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筆者等參加周原遺址考古工作多年，對周原考古學研究歷程略有了解。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80多年來學界在商文化、先周文化和西周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然而有一現(xiàn)象隨著各項工作的開展也日益明顯，即商文化京當類遺存對理解周人遷岐的指示意義一直被忽略或很少提及。當然也可以換做另外一種表達形式，即周原遺址京當類的存在與古公亶父遷岐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關系。筆者不揣鄙陋，試求一解。
二、京當類遺存研究
1942年，石璋如先生開展了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在周原岐陽堡采集到一件鬲口沿殘片（圖一）。
圖一??1941 年岐陽堡采集陶鬲口沿
他認為“在河南是殷代及其以后的產(chǎn)品，那么它可能與早期的周代文化無關”。根據(jù)現(xiàn)在的研究來看，這應是一件殷墟一期左右的商式鬲，也就是周原考古第一次所見的商文化遺物。
對周原商代遺存首次進行綜合研究的是鄒衡先生。他在1977年將關中東部的商文化遺存歸入商文化二里崗型，將關中西部的遺存歸入京當型。此后，徐天進根據(jù)耀縣北村遺址的分期結(jié)果，認為扶風白家窯、周原遺址王家嘴和岐山京當?shù)忍幇l(fā)現(xiàn)的商文化遺存的年代相當于殷墟一期或稍早，并根據(jù)關中地區(qū)商文化遺存的分期、年代與分布狀況，認為商文化有一個由東向西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壹家堡遺址發(fā)掘后，孫華指出，在壹家堡遺址第一期前后（商王盤庚至武丁時期），關中地區(qū)的商文化遺存就應與關中以東的商文化遺存有所不同，應當單獨作為商文化的一個地方類型獨立出來。他稱之為“老牛坡類型”，以老牛坡遺址為代表。張?zhí)於鲃t在朱馬嘴遺址發(fā)掘后，觀察到朱馬嘴遺址與北村、老牛坡遺址的早商時期遺存差別較大，將后者仍歸入二里崗型商文化，下限可到殷墟一期，而前者則仍歸入京當型，下限可到殷墟第二期或略晚。付仲楊以老堡子遺址發(fā)掘資料為基礎，對周原遺址京當型和先周時期遺存進行了綜合分期與分類，而且通過各期文化因素分析，探討了各考古學文化的演變輪廓及它們之間的相互更替及融合的過程。馬賽對周原和關中西部的京當型商文化及其與關中西部的先周時期遺存進行了綜合研究。宋江寧基于朱馬嘴和老堡子等幾個遺址資料，對京當型進行了新的分期研究，探討了其發(fā)展過程和與鄭家坡文化的關系。
商文化在關中地區(qū)自西向東傳播的過程中面貌逐漸發(fā)生著變化，這是上述各家都公認之處。筆者之一認為其差別表現(xiàn)在在與土著因素的結(jié)合程度上，同意將老牛坡類型與京當類分別開來，禮泉朱馬嘴遺址以西為京當類，以東為老牛坡類型。基于以上認識，我們將關中西部時代為二里崗至殷墟一期左右，遺存面貌以商文化為主體的遺存稱為京當類遺存。
