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涉及了許多具有中國歷史文化特色的文物形象，它們往往蘊含著圣人的微言大義，負載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然而，由于中西歷史生活的差異，再加上譯者自身的文化觀念和思維模式的影響，翻譯時文物形象的“損傷”和變形往往難以避免。本文以《論語》英譯本中的文物形象變形現(xiàn)象為切入點，考察變形的表現(xiàn)形式，分析變形的動因及其所產(chǎn)生的文化意義，以期為中國典籍的翻譯和文化傳播提供一種啟迪。
《論語》中的一系列文物形象，如“圭”“觚”“瑚璉”“木鐸”等，內(nèi)涵豐富而形象獨特，頗具個性和魅力，是《論語》的一個經(jīng)典部分，同樣也是翻譯的難點之一。以下，將以這些文物形象為典型個案，探討《論語》中的文物形象在翻譯中的變形問題。
一、“圭”的變形
“圭”，古代一種玉制禮器，帝王、諸侯等舉行朝聘、祭祀、喪葬等重要禮儀活動時使用?！墩f文解字》釋：“圭，瑞玉也?！薄吨芏Y·春官·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zhí)鎮(zhèn)圭，公執(zhí)桓圭，侯執(zhí)信圭，伯執(zhí)躬圭，子執(zhí)谷璧，男執(zhí)蒲璧?！薄肮纭笔侨鹩竦囊环N，特指天子賜給諸侯或地方長官作為憑信的玉制信物，諸侯朝拜天子或諸侯間相互聘問時，聘國派出的外交使節(jié)需要帶上代表國君的“圭”作為憑信，以象征君命在身。圭呈扁平長條形，下端平直，上端多作三角形。
青玉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
《論語·鄉(xiāng)黨》云：“執(zhí)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zhàn)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边@段話生動地描述了孔子在行聘禮、享禮以及以私人身份相見時的神態(tài)、動作和表情?？鬃映帧肮纭毙衅付Y時，斂身曲躬，好像不勝其重的樣子；到享禮的時候神態(tài)由聘禮時的戰(zhàn)戰(zhàn)兢兢變得和氣滿面；最后到以私人身份拜見鄰國國君時則是神態(tài)愉悅。南朝皇侃曰：“今云執(zhí)圭，魯是侯，侯執(zhí)信圭，則孔子所執(zhí)，執(zhí)君之信圭也?！保ɑ寿骸墩撜Z義疏》）作為代表國君聘問的使臣，孔子所持之“圭”正是代表魯國國君的“信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社會功能，它被古代帝王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蘊含著豐富的象征意義，不但反映了持有者的身份、地位，同時也是一種權(quán)力的象征物。在翻譯過程中，如果譯者不了解“圭”在中國所享有的特殊文化待遇，就會造成變形現(xiàn)象。
原文：執(zhí)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論語·鄉(xiāng)黨》）
譯文1：When he had to carry the sceptre of the prince,he would bend low his body as if the weight were too heavy for him.（Ku,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譯文2：When on an official mission to another state,he grasped the jade tablet which served as the badge of his appointment as though he were bowing and as though it were too heavy for him to lift.（Ware,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譯文3：When holding the jade tablet,he bowed as if bending under its weight.（Ley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華人譯者辜鴻銘（Ku Hong-ming）從目標語讀者的視域出發(fā)，采用了歸化的翻譯方法，把“圭”譯成“the sceptre of the prince”。此外，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美國詩人龐德（Ezra Pound）以及美國當代漢學家亨頓（David Hinton）分別將“圭”譯為“the sceptre of his ruler”“the sceptre”“his official sceptre”?！?/span>sceptre”在英語中指的是權(quán)杖，是王權(quán)的象征。因此，從傳達原語文化內(nèi)涵的角度來說，以“sceptre”對應“圭”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出了“圭”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義，但譯者舍棄原文的專有形象，導致了譯本中“圭”形象意義的失落。
