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人民軍隊中高開低走的將領(lǐng)，你第一個想到誰？就我個人而言，是何長工。他在革命早期做出過巨大的貢獻，第一面軍旗由他設(shè)計、朱毛井岡山會師是他牽線搭橋、1930年當軍長、1935年當軍團政委......
單論紅軍時期的成就，有幾位大將都不如他，按理來說這樣一位高級干部，1955年至少也能當上將軍吧？然而現(xiàn)實是何長工并沒有軍銜，甚至是長征到達陜北后就離開軍隊。這是為何呢？
原因在于長征時期的草地分兵，他做了一個很不好的選擇。
何長工原名叫何坤，“長工”這個名字還是毛主席為他改的。1924年，從歐洲回國的他被組織派往湖南老家開展農(nóng)民運動，由此結(jié)識毛主席。
1927年5月的馬日事變后，湖南軍閥大肆抓捕進步人士和共產(chǎn)黨員，何坤遭到通緝，主席為了他的安全，建議他改叫“長工”暫時離湘，這個名就是希望他能永遠做人民的長工。
他覺得這個寓意很好，便帶著新名字去往湖北，進入共產(chǎn)黨實際領(lǐng)導(dǎo)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wèi)團。
警衛(wèi)團本來收到消息要去參加南昌起義，結(jié)果事發(fā)突然，8月1日起義爆發(fā)，他們8月2日才收到消息。動身追趕的路上，警衛(wèi)團聽聞起義軍已南下潮汕地區(qū)，途中還有眾多國軍圍追堵截。
再趕過去，只怕半路就會被殲滅，所以警衛(wèi)團以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的名義在江西修水休整。
團長盧德銘秘密返回武漢，獲取新的指示，警衛(wèi)團接下來的任務(wù)是配合農(nóng)軍在湘贛邊參加秋收起義，何長工再度與毛主席共事。在這個過程中，何長工設(shè)計了我軍的第一面旗幟，在歷史上留下重重一筆。
先前的南昌起義，部隊沿用的是“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旗幟也沒改。而秋收起義，主席決定要打出一面屬于我們自己的旗幟。
1927年8月30日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組建后，主席把設(shè)計軍旗的重任交給何長工。
他也沒有辜負期望，幾經(jīng)修改后拿出了讓所有人都滿意的作品，最終起義時就打出這面“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的旗幟。
由于敵人力量太過強大，秋收起義余部在毛主席的帶領(lǐng)下放棄攻打大城市的想法，轉(zhuǎn)而去往井岡山建立農(nóng)村根據(jù)地。
安定下來沒多久，毛主席又委托何長工去幫忙尋找南昌起義余部，革命的武裝力量還很弱小，兩部若能會合，那就可以更好地壯大聲勢。
何長工10月5日出發(fā)，經(jīng)武漢、長沙、衡陽、廣州等地，最終在距離韶關(guān)40多里的犁鋪頭找到了朱德，為兩部建立起聯(lián)系。1928年4月28日，朱、毛兩部于寧岡礱市的龍江書院會師，何長工為雙方介紹認識。
中央紅軍的源頭就在朱毛會師，而何長工是促成會師最重要的那個人，貢獻如此特殊，后來的地位自然也非常特殊。
何長工擔任過朱毛紅四軍28團黨代表、紅三軍團第8軍軍長、紅五軍團13軍政委等職，另外他還獲得過一項殊榮。
1931年9月，何長工奉命籌辦紅軍學(xué)校，建成后又擔任了校長兼政委。該校創(chuàng)立的目的是為紅軍培養(yǎng)軍官干部，換句話說，從這里走出來的將領(lǐng)都是何長工的學(xué)生，中央對他的重視和信任可見一斑。
1935年初，毛主席通過遵義會議重新回到領(lǐng)導(dǎo)崗位，不久就讓何長工去擔任紅九軍團政委。前面這些經(jīng)歷看下來，他是中央紅軍嫡系里的嫡系，但在紅一、紅四兩大方面軍北上南下之爭時，他的做法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稱得上是在中央背后捅了一刀。
1935年6月，兩大方面軍在懋功會師，為了番號統(tǒng)一，紅一方面軍的各軍團改稱軍，紅五軍團改為紅5軍，紅九軍團改為紅32軍，何長工仍任32軍政委。
當時紅一方面軍經(jīng)歷了多番血戰(zhàn)，人數(shù)只有一萬左右，包括毛主席、周總理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人都面容憔悴、營養(yǎng)不良。而紅四方面軍才剛剛出征，足足有8萬多人，兩相對比下，紅四領(lǐng)導(dǎo)人張某生出了野心，不斷地向中央索取權(quán)力。