以上研究基本理清了關中地區(qū)商代遺存的考古學文化內(nèi)涵，都關注或包含了周原遺址商代考古學遺存的文化屬性和年代序列，對進一步開展商代關中社會角度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總結(jié)各家意見，筆者以為關中地區(qū)的商文化可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商代早期。這一階段的前提是商文化處于全面擴張時期，商文化各地方類型的主體人群都是商人，在行政上很可能是從屬于商王朝的。第二階段為商代晚期。商文化核心區(qū)北移至豫北冀南，并向東擴張，長江流域、鄭洛地區(qū)被放棄，晉南與關中地區(qū)遠離核心區(qū)，其商文化和社會可能走上了獨立的發(fā)展道路，尤其是關中地區(qū)距離殷墟距離更為遙遠，也許已經(jīng)脫離了王朝的直接控制，已經(jīng)類似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殖民地。筆者曾經(jīng)論證老牛坡遺址在商晚期時長期是關中地區(qū)的中心遺址，關中西部土著文化的發(fā)展可能更多是向它學習的結(jié)果；也曾指出周原遺址在商代最晚期時取代老牛坡遺址成為關中地區(qū)新的中心遺址，但并未對這一事實和京當類時期商人對周原遺址的經(jīng)營進行關聯(lián)解釋。因為周原遺址的這兩個階段之間不只是時間上的早晚相繼，更可能是土著人群在周原取代了京當類的人群后，全方位取代和繼承了前者在關中西部的中心地位，并以周原為基地向東發(fā)展。下文擬從聚落考古的角度對周原遺址京當類遺存在關中西部商代社會中的地位進行簡要地分析和梳理。
三、周原遺址在關中西部商代社會中的中心地位
由于周原遺址所處的七星河流域進行了全面的區(qū)域調(diào)查，而關中西部地區(qū)又缺乏京當類遺存分布的具體資料，故本文只選取七星河流域和關中西部其他地區(qū)已知的幾處遺址與周原遺址進行對比分析。
（一） 周原遺址
1972年，京當村出土二里崗時期戈1、爵1、斝1、觚1、鬲2，可能同屬一座小型窖藏。簡報認為屬于殷墟早期階段（圖二）。
圖二 1972 年京當窖藏出土銅器
1. 戈 2. 爵 3. 觚 4. 斝 5、6. 鬲
1973年，扶風縣美陽大隊村民在岐山縣京當鎮(zhèn)王家嘴村北發(fā)現(xiàn)銅器8件，計有鼎1、鬲1、簋1、卣1、高足杯1、斧1、錛1、鑿1。簡報認為其年代從二里崗上層到殷墟晚期（圖三）。
1976—1978年陜西周原考古隊在賀家西北、村南磚場附近和賀家村東、禮村北壕三個地點發(fā)掘了商周時期墓葬57座、車馬坑4座和灰坑2個?？梢姷?座京當型墓葬和1件采集的陶鬲（圖四）。
1996—1997年，“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先周文化的研究與年代測定”專題組對周原王家嘴遺址進行了發(fā)掘，共發(fā)掘商時期灰坑114座、房屋殘跡2處、墓葬21座，資料尚未發(fā)表。2001年，周原考古隊在王家嘴和賀家兩個地點進行了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商及西周時期的灰坑、墓葬、陶窯等遺跡，通過這次發(fā)掘，基本建立了周原遺址商時期的分期編年譜系，對周原遺址商時期的文化面貌也有了深入的了解（圖五）。
圖五??2001 年王家嘴遺址 H64 出土陶器
1、7. 商式鬲(H64：39、18)
2、13.罐（H64：22、10）??
3、6、8、12. 豆（H64:20、41、38、33）
4、9. 盆（H64：23、9）?
