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生事業(yè)與書親
在外人看來，天一閣的大門向來是“封閉”的。然而，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８日），這扇大門向遠道而來的繆荃孫先生徐徐敞開了。
這一時間節(jié)點，正處于繆荃孫創(chuàng)辦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之后、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之前。繆荃孫登上向往已久的天一閣藏書樓，實現(xiàn)了無數(shù)讀書人夢寐以求的愿望。
繆荃孫（１８４４年－１９１９年），字炎之，號筱珊，晚年又號藝風(fēng)，江蘇江陰申港鎮(zhèn)人，近代著名學(xué)者、藏書家、文獻學(xué)家，是我國傳統(tǒng)藏書樓邁向近代公共圖書館過程中的關(guān)鍵人物，被譽為“中國近代圖書館之父”。
這次登閣的機會來之不易。據(jù)繆荃孫撰寫的《天一閣始末記》記載，在登閣的前一年，碰巧其內(nèi)兄夏閏枝任寧波知府，內(nèi)兄即妻子的兄長。于是，繆荃孫就向他提出登天一閣觀書的想法。這位夏知府接受妹夫的請求，到寧波的當(dāng)年就與范氏后裔商量登閣的日子。雖是知府老爺親自出面預(yù)約，但等候通知的時間依然出奇長。這很好理解，因為按照慣例，天一閣鑰匙由范氏分房掌管，所以必須他們一致同意方可開門登閣。幸好，在第二年的春天，總算傳來了一個好消息，范氏給了這位知府一個面子，允許他陪同繆荃孫聯(lián)袂登閣。
接到消息后，繆荃孫喜出望外。１９０８年４月１０日，他由第三個兒子繆僧保侍行，從南京乘江永輪船出發(fā)，１１日到達上海。在處理完一些事務(wù)后，繆荃孫于１４日從上海搭江天號輪船，１５日早上抵達被他稱為“東南雄郡”的寧波。在夏閏枝的安排下，繆荃孫在甬期間入住的是寧波府署偏東位置的官舍。
因為心中有天一閣的吸引，繆荃孫踏上四明這塊土地時，自然不會感到陌生。他視天一閣藏書如珍寶，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就購藏有半部《峰真隱漫錄》，并請人補錄所缺前四卷。該書是《四庫全書》底本，即當(dāng)年范氏后人響應(yīng)乾隆帝征書號召所進呈的書籍。后來，那批進呈書未有歸還入閣，是謂天一閣歷史上的一劫?？娷鯇O之所以不會覺得寧波生疏，還有另外一個因素，這就有必要談一談繆荃孫的六世祖繆燧。清康熙年間，繆燧曾在寧波府定海縣做過２２年知縣，后期還兼任鎮(zhèn)海、慈溪、鄞縣知縣。他清正廉潔，為民減免稅賦，深受人們愛戴。他曾組織定海百姓建設(shè)一批海塘，而被尊稱為“筑塘老爺”。
在登天一閣前的日子里，繆荃孫陸續(xù)會見了陸廷黻、童玉庭、盛炳緯、慈溪縣知縣吳喜孫等舊知、文友、書商，談?wù)摪姹臼詹匦牡茫@贈友人刻印的書籍，游覽城內(nèi)月湖風(fēng)光，還前往汲綆齋訪書，日子過得非常充實。
轉(zhuǎn)眼就到了４月１８日，那天正好是晴天，繆荃孫與夏閏枝按期前往天一閣。天一閣前的假山園林錯落有致，讓他眼前一亮，頓生逸趣之感。進入書樓核心位置，繆荃孫記錄下天一閣當(dāng)時的面貌。先說說硬件部分，“閣甚庳隘，然樸素堅固，明制宛然”、“櫥用散木，兩面開門，界而為五”。天一閣之所以能夠保持堅固的建筑，這得益于清代多次修繕。登閣之際，范氏方面派出范渭生、范秋圃二位庠生“衣冠迎太守，茶畢登閣，約不攜星火”。可見，范氏招待賓客有禮數(shù)，對于祖?zhèn)鞯姆阑鹨?guī)定如“煙酒切忌登樓”，仍然能夠較好地執(zhí)行。即使達官貴人登閣，也不能不遵守。