美國漢學家魏魯男（James Roland Ware）采用解釋性翻譯的方法將“圭”譯為“the jade tablet which served as the badge of his appointment”，意思是“作為任命徽章的玉牌”。然后又以增譯的方式在句首交代了原文的背景信息“When on an official mission to another state”，旨在向目標語讀者強調(diào)“the jade tablet”在外交活動中的特殊用途。此外，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T.Ames）、羅思文（Henry Rosemont,Jr.）亦將“圭”譯為“the jade tablet”，并通過增譯“as the lord’s envoy”（作為國君的使者），將“圭”所具有的特殊的社會功能表達出來。然而，“圭”不單純是使者受命出使他國時所持的“信物”，它是王朝森嚴等級的象征物，因受封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各異。譯文弱化了“圭”所具有的等級象征意義，它被封建帝王賦予的強烈的政治色彩也無法得到彰顯。
澳大利亞籍的比利時漢學家利斯（Simon Leys）把“圭”翻譯為“the jade tablet”。英國漢學家道森（Raymond Stanley Dawson）與華人譯者劉殿爵也把“圭”譯為“the jade tablet”。譯文淡化了“圭”的文化內(nèi)涵，使之泛化成為一塊普通的“玉牌”，“圭”的文化內(nèi)涵被完全遮蔽。
二、“觚”的變形
“觚”是盛行于商周時期的一種飲酒器，在重大典禮中使用，用青銅制成，口做喇叭形，細腰，高圈足，腹部和足部各有四條棱角?！稄V雅·釋器》稱：“二升曰觚?！逼淙萘考s有二升，如圖所示（癸觚，產(chǎn)自商代后期）。由于“觚”的獨特外形和用途，其形象意義與文化意義很容易丟失，“觚”在翻譯過程中就出現(xiàn)了變形的現(xiàn)象。
在《論語·雍也》中，孔子說：“觚不觚，觚哉！觚哉！”這里的“觚”指的就是中國古代行禮的酒器。正宗的觚由青銅制成，瓶體呈四棱形狀，看起來莊重典雅。春秋時期，人們改變了傳統(tǒng)的觚的做工，把它制成圓形的喇叭狀，而不是上圓下方有四條棱的樣子，顯得輕巧圓滑。當孔子看到整個改制后的觚，由此聯(lián)想到社會上名實不符的現(xiàn)狀，于是他感慨地說：“現(xiàn)在的觚已不是先前那個觚了。唉，觚啊！觚?。 比龂鴮W者何晏曰：“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保ê侮蹋骸墩撜Z集解》）朱熹引用程子之言說：“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朱熹：《四書集注》）因此，孔子的“觚不觚”，是對當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現(xiàn)實不滿而發(fā)出的感嘆，借此影射當時政治不合乎“道”的標準。
原文：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論語·雍也》）
譯文1：Confucius was once heard to exclaim. “A goblet that is not globular:why call it a goblet;why call it a goblet?”（Ku）
譯文2：Confucius said, “A melon-cup that no longer resembles a melon-cup and people will say, 'A melon-cup!A melon-cup!’”（L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譯文3：The Master said,“A horn-gourd that is neither horn nor gourd!A pretty horn-gourd indeed,a pretty horn-gourd indeed.”（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辜鴻銘用“goblet”翻譯“觚”，“goblet”在英語中指玻璃等制成的高腳酒杯，物體形狀的翻譯就不準確。同時，譯者以尾注的形式對此段話作出了評論：“倘若針對的是平日使用的一種器具，那么可能是用詞不當，對于很多事情來說，在孔子時代，若用某某主義和某某家來稱呼，也可能是用詞不當?shù)木壒??！笨梢?，辜鴻銘從邏輯的維度出發(fā)，把孔子“觚不觚”的感慨理解成了邏輯學意義上的“用詞不當”，這在很大程度上簡化了“觚”的文化內(nèi)涵，孔子的話也因此失去了原本的深義。
華人譯者林語堂靈活運用復合詞“melon-cup”（形似西瓜的杯子），旨在為目標語讀者展現(xiàn)一個與原來“cup”的圖形不同的東西。然而，“melon-cup”與中國古代盛酒禮器的“觚”所代表的含義相去甚遠，譯者雖然強調(diào)了“觚”的外形，卻未能彰顯其文化內(nèi)涵。
相比之下，英國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則試圖通過文字的構(gòu)造來再現(xiàn)中國獨特的文物形態(tài)。他根據(jù)中國的漢字“觚”的構(gòu)字法將“觚”拆解為“角＋瓜”，因此他使用“horn-gourd”來翻譯“觚”。盡管譯者努力傳達原意，但此種譯法并不準確，讀者亦無法理解“horn-gourd”的真正含義，從而導致了“觚”這一物質(zhì)文化詞所蘊含的形象意義與象征意義的雙重失落。
