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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首亦見《東坡尺牘》卷八，《外集》未收，但茅維卻能標出時地“密州”，估計是他根據書信的內容自己判斷的?！赌曜V》系熙寧八年（1075），則孔凡禮的判斷也與茅維相同，并謂《五燈會元》卷十五的“靈隱云知慈覺禪師”，就是這位“知和尚”。按，所考甚確?！按扔X”當是賜號，禪門燈錄對云知禪師的記載，始于云門宗佛國惟白所編《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六，只載其機緣語句而不詳其生平，此后其它燈錄也陳陳相因而已。但燈錄的好處在于強調嗣法譜系，我們據此可知云知禪師嗣法于泐潭懷澄，是大覺懷璉的同門師兄弟?！度Ｗⅰ匪家嗤?。

此三首亦見《東坡尺牘》卷八，次序全同?！锻饧肪砹摹懊苤荨彪A段有《答金山寶覺禪師》，即第一首。第二首不見于《外集》，第三首則見于卷七十三“杭州”階段，但題作《與趙德麟》的第二首。

《文集》于第一首下標“以下俱密州”，則茅維對第一首寫作時地的判斷是根據《外集》而來的?！赌曜V》和《全集校注》俱系熙寧八年（1075），判斷亦同。筆者也同意這個系年。需要指出的是，《年譜》中初見寶覺禪師，在熙寧七年（1074）蘇軾因轉運使檄往常、潤、蘇、秀等州賑濟饑民時，此行路過不少寺院，多與僧人交往，《蘇軾詩集》卷十一就有《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詩，題下錄查注云：“《金山志》，宋寶覺禪師，乃育王璉禪師法嗣?！笨梢娊鹕綄氂X乃是大覺懷璉的弟子。但《年譜》卻謂查注“恐誤”，因為孔凡禮查了《五燈會元》卷十五、十六，發(fā)現懷璉的法嗣中沒有寶覺。按，查注實不誤，《建中靖國續(xù)燈錄》目錄卷二列出“東京凈因大覺禪師法嗣二十二人”，其中就有“潤州金山寶覺禪師”，只因佛國惟白可能不曾搜集到他的機緣語句，所以其名目只見于目錄，而不見于后面的正文。此后其它燈錄如《續(xù)傳燈錄》等，也是如此處理。宋代流傳下來的汝達《佛祖宗派圖》[19]和明人所編《禪燈世譜》（見《續(xù)藏經》），也將金山寶覺列入懷璉的法嗣，這一點應該沒有什么疑問。

第二首以“圓通不及別書，無異此意”開頭，“焦山綸老，亦為呼名”結尾，沒有一般尺牘的起訖套語，看來是第一首的附書?！度Ｗⅰ芬嘞滴鯇幇四?。圓通長老也是金山寺僧人，已見于上引詩題，綸老是附近焦山寺的僧人，《詩集》卷十一也有《書焦山綸長老壁》。

第三首比較特別。開頭是“明守一書，托為致之”，即托其捎帶一封信給明州的知州，后面說到大覺懷璉曾受仁宗禮遇之事，而近日卻被小人所困，希望知州能予照應。最后說“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從蘇軾為大覺懷璉寫作《宸奎閣記（碑）》的時間，可以推得此首作于元祐五年（1090），但令人不解的是，金山寶覺本是懷璉弟子，對懷璉的事自然非常熟悉，而信中介紹懷璉情況的語氣，似乎受書人與懷璉并不熟識。由此看來，此首尺牘并不是寫給寶覺的，孔凡禮編《文集》時也發(fā)現了這一問題，特別在文后加了一條校記，認為像《外集》、《續(xù)集》那樣題為《與趙德麟》，顯得更合理些?！度Ｗⅰ芬餐獯苏f。但孔凡禮在《年譜》元祐五年條下，已進一步考證，蘇軾此時尚未與趙令畤交往，而《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五又載此首尺牘是寫給毛滂（澤民）的，更為可信。按，筆者同意這一結論。信中說到大覺懷璉“今年八十三”，但《紛欣閣叢書》本《東坡尺牘》以及《外集》、《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的文本都作“八十二”，依本文所考懷璉的年齡，元祐五年八十二歲是正確的。此時的趙令畤正在潁州擔任簽判，與知州陸佃唱和頗多，具見于陸佃《陶山集》[20]，應無替蘇軾攜書至明州之事。

亦見《東坡尺牘》卷八，次序同?！锻饧奉}為《與徑山長老惟林》，編在卷八十一“北歸”階段，也是《外集》所收全部蘇軾尺牘的最后二首。這是蘇軾臨終前夕所作，《年譜》和《全集校注》都系建中靖國元年（1101），當然是正確的。

與此密切相關的蘇軾作品，還有其編年詩的最后一首《答徑山琳長老》[21]，開頭云：“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笨梢娋S琳亦生于景祐三年（1036），與蘇軾同齡。釋明河《補續(xù)高僧傳》（《續(xù)藏經》本）卷十八有其傳，云：“宣和元年（1119），師既老，朝廷崇右道教，詔僧為德士，皆頂冠。師獨不受命?？h遣使諭之，師即集其徒，說偈趺坐而逝。”可見他以八十四歲高齡抗議宋徽宗的宗教政策而死。《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十一稱為“杭州臨安徑山維琳無畏禪師”，是大覺懷璉的法嗣，與金山寶覺同門。他是蘇軾命終之際的守護僧，關系自然非同一般。

蘇軾又有雜記《維琳》一條云：“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后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于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眾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盵22]這是說，徑山寺原為本寺老師弟子代代承傳的甲乙住持制，蘇軾打破了這一傳統(tǒng)，以云門宗的維琳禪師為其住持。此事在《補續(xù)高僧傳》的維琳傳中，表述為“熙寧中，東坡倅杭，請住徑山”，孔凡禮《年譜》也系熙寧五年（1073）通判杭州時。不過，此事多少有些疑問，南宋樓鑰《徑山興圣萬壽禪寺記》云：“元祐五年（1090），內翰蘇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住持?！盵23]據此，徑山承天禪寺（南宋改額“興圣萬壽禪寺”）被改為十方住持制，是在蘇軾知杭州時，而且第一代住持是祖印常悟禪師（關于此僧的詳考見下文），不是維琳。明人所編的《徑山志》[24]卷一，把維琳列為“十方住持”的第七代，甚為牽強[25]，但此書對維琳的以下記敘，卻頗堪重視：“維琳無畏禪師，俗姓沈，武康人，約之后也，好學能詩。熙寧五年，蘇軾通判杭州，招住徑山大明?！敝档米⒁獾木褪沁@“大明”二字?！督ㄖ芯竾m(xù)燈錄》卷十一《杭州臨安徑山維琳無畏禪師》亦云：“初住大明?！笨磥怼稄缴街尽肪幷哒J為“大明”即屬徑山。檢蘇轍元豐八年（1085）在績溪有《送琳長老還大明山》詩[26]，詩中謂“璉公善知識，不見十九年”，乃懷念大覺懷璉，又謂“不知鄰邑中，乃有門人賢”，則所謂“琳長老”者，當非維琳莫屬。大明山在杭州昌化縣，正是績溪之“鄰邑”。再檢《（乾隆）昌化縣志》卷九，“大明慧照寺”條下，引成化《杭州府志》云：“元祐中，無畏禪師與二蘇游，留題云：手里筇枝七八節(jié)，石邊松樹兩三株。閑來不敢多時立，恐被人偷作畫圖?！盵27]由于二蘇從來不曾同處杭州，故這段記載以及維琳題詩的真實性，大概有些問題，但綜合以上資料來看，恐怕維琳所住并非臨安縣徑山承天寺，而是昌化縣大明山的慧照寺。不過，維琳也確實被人稱為徑山僧[28]，或許真如《徑山志》表述的那樣，大明慧照寺當時曾為徑山下屬寺院吧。

