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多祿，字竹山，號?？?，生于清同治二年（1864年），逝于民國十七年（1928年），曾任吉林省第二屆參議院議員、民國教育部審核處處長兼圖書館副館長等職，其詩詞、文稿、墨跡遍及東北三省、北京及江南各地，被譽為“吉林三杰”（成多祿、宋小濂、徐鼐霖）之首，后又被今人目為東北“四大書圣”（即近代王庭筠，清代卞永譽、鐵保，民初成多祿）之一。近年來，學術(shù)界對文人書法給予了特別的關(guān)注，如對魯迅先生、沈從文先生的書法研究等，對當今的書法家起到了一定的啟示與借鑒作用。一般文人是“以文蓋書”，而成多祿卻是“文書俱名”；一般文人是“只文不官”，成多祿則是“亦官亦文”。正因如此，成多祿似乎讓我們看到了王羲之、顏真卿、黃庭堅、蘇東坡等古代先賢的影子。吉林市有一座成多祿紀念館，其中有很多成多祿的書法真跡。成多祿在沈陽、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等地曾留下大量的詩詞、對聯(lián)、牌匾書作；清末民初的北京琉璃廠也有他書寫的“修綆堂”“來薰閣”“琴書處”等匾額；蘇州網(wǎng)師園的廊壁上，有以其題詩刻石的五律六章。與成多祿并稱為“吉林三杰”的徐鼐霖曾對成多祿的書法大加贊美：“兩漢樸茂，六朝雅趣，歐柳褚顏，匯而為一”“尤工書，得晉人筆法，名動一時”。更有時人盛贊其“筆挾飛虹勢，詞高倚馬才”“肥瘦書稱絕，妍媸態(tài)橫生”“滿壁龍蛇爭座帖，魯公風骨照邊樓”。那么，成多祿書法的文化氣息從何而來呢？成多祿的父親雖然只是一位武官（烏拉總管衙門的六品驍騎校），但他喜舞文弄墨，精通滿漢兩種文字。在父親的親自教導(dǎo)下，成多祿5歲識字，8歲能吟；16歲，秀才第一；22歲，拔貢第一；31歲，國子監(jiān)800多名舉子中一舉奪冠。在成多祿8歲那年，一次，做過幾任知縣的同鄉(xiāng)進士楊誠一見他聰慧過人，便問他能否作詩，成多祿略加思索，很快按照楊誠一的命題“秋郊”吟出：“滿地高粱紅，四山榆葉風”的詩句，博得楊誠一連聲稱贊，并預(yù)言其日后必成大才。成多祿博通經(jīng)史，工詩善書，可謂“詩筆雙絕”。其詩風高古，詩藝精深，詩調(diào)清雅，他曾與詩友結(jié)社吟詠，往來唱和，如“松江修暇社”“漫社”“榖社”“嚶社”“九九消寒社”等，成多祿都是其中的主唱之一，被譽為“詩社執(zhí)牛耳者”“關(guān)東詩豪”。成多祿詩才敏捷。在蘇州任職期間，他的書法因追求骨力與蒼茫樸拙，深得吳昌碩青睞，后來，兩人交往甚密。吳昌碩自號“苦鐵”，十天刻一方印都要緊皺眉頭，卻心甘情愿地一再為成多祿刻印。一次，吳昌碩派書童送印予成多祿，待書童轉(zhuǎn)身欲離開之際，成多祿拉住書童，隨即鋪紙研墨題寫《缶廬為我作印報之以詩》回贈。后來，成多祿讀吳昌碩詩集，又賦詩《題缶廬集》以贈：“我身愿與梅花舞，明月高人自往還?！眳遣T慨然作畫《鄧尉山探梅圖》回贈。兩位大師惺惺相惜，留下一段佳話。據(jù)考證，吳昌碩為成多祿至少刻印六方，其中三方珍藏于故宮博物院。成多祿一生結(jié)交了眾多社會賢達，如早期的宋小濂、徐鼐霖，后來的徐世昌、吳昌碩等，使其一生都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得以滋養(yǎng)。讀有關(guān)記述成多祿的文章或劇本，會十分艷羨成多祿在“高端文化圈子”里的那些趣聞軼事。比如，在蘇州，成多祿與晚清四大詞人中的朱祖謀、鄭文焯詩文唱和，與梁啟超以及國史館纂修趙熙（郭沫若老師）等文化名人的往來。成多祿離開蘇州回東北吉林時，吳昌碩召集鄭文焯、夏敬觀、商言志等文友舉杯相送，席間詩文唱和，好不愜意。詩酒過后，由商言志起筆，幾位賢達合手共繪葫蘆贈予成多祿，寓意“難得糊涂”。后來成多祿到了京城，更是與京城高士多有交往。除了與老友徐鼐霖、宋小濂暢敘舊情之外，還結(jié)識了《清史稿》主編趙爾巽、著名翻譯家林紓，以及近代史學家、散文家王樹枏，并被王樹枏視為“平生第一知己”。成多祿在京期間與林紓相交摯厚，林紓為成多祿作畫，成多祿為林紓寫詩作書，頗似古時白居易與元稹之情義。民國二十四年（1935），北京琉璃廠清秘閣書畫社所出《張大千畫集》，其序言為齊白石等11人聯(lián)名而作，成多祿、溥心畬的名字皆在其中。民國九年的八月十五，晚晴簃詩社眾文友在北海種樹后宴會西園，眾人題詠，成多祿作詩《晚晴簃玩月圖》。徐世昌提議，以《明詩綜》為范本，編纂《晚晴簃詩匯》，得眾詩人相應(yīng)?！锻砬绾m玩月圖》記錄了200卷《晚晴簃詩匯》之發(fā)端，由此令人聯(lián)想起王羲之等賢達曲水流觴唱和之情境與《蘭亭序》問世之由來。《晚晴簃詩匯》于1929年成稿，全集共收錄詩人6100余家，詩27000余首，成多祿有43首詩入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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