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與周氏兄弟 文 /
阿喜說起周作人的朋友，郁達夫與他甚少謀面，但交情卻很深。郁達夫看人，向來不撣以最壞的心態(tài)去推測他人。郁達夫提起周氏兄弟，多有譽詞，關于周氏兄弟的反目和周作人后來做了漢奸之事，郁達夫于1939年在他的《回憶魯迅》一文中說：
“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F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做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xié)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后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
1923年2月11日，郁達夫第一次拜訪八道灣的周宅，沒有見到魯迅，只見到了周作人。當時周氏兄弟尚未反目，在郁的眼里，周氏兄弟是彼此互動的。此后，郁達夫多次與周氏兄弟見面，或在八道灣，或在酒店，關系頗融洽。魯迅搬出八道灣到磚塔胡同后，郁達夫還前去拜訪過。1934年郁達夫到北平拜訪友人，特地去了八道灣，與周作人重逢，那一天郁在日記中寫道：“晨八時半，訪周作人氏，十年不見了，豐采略來了些……言語之中，明顯流露出對滄桑變化的感嘆”。
郁達夫對周氏兄弟的熱情，緣于周作人對他的知遇之恩。二十年代初，郁達夫正處于創(chuàng)作高峰期，他的小說《沉淪》發(fā)表后曾轟動一時，但其中郁達夫關于性的苦悶的的描寫也使之招來許多非議。這期間，周作人曾給予《沉淪》及郁本人公正的評論和鼓勵。《沉淪》是郁達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說借一個中國留日學生的憂郁性格和變態(tài)心理的刻畫，以幾近自然主義的描寫抒寫了弱國子民在異邦所受到的屈辱與冷遇，以及渴望純真的友誼與愛情而又終不可得的失望與苦悶；同時也表達了盼望祖國早日富強起來的熱切愿望。但《沉淪》關于自我的“****暴露”在當時不為世人接受，以為異端，不道德。
1922年3月26日，周作人在《晨抱副鐫》發(fā)表評郁達夫《沉淪》的文章，對郁達夫多有褒獎：
“理想與現實社會的沖突當然也是苦悶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獨立，所以《南歸》的主人公的沒落與《沉淪》的主人公的憂郁終究還是一物，著者在這個描寫上實在是很成功了。所謂靈肉的沖突只是說****與迫壓的對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為靈優(yōu)而肉劣，老實說來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們凡夫覺得稍遠了，難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詩里的“柏拉圖的愛”，我們如不將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飾詞。我們鑒賞這部小說的藝術地寫出這個沖突，并不要他指點出那一面的勝利與其寓意。他的價值在于非意識的展覽自己，藝術地寫出升華的色情，這也就是直摯與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謂猥褻的部分，未必損傷文學的價值：即使或者有人說不免太有東方氣，但我以為倘在著者覺得非如此不能表現他的氣分，那么當然就沒有可以反對的地方”。
周作人的這段文字使郁達夫深為感動。二十年代后期，郁達夫到上海后與魯迅接觸較多，但仍與周作人有過聯(lián)系，并把魯迅的情況通報給他。1929年9月19日，郁達夫在致周作人的信中說：
“現在上海，沉悶的非常，文藝界是革命文學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齷齪，什么事情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東西了。等生活定下來，只想細心來翻譯一點東西”。
“近事之足資談助者，是魯迅與北新算版稅，與魯迅和語堂反目兩事。前者是魯迅應有的要求，后者是出于魯迅的誤解。這兩件事，我與川島都在場作中間人，大約川島總已經和你講過，細事不說了”。
郁達夫對苦雨齋的人頗有好感，1935年他邀周作人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人選多為郁達夫提定，主要有徐志摩、廢名、俞平伯、劉半農、徐祖正、江紹原、錢玄同等，顯然郁達夫對苦雨齋一派的創(chuàng)作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同時郁達夫知道周氏兄弟不和，為了不使周作人為難，把魯迅的作品部分留給自己來編，晚年周作人回憶起這件事情，還以為郁達夫是難得的真人，心里大為感慨。
郁達夫原是創(chuàng)造社的元老，后來因看不慣創(chuàng)造社某些人的狂慢而退了出來,但卻一直與周氏兄弟保持了摯友關系,終周作人一生,這位苦雨齋的主人一直對他懷有追念之情和親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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