果真如此，則所謂蘇軾招維琳住徑山，即指其“初住大明”而言。禪僧之“初住”，又稱為“出世”，而一位禪僧之能否“出世”，決定于各級地方官是否去聘請。蘇軾于熙寧五年違背眾情、斷然改變寺規(guī)而請年未四十的維琳“出世”，究其原因，除了維琳能詩，與其氣味相投外，想必也有維琳的老師大覺懷璉力薦的因素。這也可以為上文的考訂提供一個補充性的旁證，就是蘇軾到杭州后，不會遲到熙寧六年才與懷璉通信的。

參寥子道潛（1043—？）[29]是蘇軾生平最重要的詩友之一，但禪門燈錄中不載其法系。據陳師道《送參寥序》云：“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30]可知參寥與金山寶覺、徑山維琳同門，亦是懷璉弟子。我們從這幾個弟子身上，也不難察見懷璉的門風如何跟蘇軾對路了。所以，雖然道潛初見蘇軾是在元豐元年（1078）秋，當時蘇軾已在徐州知州任上[31]，但兩人一見如故，關系驟至親密，其中也必有蘇軾對懷璉的感情在起作用。

按《文集》的校記，《與參寥二十一首》茅維本原作二十首，孔凡禮發(fā)覺第八首“為二首所合”，加以拆分，故增第九首，而原第九首則標為第十，以下仿此。今與《東坡尺牘》核對，則《文集》的第八、第九首在《東坡尺牘》中也分作兩首，并未誤合，倒是《文集》的第三、四首，被合成一首[32]，而第五、六、七、二十首未收入，其它基本相同，只是排列次序頗有差異。未收入的4首中，第五首孔氏校記云：“此首，《外集》卷五十四收入《題跋·游行》。又，本集卷十二入'記’類。今姑兩存?！庇^其內容，也并非尺牘，實際上沒有必要“兩存”。第二十首也有孔氏校記：“此文，見《詩集》卷三十九，為詩題。今刪文留題。”則此首亦屬茅維誤采，孔氏刪之甚妥。那么茅維在《東坡尺牘》之外，所補充的其實只有第六、第七首，而這兩首恰恰可以在《外集》中找到。《外集》收蘇軾致參寥的尺牘共七首：卷六十四《與參寥》一首，列“徐州”階段，就是《文集》的第一首，題下標“徐州”，據孔凡禮云，“徐”字原被茅維誤作“密”，今已正；卷七十四《答參寥》二首，列“潁州”階段，即《文集》第六、第七首，亦標“以下俱潁州”；卷七十五《與參寥》一首，列“赴定州”階段，即《文集》第八首，題下亦標“赴定州”；同卷《答參寥》三首，列“惠州”階段，即《文集》第十七、十八、十九首，亦排在標了“以下俱惠州”的第十六首之后。這樣看來，茅維的搜集、整理工作，據《東坡尺牘》和《外集》，是可以一一復核的。

第一首確實應作于徐州，事在參寥初訪蘇軾，離別之后。因其中有“某開春乞江浙一郡”語，《年譜》系元豐元年（1078）末，《全集校注》則系元豐二年正月，雖然對“開春”語理解有所不同，但相差實無幾，不必強定。

《文集》于第二首標“以下俱黃州”，指第二、三、四、五首，《年譜》皆系于元豐三年（1080），大致是不錯的。不過具體來說，第二首有追憶昔游、感嘆今日的內容，顯然是蘇軾貶居之后第一次與參寥通信，也許就因此故，《年譜》于蘇軾初到黃州時敘述之。但細讀之，其中有“到黃已半年”之語，則應在該年七八月間，《全集校注》即據此系七月。第五首就是《文集》卷十二《秦太虛題名記》，文中明示了寫作時間“去中秋不十日”，故《年譜》亦系于八月上旬，而第四首已提到“《題名》絕奇，辯才要書其后，復寄一紙去”，那么所謂《秦太虛題名記》就是應辯才（杭州天臺宗僧元凈）之求而“書其后”的“一紙”，且與第四首尺牘一齊寄去的。大概茅維已了解這一點，所以才會把《秦太虛題名記》列在第四首后面，當做了第五首。如此看來，第二、第四首的寫作時間相隔并不久。至于列在中間的第三首，在《東坡尺牘》中本與第四首合為一首，不知茅維根據什么拆開？其首云：“知非久往四明，璉老且為致區(qū)區(qū)?！边@樣的口吻，也表明參寥是懷璉的弟子了。

第六、七首采自《外集》，所標時地“潁州”亦同于《外集》，《年譜》、《全集校注》皆系元祐六年（1091），是。第八首標“赴定州”，亦同《外集》，《年譜》、《全集校注》也系元祐八年（1093）九月，此由篇中“某來日出城，赴定州”語可證其不誤。該篇又提及“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指宰相呂大防為參寥奏請了一個賜號“妙總大師”，但呂氏奏請獲賜后，轉讓蘇軾寄去，卻說明這一番奏請原是出于蘇軾的拜托。蘇軾將此牒寄去時，必伴隨尺牘一首，就是《文集》的第十首，開頭略作寒暄后，馬上就說：“呂丞相為公奏得妙總師號，見托，寄上。”所以這第十首必作于第八首之略前，茅維標“定州”，顯誤，《年譜》、《全集校注》改系元祐八年七月，是正確的。頗有問題的是第九首，因為其中有“畏暑”之語，孔凡禮認為與第八首之作于九月者不同，糾正了茅維將第八、九首合并的錯誤，但他將第九首就系于此年的夏天，卻過于草率。第八首開頭說“吳子野至”，指該年吳復古至京，帶來了參寥的信；第九首開頭也說“吳子野至，辱書，今又遣人示問，并增感佩”，還是跟吳復古帶信有關。如果這兩首中的“吳子野至”是指同一件事，那么第九首應當作于第八首之后，或許茅維就根據這一點，而將兩首聯在一起的?？资蟿t以“復古之來為夏季事”解釋之，而在引證第九首文字時故意略去“今又遣人示問”語，似亦自知有所捍格，卻不愿深究。其實，第九首的系年問題是不該輕易放過的，因為其中還提到另一件事：“驚聞上足素座主奄化?！边@是指參寥的一個弟子去世了，而此首的主要內容就是安慰參寥失去弟子的悲傷之情。“素座主”是誰呢？《文集》卷七十二有《鐘守素》雜記一篇，介紹了此僧：“參寥行者鐘守素，事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由此可知“素座主”姓鐘，那么，尺牘第十二首所謂“鐘和尚奄忽，哀苦不易”，第十五首所謂“參寥失鐘師，如失左右手，不至大段煩惱否”，都指此僧去世而言。所以，第九首的系年問題還牽連到第十二、十五首，不是小事。吳復古是廣東人，后來蘇軾貶惠州后，復古也南歸看望蘇軾，《年譜》系于紹圣二年（1095）。如果不受茅維將第八、九首誤合為一的干擾，我們本來不必將兩首中的“吳子野至”認作同一事，完全可以更合理地將第九首的“吳子野至”理解為吳氏至惠州看望蘇軾。所以，我認為第九、第十二、第十五首都應系紹圣二年?？梢宰糇C這一點的還有第十二首最后所云：“宜興兒子處支米十石，請用鐘和尚念佛追福也?！碧K軾南遷時留長子蘇邁在宜興安家，故可讓蘇邁出資為鐘守素念佛追福?？追捕Y不知“鐘和尚”就是“素座主”，將第十二首系于“鐘山泉公”（即蔣山法泉，詳見下文）卒時，雖然也在紹圣二年，但“鐘山泉公”斷無稱為“鐘和尚”的道理?！度Ｗⅰ返故亲⒚髁恕八刈鳌本褪晴娛厮?，但不知何故，仍將第九首與第十二、十五首分系不同的年份。蘇軾在尺牘中反復提到鐘守素之死對參寥的打擊，可見他對參寥的關心，不過詳審第十二、十五首的語氣，似乎這二首不是寫給參寥，而是寫給參寥法孫法穎的[33]，也可能是在致參寥的尺牘后，附帶寫了幾句給法穎的話。