在天一閣閱覽圖書的一般步驟是這樣的，“每櫥門標(biāo)每類，例須范氏子孫檢閱。余攜現(xiàn)存書目細閱，應(yīng)抽閱者附之范氏子”。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藏書之家范氏選派的兩位代表文化水平不高，甚至無法完成最基本的提書工作。繆荃孫就記下了讓人尷尬的這一刻，“范氏子見書而不能檢，余告之，乃抽出，再檢再閱；范氏子挽余自抽，蓋目不知書者。余笑曰：肯破例耶？相與一笑”。
繆荃孫對久負盛名的天一閣藏書期望很高，但是開櫥所見，“書帙亂疊，水濕破爛，零篇散帙，鼠嚙蟲穿”。此時，閣藏書籍經(jīng)過多次偷盜，散失嚴(yán)重，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故而，在繆荃孫的筆下交織著欣喜和失望之情，“列櫥分類，每類止數(shù)十本，然皆嘉靖前書?？瘫緹o方體字，抄本藍格綿紙，令人不忍釋手”，他甚至發(fā)出了“所見殊不逮所聞”的感慨。
歷代名人登閣之后大多會談及天一閣藏書的保管，如江蘇同鄉(xiāng)阮元曾寫到藏書干燥無蠹蝕，１００年后的繆荃孫眼中卻是迥然不同的情形。可見，在這期間，天一閣書籍遭到了比較嚴(yán)重的損壞。那位夏知府目睹天一閣的衰落，當(dāng)時對繆荃孫說：“再閱百年，遺書盡入蟲腹，天一閣其泯滅乎”。幸運的是，歷史證明夏閏枝對天一閣命運的預(yù)測并不準(zhǔn)確。
在略顯昏暗的天一閣藏書樓內(nèi)，繆荃孫到底看了哪些書？根據(jù)他的《藝風(fēng)老人日記》記載，主要翻閱了《越絕書》、《洛陽伽藍記》、《寒山子集》、《太真外傳》、《開元天寶遺事》、《頤堂詞》、《菊坡叢話》、《兩廣平蠻錄》。
繆荃孫自己的藏書樓名藝風(fēng)堂，聚書達十余萬卷之多。古代藏書家除了購買之外，抄書也是藏書來源的一部分。柳詒徵在《繆荃孫傳》一文中，評價他對待“館閣故家孤本佚文，海內(nèi)不經(jīng)見者，必鉤取迻抄始快”。夏閏枝和繆荃孫離開天一閣時，希望范氏能代為抄寫《宋刑統(tǒng)》、正德《江陰志》兩部書。后來，夏閏枝調(diào)往湖州任知府，兩部書只抄得《宋刑統(tǒng)》。這是繆荃孫登天一閣最直接的物質(zhì)收獲。
登天一閣之后，繆荃孫還興致勃勃地游歷了天童寺、阿育王寺等佛教圣地，這期間還拜訪了著名詩僧釋敬安，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兩座古寺保存的唐代和宋元碑刻，給繆荃孫留下了深刻印象。４月２３日，繆荃孫搭船離開寧波，翌日到達上海，結(jié)束了天一閣之行。在寧波期間，他在書坊購買了元明翻宋刻本《元包》、元刻本《禮注會》、閩刻本《禮記》、明版《姚文長集》等多部書籍。倫明的《辛亥以來藏書紀(jì)事詩》稱繆荃孫“畢生事業(yè)與書親”，在訪天一閣的行程中，就鮮明地體現(xiàn)了他的這一畢生愛好。
《天一閣始末記》撰寫于１９１６年，是關(guān)于繆荃孫登閣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史料，見證了清末民初天一閣的藏書情況，其中關(guān)于書樓早期歷史、長久傳承原因、歷代書厄、編目經(jīng)過等內(nèi)容，沿襲了全祖望、阮元等人的觀點。
書樓危難見真情
