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洛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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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認證的“詩仙”VS民間追捧的“網(wǎng)紅”
綴玉聯(lián)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
這兩句詩，是一位名叫李忱的唐代詩人為悼念另一位唐代詩人而寫的。
李忱作為詩人，除了名字跟“冰冰的老公”諧音之外，估計半點知名度都沒有；《全唐詩》之所以能收錄他六首詩，恐怕也是看在他另一個身份的面子上——他是唐朝的第十七位皇帝（包括武則天）、有“小太宗”之稱的唐宣宗。說實話，這貨做皇帝的水平倒是比寫詩高得多，唐朝晚期的三大弊病宦官專權、藩鎮(zhèn)割據(jù)、朋黨之爭，他全碰上了，可是在他的治理下，大唐居然看到了中興的曙光，你說牛不牛。
那么，能讓這么牛的皇帝在百忙中親自寫詩、深切緬懷的，應該也是個很牛的詩人吧？是李白嗎？
不好意思，還真不是。雖說我也希望第一個得到大唐官方認證的“詩仙”是李白，但這里的“詩仙”，確確實實說的是白居易。不信您看這首詩的下面兩句：“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好在白居易也是個牛人。在今天的語文和歷史課本里，他是與李白、杜甫齊名的唐代三大詩人之一，凡會講漢語的人，就算背不出，也一定聽過他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和“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從這個角度說，他也算蠻對得起唐宣宗的高度贊譽。
不過話又說回來，白居易雖然牛，跟“詩仙”這個稱號卻實在是不太搭調——眾所周知，他的詩的最大特點是通俗易懂、煙火氣重，據(jù)說連不識字的老太太、回鶻的放牛娃、日本和韓國的半吊子書生，都能背他的詩，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當然，我不是說這樣不好，但這明明是“網(wǎng)紅”范兒、是“流量明星”的特質，無論如何夠不上“詩仙”的逼格。要知道，人家“正牌詩仙”李白是能把“真特么高啊”寫成“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哪像白居易的詩這么淺顯，半點“仙氣”都沒有？
當然，白居易也不是只會寫“淺顯詩”，“離離原上草”和“能不憶江南”的名氣再大，也不足以讓他躋身一流大詩人的行列。至于那些真正奠定他江湖地位的詩，并不是那么容易讀懂的。
那是一些“有故事”的詩。關于他和它們的故事，還得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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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順風順水的日子可以很長
白居易雖然姓白，但跟青丘一毛錢關系都沒有，四海八荒的上神一個也不認識，他的功名，是靠真才實學（或許再加上一點圓滑世故）掙來的。按照一般的套路，像他這樣的有志青年往往都經(jīng)歷過非常苦逼的奮斗歷程，不過具體到這貨本人，還真說不上多苦逼。
公元772年（唐代宗大歷七年）正月，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鄭的一個小職員家庭。小時候，因為父親工作調動和躲避戰(zhàn)亂，他搬過幾次家，不過好在那時候落戶不難，學區(qū)房也不貴，所以他的學業(yè)并沒受太大影響，該讀的書沒少讀，該寫的詩也沒少寫，那首著名的“離離原上草”，就是十六歲那年的考試作文。
回想我十六歲的時候，還趴在語文試卷上默寫他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這人和人的差距，還真挺大。
到二十八歲那年，白居易考中了進士。在后世看來，“二十八歲中進士”好像沒什么值得炫耀，但在唐朝，這相當值得——當時有句話叫“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jīng)”，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有為，然則進士科的考試難度可想而知。
白居易對此也很自豪，曾得瑟地寫過“十七人中最少年”，完全不考慮另外十六個老男孩的感受。不過，他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是青年才俊中最年輕的，比如工作時認識的好基友元稹，就比他還要小八歲。
順便說一句，元稹就是寫過“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和“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那位，他還寫過一篇“半自傳體”的《鶯鶯傳》，后來一個叫王實甫的人根據(jù)它的故事創(chuàng)作了《西廂記》。相傳，這貨跟白居易非常心有靈犀，倆人甚至能默契到相隔千里卻在同一個晚上寫詩思念對方，滿滿的基情把當時吃瓜群眾的朋友圈都刷暴了。
不過這些都是后話。在當時，白居易和元稹還沒有相隔千里，而是都在長安上班，他們經(jīng)常約一群朋友喝扎啤、辦沙龍、開party，大家有一搭沒一搭地閑聊著各種話題，一言不合就寫詩，內容多半是互相吹捧或互開玩笑，總之日子過得相當滋潤。當然，那時候他們的官都不大，工資也不多，然而前景很光明、歲月很靜好，不也算是很舒適的生活了嗎。