凡是不見于《外集》的尺牘，系年都有些困難，如果茅維的判斷有失誤，還會帶來很消極的影響。上面已說了第十首標“定州”的錯誤，接下來說第十一首。茅維在這首標了“以下俱南遷”，然后又在第十六首標“以下俱惠州”，意思是第十一至十五首皆紹圣元年（1094）貶赴惠州的途中所作。《年譜》將第十一首系于四月份從定州出發(fā)時，因為信中說“彌陀像甚圓滿，非妙總留意，安能及此，存沒感荷也……輒已帶行，欲作一贊題記，舍廬山一大剎爾”，故《年譜》表述為“以道潛專人所送彌陀像隨行”，而《全集校注》則系于七月份行近廬山之時。按，《文集》卷二十一《阿彌陀佛贊》序云：“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舍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贝伺c第十一首中“存沒感荷”（無論生者死者都感激您）一語可以對應，想必參寥曾為畫像之事出力。這個佛像結果并未舍于廬山，而是在六月份舍于金陵清涼寺了，故我們可以確定蘇軾此信寫于六月九日之前，但說參寥在四月份派人把佛像送到了定州，卻并無依據。第十三首有“垂老再被嚴譴”、“已達江上”語，《年譜》系六、七月間，第十四首有“衰老遠徙”語，亦大約同時所作。推想當時的情形，是在蘇軾行近“江上”時，得到了參寥的慰問信件，所以有這些回信。至于第十二、十五首，則并非此年作，上文已考證了。

第十六至十九首，《年譜》皆系紹圣二年（1095），這是受了《文集》所標時地的影響，其實，在《外集》為一組的是第十七、十八、十九首，而第十七首有“某到貶所半年”語，這當然可以確定在紹圣二年；但第十六首并不在這一組中，《全集校注》據其與《海月辯公真贊》的關系，考為紹圣元年十月至惠州后、十二月前，理據甚明，此不復述?！度Ｗⅰ愤€注明第十六、十九首中的“慧凈”當作“凈慧”，指杭州下天竺凈慧禪師思義，第十九首的“琳老”指徑山維琳，“黃州何道士”當作“廣州何道士”，皆甚確。

第二十首是蘇軾作于惠州的詩題，已被孔凡禮所刪。第二十一首則明顯是建中靖國元年（1101）臨終前不久所作，茲不論。

佛印了元（1032—1098）也是與蘇軾關系極密切的云門宗禪僧，禪門的各種傳記資料對他的記載比較詳細，但《東坡尺牘》卷八卻沒有蘇軾致佛印的信件。茅維搜集的《與佛印十二首》，全部來自《外集》，故先畫一表，以明其對應關系。

很明顯，茅維在大體依循《外集》的前提下，略微調整，而《年譜》與《全集校注》的系年則前后錯落得比較厲害。為了方便讀者的觀覽，表中預先列出了筆者的系年，以下逐一說明。

第一、二首在《文集》、《外集》中都自為一組，《年譜》將第一首系于元豐三年（1080），是因為信中有“今仆蒙犯塵垢”之語，孔氏以為指其貶謫黃州，故系初至黃州之年。但是，原文是“今仆蒙犯塵垢，垂三十年”，則決非貶謫三十年之意，當指身涉世故已近三十年，故《全集校注》改系元豐六年（1083），這是從蘇軾首次離家的至和二年（1055）下推了二十九年。不過，把“垂三十年”確定為二十九年，還是有點危險的。此首開頭說“歸宗化主來，辱書”，據此可推測此時的佛印了元正住持廬山歸宗寺。按《云臥紀談》載：“佛印禪師元豐五年九月，自廬山歸宗赴金山之命。維舟秦淮，謁王荊公于定林……”[34]那么，元豐五年已是下限。第二首《年譜》和《全集校注》俱系元豐五年，因為其中提到的《怪石供》一文，在《文集》卷六十四，有蘇軾自署之年月，判然無疑。由此考慮，第一首也以系于元豐五年，較為妥當。值得一提的是，蘇軾與佛印的交往就始于此，據《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佛印元禪師傳》云：“已而又謁圓通訥禪師，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后來之俊也?！瘯r書記懷璉方應詔而西，訥以元嗣璉之職?！笨梢姺鹩∧贻p時曾受圓通居訥（1010—1071）之賞識，且繼懷璉任圓通寺書記，則蘇軾與佛印的交往，也可能始以懷璉為介。至少，蘇洵與居訥、懷璉等僧人的友誼，使蘇軾對廬山僧人感到親切。至元豐七年（1084）蘇軾得以離開黃州，便沿江而東，先至廬山北麓的圓通寺，緬懷蘇洵之舊游，然后赴筠州看望蘇轍，回程又暢游廬山南麓。他與臨濟宗黃龍派東林?？偟臅?，就在此年。而此時的佛印已經移住潤州金山寺，離開了廬山。

第三首有“見約游山，固所愿也，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語，與蘇軾元豐七年行蹤符合，《年譜》和《全集校注》也據此系年。但孔凡禮認為此時佛印就在廬山，則不確，因為《外集》中這一首題作《與金山佛印禪師》，而佛印建議蘇軾游玩廬山，是不必以其身在廬山為前提的。此事與下面的第七首有關，后文再詳。

第四、五、六首在《外集》也自為一組，第五首有“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語，顯然是在第一次見面后所作，事在元豐七年蘇軾訪金山寺后。第六首提到“秀老”（即圓通法秀禪師）自真州長蘆赴東京法云寺之事，《年譜》也據此系元豐七年，《全集校注》亦同。那么，第四首也以系于同一年，較為妥當。但《年譜》卻系第四首于元豐四年（1081），根據是其中說到“臘雪應時，山中苦寒”，而孔凡禮認為“今年臘雪多”，故系此年。這自然不足為據。而此首又有“一水之隔，無緣躬至道場”語，《全集校注》認為蘇軾謫居的黃州和佛印住持的廬山歸宗寺之間是“一水之隔”，故系元豐五年。這樣的“一水之隔”也未免過于夸張[35]。元豐七年佛印在金山，此年“臘雪”降時，蘇軾在揚州上表乞常州居住，因未能投進，不得不繼續(xù)北行，所謂“一水之隔”若指揚州與金山之間，應更合理。第六首又云：“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碧K軾在此年曾殤一幼子于金陵，“覺老”是佛印的字。

