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法律類日劇《Legal High》問世，在傳入中國后迅速流行開來，無論是演員配置、人物設定、劇情走向還是劇集傳遞的法律觀念，都不同于以往的律政劇。主角古美門“收錢辦事、不擇手段”的行事作風，和以往公眾想象中維護法律、公平與正義的法律人形象大相徑庭。而該劇的第二季，在古美門律師一番慷慨陳詞痛斥民意對法律的干擾中結束，更是給中文互聯網屆留下了一個經久不衰的模因——自此，在各色人等表達對民意的警惕或是超然的批判時，他們最常用的素材從勒龐的《烏合之眾》變成了《Legal High》中的古美門，也因此誕生了筆者所謂的“李狗嗨法學“。 比如在最近熱點新聞，日本留學生江歌遇害案中在微信中廣泛傳播的這篇文章《我對江歌案中的民意感到由衷的恐懼》，就借古美門之口，再次表達了對互聯網上來勢洶洶、對劉鑫不依不饒的民意的恐懼。盡管這位作者再三強調其并無意為劉鑫洗白，筆者也愿意善意地相信他不至于如此黑白不分，去為一個毫無反轉機會的熱點事件洗白。但是筆者這種對待民意發(fā)自內心的恐懼和疏遠，仍然反映出了一些有意思的問題。比如說，為什么一部并非嚴肅作品的日劇，會成為這么多人奉為圭臬，拿來反對民意的武器呢？
即使是在劇集的劇情演進里，真正導致古美門成功翻案的也并非那一段慷慨陳詞，而是檢方在偵察過程中確實存在著處置證據不當甚至是造偽證的嫌疑。古美門對于民意的批判，既是針對檢察官的辯解的乘勝追擊，也是出于劇情效果，將兩季日劇塑造的古美門保守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傾向推向最高峰。而反過來說，覺得沒有古美門這一番話，法官就會判罰嫌疑人死罪的，無疑是對法官的專業(yè)性抱有了不小的懷疑。
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在于，這段被反復使用的臺詞，其對象是法官而非觀眾——換句話說，古美門所呼吁的，是法官在判決時的專業(yè)精神、不要被輿論和民意所干擾，而不是要求民眾收起憤怒和民意。這恰恰也和編劇意圖塑造的古美門精英主義的形象相符。
也就是說，總是拿Legal High中這段表演來表達對民意的恐懼、反思或是警惕的人們，其實處于一種尷尬的不得要領、胡亂引用的境地——當然，在這些作者們看來，臺詞原意并不重要，只要它表達了對民意的批評，就可以為我所用。對于這些人來說，重要的不是古美門說了什么、對誰說的，而是古美門的話里面提到了民意，而這民意正是他們所警惕、批判乃恐懼的，恨不得斥之為“民粹“以表達自己超然和理性的態(tài)度。
那么退一步說，這種警惕乃至恐懼民意的“李狗嗨法學”，又到底在哪里出了問題呢？
私以為，“李狗嗨”法學錯誤地將民意當成一個整體性的、有機實體，在他們眼中看到的不是一個個微觀層面?zhèn)€體觀點的表達，而是一個仿佛由所有意見（或者說至少是主流意見）匯聚起來的龐然大物。對于習慣了原子化的、個體化社會結構的人們來說，在這個龐然大物面前感受到的個體力量的渺少，恐怕確實會帶來下意識的恐懼和抗拒。隨之而來地，就是種種希望站在高處、反對民意、警惕輿論的呼聲。
但是，在滿足于本能地抗拒和警惕背后，這些人卻忽略了更深層次的思考——所謂“民意的意志”是真確實存在的，或者說“民意的有機性、整體性“是一個正確的認知么。其實不然，在筆者看來，民意是有其微觀基礎的，它的微觀基礎就是公共話語體系中的每個個體的思想與言論。但是，并非所有思想與言論都具有相同的高度與效力，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社會結構中，一定有一些言論是會在討論中占據優(yōu)勢的，這些占據優(yōu)勢的言論就得以凸顯出來，成為更宏觀的意見與聲音，乃至成為一些人眼中”民意“的實體代表?？墒羌热贿@些言論源自公共場域的自由討論（這里我們不妨先假設不存在輿論壓制與迫害），那么在話語競爭中取得優(yōu)勢的言論，是必然帶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與其因為這種言論所代表的群體和力量而恐懼，乃至塑造出一個叫做”民意“的怪獸來批判，為什么不選擇主動參與公共場域的討論，為了自己的立場積極發(fā)聲呢？
當然，筆者也并不認為民意就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恰恰相反，一昧依照民意決策，很容易陷入民粹主義與極端民主派的誤區(qū)。如何在民意與精英主義之間制衡的問題仍然需要考慮，但是這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姑且擱置下來。筆者覺得，更重要的是如何維護公共場域討論的公平性與合法性，如何保障每個意見能夠得到充分的表達（無論它合理與否），保障每個群體能夠獲得發(fā)聲的機會而不會因為制度、社會原因而結構性失語。
恰如前文提及那篇公眾號文章所說，在劉鑫事件中出現的“因為針對的是劉鑫所以造謠無所謂”的想法，就屬于對自由討論的戕害；而另一種更應當規(guī)避的問題，則更多地出現在女權問題的討論中：當城市小資們圍繞女權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候，本應獲得更多關注的農村女性、女工的權益則被忽視，而中文互聯網獨特的話語權分配，又使得這些群體沒有或者只有很少地機會發(fā)聲，換句話說，她們被動地被禁言而忽略了。
總而言之，我們警惕的方向應當是制度導向而非結局導向，我們需要擔心的不是民意這個“東西”可不可怕，需不需要反對或反思，而是如何讓公共場域的討論更加公平，能代表更多群體的聲音。在努力做到后者的基礎上，自由討論而得出的共識，即使不是百分之百正確的，也應當是值得尊重與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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