5. 甗腰（H64:34）
10、11. 聯(lián)襠鬲（H64:36、27）
15、14. 甗（H64：12、11）
同年，還在周原遺址范圍內(nèi)對商時期的文化遺存進行了田野調(diào)查，基本了解了商時期文化的大致分布狀況和范圍。2002年七星河流域調(diào)查過程中，周原考古隊在王家嘴采集到典型二里崗上層時期陶鬲口沿（圖六）。
圖六??王家嘴采集鬲口沿
2010年，岐山縣周原博物館在王家嘴村南搶救發(fā)掘殘墓一座，采集到玉璋1、銅鳳鳥形飾3、銅獸首2、銅圓錐形器足3、銅三棱錐形器足3、銅刀形扁足3、大小銅片180余。簡報認為銅器“顯系認為砸碎所致”，可能為“碎物藏”或“毀器葬”。2013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雙庵遺址進行發(fā)掘時，在王家嘴地點發(fā)現(xiàn)一批京當型墓葬與灰坑，出土了精美的銅器、玉器、卜骨等，由于資料未發(fā)表，具體情況暫不清楚。2013年開展的周原遺址調(diào)查綜合以上發(fā)現(xiàn)，將周原遺址京當類遺存分為五個區(qū)，認為可能是不同的“族邑”（圖七）。
圖七??周原遺址京當型遺存功能區(qū)分布
綜合以上資料和研究成果可知，周原遺址京當類遺存的分布當在500萬平方米左右。遺跡種類有居址、高等級墓葬（至少3座貴族墓葬）和低等級墓葬、窖藏（至少一座）。遺物類別有銅器、玉器、卜骨等高等級和陶器等一般器物?？梢姶藭r的周原社會已經(jīng)是一個等級分明的階級社會，其面積巨大，應是一處中心性聚落。
（二） 下康一老堡子遺址
遺址坐落在扶風縣法門鎮(zhèn)下康村、魏家村、堯院村、曹家溝村和老堡子村一帶，位于七星河東岸臺地上。京當型主要分布在老堡子村周圍，面積在170萬平方米左右。發(fā)掘了9座京當類遺存的灰坑，出土有日常的陶器、卜骨、骨器、石器等，僅有1件銅鉤（圖八）。
圖八 老堡子遺址出土陶器
1～3．鬲(H55①:22、H55①:23、SFLH1⑦:9)
4、9.折肩罐(H55①:24、H55②:140)??
5～7.甗(H55①:51、H55②:93、H55①:58)??
8.花邊鬲(SFLH1④：1)
10、11.盆(H55②:96、H45:22)
（三） 白家窯遺址
遺址坐落在扶風縣法門鎮(zhèn)白家窯水庫大壩一帶,位于七星河東岸。1973年在水庫大壩西南出土9件陶器，可能出于一座墓葬。1976年于一灰坑出土假腹豆1件。兩者時代大體相當于殷墟文化一期。2002年七星河流域調(diào)查時未見商文化遺存，可見遺址面積較小，為普通聚落（圖九）。
圖九?白家窯水庫出土陶器
1. 商式鬲?2. 罐?3. 假腹豆
（四） 北后峪南遺址
遺址坐落在岐山縣青化鎮(zhèn)北后峪村南后峪溝北岸臺地，位于七星河西岸。遺址面積為1萬平方米左右。遺址內(nèi)發(fā)現(xiàn)有一段長約30米的地層，在地層中出土有麥粒狀繩紋陶片等（圖一〇）。
圖一〇?北后峪南遺址出土陶器
1. 罐肩部??2. 罐口沿
（五） 吳家底遺址
遺址坐落在岐山縣青化鄉(xiāng)吳家底村東南臺地上，位于七星河西岸。遺址面積約12萬平方米。發(fā)現(xiàn)灰坑等遺跡。采集的陶片標本中以西周陶器為主，個別為麥粒狀繩紋陶片，可能京當類遺存。
（六） 孫家東遺址
遺址坐落在岐山縣青化鄉(xiāng)孫家村東，祁家溝西岸臺地上，位于七星河西岸。面積約7萬平方米。未發(fā)現(xiàn)灰坑，只采集到麥粒狀繩紋陶片，可見該遺址也是一處普通聚落。
（七） 壹家堡遺址
遺址位于扶風縣壹家堡村西，湋河北岸的塬地上。面積約40萬平方米。1980年以來，扶風縣博物館曾清理了墓葬3座、陶窯2座，灰坑若干。出土器物有銅器、陶器、石器、骨器、卜骨等。1986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進行了發(fā)掘，面積約150平方米。清理牲畜圈欄1座，陶窯3座，灰坑12個，灰溝1段。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和銅鏃等。孫華將遺址分為四期6段。張?zhí)於鲗O華的第一二期合并作為第一期，性質(zhì)為商文化京當型，時代為殷墟一期。筆者之一同意張?zhí)於鲗⒌谝欢诤喜⒆鳛榈谝黄诘囊庖姟＿z址征集銅器有鼎1、鉞1（圖一一）。從遺址面積和出土器物來分析，壹家堡遺址也存在一定的階級差別，級別應低于周原遺址。
