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堂專訪】汪涌豪：通過閱讀“審視”人生
■ 文匯講堂工作室 文學季采編團 陸紅平（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抄《辭海》讓我對文字癡迷沉醉
文匯講堂：讀您的演講集，感覺文字特別凝練，所以，很想知道，出生在1962年的您，童蒙至求學時代的讀書經(jīng)歷有何特別嗎？
汪涌豪：我童年時還是文革后期，書很少也非常珍貴。我喜歡上讀書，是受到父親的影響。他雖然是一名小職員，但很喜歡看書，尤其喜歡讀古文。記得他抄寫過《紅樓夢》和《清詩別裁集》等古典作品。我小時候，他就讓我讀《古文觀止》，耳濡目染，慢慢養(yǎng)成了讀書的習慣。你夸我文字凝練，應該和從小看古文有很大關(guān)系。記得那時沒有書讀，我只能求助于報紙雜志，當時的《文匯報》和《學習與批判》等雜志，我經(jīng)常翻看，我現(xiàn)在還記得等郵遞員的心情，我們樓里共13戶人家，兩家人訂了報紙。我每天很早就等在門口，先把《文匯報》一字不落地讀完，連中縫也不放過，然后將其完整地送到主人家。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小學四年級。
文匯講堂：在您上學后，還是沒有多少書讀嗎？您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汪涌豪：上學后，班上同學可以交換書看，渠道多了一些。有個同學家里藏書很多，交換的條件常常是替他做一個月的數(shù)學，然后，他心情好的時候借我一些，我記得當時就是這樣看到《金陵春夢》、《紅日》。有一次，他從家里帶來一本簡編本《辭?！?，看到一個詞可以有那么多的義項，真的愛不釋手。大半個月都在抄，想把整本抄下來，當然沒能如愿。但這個過程對我擴大詞匯量有很大的幫助。到高中時，漸漸入道，錢鐘書《管錐編》出版，《社會科學戰(zhàn)線》創(chuàng)刊號出版，雖然在當時很貴，但我都用僅有的零用錢買了下來。
文匯講堂：這樣的感受，在哲學季采訪張汝倫時，也曾經(jīng)提到過，那時是灰皮書和黃皮書的發(fā)行掀起一股地下讀書熱。沒想到，您那時就實踐了“等價交換”的經(jīng)濟規(guī)律。這種對文字的愛好，對以后有些什么影響？
汪涌豪：至少影響我看重文字和語言的精致，我認為隱藏在文字語言背后的是一種思理的美，文化之美。比如，用“蘭”字組詞，當人們不僅會說“蘭花”，還能說出“蘭章”、“蘭室”和“蘭友”等，就能比一般人更多渠道領(lǐng)略文字帶來的美感。閱讀是我最喜歡的事情，對文字的敬畏和守護，已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我欣賞楊絳老人那句話，讀書就像串門，能拜識歷代偉人，領(lǐng)略多種人生，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庸常的日常世界，通過閱讀，你可抵達深邃幽眇的精神世界，從而真正觸摸到那足以定義自身的價值世界。這個過程真是美好！
三種名著產(chǎn)生了深刻、溫暖等影響
文匯講堂：您小時候看的書很多都是古典名著，1980年，您進入復旦中文系后，西方文論和外國小說開始大量傳入，哪些作家作品是您偏愛或感觸較深的？
汪涌豪：我的閱讀范圍比較廣，就外國小說而言，三類作品對我影響很大。第一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作家，他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罪與罰》等小說，對人類普遍理性、中心價值和永恒意義有深刻的探索，對非正常狀態(tài)下人物的內(nèi)心掙扎，有生動地揭示，指向的全是人真實的生活，且無不與作家所說的“全宇宙問題”相關(guān)涉。他寫作中的“復調(diào)性”，給后人提供了多種解讀空間。第二類，是哈代充滿人道光輝的溫暖和悲憫。他在《德伯家的苔絲》、《卡斯特橋市長》中對人性的謳歌、對人物悲劇命運的疼惜，都讓我深深感動；第三類，就是勃朗特三姐妹了，尤其是艾米麗·勃朗特的《呼嘯山莊》給我很大震撼。我后來去了英格蘭，花了5個小時重走三姐妹常走的荒原，才漸漸能夠想象，這部充滿生命荒涼的小說為什么會出自一位19世紀足不出戶的女子之手，記得我當時是用“倔強崢嶸”這個詞來形容這本開啟現(xiàn)代派先河的偉大小說的。
從《風骨》到“游俠游仙”系列