縱觀白居易這一生，雖然也受過委屈、遭過罪，但這種歲月靜好的狀態(tài)，占據(jù)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我固然不敢說，這貨是唐代詩人中最有才的，但我敢說，他絕對是有才的詩人中混得最舒服的。比如從年齡上說，他活到七十四歲壽終正寢，去世后備極哀榮（連皇帝都寫詩悼念，想想那排場），比李白六十二歲不明不白地死去、杜甫五十九歲凄然病逝船上，不知好了多少倍。又比如從級別上講，他晚年混到正二品太子少傅、封縣侯，最終以刑部尚書銜致仕（退休），雖然都是些“閑職”，但已經(jīng)是陳子昂（寫“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那位）、王勃（寫“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那位）和王維（寫“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的那位）終生可望而不可即的了。
就算他人生中的唯一一次被貶謫，也是做“江州司馬”，這雖然只是個正六品下的芝麻官，卻比杜甫和李商隱（寫“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的那位）一輩子做過的最大的官還要大。何況，他只貶過一次官，而他的好基友元稹貶了四次，另一個好基友劉禹錫（寫“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那位）貶了三次。
綜上可知，雖然唐代混得好的人很多，大詩人也很多，但像白居易這樣混得好的大詩人，不多。盡管他也受到過不公正的對待，盡管別人的更大不幸不能抵消他的不幸，但平心而論，大唐基本上算是沒虧待過他。
那他因此感到幸福快樂了嗎？這倒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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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是罵出來的，詩也是罵出來的
有人說，白居易百分之九十的詩都很爛——不是遣詞造句爛，而是格調不高。由于我沒讀過他百分之九十的詩，所以不好贊同或反駁這個評價，不過就我看過的那部分而言，還真有不少“糟粕”。特別是到了晚年，這貨在洛陽包養(yǎng)了一群“舞姬”，整天倚紅偎翠享清福，這種狀態(tài)下寫的詩，質量可想而知。
不過就算在這個時期，他也寫過幾首挺大膽的詩，比如“但使武皇心似燭，江充不敢作江充”。
這里簡單交待一下背景知識：江充是漢武帝時期的“奸臣”，后世有好多人噴他，一直噴了幾百年?？墒堑桨拙右走@兒，他卻說這不光是江充的問題，要是漢武帝心里敞亮，能明察秋毫，江充還有機會干壞事嗎？如果江充是奸臣，那是誰任用了奸臣？
今天的讀者，可能很難理解這兩句詩有什么問題，但在封建社會的環(huán)境下，它非常有問題，因為它太容易被理解為白老頭借漢武帝來罵當時的唐文宗了。而且這不是白居易第一次這么干，在當年那首奠定他詩壇地位的名作《長恨歌》中，第一句就是“漢皇重色思傾國”。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那句話的實際意思是“唐玄宗喜歡美女”。
寫《長恨歌》的時候，白居易只有三十多歲，名氣也不大，如果想借幾句大膽的詩博眼球，還可以理解；可是寫關于漢武帝和江充的《思子臺有感》的時候，白老頭已經(jīng)是正三品的大官、閑官，完全可以釣釣魚、打打麻將，不需要也不應該再來操這份閑心。就算真要寫詩，以他當時的江湖地位，甭管寫什么狗屁都會有一大群粉絲叫好，干嗎非得觸這個霉頭？
我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他是白居易。他曾經(jīng)是個憤青，后來是個大憤青，老了之后，就變成了老憤青。
白居易的憤青史可謂源遠流長。比如在剛考上進士之后的那幾年，他經(jīng)常游歷長安附近的大好河山，游著游著，就有了感觸，于是寫出了……《秦中吟》。
《秦中吟》是一組詩，一共十首，每首都是用文言文罵娘。比如《重賦》，寫的是皇帝另設私庫，儲藏大臣們進貢的金銀財寶，大臣們卻也不肯自己掏腰包，而是打著皇帝的旗號搜刮老百姓。又比如《輕肥》，有幾句寫道“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幾乎跟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出一轍。再比如《立碑》，居然說“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后代疑”，意思是官員如果干得不好，光靠立碑宣揚自己的功績，也只能糊弄一下“愚者”而已，在“賢者”眼中卻并沒什么卵用。
當然，要說這十首詩里最著名的，還要數(shù)最后一首《買花》。那句“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不僅用客觀冷靜的陳述piapia打了帝國的臉，也開創(chuàng)了新的唐詩風格——像記者那樣觀察、像旁觀者那樣記述、像親歷者那樣思考。
這種風格的創(chuàng)作被白居易命名為“新樂府運動”（不過也有學者認為《秦中吟》不算“新樂府”）。在給元稹的信里，他用“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來解釋自己的寫作動機：寫詩，不是為了揚名立萬，也不是為了無病呻吟，而是為了反映那個時代的光榮和疾苦，為了用筆去呼吁和吶喊。