此外，龐德根據(jù)“觚”形狀的變化將其譯為“a cornered dish without corners”，意思是“省去了角的盤或碟子”。魏魯男、利斯以及亨頓分別選用“urn”“vase”和“cup”翻譯“觚”，顯然與原文中“觚”的形式和含義都不相符。
三、“瑚璉”的變形
“瑚璉”，古代宗廟祭祀盛黍稷的禮器，受斗二升，以玉為飾，貴重華美。夏朝單稱“瑚”，殷朝單稱“璉”，周朝稱為“簠簋”?！昂叀眱?nèi)圓外方，是長方形的，口外侈，四短足；“簋”內(nèi)方外圓，是圓形的，侈口，圈足，如圖所示（卲王簋，產(chǎn)自春秋晚期）?！吨芏Y·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贝呵飼r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昂咉弊鳛楣糯漓牖顒又械亩Y器，常與鼎配套使用，其數(shù)量的多少是使用者身份等級的標志，如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而一般平民則不得使用?！昂咉被颉昂鳝I”是古人身份地位高低的象征。
卲王簋（上海博物館藏品）
《論語·公冶長》記載：“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碑攲W生子貢詢問孔子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時，孔子說子貢好比一個器皿，但不是一般的器皿，而是瑚璉。這里，孔子將子貢比喻為宗廟中的貴器“瑚璉”，其言外之意是贊美學生子貢有治國才能，大器能容，堪當重用。因此，當魯國大夫季康子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孔子回答說：“賜也達，于從政乎何有？”（《論語·雍也》）在孔子看來，子貢通達人情事理，具有治國理政的才能。清人劉寶楠對孔子稱子貢為“瑚璉之器”的用意進行了解讀，“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劉寶楠：《論語正義》）?？梢姡鬃邮墙琛昂鳝I”來比喻子貢資質(zhì)高貴，確為廊廟之材。在翻譯過程中，如果譯者不了解“瑚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貴重華美”的喻義，就有可能造成變形的情況。
原文：子曰：“女，器也?！痹唬骸昂纹饕?？”曰：“瑚璉也。”（《論語·公冶長》）
譯文1：“You are,”answered Confucius,“a work of art.”“What work of art?”asked the other.“A rich jeweled work of art,”was the replay.（Ku）
譯文2：Confucius said: You’re a dish. “What kind?” Confucius said:Oh,a jeweled one for the altar.（Pound,The Analects）
譯文3：“A utensil.”“Which kind?”“A fine cauldron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ancients in their ancestral temples.”（Ware）
辜鴻銘的譯文尤其引人注目，他采用意譯的方法將“瑚璉”翻譯為“A rich jeweled work of art”，意思是“一件鑲嵌寶石的昂貴的藝術(shù)品”。譯文不僅忽視了原文專有的形象，同時大大簡化了其文化內(nèi)涵，目標語讀者便不能真正了解孔子話語后面所隱藏的對學生子貢的高度贊美之意。
龐德首先將“器”譯為“adish”，然后將“瑚璉”譯為“a jeweled one for the altar”。顯然，“dish”與“瑚璉”在外形上有很大差別，這就使得原文的形象意義發(fā)生了很大程度的改變。譯者雖然解讀出這不是一只普通的盤或碟子，而是一只用于宗教儀式活動中的盤或碟子，但并未闡明“瑚璉”所蘊含的文化象征意義。目標語讀者看到這樣的譯文會感到費解，孔子為何要將自己的學生比作“一只在祭壇上使用的飾有寶石的盤或碟子”呢？這無疑會導致目標語讀者對原文與原語文化的錯誤理解，也造成了譯本中子貢形象的失落。
魏魯男采用解釋性翻譯的方法將“瑚璉”譯為“A fine cauldron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ancients in their ancestral temples”，意思是“古人在宗廟里使用的精美的大鍋”。譯者使用“as”引導一個限制性定語從句，修飾代詞“such（=such a fine cauldron）”，旨在向讀者強調(diào)所修飾名詞的特定用途。但是，譯者并未直接表述出“瑚璉”具有的象征身份等級的文化內(nèi)涵，讀者也就體會不到孔子話中隱含的深意，且“cauldron”與原文中“瑚璉”的形狀也不相符，對于身處不同物質(zhì)文化語境的目標語讀者而言，不能產(chǎn)生與原文讀者相同的文化想象。
四、“木鐸”的變形
“木鐸”，古代的一種樂器，亦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時所用?！墩f文解字》釋：“鐸，大鈴也?！辫I比鈴大，柄短而呈方形，口內(nèi)有舌，用手持柄，振而發(fā)聲，如圖所示（外卒鐸，產(chǎn)自戰(zhàn)國前期）。《周禮·天官·小宰》曰：“徇以木鐸?！编嵭⒃疲骸肮耪邔⒂行铝?，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辫I分為“木鐸”與“金鐸”兩種，舌為木質(zhì)的叫“木鐸”，舌為金屬的叫“金鐸”。木鐸和金鐸因其形制差異，用途各有不同。古代天子凡發(fā)布文告、法令時會使用“木鐸”，而在軍事指揮時則會使用“金鐸”。