文匯講堂：您在復旦中文系讀了9年書，最終取得博士學位。為何會選擇古典文論這個方向，外界對您的“風骨”研究評價很高，您是如何突破平常的？
汪涌豪：因為我對古典文學和文藝理論都很感興趣，所以選擇了能把兩者最大程度結(jié)合在一起的古典文論這個方向。當時正是文學批評史研究的鼎盛期，是我的導師李慶甲、王運熙和顧易生先生的嚴格訓練，讓我走上了學術(shù)研究的道路。我把自己的學術(shù)目標設(shè)定為立足當代認識，探究古人文心。博士論文做的是《中國古典美學風骨論》，結(jié)合傳統(tǒng)文化及詩文與書畫批評，對“風骨”范疇做了較全面的清理與分析，屬于全面網(wǎng)取那種。以后成書出版，受到不少前輩的肯定，這使我多少受到鼓勵，進而開始想更全面地清理整個古典文論范疇及體系。我認為通過總結(jié)傳統(tǒng)文論話語，特別是它的典型表現(xiàn)形式——范疇，抽取其中具有普適性和涵蓋力的經(jīng)典觀念，是可以讓它進入到當代文學批評的話語體系、乃至整個人類文明融合的流程中去的。這點很重要。我把這個研究做得很充分，就此在學界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
文匯講堂：新世紀后，您的《中國游俠史》和《中國游仙文化》還在日本出版，感覺和您之前的研究領(lǐng)域跨度比較大，您是怎么想到做游俠、游仙的呢？
汪涌豪：我興趣比較“雜”，讀本科時就旁聽了哲學、歷史兩系幾乎所有的基礎(chǔ)課。另外，閱讀面也比較廣。做游俠或許最初緣于個人的氣性，當然也拜興趣廣泛所賜，青年時期，非常想做“文化基度山”或“社會羅賓漢”，那種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的隱在沖動，是我30歲上興起做游俠史研究的重要原因。游俠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特殊的人群，有著別樣的生存方式和道德視鏡，對他的研究，可以提供我們正確把握古代中國人一個特殊的精神側(cè)面，可以為傳統(tǒng)文化的某些特征提供更全面可信的知識。
至于它的現(xiàn)實意義，我想主要是，在當今物質(zhì)增長與人格增長失調(diào)的時代，俠的那種開朗悍頑的天性和扶弱濟困、無往而不勝的信念，在困境中保持個體尊嚴，在舉世滔滔中堅執(zhí)社會批判的能力，并進而讓生活因自己變得簡潔可信賴的品格，是可以激活人的熱情，進而發(fā)掘其內(nèi)在的生命意義，獲得清洗卑瑣人格的信念與動力的。事實上，就傳統(tǒng)士大夫的人生理想而言，早年游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可以反映他們完整的心路過程。或許，以后有時間，我要把游宦這個主題補齊。
五位日本老人帶來的包容和批判
文匯講堂：我們知道，您在復旦給學生開了一門《中國文學傳統(tǒng)》，已經(jīng)開了十年，反響大好?？磥砟茜姁圻@門課，您采取的文化比較視野很開闊，您怎么會想到用這種方式來講中國文學傳統(tǒng)呢？
汪涌豪：這大概和我曾經(jīng)在日本待過幾年有點關(guān)系。1998到2000年，2005到2006年我兩次去日本教授中國文學。教課之余，給漢語基礎(chǔ)很好的五位日本老人講過中國文學，又精讀了賈平凹的《白夜》。交流中，這些老人經(jīng)常向我講述日本文化，引起了我的興趣。我感覺中日兩個民族對彼此的認識都太表面，很多人描寫的和我在日本感受的很不同。我在市民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典籍，并游覽日本各方，2007年回國后，在《文匯報》開了“東鄰浮繪”專欄，這些文字從世相、人物與書情三個方面談日本的歷史文化與當下。這些文章后來集結(jié)成《知日的風景》一書，得到讀者不錯的評價，日本友人也能認同。我認為認識一個國家的根本，首要的是了解一個國家的文化。
文匯講堂：日本的經(jīng)歷，讓我們了解到您對不同文化的感受、包容和批判。這是不是對您以后看待問題，經(jīng)常采用多文化視角有很大影響？