 第七首比較特別，因為此首的受書人又作東林?？??！段募犯戒洝短K軾佚文匯編》卷四，據《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輯得《與東林廣慧禪師一首》，孔凡禮在校記中已指出：“此簡，一見《文集》卷六十一，為與佛印第七簡。未敢定為為誰作，姑互見于此?！逼鋵崳凇稏|坡尺牘》卷八，就有《與東林廣慧禪師》三首，其第一首便是此首。茅維肯定也發(fā)現此首同于致佛印的第七首，所以《文集》卷六十一只有《與東林廣慧禪師二首》，少了一首。顯然，他比較相信《外集》，認為這一首的受書人是佛印。然而，正如《全集校注》所考，此首可以確認為蘇軾致?？偟某郀皇侵路鹩〉?。尺牘中說：“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凄斷?！边@當然與蘇軾元豐七年在廬山所作《呈東林總長老》偈中“夜來八萬四千偈”[36]之句相應，而“南望”一詞，指廬山也比指金山更恰切。但《年譜》卻據此認為，元豐七年佛印也在廬山，曾與蘇軾一起游山，而這第七首則被系于元豐八年（1085）的歲暮，因為其中有“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之語。按，此固勉強可以解釋“去年相對溪上”語，但仔細琢磨，仍見矛盾。此首開頭說：“經年不聞法音?！碧K軾元豐八年赴登州途中曾見佛印，《文集》卷六十六《書楞伽經后》一文可證，《年譜》亦記其事，則“經年不聞”之語，若指佛印，當發(fā)于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這便與“去年相對溪上”不合了。所以，這一首的受書人應依《東坡尺牘》和《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常總，寫作時間當然是元豐八年的歲暮，也就是蘇軾剛被召回京師不久。順便提及，《外集》雖也誤題此首為《答佛印禪師》，但置于“登州還朝”階段，就寫作時間而言是正確的。在《外集》所標示的階段中，“登州還朝”與“翰林”是區(qū)別開來的，前者始于元豐八年末，而后者則始于元祐元年九月蘇軾初任翰林學士。茅維在第七首標“以下俱翰林”，不如《外集》準確。

第八、九2首，與第十、十一、十二3首，《外集》各自為一組，都置“（杭州）召還翰林”階段，也就是元祐六年（1091）。《文集》雖將這兩組的順序互易，卻也都排在標了“以下俱翰林”的第七首后，可見茅維對這5首寫作時間的判斷，并不完全背離《外集》，只是出于某種考慮，不愿像《外集》那樣明確地限定在元祐六年而已。但《年譜》和《全集校注》的系年，則完全不考慮《外集》。5首之中，《年譜》認為最早的是第十一首，因其中有“承有金山之召”語，遂與第二首同系元豐五年。按，元豐五年佛印自廬山歸宗寺移住金山，已見上文，但考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五《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云：“昔佛印元師兩住金山。”則不能僅據“金山之召”來判斷第十一首的寫作時間了。細檢此首原文，為“承有金山之召，應便領徒東來……惟早趣裝，途中善愛”，元豐五年蘇軾尚在黃州，對他而言，自廬山至金山不能表述為“東來”?！度Ｗⅰ芬苍S考慮了“東來”一語，故改系元豐七年蘇軾至江東后，但此時的佛印已居金山，根本沒有“趣裝”赴任的問題。若依《外集》編次，第十首云“治行草草”，是東坡元祐六年三月自杭州赴京師時語；第十一首促佛印“東來”，此時不知佛印在何處，但自杭赴京途中的蘇軾，是可作“東來”之語的；第十二首“某蒙恩擢置詞林，進陪經幄”，上句謂任翰林學士，下句謂兼侍讀，《年譜》只據蘇軾任翰林學士之時間而系元祐元年，不確，軾于元祐二年八月兼侍讀，此首至早可如《全集校注》那樣系于二年，但元祐六年蘇軾自杭州以吏部尚書召歸，因蘇轍升為執(zhí)政，而避嫌改任翰林學士承旨，不久又兼侍讀，故此語也符合元祐六年五、六月到京后之情形。如此，《外集》前一組便次序井然。該年八月，蘇軾又出知潁州，閏八月已至任上。依《外集》編次，后一組（即第八、九首）當作于至潁州前，但第八首云“阻闊，忽復歲暮”，第九首云“向冷”，而蘇軾自杭州召還至此，中間并無“向冷”的“歲暮”，則《外集》此處之編次有誤，確不可從，茅維改易順序，或者就因此故?！赌曜V》和《全集校注》將第八首與第七首同系元豐八年，當然受了茅維改易順序的影響，但茅維之所以如此改易，恐怕是因為第九首有“知俶裝取道，會見不遠”之語，似乎與第十一首“惟早趣裝”語意相接，故將《外集》的后一組移到前面去了。當然，這與元祐六年蘇軾促佛印“東來”時的節(jié)氣還是不合，而第七首既然并非致佛印的尺牘，則也不能成為第八首系年的參照。所以，第八、九兩首的系年確實頗為困難，只能勉強作點推測。第八首有“久不至京”語，似乎近于元豐八年召回京師時的口吻，就此而言，《年譜》和《全集校注》的系年還是比較合理的。考惠洪《冷齋夜話》載：“福州僧可遵好作詩……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游廬山，偶見，為和之……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鳯凰山下敲篷詠，驚起山翁白晝眠?！盵37]據此，在東坡游廬山之后，佛印曾至京師，那時間，大約應在元祐年間，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推測第九首是東坡在京師等候佛印前來時所作，至于究竟在哪一年，則無法確定了。

蘇軾致佛印了元的尺牘，除了《與佛印十二首》外，《文集》附錄《蘇軾佚文匯編》卷四，還輯錄了《與佛印禪師三首》，第一首只有一句，第三首是從《西樓帖》輯得的完整尺牘，孔凡禮都已注明為元豐八年之作[38]。第二首輯自《冷齋夜話》，卻是誤輯，惠洪的原文明云此首是寫給“云庵”即惠洪之師真凈克文的，或許因為惠洪在《禪林僧寶傳》的佛印傳中也敘述了此事，所以被孔凡禮誤認，但傳中也寫明是給“真凈”的。

佛印去世于元符元年（1098）正月，時蘇軾貶在海外，但他去世前不久，曾至筠州訪問蘇轍，《續(xù)藏經》中有一卷《五相智識頌》，其末尾有紹圣三年（1096）九月蘇轍跋和十月二十日佛印跋，蘇轍跋明確說：“佛印元老自云居訪予高安，攜以相示。”因《蘇轍年譜》漏敘此事，故補敘之，由此也可見佛印與蘇氏兄弟的友誼終其一生。

此首見《東坡尺牘》，而《外集》未收，《年譜》亦未論及，《全集校注》則以“泉老”為“不詳”之僧。但《年譜》紹圣元年（1094）六月七日條云：“泊金陵。晤鐘山法泉佛慧禪師，法泉說偈，蘇軾有詩。”根據是蘇軾本人的詩題和《羅湖野錄》卷三的記事，相當可信。鐘山又名“蔣山”，故燈錄中一般稱此僧為“蔣山法泉”，亦云門宗僧，“佛慧”是其賜號?！杜c泉老一首》的內容是拜托對方收留一位七十六歲的窮書生，而自云“老夫自是白首流落之人”，與蘇軾紹圣元年的處境正相符合，故可判斷此“泉老”乃是法泉。這法泉很會寫詩，現在出版的《全宋詩》卷五一八[39]只輯了他十一首詩，但《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嘉泰普燈錄》、《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及《續(xù)藏經》中《證道歌頌》一書，錄有其詩數百首，稱之為“詩僧”也并不過譽的。

