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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史研究的“問題”

訪談 / 陳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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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謙慎教授

白謙慎：2005年以后，我個人關于書法的研究不如此前多了。當然，我也寫過相關的文章，比如2015年發(fā)表的《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就是一篇比較詳實的書法研究文章，后來日本最重要的藝術史刊物《美術研究》將它全文翻譯成日文發(fā)表；此外，我還寫過討論拓片的文章，與書法有關。但總的來說，我的研究重心轉(zhuǎn)向吳大澂以后，對書法的思考更多地集中于“經(jīng)典”及其形成的問題，關于書法的著作我依然會買，但對學位論文和幾個主要的期刊發(fā)表的書學論文，我的關注度不如以前高了。我目前的研究對象吳大澂是一個更綜合性的人物，我的研究視角也更多地偏向文化史、政治史。所以，對于目前書法史研究推進得怎么樣我不敢妄加評論。但有幾個問題我想還是可以簡單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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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白謙慎和班宗華（中）、馬麟（右）

第一，過去，在美學熱的影響下，我們這一代人更多地通過阿恩海姆、蘇珊朗格等人的純理論著作來了解西方學術，像潘諾夫斯基這樣帶有很強的理論色彩但又具體細致的研究，我們接觸得比較少。現(xiàn)在，不少西方藝術史的經(jīng)典著作被翻譯過來，新一代學者在閱讀西方藝術史著作方面越來越便利，對西方理論的熟悉程度也有很大提高。與此同時，個案研究確實也越來越多了。這也就是說，理論和個案都有了一定的積累，問題就在于怎樣結合比較貼切。實際上，也不見得一定要運用某種特定的理論工具，理論可以作為一種思維訓練，啟發(fā)我們思考一些更宏觀的問題。第二，在現(xiàn)在的學術評獎中，觀點鮮明的理論著作因為容易引起爭議而不太容易脫穎而出，而文獻整理類的著作獲獎概率很高。但是在西方，很少有這樣的文獻考證類著作，因為這種著述方式雖然足夠深入細致，但不容易產(chǎn)生有效、有意義的對話。第三，很難完全把理論局限于純思辨性的文本，比如被視為理論大家的哈斯克爾，他的很多研究都非常具體，比如通過大量文獻去糾正過去的一些偏見，在實事求是的過程里不斷深入。就我有限的見聞而言，現(xiàn)在的書法史研究把很多具體的問題討論得越來越細致，但是否能夠從中引申出一些我們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而圍繞著它們展開高于個案的對話？我想這是永遠需要的。

白謙慎：第一點，我始終認為“經(jīng)典”的問題值得關心。我過去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更多地是在當代的立場上展開的，有點接近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并沒有歷史化。陳碩對鄧石如形象塑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這個問題，其中最大的困難并不在于勾勒出包世臣們?nèi)绾瓮瞥玎囀?、如何為他制造影響，最大的挑?zhàn)可能還是如何歷史化地解讀藝術趣味。這個涉及視知覺的問題，可以說是藝術史整體面臨的挑戰(zhàn)。巴克森德爾很早就注意到，我們尚未形成可以用于視知覺研究的解釋方法。我始終認為，趣味及其歷史演變是藝術史研究中最難處理的問題，盡管布爾迪厄已經(jīng)從社會區(qū)隔的角度進行了很深入的討論，指出趣味具有階級屬性，是維持社會群體邊界的一種符號，但是，藝術趣味的產(chǎn)生與人的視知覺經(jīng)驗也有著很密切的關系，其實是有必要從生理的角度對視知覺進行研究的，但這涉及到如何將它歷史化的問題。事實上，我在研究中一直努力調(diào)和“自律”和“他律”兩種解釋方法，是否成功，是否難以自洽，也不敢斷言。第二點，與“經(jīng)典”的問題相關，在古代，書法范本或者典范性的風格是如何傳播的？傳播渠道的問題也是我所關心的。敦煌出土過一些晉唐名家法書的臨本，在中古時代，中原的東西有多少能夠傳到邊陲？名家有多強的輻射度？再舉一個晚一點的例子，八大山人學董其昌學得很像，但江西離松江并不近，董其昌的輻射力是如何形成的？有多少文獻能夠支持傳播史的研究？在一個區(qū)域內(nèi)部，往往有比較明顯的地域特點，比如“三吳墨妙：近墨堂藏明代江南書法”展覽就比較清晰地呈現(xiàn)了明代江南書風的傳承脈絡，但其他時代和地域的研究目前還有待深入。第三點，書法史上的“制度”問題可能還有深入的空間。我所講的“制度”不僅僅是指成文的規(guī)定，也指不成文的習俗。這方面的問題和傳統(tǒng)的文史研究會有比較多的交集。成文的制度方面，目前已經(jīng)積累了一些成果，如張金梁教授的《明代書學銓選制度研究》；習俗方面，比如說簡牘制度，陳夢家、馬衡等前輩學者都有很多創(chuàng)見，你有關草書萌芽的研究也涉及到簡牘時代特定物質(zhì)文化環(huán)境下形成的書寫方式對形式特征產(chǎn)生的影響，再比如說我談到過的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也包含了制度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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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十三札》（部分）

