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江南”？這牽涉到對“江南”這一概念如何加以界定的問題。通過對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不難發(fā)現(xiàn)，江南既是一個行政、地理、經(jīng)濟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無論是地處長江三角洲的蘇、松、常平原，杭、嘉、湖平原以及寧、紹平原，還是基于大運河、浙東運河的交通聯(lián)系，以及由此而來的經(jīng)濟繁盛、文化繁榮，揚州、紹興、寧波三府均應(yīng)歸于江南文化的范疇。風俗習慣、方言將揚州、紹興、寧波與所謂的江南有所區(qū)隔，卻又被一種想像的繁華統(tǒng)一于廣義的江南之中。由此可見，所謂的江南，除了蘇州、松江、常州、鎮(zhèn)江、應(yīng)天、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太倉州之外，尚包括揚州、紹興、寧波三府。
基于這一江南概念認定，以蘇州府為中心的吳文化與以紹興府為中心的越文化，顯然同屬江南區(qū)域文化。就此而論，明代人文地理學家王士性通過自己的仔細觀察而得出的論斷，顯然令人值得加以深思。他以“人”為經(jīng)，以“物”為緯，將吳、越文化置于一處論說，進而論定吳越文化的兩大共同性特征：一是“止生人不生物”，且兩地之人，“既繁且慧”，無論是“冠蓋文物”，還是“百工技藝”，吳越人的心智“咸儇巧異?！?；二是兩地物產(chǎn)雖“不稱乏”，但均非“天產(chǎn)”，而是“多人工所成，足奪造化”。即使如此，也有清代史料記載揭示，蘇州、紹興同是食米之鄉(xiāng)，兩地的“鄉(xiāng)女”卻有所不同，“蘇鄉(xiāng)健婦乃多于浙”，也“勝于紹”?？梢娡粎^(qū)域文化下的吳、越，因為其他諸多復雜的原因，同樣會在部分層面體現(xiàn)出差異性。下面就吳越的地理分界線、浙東與浙西以及吳越之別三個層面，對吳越文化加以深化討論。
吳越原本同屬“三吳”，而后方有區(qū)分。據(jù)酈道元《水經(jīng)注》記載，吳興郡、吳郡、會稽郡，謂之“三吳”。漢順帝永建年間，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以西為吳，以東為會稽”。
△西晉時期的三吳
至于吳越的分界線，究竟是松江（即吳淞江），還是錢塘江，在歷史學者中有所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吳越的分界線為錢塘江。如唐末僧人處默《圣果寺》詩，有句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彼稳岁悗煹酪?qū)Α妒酚洝こ兰摇贰氨M取故吳地至浙江”一句有所誤讀，導致他在《錢塘寓居》詩中斷言“吳越到江分”。為此，將吳投伍子胥于江，認定為錢塘江，于是出現(xiàn)了錢塘江潮頭“為子胥怒潮”的傳說，甚至杭州吳山所祀亦為伍子胥之神主。即使王安石所寫的碑文也持相同之論。其結(jié)果，則把浙西之杭州、嘉興稱為“吳地”，錢塘江以東稱為“越地”。另一種看法，認為吳越的分界線為吳淞江。他們的史料依據(jù)，分別來自《春秋》《吳越春秋》《越絕書》《左傳》《國語》與《史記》，認定春秋時，吳越的分界，是在后世的嘉興之境，亦即“檇李”；錢塘江，理應(yīng)屬于越地；后世的嘉興、華亭、吳江、昆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吳縣、太湖亦然；至于三江、五湖，則屬吳越共管。
△春秋時期的吳越
概言之，從行政地理的角度來說，吳越的分界線自應(yīng)是吳淞江，杭州、嘉興則屬于越地；然從文化地理的角度來說，則似應(yīng)錢塘江為界，杭州、嘉興、湖州更近于吳地，于是后世遂有浙西、浙東之說，所謂的“吳越到江分”，倒也不無道理。
毫無疑問，浙東、浙西之分，同樣與吳越之別牽纏在一起。浙江號稱“兩浙”，兼有吳、越之分，山川風物，迥乎不侔。
△南宋時期的兩浙東路與兩浙西路