圖一一?壹家堡遺址出土京當型遺存銅鼎和銅鉞
1. 銅鼎??2. 銅鉞
（八） 朱馬嘴遺址
遺址位于禮泉縣北牌鄉(xiāng)馬家嘴村北，坐落在涇河南岸的臺塬頂部，面積約30萬平方米。70年代曾出土青銅器多件。后半坡博物館做過試掘，但未發(fā)表資料。1985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曾做過調(diào)查，認為是一處重要的商代遺址。1995年，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組和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進行了聯(lián)合發(fā)掘，發(fā)掘面積90多平方米，清理灰坑、陶窯、墓葬等遺跡，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卜骨等。張?zhí)於鲗⒅祚R嘴遺址分為三期四段。第一期包括一二段，約當于二里岡上層時期或稍晚。第二期為三段，約當于殷墟一期或略晚。第三期為四段，約當于殷墟二期或略晚。遺存面貌皆為京當型。朱馬嘴遺址出土的銅器有鼎2、甗1、觚1、爵1、戈1、鏃1（圖一二）。朱馬嘴遺址的階級分化也很明顯，但級別似也低于周原遺址。
圖一二?朱馬嘴遺址出土銅器
1、2. 鼎??3. 甗??4. 觚
綜合比較以上八處遺址，根據(jù)遺址面積、遺存種類和等級三個標準可以將其分為三個等級。
第一等級為周原遺址。面積最大，達500萬平方米，遠超其他遺址。遺存種類最豐富，遺物等級最高，應是整個關中西部地區(qū)京當型社會的中心性聚落。第二等級為出土有銅容器和兵器的遺址，包括壹家堡和朱馬嘴兩處，可能為次一級的中心聚落。第三等級為其他遺址，為普通居址。由此可見，周原遺址正是關中西部社會的中心聚落，為商王朝的統(tǒng)治據(jù)點所在。
四、周原京當類遺存對周人遷岐的指示意義
《詩經(jīng)·大雅·綿》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溪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茲?！薄妒酚洝ぶ鼙炯o》云古公亶父時，“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zhàn)。古公……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二者皆講到古公亶父翻越北山進入關中平原，也即是從涇河流域來到渭河流域的岐下，詩經(jīng)中更是具體講到了岐下的周原。
上文已經(jīng)證明，在京當類時期，周原遺址是關中西部社會的中心聚落，為商王朝的統(tǒng)治據(jù)點所在。我們可以進而推測周原遺址作為當時整個涇渭流域西部最大的聚落，在當時的社會網(wǎng)絡中應是眾所周知的社會中心，輻射和影響著周邊社會。這個現(xiàn)象是以往研究中從未提及和關注的。須知，周原遺址從新石器時代到西周時期一直處于發(fā)展壯大的過程之中，從所處七星河流域的中心聚落成長為涇渭流域西部，整個關中地區(qū)甚至西周王朝的中心。這個不間斷的過程再次證明了京當類時期周原遺址在涇渭流域西部的中心地位，因為之后的周人再次選擇了周原作為自己的統(tǒng)治中心并將其沿用至西周晚期?？脊刨Y料表明，京當類遺存在周原遺址逐漸消失后，其周邊的土著文化便持續(xù)遷入。周原遺址在關中西部各先周時期遺址中遺存種類最多，包括了來自渭河流域東西部，涇河流域的老堡子類遺存、劉家文化、碾子坡文化、鄭家坡文化等，這正是中心性聚落的特征之一，而其他著名遺址如老牛坡、碾子坡、鄭家坡、孫家的文化面貌都相對單純。所以，我們以為，商文化京當型時期周原遺址在關中西部社會中的中心地位對理解周人遷岐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如無前者的開發(fā)與經(jīng)營，后者的遷徙至此與發(fā)展是難以想象的。
文章來源：《文博》2018年第3期
責任編輯：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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