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以前，并沒有四川這個稱謂，北宋咸平年間將，宋真宗將地處今四川盆地一帶的川峽路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合稱為“川峽四路”或“四川路”，后來簡稱“四川”，四川由此得名，所以至少在宋朝之前是沒有四川這個說法的，也不存在說重慶是否歸宿于四川。
重慶在200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中國最早的人類——巫山人，在距今2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xiàn)了銅梁文化，那時代根本沒有四川這說；
戰(zhàn)國時期，巴國從漢水流域遷至長江上流，先后在枳（今重慶涪陵區(qū)）、江州（今重慶渝中區(qū)）、墊江（今重慶合川區(qū)）建都，彼時四川在成都建立了古蜀政權(quán)，所以在那時重慶和四川也以巴、蜀兩個不同的諸候國存在于世，沒有從屬關(guān)系，這也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巴山蜀水、巴蜀大地的來源，而且巴先于蜀。
公元前316年，周慎靚王五年，秦軍南下先后將巴國和蜀國滅亡，秦國丞相張儀屯兵江州（今重慶渝中區(qū)），筑巴郡城（即江州城），而與此同時秦國兼并與巴國相鄰的蜀國，在今成都設(shè)立蜀郡于，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此期間主持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這個時期，巴郡和蜀郡均屬于秦朝的36郡之一，并沒有從屬關(guān)系。
三國時代，劉備、諸葛亮經(jīng)由江州（今重慶）平定益州（今成都），并在益州建立蜀漢政權(quán)，這時候重慶地區(qū)是屬于蜀漢政權(quán)的；晉朝桓溫討伐李勢、朱齡石平定譙縱，均是由江州進入益州。南朝宋、齊復(fù)為巴郡，郡治皆為江州（今重慶）。南朝時期，武陵王蕭紀(jì)于巴郡置楚州，西魏文帝又將楚州改為巴州，北周閔帝元年又改回楚州。隋開皇元年，楚州改名為渝州（這是今天重慶簡稱為渝的原因）。到了唐朝，天寶元年改渝州為南平郡，乾元元年又復(fù)為渝州。唐代延續(xù)渝州之稱，為山南西道轄地。注意，是山南西道，治所設(shè)于興元府（也叫梁州，即今天的漢中），那時還沒有四川的概念，所以不存在歸宿于四川這個說法。
宋朝，宋徽宗改渝州為恭州，后來宋光宗先在恭州被封恭王，同年又即帝位，學(xué)得“雙重喜慶”，故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由此得名。此時，重慶府是宋朝的一級行政區(qū)域，所以不存在歸宿于四川這個說法。
元朝的時候，農(nóng)民軍明玉珍在重慶建都，自立為王，國號大夏，轄區(qū)大約為今天的重慶、四川、貴州和云南等地。明洪武四年，大夏國被滅，改重慶為重慶府，當(dāng)時歸屬于四川布政司。清朝的時候，重慶也是基本屬于四川的。
1929年，重慶正式建市，但仍屬于四川省的省轄市；1935年，劉湘在重慶成立四川新的省府，雖然重慶依然屬于四川，但重慶卻是省府；
1937年，國民政府頒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重慶成為國民政府陪都，成為中國抗戰(zhàn)時期大后方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中心，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治舞臺，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遠(yuǎn)東指揮中心，以及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英雄之城”、“不屈之城”。1939年，重慶升為甲等中央院轄市（即直轄市），此時不僅是中國的陪都，也是韓國政府的臨時首都。所以這時候不是重慶歸屬于四川，而是四川也屬于重慶管轄。
1949年，重慶解放，隨后成為西南軍政委員會駐地，為西南大區(qū)代管的中央直轄市，也是西南大區(qū)的首府，管轄重慶、四川、云南、貴州、西藏、昌都地區(qū)等西南片區(qū)。所以此時，重慶不歸屬于四川，四川卻屬于重慶管轄。
1954年，重慶與四川合并，重慶從直轄市降為省轄市，一直到1997年，重慶歸屬于四川，這是事實。（渝帆查到，1955年四川的GDP為32.12億，其中重慶就占22.54億，成都那時候僅有重慶的幾分之一，但后來的幾十年，利用省會之便，搬走了重慶大量的大區(qū)機構(gòu)、大型企業(yè)、科研院所、高校等資源，到了1997年重慶再次直轄的時候，重慶帶上新劃入的萬縣、涪陵、黔江三地的GDP，才免強比成都略高）
1997年3月14日，中央批準(zhǔn)恢復(fù)設(shè)立重慶直轄市，重慶與四川再次分開，成為獨立的行政區(qū)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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