第四點，形式的問題我認為還可以繼續(xù)細致化。古代書論面對的讀者是受過良好書法訓練的讀書人，所以即使非常簡潔，也能夠被正確理解。但是，現(xiàn)在接觸書論的人的知識結構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我們又如何理解古人的品評語言呢？舉個例子，當人們說“古雅”的時候，對哪些東西具有“古”的成分、哪些東西具有“雅”的成分是否存在共識？如果存在，那么這種話語體系是如何被人們習得的？它和形式特征的結合是如何實現(xiàn)的？尤其重要的是，這些簡潔的品評語言如何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的學術語言，用于形式分析呢？過去，這些問題往往被一帶而過。第五點，還是剛才談過的視知覺方面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很難歷史化，因為文獻不足征。第六點，書法與漢字的關系問題。大家都知道漢字的獨特性是書法得以成為藝術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些文字學者對漢字的特點做過比較深入的分析，如郭永秉教授在《九個漢字里的中國》里就談得相當精彩，但我們?nèi)匀恍枰^續(xù)發(fā)掘。第七點，文本和書跡的關系問題。書法的觀賞和文本的閱讀常常是同時進行的，但兩者的微妙關系是否還能有更為深入的揭示？在西方，文本和圖像的關系，一直是文學史和藝術史中的重要議題，但是，書法的“文”和“象”合二為一，沒有分離，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這個問題？第八點，書法和中國其他藝術的關系。這點宗白華先生很早就開始關注了，方聞先生也一直非常重視這個問題。但是，書法這一曾經(jīng)在中國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中被高度珍視又極為精妙的藝術，與其他藝術之間的關系確實還有被探討的必要。從純理論（美學或藝術學）的角度來思考書法固然沒錯，但是作為藝術史學者，我期待的是更為歷史化的研究成果。以上只是我目前想到的一些問題。我想我們的觀察角度可以更多元，既要涉及形式，又要涉及文化傳統(tǒng)。總的說來，當我們將個案做到一定深度，就會自然生發(fā)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而不能憑空去想問題。從歷史研究中產(chǎn)生理論，又用歷史研究來修正已有的理論，讓兩者在良性的互動中推動彼此的深入。

白謙慎：我講過，書法在古代是精英的藝術，它的創(chuàng)作主體和收藏主體都是社會化程度最高、社會關系最復雜的一群人，所以從社會史的角度討論書法是有必要的。舉個例子，湘軍擊敗太平天國后，曾國藩的書寫任務很重，長沙不少店鋪都找他題字，為人題字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題字就是一種社交行為。向曾國藩求字并非因為他字寫得好，他自己也坦誠地說何紹基的字才真的好，但人們?nèi)匀豢粗卦鴩淖郑@種中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本來就是社會史的一部分。但是，社會史的方法用到書法史研究里，也有它的局限。舉例說，同一個人的作品，這張貴，那張便宜，說明人們對作品的品質(zhì)是有判斷標準的，社會史常常不能貼切地解決與藝術品品質(zhì)直接相關的問題，而品質(zhì)問題在藝術史研究中有時候是比較關鍵的。