此四首，題名、順序與《東坡尺牘》卷八全同，茅維只加標時地“俱黃州”而已?！锻饧蜂浀谝皇子诰砹恕包S州”階段，題為《答圓通秀禪師》；第四首于卷六十六，也屬“黃州”階段，但題為《答通禪師》。另兩首不見于《外集》。《年譜》于元豐七年（1084）蘇軾離開黃州時總敘之：“在黃，長蘆法秀（圓通）禪師嘗有簡來，有答?！辈⒃疲骸啊段募肪砹弧杜c圓通》四簡敘往還之跡。”《全集校注》的系年也都不晚于元豐七年，這當然都是受了茅維的影響。

圓通法秀（1027—1090）是北宋云門宗影響甚大的高僧，上文已提到他在元豐七年自真州長蘆赴東京法云寺事，則蘇軾在黃州時，法秀正在長蘆。第一首中自述“年垂五十”，“未脫罪籍”，確實是黃州所作無疑。然而，此僧法名“法秀”而賜號“圓通”，則可稱“圓通秀禪師”，而不可稱“通禪師”。所以，第四首并不是寫給法秀的。第一首開頭說“聞名已久”，又云“想望而不之見者”，可知二人在此之前并不相識，而第四首徑稱“故人”，也可以證明受書人不是法秀。另外，第二首亦稱“故人”，第三首云“別后”，如果真的像茅維所標的那樣“俱黃州”之作，則第二、三、四3首的受書人俱非法秀。蘇軾與法秀的相識，估計要到元豐末召回京師之后。

蘇軾“故人”中法名為“通”的僧人，當然也是有的，如金山寺的圓通（此僧法名圓通，與法秀賜號圓通不同）、蘇州報恩寺水陸禪院的法通（即《文集》卷六十一《與通長老九首》之受書人）等，第二、三、四首或許是寫給他們的尺牘，但沒有資料可供佐證。

此三首，《東坡尺牘》卷八誤題“與寶華明老”，但內容、次第全同。《外集》錄在卷七十九“北歸”階段，題為《答南華明老》，三首次第亦同。《文集》于第一首標“以下俱北歸”，也與《外集》合?？磥恚T種資料都顯得相當統(tǒng)一，問題首先在于，這“明老”是什么人？

據《年譜》，蘇軾于紹圣元年南遷惠州時，八、九月間路過曹溪南華寺，與當時的住持重辯禪師交往。這南華重辯見《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十四，是臨濟宗玉泉謂芳的法嗣、浮山法遠（991—1067）的法孫，估計年齡跟蘇軾相近。蘇軾與重辯相關的文字較多，只因《五燈會元》不錄南華重辯，故孔凡禮不能詳其法系，卻說：“《筠溪集》卷二十二《福州仁王謨老語錄序》謂重辯'非凡僧’。”按，檢李彌遜《筠溪集》此文云：“予舊觀東坡《南華寺》詩，意明上座非凡僧?！闭f的是“明上座”，并非重辯?！赌先A寺》詩見《蘇軾詩集》卷三十八，詩云：“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詩中用六祖慧能與蒙山道明禪師的著名典故[40]，但照李彌遜的意思，似乎當時南華寺也實有一位“明上座”，蘇詩既用古典，也兼指今人。待蘇軾元符三年（1100）北歸，再過南華寺時，重辯已化去，新住持是“明公”，見《文集》卷十二《南華長老題名記》，這就是“南華明老”了，如果李彌遜所謂“明上座”也指此僧，那么他原先就在南華寺，等重辯去世，便繼為住持。

《年譜》只引蘇軾文字敘述“南華明老”事，不考其法系。禪宗史家楊曾文認為：“據《嘉泰普燈錄》卷十三的目錄，南華明禪師是曹洞宗禪僧，上承洞山下七世芙蓉道楷——枯木法成——太平州吉祥法宣（隱靜宣）的法系，是洞山下第十世?！盵41]按，芙蓉道楷（1043—1118）的年齡已小于蘇軾，枯木法成（1071—1128）更小蘇軾三十余歲，計其開堂說法時已屆蘇軾晚年，他的法孫是斷不可能與蘇軾交往的。其實，若假設“南華明老”未被燈錄所遺漏，則各種燈錄中法名下字為“明”而曾住韶州南華寺的禪僧，都有可能，而從時間上看，我覺得《續(xù)傳燈錄》卷十三目錄中的“南華德明禪師”，可能性最大。此僧亦見于南宋汝達的《佛祖宗派圖》，與《續(xù)傳燈錄》一樣列在云門宗慧林宗本(1020—1099)的法嗣。從宗本的年齡來推算，德明禪師也許比蘇軾年輕一些，但也不會太小，稱為“明公”、“明老”大約是無妨的。

從《年譜》來看，蘇軾重過南華寺，逗留至元符三年歲末，故《與南華明老三首》之系年，正好自元符三年跨越至建中靖國元年（1101）。第一首作于未到達時，在元符三年無疑；第二首作于離別后，蘇軾已在“贛上待水”，則是建中靖國元年，亦無可疑；唯第三首《年譜》和《全集校注》都系元符三年，與原材料的序列有違，當然原材料的序列也未必準確，可不深論。值得一提的是南華德明的老師慧林宗本，乃圓通法秀的師兄，屬北宋云門宗最繁榮的一派，即雪竇重顯（980—1052）——天衣義懷（993—1064）的派下。宗本住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其地位相當于敕封的宗教領袖，《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和《續(xù)傳燈錄》列出他的法嗣達二百人，是中國禪宗史上法嗣最多的禪僧。加上師弟法秀住持東京法云寺，亦是弟子眾多（《建中靖國續(xù)燈錄》的編者佛國惟白，就是法秀的法嗣），可以說，正是宗本和法秀將云門宗的盛況推向了極致。在敕住慧林之前，宗本也曾住持杭州的凈慈寺，恰好是蘇軾擔任杭州通判之時，《文集》卷六十二的《杭州請圓照禪師疏》就是代表地方官命他住持凈慈寺的請疏，“圓照”是他的賜號。宗本的弟子中最受朝廷重視的是法云善本（1035—1109），原來也在杭州凈慈寺，元祐六年（1091）奉旨入京住持法云寺（因其師叔法秀在上一年去世），正好也是蘇軾知杭州時，《文集》卷六十二的《請凈慈法涌禪師入都疏》即為善本而作，“法涌”是其賜號（后來又賜“大通”）。善本繼承宗本的禪風，也是弟子眾多，當時稱他們是“大本”和“小本”。不過，“小本”入京以后，凈慈寺需另請高僧住持，這就有了下面的《與凈慈明老五首》。

《文集》卷七十二《楚明》篇云：“凈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云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凈慈眾散矣?！嗄艘悦魉檬拢姴簧?，加多，益千余人?！睋皟舸让骼稀蹦顺?，《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列入法云善本的法嗣?！赌曜V》系蘇軾請楚明事于元祐六年二月。

此五首尺牘，《文集》標“以下俱杭州”，亦見《外集》卷七十三“杭州”階段，題為《與承天明老》，五首次序全同?！稏|坡尺牘》卷八亦有《與凈慈明老》五首，但排列次序不同。可見茅維承用了《東坡尺牘》的標題，而又遵循《外集》的次序。其實，楚明從越州承天寺受請住持杭州凈慈寺，五首皆敦請語，說明尚未至凈慈開堂，題稱“承天明老”是更準確的。依《外集》的五首次序，可見蘇軾初請、被拒絕、再請、蒙對方應允而表示歡迎，這樣一個合乎情理的過程，所以茅維遵循這個次序，現在看來也是可以接受的。

