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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刪詩和以詩出圈

李白杜甫為什么才留下這么少的詩？學會寫詩才知道，尤其是詩經(jīng)以來的詩言志的傳統(tǒng)，在加上太康以來的詩緣情而綺靡。言志抒情兩大功能，就決定了一位詩人，一生作詩一般不會很少。但為什么頂尖的詩人留存詩作只有幾百首，最多也就留下幾千首呢？

有些是因為詩人性格使然，比如李白興起即題，興盡便歸，那些旅游時酒后一高興的寫給朋友的詩，寫的時候就不care，喝斷片之后醒來是不會想著再抄一遍打包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受古代出版條件所限，在北宋之前雕版印刷還沒出現(xiàn)，唐代出版成本極其昂貴，因為這些客觀條件，詩人在出專輯之前，會最先把自己滿意文章收入進去，繼而在自己的詩作里好中選優(yōu)，將其余詩刪掉。

那有條件出版的詩人呢？他們會不會刪詩呢？也會，比如楊萬里，我們常說他一生作詩23000多首，存世的也只有4200多首。在南宋雕版印刷工藝很成熟，活字印刷也已經(jīng)出現(xiàn)，出版和印刷成本斷崖式降低，各類盜版書橫行于市，如果再拿出版成本說事兒恐怕是說不過去了。但為什么詩人還會這樣做呢？

詩人中大多都是儒家文人，所以絕大多數(shù)詩人有個特點，就是比較要臉，同樣知人論詩，同樣也能知詩論人。人品出了問題，會影響后人對作品的評價，比如何晏和宋之問。作品不好，同樣會影響詩人自己想要打造的儒家賢人（圣人產(chǎn)量太低不考慮）境界的人設。所以才有已經(jīng)是中書舍人的杜牧之臨終前將自己的詩文焚燒了十之七八，其中的原因一是對有些作品不滿意，二是對年輕時“贏得青樓薄幸名”的追悔。

古人隨筆寫出很差的詩甚至是不堪入目的作品，也原屬正常，都難免一時興起產(chǎn)生了一念之差，在編印之時自己或編輯刪掉，因為儒家文人知道，詩言志這是要影響讀者的，要臉的古代詩人都會這樣做，明白好壞這就是詩人的里子和面子。至于乾隆爺爺四萬多首幾乎全部傳世，我們就不去說他了，怎么寫都是好的文學批評環(huán)境，讓他已經(jīng)不知道什么是好壞了，這就很悲哀了。

但是為什么古代還有一些不堪入目的詩作留到了今天呢？我們結合歷史學和犯罪心理學來講，古人以詩出圈：不過圖名求利耳。古代詩人為了個人清譽，文壇干凈，以及不給后世帶來負面影響而主動刪詩。我們再一起來了解一下，古人也會靠寫詩作文博出位嘛？在包裝宣傳和公關操作技巧這一塊，古人基本都已經(jīng)玩過了。在這些玩法中比較有名的相如遲到，子昂摔琴，進忠編《三朝要典》，后人無非是在基礎上加戲或者自由排列組合。但無論是優(yōu)秀如子昂，文盲似進忠，無一例外的需要有托兒來配合，臨邛的縣令，看摔琴的群眾演員，請立生祠的五虎十彪們。

那么，在唐代時要如何靠寫詩作文博出位呢？他的根本原因就是能帶來直接名利的科舉，這主要是唐代的進士科。唐代是極重視詩歌的時代，從官方重視程度來看，除了在唐武宗時期，李德裕為相短暫廢除過試詩外，在進士科中試詩幾乎是必考高分大題，其分值應不遜于高考作文。而且在考場中考生認為自己詩好，還可以向考官申請現(xiàn)場換題型。比如有個考生在進士科考試中文章寫不出來，可能因為考題的要求他不擅長，也是文章畢竟要比詩難寫。如建安七子詩最好的劉禎，他就是因文氣不足而走上了專攻作詩的道路，便獲得了成功，與曹植并稱曹劉。扯的遠了，言歸正傳，考生文章寫不出考官可以現(xiàn)場改題：文章就不用寫了，再寫一首詩讓我看看水平”，這在唐代科舉省試中叫“試詩放過”。

小伙伴現(xiàn)在已經(jīng)覺得作詩在唐代是極為重要的一項技能了，那么如何靠詩文來出位呢？這還是因為它和科舉深度綁定了，這又要說到唐代從潛規(guī)則到明規(guī)則的行卷習慣了。剛才說到的進士科正式考試，是由尚書省主辦，所屬禮部承辦，左侍郎主考，所以被稱為省試，而考生的答卷也被稱為省卷。但是在唐代進士科中，省卷真的不是高考卷一卷定上下的，它更像是考生走個過場。因為在考試之前，通過行卷的摸底，前幾名已經(jīng)定了下來。比如：杜牧在大和二年考試之前，向文壇前輩吳武陵行卷，吳老師看了《阿房宮賦》拍腿叫好，拿著文章就去找主考崔侍郎必須給杜牧狀元。崔郾表示已經(jīng)定好了，吳武陵又問榜眼，探花，還有第四名崔說也定好了。當問到第五名時，崔侍郎沉默了，吳老師當場就火了，要是不行我就不求你了。崔侍郎便答應了下來，吳老師走后，有人就對崔說，杜牧這人太風流，不能點為第五，崔侍郎表示他已經(jīng)答應了吳前輩，即便杜牧再不堪也必須要推他。這里再插入一個知識點，為什么一定要是前五名？因為皇帝只看省試前五名的詩文。