１９１４年，天一閣藏書大量失竊。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閣”外人繆荃孫主動向困境中的天一閣伸出援手，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在這期間的一大手筆，就是追隨黃宗羲、阮元、劉喜海等人腳步，為特殊時期的藏書樓編寫了一部《天一閣失竊書目》。
天一閣歷史上出現(xiàn)過兩個姓薛的人物，一是薛福成，為維修天一閣、編寫書目做出過貢獻，當(dāng)為后人銘記；一是令人切齒的薛繼渭，他潛入天一閣，盜走大批珍貴書籍，制造了天一閣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書厄”。
薛繼渭等人得手后，將竊來的大批書籍運往上海，賣給六藝書局、來青閣書肆、食舊廛書肆。消息傳出，引來人們爭相搶購。當(dāng)時，繆荃孫正好寓居上海，他在友人張石銘處看到購入的《書經(jīng)注疏》、《歐陽集》，以及明刻本、明抄本和登科錄等六七百冊書籍后，就到收購有天一閣圖書的書店看個究竟，順便進一步打聽情況，卻遇到了阻力。動蕩之際，萬卷藏書或毀于兵火，或子孫偷盜、販賣散出，這些早已不是什么新聞。繆荃孫起初也產(chǎn)生過范氏子孫居然肯賣天一閣書籍的疑惑，但是這個想法很快打住了。加之，繆荃孫在書店遭到冷遇，更覺此事蹊蹺，于是促使他特地寫信給范氏。
奇怪的是，范氏在接到繆荃孫來信前，竟然還不知道閣書已經(jīng)遭竊。竊賊在天一閣樓上待了１０天左右，大批書籍運出，卻沒有引起住在閣旁族人的察覺，真是一大奇事。繆荃孫的來信，才引起他們的警覺。于是，就有了后來范氏族人在上海《申報》、《新聞報》連續(xù)刊登廣告、控告竊賊和書店等諸多事情。
可見，繆荃孫給這些竊賊、書商制造了一個大“麻煩”。
根據(jù)日記的確切記載，繆荃孫為天一閣散出之書做過不少努力。如１９１４年６月５日，他與張讓三、范氏族人代表范玉森、范兆淵商議贖買天一閣竊書的辦法；６月１２日，他利用正在為盛宣懷編寫書目的機會，勸其購買天一閣散出之書；６月１５日，他收到張讓三來信，得知天一閣藏書失竊之事不能挽回的消息。以上這些活動要早于范氏族人在上?！渡陥蟆泛汀缎侣剤蟆房菑V告。
繆荃孫不但率先向范氏通報閣書可能遭竊的消息，還毅然擔(dān)負起為天一閣編目的任務(wù)。繆荃孫在《天一閣失竊書目》序言中稱：“茲將調(diào)查此次天一閣所失各書，存其目錄于左，以備參考，亦藏書家之一掌故也”。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繆荃孫自稱“調(diào)查”天一閣失竊圖書，不知是指實地到閣調(diào)查，還是間接調(diào)查？目前尚難以確定，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首先，在《藝風(fēng)老人日記》中并無繆荃孫實地到閣調(diào)查天一閣藏書，或者登閣編目的明確記載；其次，當(dāng)時繆荃孫的主要工作是參加并主持《清史稿》的編纂，承擔(dān)社會上一些藏書目錄的編寫，工作十分繁雜；此外，他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年老體衰，需要經(jīng)常服藥，不具備遠行的條件。