此首亦見《東坡尺牘》卷八，而《外集》未收。信中云：“昨夜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幽泉，珍感珍感。”可見祖印禪師與蘇軾夜談以后，次日又送去泉水，蘇軾遂書此以表感謝，此外全無時地信息?！度Ｗⅰ酚诖耸椎淖髂旰褪軙硕甲ⅰ拔丛敗?，《年譜》則于熙寧七年（1074）蘇軾離開杭州通判任時，引述此信，謂蘇軾“倅杭時，或與釋顯忠（祖?。┯薪煌?，又引《五燈會元》卷十二“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條，謂“杭、越密邇，故系其事于此”。按，杭、越雖近，身為杭州通判的蘇軾恐怕也不能隨意前往越州石佛寺，且于夜話后次日便回，而顯忠又能立即送達“幽泉”，于事理不合。實際上，我們目前并未掌握蘇軾曾與石佛顯忠交往的其它證據，孔凡禮推測“祖印禪師”為顯忠，僅憑其賜號為“祖印”而已。這個推測很不可靠，因為當時得到“祖印”賜號的僧人還有好幾位，上文曾引用南宋樓鑰《徑山興圣萬壽禪寺記》云：“元祐五年（1090），內翰蘇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住持?！边@“祖印悟公”就是與蘇軾確有交往，而賜號“祖印”的禪僧。此事亦見《年譜》元祐五年末，所據為《徑山志》，但只書“祖印悟禪師”，未考其法名上字。檢《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二十五“東京法云禪寺善本大通禪師法嗣”中，有“杭州徑山承天禪院常悟禪師”，應該就是這位“祖印悟禪師”了。這常悟禪師在蘇軾去世后，還跟蘇轍交往，政和元年（1111）蘇轍有《悟老住慧林》詩，乃送常悟入京擔任大相國寺慧林禪院的住持[42]。就因為常悟后來擔任了慧林住持，所以《嘉泰普燈錄》卷八所錄法云善本的法嗣中，沒有徑山常悟，而有“東京慧林常悟禪師”，但下面所錄的機緣語句，則仍與《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二十五徑山常悟名下所錄有部分相同，只是更為簡省而已。此后《五燈會元》等書也照抄《嘉泰普燈錄》，導致明人所編《禪燈世譜》將“慧林常悟”列入法云善本的法嗣，又另出“徑山悟”，以為法系不明，蓋不知其為同一僧。唯有南宋汝達《佛祖宗派圖》，于善本法嗣中不列“慧林常悟”，而列“徑山一世祖印常悟”，與上述各種資料十分契合。

由此看來，本首尺牘的受書人“祖印禪師”，可以推定為徑山常悟，而不是石佛顯忠。其寫作時間，則在元祐五年或六年，蘇軾知杭州而常悟住徑山之時。

以上詳細考辨蘇軾致云門宗十一位禪師的尺牘，從中可見他們的交往。相對而言，蘇軾與臨濟宗禪僧的交往就沒有如此紛繁密切。這一方面是因為云門宗在北宋神宗朝以后達到極盛，其影響力頗為巨大，另一方面也因為蘇軾出川后最初的社會關系是繼承他父親蘇洵而來，所以他第一個交往的禪僧就是蘇洵的故交大覺懷璉。蘇氏兄弟可謂天性孝悌，在父親去世后，對其故交親如父師[43]，對與蘇洵同齡的懷璉更是感情真摯。蘇軾因懷璉而識其同門靈隱云知，其弟子金山寶覺、徑山維琳、參寥子道潛等，恰好維琳又與蘇軾同齡，而參寥子亦與他情如兄弟。當蘇軾擔任杭州地方官時，先后請維琳和參寥住持杭州的寺院；當蘇軾遭受貶謫，顛沛流離時，參寥不但專程至黃州相伴，還曾準備浮海前往嶺南；由此直至其臨終，關切其生死大事而專程前來送行的，仍是徑山維琳。蘇軾與大覺一門的交情，無疑是既深且篤。很有可能也因懷璉的介紹，蘇軾于貶居黃州期間開始與佛印了元通信，然后訪之于金山寺，其交往亦維持終生。當然，北宋云門宗最繁榮的一派是繼承雪竇法脈的天衣門下，慧林宗本和圓通法秀并居東京，弟子眾多，所以蘇軾也先后與他們交往，并與宗本弟子法云善本、南華德明，乃至善本弟子凈慈楚明、徑山常悟等禪師有交。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樣：“京師禪學之盛，發(fā)于本、秀二公?！盵44]由于宗本和法秀將弘法的基地移至京師，與朝廷配合，故能將云門宗的盛況推向極點。蘇軾正好遇到了他們的“盛世”。

不過，有資料表明，蘇軾雖也稱道“本、秀二公”的業(yè)績，其實心里對他們不以為然?！段募肪砥呤小侗拘愣芬黄疲骸梆⑾轮ⅲンP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qū)區(qū)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福也?！蓖瑯拥奈淖忠惨娪凇稏|坡志林》卷三的“本秀非浮屠之?！睏l?！吨玖帧返倪@類短小札記，應來自所謂《東坡手澤》[45]，也就是他隨手寫下的零篇斷簡，被子孫搜集起來的。那么，這樣的文字在他生前可能不曾向外發(fā)表，只是私下流露他的想法而已。但是，這倒比應付場合而寫的請疏之類的文字，更能表達他真實的思想。很顯然，這里的“本、秀二僧”非宗本、法秀莫屬[46]，蘇軾對他們的做法其實心懷不滿。固然，禪僧們希望得到士大夫乃至朝廷的扶持，是無可厚非的，與世俗政權的靠攏也是宋代禪宗無可避免的發(fā)展趨勢，因為朝廷方面也有必要掌控禪宗這個越來越顯得巨大的文化資源。具有標志性的事件，首先是楊億等高級士大夫參與編定《景德傳燈錄》；此后是宋神宗的新法政府在元豐六年（1083）從東京大相國寺辟出慧林、智海兩個禪院，詔云門宗高僧宗本、臨濟宗高僧常總赴京，為第一代住持，這等于由朝廷來敕封宗教領袖。宗本的巨大影響力當然與此有關，而在正式的場合，作為朝廷官員的蘇軾也不會去公開指責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禪僧都愿意“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在宗本受詔赴京的同時，臨濟宗黃龍派的?？偠U師便壁立千仞，堅決拒詔，他一直留居廬山東林寺，正好接待了元豐七年蘇軾的來訪。如果他也應詔赴京，中國的這座名山就會失去其見證當代第一詩人與“僧中之龍”[47]會面的機會。雖然蘇軾與?？偟囊娒妫挥羞@一次，但他顯然與?？傊g達到了更高的精神契合。以蘇軾為?？偟姆ㄋ?，有蘇軾的悟道偈《呈東林總長老》為據，并非黃龍派的生拉硬扯，因為首先明確表述這個嗣法關系的《嘉泰普燈錄》，其編者雷庵正受（1146—1209）不但不屬臨濟宗，而且恰恰就是云門宗禪僧，如果他要把蘇軾拉入自己的宗派，則根據蘇軾生前的人際交往，而歸之于大覺懷璉的門下，似乎也無不可。實際上，蘇轍就被他編在云門宗，只是后來《五燈會元》等不予認同而已。可見，以蘇軾嗣常總實出公論。