《論語·八佾》篇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孔子辭去魯國司寇的官職之后，開始周游列國。他先來到衛(wèi)國，途中經(jīng)過儀邑，掌管邊界的官吏求見孔子，他說：“凡是君子賢人到這里來，我沒有不拜見的?！笨鬃拥碾S行弟子引他去見了孔子。他出來后對孔子的弟子們說：“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這里出現(xiàn)的“木鐸”指的就是這種銅制木舌的大鈴，儀的邊防官在這里用“天之木鐸”來比喻孔子，旨在說明孔子像警世的“木鐸”，可以垂教世人。“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論語注疏》）可見，這位封疆官吏對孔子的評價極高，他把孔子看作上天派來警醒、教化世人的智者賢人，使孔子作為一個周代禮樂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的形象更加得以彰顯。因此，針對“木鐸”這一文物形象的翻譯，原語文化內(nèi)涵如何得到有效的傳遞就顯得尤為重要。
原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
譯文1：Now God is going to make use of your Teacher as a tocsin to awaken the world.（Ku）
譯文2：Heaven will use the big man as a watchman’s rattle.（Pound）
譯文3：But Sky is going to use your master as a baton with which to strike the bell summoning men to instruction.（Ware）
辜鴻銘將“木鐸”轉(zhuǎn)譯為“a tocsin”，意思是“可以發(fā)出警報的鐘”，基本保持了原文中“木鐸”的警示意義。同時，他又以增譯的方式，通過使用后置定語“to awaken the world”進一步說明了“tocsin”的功能。因此，從傳達原語文化內(nèi)涵的角度來說，辜鴻銘的譯文在一定程度上傳遞出了“木鐸”警示世人的文化內(nèi)涵。但是，譯者忽略了原文物質(zhì)文化專有的形象，從而造成了譯本中“木鐸”形象意義的失落。
龐德將“木鐸”譯為“a watchman’s rattle”，意思是“看守員的響槌”?！?/span>rattle”在英語中指的是一種西洋的打擊樂器，在外形上與“木鐸”有很大差異。亨頓則將“木鐸”看作“鈴舌”，因此使用“the clapper in a bell”來翻譯“木鐸”。譯文未能傳遞出原文的形象意義，也沒有表達出其象征意義，“木鐸”所具有的警醒世人、宣傳教化的文化內(nèi)涵消失不見。此外，安樂哲、羅思文將“木鐸”直譯為“a wooden bell-clapper”，意思是“一只有木舌的鈴鐺”。譯文雖如實地表達了原文的字面意義，但并未通過添加注釋的形式交代原文的文化語境，導致讀者無法深層次把握原意，也直接影響到譯本中孔子形象的再現(xiàn)。
魏魯男采用解釋性翻譯的方法將“木鐸”譯為“a baton with which to strike the bell summoning men to instruction”，意思是“用來打鈴以召集教化民眾的指揮棒”。譯者雖然解讀出了原語中“木鐸”具有的輔助宣傳教化世人的功能，但是“baton”在英語中指的是交響樂指揮用于指揮時間的木棍或者棒子，以“baton”對應“木鐸”顯然是不準確的。
五、結(jié)語
本文以“圭”“觚”“瑚璉”“木鐸”的翻譯為典型代表，分析了《論語》翻譯中文物形象的變形現(xiàn)象。在孔子時代，文物不僅僅是物質(zhì)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而且蘊含獨特的象征意義，處處體現(xiàn)儒家“禮”的思想。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們綜合采用意譯、直譯與意譯相結(jié)合或解釋性翻譯的方法，對中國特有的文物形象進行了有意識或者無意識的過濾與改造。有的譯者為迎合西方讀者的文化心態(tài)，過濾掉了原文專有的形象；有的譯者雖保持了原文的形象，卻淡化了原文的文化內(nèi)涵或者使之泛化；有的譯者對中國特有的文物形象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譯，試圖將原文的文物形象保留到譯文當中；有的譯者既改變了其形象，又改寫了其文化內(nèi)涵。而造成譯本中文物形象變形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西文化在語言、物質(zhì)生活方面的差異。不同的物質(zhì)文化觀孕育了譯者對于物質(zhì)文化的不同理解，因此，《論語》中文物形象的“原型”，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面對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譯者，一次次展現(xiàn)出了新的形象意義與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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