繆荃孫因早前登閣，以及率先來信通報，獲得范氏族人的信任，在自身無法到閣的情況下，繆荃孫完全可能讓范氏整理閣內(nèi)殘書等基礎(chǔ)性工作。這有兩個好處，其一有利于編寫失竊書目，其二與失書前的書目進行比較，可以作為范氏與竊賊、書商等對簿公堂時的證據(jù)。事實上，１９２８年，林集虛在《目睹天一閣書錄緣起》中就提到過，民國年間“閣中之書被竊，當(dāng)時范氏后人將見存書目用紅圈標(biāo)識”。也就是說，繆荃孫極有可能是提出這一建議的人，退一步說，他拿到這部用紅圈標(biāo)記過的《天一閣見存書目》，也是極有可能的。此外，寓居上海的繆荃孫有豐富的人際網(wǎng)絡(luò)，具備編寫失竊書目的優(yōu)勢，比如其與張石銘、食舊廛書肆股東羅振常關(guān)系很好，這可以為他查閱、調(diào)查閣書提供很大便利。根據(jù)繆荃孫的日記，早在１９１４年４月１３日，羅振玉、范偉君、食舊廛書肆另一股東金誦清就向繆荃孫提供過９批天一閣書單。
按照《天一閣失竊書目》的編制和內(nèi)容，可以看出繆荃孫當(dāng)年編目是以薛福成的《天一閣見存書目》為底本，遇到書籍尚存的，則一一涂去。整理之后，再清抄出一部《天一閣失竊書目》。這部書目對人們了解民國時期圖書的失竊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根據(jù)這部目錄，天一閣失竊書達到１７００余種。需要說明的是，有些書籍仍在閣內(nèi)，但是上了失竊名單?？娷鯇O這樣赫赫有名的大學(xué)者怎會犯下如此的低級錯誤呢？這就又回到筆者剛才的推測上來了。因為繆荃孫很可能沒有登閣編目，而是委托他人如范氏族人上樓整理殘書，但是，這些人文化水準(zhǔn)不高，缺乏編目的素養(yǎng)，這在繆荃孫光緒末年登閣時已經(jīng)顯露無遺。正因此，也就為《天一閣失竊書目》的錯漏打開了口子。
關(guān)于《天一閣失竊書目》的完成時間，繆荃孫在《天一閣失竊書目》序言落款處未標(biāo)年月，但是提到“范氏子孫獲盜書賊，根究各書賈之買此書者，涉訟經(jīng)年，一無所得”。可見，這部書目應(yīng)該編寫完成于官司塵埃落定之后。大概的完成時間可以在下面這條記載中得到啟發(fā)，１９１５年夏，范玉森在《嘉靖十一年進士登科錄》上題跋，稱“去歲夏，閣書失竊，銷售于滬上各書肆，好古家爭購之，逮裔孫至杭、至滬，控追已不及，以致全書一無返璧，曷勝嘆憾”。通過起訴，遭竊的天一閣圖書仍然“一無所得”、“一無返璧”，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書上沒有鈐藏書印。
繆荃孫在編寫目錄時，心情肯定異常沉重。當(dāng)年親手翻閱過的《宋刑統(tǒng)》、正德《江陰志》均在這次事件中從天一閣散出。《宋刑統(tǒng)》先被吳興蔣氏購去，后流入北平圖書館（后稱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此書原刊本早已失傳，如今通行的民國年間整理本被學(xué)界稱為重校范氏天一閣本；正德《江陰志》要比天一閣現(xiàn)藏嘉靖《江陰縣志》年代早，流往何處已不甚清楚，或許已經(jīng)毀于戰(zhàn)亂。
繆荃孫去世后，藏書逐漸散出。他編寫的《天一閣失竊書目》原書已不知去向，現(xiàn)藏國家圖書館的是民國年間的抄本。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天一閣抄得一部《天一閣失竊書目》。那些本是天一閣的藏書，雖然再也無法踏上“回家”之路，記錄他們名字的書目輾轉(zhuǎn)半個世紀(jì)終于回到了故土。往事并不如煙，但終究也已經(jīng)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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