當然，云門宗內部也并非全如“本、秀二僧”，善本和常悟雖也相繼進京，但蘇軾終生親近的大覺門下就展現出不同的風貌。徑山維琳以抗拒宋徽宗的宗教政策而死，不愧其“無畏大士”的稱號，不愧為蘇軾的同齡人。參寥子則受蘇軾政敵的迫害，晚受牢獄之災，乃至于一代詩僧，不知所終，良可嘆息。然而曾受蘇軾欣賞的參寥法孫法穎，編訂了《參寥子詩集》十二卷流傳至今，讓我們看到了歷代僧詩中第一流的作品集。

上文考辨《蘇軾文集》卷六十一所列的尺牘受書人中，有十一位可以確認是云門宗禪僧?，F繼續(xù)比對資料，還可以補充確認二位，茲先將其法系圖示于下，再按上文之例加以考辨：

此三首亦見《紛欣閣叢書》本《東坡尺牘》卷八，標題、次序全同，《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七十收入第一、二首，標題為《答靈就遵老》，七集本《續(xù)集》卷六則題為《答靈鷲遵老二首》。茅維大概綜合了以上材料，編定為《與遵老三首》，而在題下標“以下俱杭州”。但《外集》卷七十所標時地為“離黃州”，不知茅維何故改置“杭州”階段？也許他把“靈鷲”認作了杭州的靈隱寺。但寺名“靈鷲”者其實不止一處，據此改動《外集》的系年信息，殊不可取。

《蘇軾全集校注》考證“遵老”為廬山圓通寺僧可遵，即云門宗中際可遵禪師。元豐七年（1084）五月蘇軾游廬山時，曾在湯泉壁上見可遵一偈，隨即唱和，故尺牘第一首有云：“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比绻郀┳饔谔K軾游廬山之時，或稍后數日，那正好就在《外集》所標“離黃州”階段，故筆者以為此考證不誤。至于何以稱為“靈鷲遵老”，則也許可遵曾經或將要擔任某一靈鷲寺之住持，因缺乏資料，難以考定了。陸游《老學庵筆記》有云：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眾生總無垢”之句為東坡所賞，書一絶于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眾，即日傳至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途。而途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絶，卻欲題三峽之后，旅次不及書?！彼炖室髟唬骸熬茏R我湯泉句，我卻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咽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睆街翖t，欲題所舉絶句。寺僧方礱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為笑。[48]

陸游對臨濟宗的禪僧是很尊敬的，這位云門宗的可遵禪師卻被他形容得很是不堪。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云門宗到南宋法脈已絕，無子孫為之主張，故士人可以毫無忌憚地斥言之。從當事人蘇軾留下的尺牘來看，他對可遵的印象決不壞，陸游的記載并不可信。

不過，《與遵老三首》中，第三首是頗有問題的。先據《蘇軾文集》抄錄此首于下：

某啟。前日辱臨屈，既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想惟法體佳勝。筠州茶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呈。范醫(y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歷算，甚可佳也。謹具手啟。不宣。

蘇軾游廬山之前，先去了一趟筠州看望蘇轍，帶來“筠州茶少許”贈送可遵，似乎也合乎情理，《蘇軾全集校注》就是這樣解釋的。但是，《外集》卻將此首編入卷六十八“黃州”階段，而題為《與知郡朝散》。相應地，適合于僧人的“法體佳勝”之語，《外集》的文本作“尊體萬?！?，適合于士大夫了。在蘇軾貶居黃州時期，所謂“知郡朝散”，當指以朝散郎知黃州的徐大受（字君猷）[49]。如果這一首尺牘是寫給徐大受的，那么其中所述情事似與元豐六年（1083）春季蘇軾患眼疾時相應。因患眼疾，對方來看望，自己卻不能外出回謝。此時蘇轍貶在筠州，亦可能有筠州茶寄來蘇軾處。姓范的醫(yī)生，可能是徐大受推薦或派遣的，因為徐是當地長官，所以蘇軾要夸獎這位醫(yī)生，俾受賞識。這些事情，除了“筠州茶”以外，與元豐七年的蘇軾和可遵都不能相應。所以，我認為《外集》的標題和系年信息更為可信。蘇軾寫給徐大受的尺牘，僅此而已。

這一首的文本極為簡單，題下標“揚州還朝”，正文只有“昨辱佳頌見貺，足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一句?！都娦篱w叢書》本《東坡尺牘》不載，而見于《外集》卷八十“北歸”階段。茅維當從《外集》獲此尺牘，但不知何故改標“揚州還朝”？

《蘇軾全集校注》推算為元祐七年（1092）之作，根據就是“揚州還朝”一語，而茅維此語來歷不明，未可遽信。但《校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蘇軾紹圣元年（1094）南遷途中曾作《贈清涼寺和長老》一詩，這“和長老”乃金陵清涼廣慧禪寺僧，《校注》判斷與此首尺牘的“清涼長老”為同一人。我以為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該僧亦見于禪門史料，佛國惟白編《建中靖國續(xù)燈錄》，于卷十一“真州長蘆智福祖印禪師法嗣”中錄“金陵清涼廣惠和禪師”法語數段[50]，這“和禪師”應該就是“和長老”了。既然他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還住持金陵清涼寺，則《外集》將蘇軾這首尺牘編在“北歸”階段，就并不齟齬，因此年蘇軾從海南“北歸”，確實經過金陵。南遷時有詩，北歸時有尺牘，蘇軾與這位“和長老”的關系，仿佛就是對蘇軾早年詩句的印證：“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庵初白頭?！边z憾的是我們無從考證“和長老”的全名，南宋汝達的《佛祖宗派圖》也只稱他為“清涼和”。

[1]      雷庵正受《嘉泰普燈錄·總目錄》卷上，《續(xù)藏經》本。

[2]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

[3]      與國圖所藏元刊殘本內容相似的，還有上海圖書館藏《東坡先生往還尺牘》十卷，亦被判斷為元刊本，但其內容只相當于《紛欣閣叢書》本的前四卷和第五卷的一部分，稍稍異其編次、拆分卷帙而已。總之，目前所知的這個系統(tǒng)的本子中，以《紛欣閣叢書》本為最善。

[4]      關于現存蘇軾尺牘各種版本的詳情，請參考筆者《東坡尺牘的版本問題》一文，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2輯，2010年。

[5]      孔凡禮《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年。

[6]      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7]      筆者此后繼續(xù)比對資料，又發(fā)現尚有兩位，補充于文后。

[8]      懷璉卒于元祐六年（1091）正月一日，參考孔凡禮《蘇軾年譜》該年第一條?！短K軾文集》卷十七《宸奎閣碑》記其年八十三，卷七十一《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又謂“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大覺）禪師七十六矣”，可證懷璉長蘇軾二十七歲，當與蘇洵同齡。

[9]      惠洪《禪林僧寶傳》卷十八《大覺璉禪師》，《續(xù)藏經》本。此傳記懷璉卒年“八十二”，如果不是文字訛誤，就是惠洪將其卒年記成了元祐五年（1090），因為懷璉在元祐六年的第一天就離世了。

[10]   蘇軾《次韻水官詩并引》，孔凡禮點?！短K軾詩集》卷二，中華書局1982年。

[11]   懷璉與蘇洵的交游，可能始于慶歷七年（1047）蘇洵至廬山時。《蘇軾年譜》于此年載洵在廬山與圓通居訥（云門宗僧）、景福順長老（臨濟宗黃龍派僧）交往，而據《禪林僧寶傳》卷十八《大覺璉禪師傳》云：“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于訥禪師所?；实v二年（1050）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凈因禪院?！笨梢姂循I赴京前，在圓通寺為書記，可能與蘇洵相識。