汪涌豪：是的。現(xiàn)在很多人研究別國的某一問題，經(jīng)常是在不怎么了解該國文化和歷史的情況下寫的。國外學者寫中國也同樣。此前，一位意大利漢學家寫了一本明清愛情小說的著作，我發(fā)現(xiàn)就存在很大問題，為了糾正，后來我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采取多文化視角，平等而包容的態(tài)度，才能正確看待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為此，我特意留意各國文化與文學的了解，讀書兼行旅，以此反觀自己的文化，我認為只有這樣深入了解后，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
批評的立場：軟實力的培養(yǎng)和傳播
文匯講堂：我們知道，您在多種場合下，都提到文學和閱讀對于當今社會的價值和意義，您認為文學能緩解這個時代的精神焦慮，并拯救其失落的價值嗎？
汪涌豪：我一直認為，通過閱讀，內(nèi)化的知識和智慧才是最強大的軟實力。我很認同蘇格拉底說過的這句話“未經(jīng)審視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F(xiàn)在的人們，忙著求食賺錢，沒人有耐心讀文學作品。而囿于這種單一的生存性活動，人是很容易為物質(zhì)所裹挾，并屈從于自身的動物性。而人作為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wǎng)上的精神性的動物，有他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價值和尊嚴決定了他有不懈的精神追求。而文學恰恰能給人提供實現(xiàn)這種追求的空間。對著今天浮躁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我想說：總有一個時刻，你們得靜下來，為人生的意義而苦惱?？傆幸惶欤愕弥匦抡J識讀書之于人生的意義，并由衷地體會到，若自己內(nèi)心沒有的東西，誰都不可能頒賜給你。
文匯講堂：您堅信閱讀的意義，并不局限做書齋里的學者。作為中文系的教授，復旦文科學報的主編，在很多演講場合都看到您的身影，這是在向大眾傳播這種軟實力嗎？
汪涌豪：可以這么說吧。雖然經(jīng)常是別人的邀請，但所談不出人文，取義盡在救世，在彰大文化的意義。當然，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意義，也包括其他文化中的正能量的發(fā)揚。我的感覺是，知識人不能只顧著書齋求知，還應該作廣場啟蒙，應該積極走出，以準確純正的知識去影響大眾。應該有清醒的獨立意識和批評精神，成為這個社會的校正力量。我對大眾發(fā)言，絕無意于布道，只是覺得在這個時代，有些東西可以提供給人一個安頓自己靈魂的居所。其中閱讀是最便捷有效的，它最終能帶給人深切的安慰。讓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我覺得是當代知識人應該做的。
采訪后記：
充當社會的校正力量
1989年，27的汪涌豪獲得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當時的中國，博士加起來也就兩百多人。他背了個小包，走進教室，給全校人文學科的本科生開《中國文學傳統(tǒng)》課，因為講古人的作品，兼及其風度和情致，自不免常用古人的口吻言說；2014年，汪涌豪給自己新出的書評集取名為《書生言》，但這個書生已經(jīng)不再是當年只講古代傳統(tǒng)文學的教授，而是以言說的方式，對社會有擔當?shù)淖x書人。
“知識分子應該以一種清醒的獨立意識和批評精神，成為這個社會的校正力量?！薄诿嫦蛏鐣蟊姷闹v座中，他多次強調(diào)文學之于這個時代的個人和社會的意義。針對當下年輕人的“淺閱讀”和“碎讀”，他呼吁經(jīng)典閱讀的意義；針對文化與市場的關(guān)系，他認為文學不應主動投向市場，而應該堅持自己的特性……
于是，他著書立說，希望能呼喚人們回到內(nèi)心，不要再被物質(zhì)裹挾。對最新的十年，他說，“這是否定與反思的十年，所有的否定與反思，都是希望經(jīng)由對理性與精神的提倡，重新建立人的日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聯(lián)系?！痹谶@兩個世界聯(lián)系的坐標里，汪涌豪將自己橫坐標的領(lǐng)域加寬，縱坐標的時間長度拉長，讓“書生言”的校對力量延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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