白謙慎：關于鑒定問題，傅申先生說過，雖然新一代的學者看原作的機會遠遠少于老一輩，但科技的發(fā)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機遇。這個想法我是認同的。但是，借助科技力量的同時，還是要和目鑒的基礎相結合，怎樣結合可能是更應該考慮的問題。過去的鑒定其實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迷信權威、輕視專家，我并不認為古代書畫鑒定組鑒定傅山作品的水平就一定會比我更高；還有一點，鑒定權威知識面廣，也許能夠借助經(jīng)驗得出正確的結論，但專家會從作品中提取關鍵信息，并且通過整合這些信息，基于事實與邏輯推論，展現(xiàn)更豐富的歷史圖景，這恰恰是有些鑒定權威們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一直認為，不要過度迷信權威，現(xiàn)在更需要的是有一定通泛知識同時在某個領域里深耕細作的專家型學者。你提的另一個問題是關于品評的，這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古代書論中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書寫技法的闡發(fā)，談形質(zhì)塑造，另一個是針對神采的品評，談審美傾向，這兩個方面有密切的關聯(lián)。傳統(tǒng)的品評語言都十分簡潔，這是空靈，那是遼遠，這是局促，那是暢達……對這些范疇的理解基于對技法的了解，但是了解技法并不意味著一定能理解品評語言。當傳統(tǒng)的品評語言不被理解之后，技法訓練特別容易走向流俗，沒有鮮明的審美傾向和個性，只是純熟而已?，F(xiàn)在我們的書法史寫作也離不開傳統(tǒng)的品評語言，20世紀80年代，邱振中先生曾經(jīng)設想去建立一套新的批評語言，這項工作后來推進得如何不得而知，但是當我們不再談“二王”的遒勁、顏真卿的渾樸、蘇軾的灑脫，而將作品的組成元素打散割裂、逐一分析時，就像把所有的手指割開來，了解得再透徹，那也不是完整的手了。我認為，現(xiàn)代的研究者確實特別需要了解傳統(tǒng)的品評語言?？偟膩碚f，我倒不是特別擔心你提到的傳承斷裂，因為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中國今后很可能會有一批條件更加優(yōu)裕的人從小接受書法訓練、學習鑒定知識，同時也充分借助科技的力量來展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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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謙慎教授在文研院書法工作坊中

白謙慎：書法正在經(jīng)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分離是其中一個方面，對書法史研究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zhàn)。過去，學者直接參與到書法活動中去，比如我，就參加過第二屆中青年書法展的評審工作，同時或此后參加評審的還有曹寶麟、華人德、叢文俊等書法史學者。這種局面目前已經(jīng)不存在了，就書法評審而言，評委多是從歷屆展覽的獲獎作者中產(chǎn)生，這樣一來就很容易造成書法審美趣味的單一化。我們這一輩人有很多本來并不是學藝術出身的，因為喜歡書法才進入這個領域，比如說，曹寶麟是學漢語史的、華人德是圖書館系畢業(yè)的、我是學國際政治的、鮑賢倫是中文系的、潘良楨是哲學系的、沃興華是歷史系的……以沃先生為例，他的技法水平絕不在美院培養(yǎng)的同輩書家之下，而且，他的技術積累在上大學前就基本完成了，上大學后繼續(xù)深入?，F(xiàn)在書法專業(yè)的學生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就應該一直練習技法，也有人希望提高文化修養(yǎng)。其實，文化修養(yǎng)對創(chuàng)作的加持作用很難論證，但是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職業(yè)的多元化對書法本身的多元化是有好處的。對于研究來說，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有時候會起到重要的作用。打個比方，如果研究翁同龢一天寫多少對聯(lián)、寫給誰、干什么用，可以拋開創(chuàng)作經(jīng)驗，但是，如果要探討翁同龢的時代為什么有一批人對顏、蘇、米特別感興趣，就必須要熟悉形式語言了，對形式語言的熟悉在很大程度上要通過臨池來訓練。所以，應該鼓勵書法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創(chuàng)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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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寶麟臨黃庭堅尺牘

白謙慎：近些年，我們在文獻方面的拓展應該是比較充分的。我和周邊一些年輕學者受到汪世清先生影響比較大，所以在材料搜集方面會下很大功夫，詩文、題跋、著錄、刻帖、金石拓片、日記、信札、印譜、族譜、宗譜、電報稿、奏章、地圖、方志、批注，甚至藥方、禮單都會用到，再要發(fā)現(xiàn)一種從沒用過的材料，好像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不知道我們挖掘材料的方法是否被書法史研究的主要群體接受或使用。