在唐代以詩文行卷來出位具體有哪些方式呢？主要分為三種套路：德藝雙馨型，別出心裁型和不講武德型。德藝雙馨型呢是最一般的行卷套路，選出自己最好的詩文編輯造冊，基本符合當時的主流的文學審美，按照自己覺得的詩文好壞順序排列，恭恭敬敬的投獻給文壇座師，如果是優(yōu)秀的考生，再碰上的識人文壇前輩，不但可以順利中舉，還很容易就成為一段佳話，比如朱慶余投贈張籍的《近試上張水部》，張籍的酬答之作《酬朱慶余》，還有因“幾度見詩詩總好”而不遺余力地“到處逢人說項斯”的楊敬之。

第二種別出心裁型就有點意思了，這又分為兩類，都是算是比較特殊的套路，一類是出文壇之圈直接走干謁皇室貴族路線，通過自己的才藝先聲奪人，然后再拿出自己優(yōu)秀的詩文，通過貴族的推薦，通過最便捷的途徑直接將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另一類則是投座師所好，但文壇座師所喜好的詩文體裁與省試的要求完全不符，考的是駢文，老師喜歡散文；考的是排律，老師最愛歌行體。那怎么辦呢？事實證明，投其所好很重要，比如中唐文壇大佬韓愈，他就很重視行卷者直言其事的散文，詩歌也是如此。他對這一類的行卷人著意拔擢培養(yǎng)。所以在德宗到憲宗時期，向韓老師行卷的都主攻散文和歌行。在通過本來以賦體和格律詩為考題省試帷幕下下，隱藏的是一批古文古詩高手。而韓愈也通過這樣的操作完成了史稱“古文運動”的文壇改革，文壇綺靡風氣為之一變，他真正做到了李白所說的“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而不講武德型，是一種為達目的可以不要臉的套路。這一類的行卷，一般的作案動機是想走行卷捷徑，作案過程是以滿足座師低層次的文學需求從而使之歡心的過程。這一類考生的作案時對座師奇聞異事和私生活比較感興趣，在行卷中的投贈多以艷情詩和言情小說為主。至于這種文體好不好呢？定性我們先不去多說，但正是基于想金榜題名的的目標，又存在文氣不足能力有限的這樣的客觀事實，那就只能鋌而走險選擇旁門左道了。

所以唐代在中后期言情小說和艷情詩開始在士子行卷中出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看到多數(shù)能出版的唐傳奇小說，不少就來自于這里。但是這種行卷方式在當時是被多數(shù)士人所不恥的。而考生自以為投其所好，也容易誤判從而陰溝翻船導致犯罪未遂。被一首《黃鶴樓》而讓我們記住他的詩名，又讓我們不再關注他少年性格浮夸頑劣，好賭，貪色，嗜酒的崔顥，就曾經(jīng)干過這樣的事兒。其前往拜會文壇前輩李邕，李北海知其詩名而見了崔顥。崔顥當時就把自己準備的“不講武德”特別編輯版詩卷給前輩看。誰知第一章就是一首艷情詩《王家少婦》上來第一句就是：“十五嫁王昌”。李邕感覺傷害雖不大，但侮辱性極強，直接把崔顥掃地出門。李北海果真有雅儒操守，作為一代文壇前輩恪守文章正道，豈能為崔顥之歪門邪道所張目。三種行卷方式，固有當時的時代特點，但從動機、目的、預備、過程以及期望獲得的結果來看，相同之處都是為了通過科舉的潛規(guī)則來出圈。而三種出圈方式還是有不同之處，“德藝雙馨型”已被文壇公認，成為準明規(guī)則；“別出心裁型”雖然只能做不能說，但也是文人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講武德型”這似乎就不是詩文本身的問題了，我們就要結合投卷人，接受并推薦他的座師，以及支持者的個人傳記來看了，在那段歷史上是一時糊涂，還是人品本來就一以貫之。

最后，那么再來看唐代文壇有沒有不需要詩文行卷套路出位的呢？還真有，那是在在天寶年間，有位叫楊暄的考生就沒有走以上的套路，如今我們已不知其文筆如何，因為“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后一個字的作品也沒有留下。不按套路出牌，詩文也不見經(jīng)傳，本應耗子尾汁的楊公子卻仍然高中。并不是因為他出身弘農(nóng)楊氏，如紅樓夢中的四大家族那樣顯赫，而因為他爸就是楊國忠。

陳曦駿 供職于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公安文聯(lián)會員，上海詩詞學會會員，著有《晚唐五代詩史》，詩詞作品及鑒賞類作品散見于《中華詩詞》《中華詩學》《晶報》等報刊雜志，曾獲中國詩詞大會第六季總冠軍，七夕特別節(jié)目冠軍，多次在中國教育電視臺、吉林衛(wèi)視等電視節(jié)目及央視頻、新浪微博、騰訊新聞、抖音、云聽fm等新媒體平臺文化欄目擔任文化嘉賓。

編輯/章雪芳 審核/小樓聽雨 校對/馮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