早在明代，楊士奇就已明確指出浙東、浙西風俗有異：“浙東趨文雅，浙西騖浮華，文雅有務(wù)尚之意，浮華流于薄矣?！比宋牡乩韺W家王士性基于錢塘江為界，將浙東、浙西風俗作了有益的區(qū)隔，說：“浙西澤國無山，俗靡而巧近蘇、常，以地原自吳也；浙東負山枕海，其俗樸。又說：“浙西俗繁華，人性纖巧，雅文物，喜飾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鮮衣怒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東俗敦樸，人性儉嗇椎魯，尚古淳風，重節(jié)概，鮮富商大賈?！?/span>
入清以后，李光地、章學誠從學問的視角切入，均對浙東、浙西有所分辨。清初理學大家李光地認為，“人物亦隨山川”，而“江南風氣，似勝浙江”。首先，他認為，江南人物如范仲淹、朱熹，無人敢有異論；而浙中人物，如宋元時期的金華、永康學派中諸人，明代的劉基、方孝孺、于謙、王陽明，“皆未能醇”。其次，江南與浙東的學問，同樣有所區(qū)別。江南如顧炎武之音韻，梅定九之歷算，“真能有考究，不涉一字虛浮”。而浙東人又是一種學問。他舉黃宗羲、萬斯同等人為例子，認為浙中學問，“大抵好詆訶先儒”；“浙東人大概主自立說，不論是非，但立異同”?？梢?，李光地所謂的“江南”，又將安徽的徽州、宣城包括在內(nèi)，且對浙東學問帶有一種偏見。
與李光地不同，身為浙東史學流派的章學誠，對浙東、浙西的論定則更顯理性。章學誠有一句論斷浙東、浙西學問的名言，云：“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彼ㄟ^學術(shù)史的梳理，最終將浙西、浙東學問的比較集中于顧炎武、黃宗羲兩人，認為“浙東、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相較之下，章氏更為肯定浙東學問，認為浙東之學，“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概言之，浙東、浙西之分，某種程度上為江南區(qū)域視野下考察吳越文化之別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就風俗而言，浙西奢靡，浙東儉樸；就學問而言，浙西“尚博雅”，浙東“貴專家”。在明清時期，以錢塘江為界，地處浙西的杭州、嘉興、湖州三府，與地處浙東的紹興、寧波二府，在江南文化的大視野下，同樣存在著細微的差別。究其原因，浙西三府在文化上更近于吳文化，而浙東二府在文化上則仍保持著越文化的本色。
江南區(qū)域文化視野下的吳越比較，某種程度上是由山川風土的差異所定。吳越山水，同屬江南，卻多有不同。明人陶琰因游幕而到過紹興，他對紹興的山水與蘇州的山水作了很有意思的比較。他說：“大抵吳中山水，如歌兒舞女，有曉風楊柳之思。越中山水，如老衲名髯，有郁蒼澹蕩之致。每詠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語，覺王、謝音徽如在?！币粋€如“歌兒舞女”，難免給人“曉風楊柳之思”；一個如“老衲名髯”，自然具有“郁蒼澹蕩之致”。這是很有意思的比較。山水不同，造成吳越士風之別。前引王思任的記載，以“沃土之民謔，瘠土之民忍”一說，概括蘇州與余姚的差異。事實確乎如此。吳士與越士，風氣迥異。明代寧波人朱定國在回答蘇州士人時，曾經(jīng)道出“甬士以不造偃室為高”的特點，顯可證明浙東寧波人不愿與官府結(jié)交的特性。盡管在明代，名士以吳越居多，然相較之下，在朱定國看來，吳士更容易得名。這并非是因為越地偏僻，而是吳地的先達，“弗惜齒牙余論”，即不惜獎掖后進。
論及吳地風土習俗，大抵可以從以下兩點觀之：一是蘇州人“聰慧好古”，善造假古董，且領(lǐng)導著天下時尚的潮流。明人王士性曾說蘇州人，“善仿古法為之，書畫之臨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贗不辨”；明人江盈科亦說“姑蘇諸技皆精致甲天下，又善為偽古器”，故當時有“宋板《大明律》”之謠，藉此譏諷蘇州人善造假古董之風。與此同時，蘇州人又善于操持海內(nèi)“上下進退之權(quán)”，即領(lǐng)導天下時尚潮流：“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strong>二是蘇州風俗相當“麗靡”“澆薄”，為人“空心虛偽”。明代畫家文徵明自己就是蘇州人，他對蘇州風俗的評說還是可信的。他說：“吳俗麗靡，喜任智能，以獧黠牟大利。業(yè)稍增羨，輒驕盈自恣，綺繻鼎食，以相取下。而逐末之家為甚。”清人的記載足以證明，蘇州風俗澆薄，尤其體現(xiàn)在服飾上。