀錄片《抗美援朝》第一部和《抗美援朝》第二部，學校組織的免費電影。
畢業(yè)后，他分配回浙江。1957年前后，我在《中華外科雜志》上看到他寫的一篇短文：《尿道排出蛔蟲一例報告》，工作單位好像是溫州一家醫(yī)院。我不免為他高興：終于回到雙目失明的母親身邊了。
1952年秋季開學以后，國家對大學生釆取全包的政策：學費全免；伙食費也不用交了，國家買單（自己開伙或在家吃飯的，還可把伙食費領出）；貧困生每月另發(fā)零用錢；病了有公費醫(yī)療。徹底解決了大學生們的后顧之憂。
蘇聯(lián)影響無所不在
我在大學時，正是“中蘇蜜月”期間，國家實行 “一邊倒”的政策，各行各業(yè)都要學習蘇聯(lián)先進經驗。教育界也不例外，甚至抓得更緊，到了亦步亦趨的程度。1952年的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就是學蘇聯(lián)的大動作，可說傷筋動骨。從此直到改革開放前，再沒有理、工、農、醫(yī)等各科齊全的綜合性大學。山大的工學院和農學院都分出去了，醫(yī)學院也應獨立出去，但因校舍困難，延至1956年才正式分出，算是特例。這是宏觀上的改變。微觀上，就從我們普通學生的視角，蘇聯(lián)影響也是無處不在。比如醫(yī)學院的教學組織原來是叫“科”的，如解剖科、病理科、寄生蟲科等，但蘇聯(lián)是叫“教研組”“教研室”，我們也隨之跟進，沿用至今。以考試來說，我們一直是百分制，學習蘇聯(lián)，改成“5分制”，當然也是作為先進經驗引進的（不過我們這些1951年和更早入學的人，因為是從百分制過來的，未便中途改制，所以仍維持百分制）。設立“課代表”，也是學蘇聯(lián)才有的。蘇聯(lián)高校還有所謂“6時一貫制”，就是上午安排6節(jié)課，把課都集中在上午，下午時間全給學生自己支配。我們也搬來了。但是這條學得有點困難，因為貫徹不久就發(fā)現(xiàn)：4節(jié)課后，同學們已餓得饑腸轆轆，無心聽課。所以這條“先進經驗”持續(xù)不久，就在全國高校悄悄廢止了（多年后得知，蘇聯(lián)大學生和我們有個很大的不同：他們以走讀為主，不住校，所以上午把課上完對他們很方便。我們的大學生都是住校的，實在沒有必要把課都排在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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