[12]   本文所用《重編東坡先生外集》，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

[13]   《文集》于第一首下標“杭倅”，第二首下標“以下俱杭州”。

[14]   孔凡禮《蘇轍年譜》，學苑出版社2001年。

[15]   《蘇軾年譜》和《蘇轍年譜》關于此事的不同說法，在孔凡禮后來合編的《三蘇年譜》（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仍然兩存其說，而未疏通其間的矛盾。

[16]   《文集》附錄《蘇軾佚文匯編》卷四，從《圣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輯得《與大覺禪師一首》。按，此首文字，在《大全文粹》中連在《文集》第一首后，而標題不作“二首”，則是《大全文粹》所錄文本多出一段，并非另為一首。

[17]   這個宋拓本原藏京都東福寺，為入宋僧圓爾辨圓攜歸之物，甚可靠。影印于《書道全集》第十五卷，平凡社1954年。

[18]   《文集》所錄《與通長老九首》之前五首，《外集》在卷三十五，題《答水陸通長老》?！段募肪砹小短K州請通長老疏》，稱其為“成都通法師”，“業(yè)通詩禮”而“自儒為佛”，蘇州四眾請他住持“報恩寺水陸禪院”。《蘇軾詩集》卷十一又有詩云《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綜合起來看，所謂“水陸通長老”應該就是這位來自成都，由進士而出家，住持報恩寺水陸禪院的法通禪師。唯《疏》中稱其為“通法師”，似不確，疑是“法通師”之誤乙?！短K軾年譜》和《蘇軾全集校注》對“通長老”都未詳考，故補考之。

[19]   南宋汝達《佛祖宗派圖》，現存日本，其整理本見須山長治《汝達の<佛祖宗派總圖>の構成について──資料編》，《駒澤短期大學佛教論集》9，2003年。

[20]   陸佃（1042—1102）以元祐五年六月出知潁州，八月到任，次年閏八月被蘇軾代去，改知鄧州。《陶山集》中與趙令畤唱和之詩皆此期間所作，如卷二《依韻和趙令畤三首》之二云：“更住一年方五十?！鄙w元祐五年陸佃四十九歲也。

[21]   見《蘇軾詩集》卷四十五。

[22]   《蘇軾文集》卷七十二《維琳》。這是紹圣二年（1095）蘇軾在惠州為僧惠誠歷書吳越名僧中的一段，《東坡志林》卷二題為《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中華書局1981年王松齡點校本。

[23]   樓鑰《攻媿集》卷五十七，《四部叢刊》本。

[24]   明天啟四年刻本，影印于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匯刊》第一輯第32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年。

[25]   日本學者石井修道根據《扶桑五山記》等資料整理了徑山寺歷代住持表（見《中國の五山十剎制度の基礎的研究》（三），《駒澤大學佛教學部論集》15，1984年），與《徑山志》卷一所載頗有差異。石井的表中并無維琳，第七代是“廣燈惟湛”。按，石井表與《徑山志》相同者，有第一代祖印常悟、第二代凈慧擇鄰、第三代妙湛思慧（1071—1145），皆云門宗法云善本（1035—1109）之法嗣。今考《嘉泰普燈錄》卷十六《湖州道場正堂明辨禪師》云：“年十九，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辭謁徑山妙湛慧禪師?；垡蒲a凈慈……”以下又載明辯卒于紹興二十七年（1157），壽七十有三，則正堂明辯（1085—1157）赴徑山謁妙湛思慧，當在崇寧年間，已在蘇軾身后，此后思慧移補凈慈寺住持，離開徑山，再經第四、第五、第六代后，方由維琳任第七代住持，則蘇軾墓木拱矣。故維琳為第七代住持，乃決不可能之事，而據《嘉泰普燈錄》卷五《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惟湛（亦云門宗僧）卒于建炎初，則其曾任徑山第七代住持，事屬可能。石井表較《徑山志》顯然更為合理。《徑山志》又列“廣燈湛”為第一代十方住持常悟之前，甲乙住持制時期的第七代住持，愈為荒唐。

[26]   見《蘇轍集·欒城集》卷十四，中華書局1990年。參考《蘇轍年譜》元豐八年部分。

[27]   《（乾?。┎h志》卷九，乾隆十三年刊本。

[28]   毛滂《東堂集》中涉及維琳的文字較多，稱為“徑山無畏老人”、“琳徑山”等。

[29]   《蘇軾文集》卷七十一《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云：“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據知，道潛少東坡七歲。參考西野貞治《詩僧參寥子について》，見《平野顯照教授退休特集中國文學論叢（文藝論叢第42號）》，大谷大學1994年。以筆者所知，對參寥生平行實的詳細考證，以此文發(fā)表最早。

[30]   陳師道《送參寥序》，《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31]   參考《蘇軾年譜》元豐元年“道潛來訪，呈詩，是為始見”條。

[32]   《文集》的第十一首，也被接在第四首后，但有一方框隔開。

[33]   法穎就是《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參寥子詩集》的編者，蘇軾《與參寥二十一首》屢及此僧，稱為“穎沙彌”、“穎上人”或“穎師”，《蘇軾文集》卷七十二也有《法穎》一篇，就是《東坡志林》卷二《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中的一段。

[34]   釋曉瑩《感山云臥紀談》卷下“佛印謁王荊公”條，《續(xù)藏經》本。

[35]   類似的夸張確曾見于宋人的筆下，如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十九《云居佛印元禪師》云：“蘇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詶酢妙句，與煙云爭麗。”這里的“對岸”也斜得厲害。然而，謫居黃州的蘇軾不能擅離罪籍，其“無緣躬至道場”并不是“一水之隔”的問題。

[36]   蘇軾《呈東林總長老》，《蘇軾詩集》卷二十三。

[37]   惠洪《冷齋夜話》卷六“僧可遵好題詩”條，《稗?！繁尽?/span>

[38]   《蘇軾文集》1986年第一次印刷時將第三首的寫作時間注為“元祐七年”，后來重印時訂正為元豐八年，可能是吸收了徐無聞《成都西樓帖初箋》一文的意見，見《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

[39]   《全宋詩》第9冊6303頁“釋法泉”條，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40]   《五燈會元》卷二：“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余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缽于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瘞熕炫e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栗，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愿行者開示于我?！R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么時，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曰：'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敝腥A書局1984年。

[41]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第七章第四節(jié)第六部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42]   蘇轍《悟老住慧林》，《蘇轍集·欒城三集》卷三。參考孔凡禮《蘇轍年譜》政和元年“悟老住慧林，作詩”條。

[43]   除懷璉外，蘇轍在筠州交往的上藍順禪師，也是蘇洵的故交，而《五燈會元》遂列蘇轍為上藍順禪師的法嗣，與蘇軾同屬臨濟宗黃龍派。不過，《嘉泰普燈錄》則以蘇轍為圣壽省聰的法嗣，省聰嗣慧林宗本，屬云門宗。

[44]   蘇軾《請凈慈法涌禪師入都疏》，《文集》卷六十二。

[45]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著錄《東坡手澤》三卷，并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span>

[46]   《蘇軾全集校注》亦注“本、秀二僧”為宗本、法秀。

[47]   蘇軾《東林第一代廣慧禪師真贊》：“堂堂總公，僧中之龍?！薄段募肪矶?。

[48]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中華書局校點本第55頁，1979年。

[49]   蘇軾《遺愛亭記》：“東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為黃州?！薄短K軾文集》卷十二。

[50]   《建中靖國續(xù)燈錄》卷十一，《續(xù)藏經》本。

【本文原載《國學學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