可想而知，這些詩并沒起到、也不可能起到他所期望的那種作用。但這大概是他唯一能做的了。
寫完《秦中吟》之后，白居易還不過癮，又寫了《新樂府》五十首（也有學者認為《新樂府》寫于《秦中吟》之前）。其實，這五十首詩倒不像《秦中吟》那樣全是罵娘，不過最有名的幾首，比如《賣炭翁》、《上陽白發(fā)人》和《杜陵叟》之類，也還是罵娘?！顿u炭翁》就不多說了，中學課本上都有，那一句“心憂炭賤愿天寒”可謂寫出了小商販滿滿的無奈?！渡详柊装l(fā)人》寫的是一位被強征進宮的宮女的遭遇，她很遺憾地沒能完成瑪麗蘇式逆襲，只好荒廢四十年光陰，“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抖帕贳拧穼懙膭t是一個老頭碰上大旱，莊稼顆粒無收，可是當?shù)毓倮舴堑毁c災，反而逼著他趕緊交租；等皇帝終于得知旱情、下令免稅，90%的人已經(jīng)把自己的口糧交上去了，要是要不回來的，叩謝皇恩卻不能免——“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在這幾首詩中，白居易用大段的平鋪直敘，不厭其煩地記錄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碎碎念，訴說了他們無處訴說的傷痛和辛酸。由于它們措辭很直白，所以看上去情緒很克制，但讀完之后，又讓人有種莫可名狀的悲涼感。后世評論說，它們幾乎可以比肩杜甫的《三吏三別》，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過，跟杜甫不一樣的是，寫《秦中吟》和《新樂府》的時候，白居易還年輕，而且正處在青云得意的人生階段。他筆下那些“黃衣使者白衫兒”，從沒冒犯過他本人，賣炭翁和杜陵叟受的苦，他也從沒親身體驗過。他只是看到了發(fā)生在別人身上的不幸，看到了與圣賢書上不一樣的百態(tài)人生。
其實白居易對“民間疾苦”的體會并不算深，因為他畢竟沒有淪落到那個地步。何況他又是個很普通的人，既不像李白那樣狂放灑脫，也不像杜甫那樣悲天憫人，更不像楊漣、史可法那樣縱然粉身碎骨依然堅持真理。他只是在有點文采的同時也有點良知而已，像他這樣的人，歷朝歷代多的是。
那他為什么比別人出名呢？我只能回答，這要歸功于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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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唐的襟懷成就了白居易
白居易屬于在安史之亂的廢墟上出生的那代人。相比之下，杜甫雖然混得潦倒，總算還趕上了開元盛世的尾巴，見證過煌煌大唐的繁榮；而對白居易來說，那些都只是枯黃的紙頁和老人口中無精打采的傳說罷了。
但白居易仍然是幸運的。因為日暮西山的大唐，依然保持著盛世中的高貴、包容和自信，否則《秦中吟》和《新樂府》早該失傳。
還有前面提到的《長恨歌》，它雖然用凄美的語言贊頌了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但畢竟是關于宮廷緋聞的八卦；而另一首與它齊名的長詩《琵琶行》，更是一大通懷才不遇的牢騷。試想，如果這兩首詩寫于朱元璋時代，那流傳下來的概率恐怕要大大降低了（明朝不禁絕這兩首詩，是因為它們說的是唐朝的事，如果說的是明朝，未必有那么好的運氣）。
可是唐宣宗是怎么評價它們的呢？在那首悼亡詩的第三聯(lián)，他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意思是連小學生都能讀懂《長恨歌》，連外國小學生都能吟唱《琵琶行》，白先生真可謂紅得突破天際。
這當然是極高的贊譽，但同時，這也是極廣的襟懷——連小學生都知道“漢皇重色思傾國”，連歪果仁都會唱“江州司馬青衫濕”，對大唐的名聲有什么好處？有什么值得大唐皇帝夸耀的地方？然而唐宣宗就是夸耀了。他沒有責怪這兩首詩給大唐抹了黑，也沒有痛恨寫這兩首詩的白居易吃著俸祿還罵娘，相反，他欣賞這個人的才華和骨氣，并為他的文名遠播而感到自豪。
所以他才會在悼亡詩的最后說“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啊。
因此，每當人們說，是白居易裝點了大唐，我都會回復，不，是大唐成就了白居易。它的有容乃大、它的海闊天高、它的仁民愛物，給了白居易以及每一位像白居易一樣的詩人以綻放才華的舞臺，讓今天的我們有幸吟誦“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得以悲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自元代直至清末，很少再有人寫得出這樣的詩句。清朝中葉，龔自珍曾仰天長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但這真的只是“天公”的問題嗎？究竟是唐詩已被唐人寫盡，還是唯大唐方能激發(fā)詩人的靈感？
從這個角度說，白居易應該感謝大唐。
當然，大唐也并沒吃虧。它沒有因《新樂府》和《秦中吟》的存在而減色，也沒有因《長恨歌》和《琵琶行》的流傳而招黑。相反，當它的風流被雨打風吹去，當它的輝煌被深埋故紙堆，當麒麟閣和大明宮終成殘垣斷瓦，恰恰是那一首首綺麗詹雅、炫彩流光、激揚慷慨、沉郁雄渾的唐詩，留住了它昔日的煙華舊夢，讓它的富麗和繁盛流播萬里、傳唱千年。
今人每稱盛世，必言夢回大唐；西方每論東土，亦必謂大唐乃華夏古典文明的巔峰。而這巔峰之上，當有白居易的一番功勛。
大唐并不是完美的。白居易也不是完美的。唯有他們的相遇，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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