當時有歌謠給以揭示，其中云：“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著條紅圍領(lǐng)，女兒倒要包網(wǎng)巾，貧兒打扮富兒形?！庇衷疲骸耙浑p三鑲襪，兩只高底鞋，到要準兩雪花銀。爹娘在家凍與餓，見之豈不寒心！”服飾習俗上的澆薄，其根本還是在于虛偽與好面子。在清代，蘇州府轄一州七縣，舊時就有評語說：“金太倉，銀嘉定，銅常熟，鐵崇明，豆腐吳江，叫化昆山，紙長洲，空心吳縣?！逼渲兴囊馑既缦拢航稹y富厚，銅臭鐵剛，豆腐淡，叫化齷齪，紙薄，空心虛偽。蘇州一府以長洲、吳縣為附郭，其中的“紙薄”“空心虛偽”，尚能從其他笑話與俗諺中得到印證。蘇州人做買賣喜歡漫天要價，故明代笑話說：“蘇州人撒半價，視其討價半酬之可也?！鼻宕男υ捴卑捉沂荆骸疤K州人慣扯空頭，與人講說，他說兩句，只好聽他一句。”此外，俗諺中有“蘇人發(fā)盡空心”之說，其意思是說，人的頭發(fā)沒有中間空虛的道理，而只有蘇州人的頭發(fā)都是空心的，這是譏諷蘇州人做事空虛。但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蘇州人玲瓏剔透之處。
反觀越地習俗，清人戴名世認為，紹興的山水特點，造就了紹興的人文俗尚。紹興人文，自宋以來，至于明，堪稱到達極盛。其人文俗尚的特點，就是“尚氣節(jié)，敦詩書”。此外，紹興一地，最是“古道相傳，尊師重傅”。如紹興人羅萬化、張元忭，都高舉鼎甲，卻均師事俞咨益，且在一同拜見地方官時，侍坐一旁，不以為屈；紹興城中縉紳回籍，必先進謁文廟，拜見儒學先生，而后拜見府縣地方官；縉紳道遇紹興府、山陰縣、會稽縣三學學生，雖不避轎，必讓三學學生行過而后行。諸如此類，足見紹興士風，頗為醇厚。
一地有一地的風土，便有一地的文學，風土與文學關(guān)系最為密切，且使文學呈現(xiàn)出地域性的風格。近人周作人在考察了明末以及清末300年的紹興文學后，得出了“飄逸”與“深刻”兩大潮流的論斷。所謂飄逸，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以王思任、張岱為代表；所謂深刻，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語的犀利，以毛奇齡為代表。身為紹興余姚人的黃宗羲，也同樣得出了“吾越自來不為時風眾勢所染”的論斷，證明紹興地方文學足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清初文人宋琬，論定明代徐渭之文，“陰怪奡兀，不盡合古人法度”，卻又難掩一段“精光氣焰”；清代山陰人徐緘，堪稱徐渭之流亞，自信而不隨流俗，曾云：“文章非以悅俗，不為當世所罵，則必無后世之傳也。”從他們兩人“落落焉與世俗鮮有所諧”來看，顯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學性格。
即使如此，在明清兩代，就文壇而論，蘇州人確乎領(lǐng)導著時尚潮流。張岱深感蘇州人“極有鄉(xiāng)情”，喜歡“阿其先輩”。一見世人趨奉鐘、譚，冷淡王、李，就“故作妒婦之言，以混人耳目”。作為紹興人的張岱，盡管堅信必須“自出手眼”，不受蘇州人風氣的“溷亂”，但事實頗讓張岱感慨萬千，浙人（包括紹興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如一巾幘，忽高忽抵；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蘇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蘇人巾又變低，袖又變小矣?！睘榇?，浙人常常被蘇州人譏笑為“趕不著”。從張岱的一番感嘆中不難發(fā)現(xiàn)，紹興文人在保留獨立性的同時，也不免受到蘇州時風的熏染，最后陷于“趕不著”的尷尬境地。這或許就是吳越文化的最大差異。
（作者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民族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編輯 | 吳義全 衛(wèi)留行
責編 | 劉萬偉
《江南憶 最憶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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