白謙慎：黃一農(nóng)先生提出“E考據(jù)”這個概念的時候就反復強調(diào)，它對一項研究有多大幫助與研究者自身的知識積累有很大關系。首先，當你要查一個歷史人物的相關信息時，如何設置檢索的關鍵詞？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越熟悉，能想到的關鍵詞就越多，能查到的東西也就越多。以吳大澂為例，除了姓名字號以外，還有各種官稱、簡稱，比如說，他當過河道總督，所以有人稱他為“愙帥”，如果不知道這個稱呼，就會錯過很多信息。從資料的角度講，稿本的不斷整理、出版，方便了更多讀者，將來還會有更多稿本被數(shù)字化，至于前景，我最想提的是，能不能開發(fā)一個軟件來釋讀稿本？這樣一來，稿本的利用效率就會提高很多。但一旦釋錯，就很可能造成信息的丟失和誤導。希望有一天能開發(fā)出識讀能力很高的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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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謙慎教授在文研院的題字

白謙慎：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類似的問題巴克森德爾也曾經(jīng)思考過，他思考的問題是：藝術史的研究能夠為其他學科提供什么？他在《十五世紀意大利的繪畫與經(jīng)驗：圖畫風格的社會史入門》一書中提到，意大利的繪畫應該能提供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所無法提供的東西，這才是藝術史研究的目的。最近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藝術與文化”展覽就是從視覺的維度展現(xiàn)晚明文化，展覽圖錄封面用的是張大風的寫意畫，說明在策展人看來，這幅作品作為物質(zhì)遺存，本身是能夠為社會文化代言的。很多精神層面的東西，文字是無法表現(xiàn)出來的?！陡瞪降氖澜纾菏呤兰o中國書法的嬗變》得到大家的認可有一個原因是，我仔細分析了幾件寫得比較怪異的書法，頗能體現(xiàn)晚明尚奇的趣味。繪畫史成為顯學，書法史相對邊緣化，恰恰促使我們思考書法史研究本身和更大的藝術史之間的關系。比如說，巫鴻可以從繪畫來研究女性的空間，書法行嗎？顯然不行。也有研究者從《玉臺書史》來研究女性書法，但并不是很成功。研究宗教藝術的，可以從建筑史、繪畫史、雕塑史的角度入手，書法行嗎？顯然不太行。除了在相對短暫的歷史時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所謂的“寫經(jīng)體”外，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一個書家書寫宗教性文本和非宗教性文本使用的是同一風格的字體。當今流行的藝術史理論，有哪些可以運用到書法史的研究中去呢？用不上沒關系，不必追時髦，削足適履。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在研究書法的過程中，找到或發(fā)明自己的理論呢？如果書法史不光是想寫給研究書法的人讀，就需要從趣味上講作者、作品與時代的契合性，找到他和它在歷史坐標上的那個點，但這是比較難的，書法不像繪畫，畫的內(nèi)容可以一目了然，而在書法里，你說這一筆流利，那一筆沉著，如果讀者不寫字就不會有共同的體驗，無法理解流利、沉著指什么。所以，用何種敘述語言講清書法和時代的關系，讓書法圈以外的人們，特別是知識界的人們也懂，確實是很大的挑戰(zhàn)。而更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找到自己領域的理論及理論語言，在貼切地分析和闡釋書法藝術的同時，讓別的領域的學者，讀之有所啟發(fā)，得到他或她的領域不能獲得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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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謙慎教授在文研院的駐訪感言題詞

白謙慎：預測未來最難，偶然因素太多了。沒有了像方聞先生這樣有特殊魅力的人，是件很遺憾的事。方先生因為從小學書法，知道書法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他有書法情結，有了話語權后就把這個情結帶過去了，他曾經(jīng)想過在普林斯頓大學設立一個專門研究中國書法的講席，希望我去接過來，但因為各種各樣的復雜原因，這件事擱淺了。在美國，一個很大的問題是，研究書法史的人在找教職的時候會比較吃虧，因為西方?jīng)]有與書法對應的藝術，所以對書法接受度不高。美國的中國書法史研究目前確實是走進了低谷，韓文彬、石慢都要退休了，倪雅梅也不做書法史了，青年一輩目前在大學任教的，只有薛磊，但他并不在資源比較多的大學里任教，影響力受限。另一方面，美國有重要的中國書法收藏又是一個歷史的事實，以后會有更多的人關注嗎？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