中央出于團結(jié)同志的想法，盡可能滿足了張某，然而張某的胃口越來越大，甚至涉及到了原則性問題。中央看出麻煩所在，沒有再退讓，張某對當面撕破臉沒有把握，就假意答應(yīng)了北上。
8月，兩大主力混編成左、右路軍分開向北挺進，紅5軍和紅32軍在以紅四方面軍力量為主的左路軍中。
令人無奈的是，兩支部隊分開沒多久張某就露出真實面目，想要用武力來脅迫紅軍全部南下，幸好電報先被葉劍英看到，毛主席隨即讓中央機關(guān)、紅1軍（原紅一軍團）、紅3軍（原紅三軍團）、軍委縱隊匆忙北上。
紅5軍軍長董振堂得知后第一時間站出來反對張某，表示要率部追隨中央，結(jié)果被張某的親信黃超當眾打了耳光。董振堂是很有黨性的人，即便受此屈辱，他也不想紅軍打紅軍，就忍了下來。其他原紅一方面軍的人迫于壓力，只能跟隨紅四方面軍南下。
10月5日，部隊到達卓木碉，張某不再遮掩野心，公然宣布“另立”。他也還有點自知之明，知道光靠自己麾下的人來出面，沒什么說服力，于是就點名讓原紅一方面軍的干部出來做“表率”。
據(jù)時任紅四方面軍電訊局長的宋侃夫晚年回憶：首先是一方面軍的幾位干部講話，對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干部，長期跟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會后這幾個干部都升了官。
徐向前元帥回憶錄里也有提及：會場氣氛沉悶，誰也不想出來破壞團結(jié)。張就指定一方面軍的干部發(fā)言，他們幾位列舉的一些事情，我們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
兩位親歷者說的“幾個干部”，分別為：原紅5軍團政委李卓然、原紅5軍團作戰(zhàn)部部長邵式平、原紅9軍團軍團長羅炳輝、原紅9軍團政委何長工。越是親近的人，說的污蔑之語越容易讓人相信，何長工跟毛主席那么親密，他的發(fā)言就誤導(dǎo)了很多人。
何長工這個中央骨干，為什么跳出來站在對立面呢？綜合來看，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長征時的遭遇，當時國民黨對紅軍的態(tài)度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正是后衛(wèi)部隊，損失比較慘重。紅九軍團在三渡赤水河后還執(zhí)行了一次偽裝主力牽制的任務(wù)，被敵6個師圍攻。
而掩護主力過江后，紅九軍團自己要渡江的浮橋卻被拆了，使得他們孤軍轉(zhuǎn)戰(zhàn)了近兩個月，損失極為慘重。在羅炳輝和何長工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意見。
二是有些責(zé)怪中央不重視自己，這是張某晚年撰寫回憶錄時提及的：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卻未通知他們，一致表示憤慨。
這點倒是無奈，由于事發(fā)突然，中央機關(guān)自身都危險，在身邊的部隊能通知上已很不容易，如何去通知紅5軍、紅32軍呢？即便是通知到了，這兩個軍也沒辦法一起走，董振堂的遭遇就是明證。
三是眼光有局限性，我們站在后世當然知道北上才是正確的，但處于那個時代的人可不知道。當時中央紅軍連落腳點都沒有考慮好，還是到哈達鋪才確定要去陜北的，如此背景下，其他指戰(zhàn)員肯定也會迷茫。
何長工看到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以為跟著他們更有出路，因此張某稍一施壓，他就同意了。
晚年他也自我批評過：我們被分到左路軍的同志，有部分跟隨張鉆進了死胡同，這里有很多曲折和壓力，但最主要的是我從主觀上犯了錯誤。
話說回話，無論幾個原因，說到底還是何長工不堅定，同樣在左路軍的董振堂可沒有屈服。董振堂是1931年末寧都起義才參加革命的，何長工還是董振堂的入黨介紹人，這么一對比，何長工更是尷尬。
如果一直在紅四方面軍中受到張某蠱惑，倒還情有可原，但原先紅一方面軍的骨干何長工“背刺”，中央還怎么敢相信他？因此到達陜北后，何長工就脫離一線指揮崗位，轉(zhuǎn)而去搞教育了。
可惜那么高的起點，何長工1955年未參加授銜，一步錯步步錯啊。
然而，命運有時候就是非常奇怪，何長工因為早早退出權(quán)利核心，大運動時期就沒怎么受到影響，1980年還擔任過全國人大副主席，成了副國級干部。這個級別，好幾位開國大將都沒有達到。
起起伏伏，這人生經(jīng)歷挺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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