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7日晚，一位神秘的客人穿過華燈初放的喧鬧街市，悄然住進爵祿飯店。他就是李立三。
由于當時周恩來在莫斯科，新選出的黨的領導人向忠發(fā)又缺乏領導能力，所以，李立三實際主持中央工作。
李立三對陳獨秀葬送大革命的勝利成果很是不滿，認為對蔣介石的反動政府就是要針鋒相對，還以顏色。在軍事上首先要奪取一省或數(shù)省的勝利，進而奪取全國政權。
他斷定，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因此在醞釀一個大的計劃。這個大計劃就是：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暴動和集中紅軍向中心城市進攻。為此，他想在上海搞一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其規(guī)模至少可與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相提并論。
李立三要會見的人便是時任“左聯(lián)”領導人的魯迅。李立三希望在文壇以及青年中很有影響力的魯迅，能夠成為他所設計的大游行中的領隊人。此時的李立三已經(jīng)完全陶醉于紅旗遍野的想象場景中，而魯迅則是這一場景中他認為最合適的旗手。為此，他特地安排了與魯迅的這次會見。
李立三為什么選擇爵祿飯店作為與魯迅的秘密會見地點呢？
這一內(nèi)情很長時間不為人所知。直到夏衍在他的《懶尋舊夢錄》里披露說：“這里有一個小秘密。當時的爵祿飯店是一個中型、中檔的飯店，在西藏路、漢口路附近。上層的達官貴人不會去，下面的平頭百姓也不會去，因此比較安全。更重要的一點是，飯店有個領班是宜興人，是潘漢年的同鄉(xiāng)，人很可靠?！?/p>
此前，李立三與魯迅素未謀面。作為中共宣傳部長，李立三對上海左翼文化界非常關注，而文壇巨擘魯迅自然在李立三的視線之內(nèi)。
早在“左聯(lián)”成立之前，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發(fā)起了關于“革命文學”的論爭，在文化界、思想界燃起了漫天烽火。他們主張“既成作家”都要“轉變方向”，并以此作為批判魯迅的張本。當革命文學運動勃然興起時，曾經(jīng)熱切期待與之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魯迅突然成了祭旗之人，這是魯迅始料不及的，也理所當然地引起魯迅的憤怒和反擊。于是，“革命文學”論爭愈演愈烈，極大地渙散與離心了左翼文藝隊伍。
由于當時的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成員大部分是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因此，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的周恩來，參加中共六大從莫斯科回國后得知這一情況，便立即要求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李富春予以干涉，要求停止對魯迅的攻擊。
這場論爭也備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的高度關注。李立三也認為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將魯迅作為“文學革命”批判的對象是錯誤的。為此，李立三召見當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并負責編輯《環(huán)球》理論刊物的吳黎平，談了三點意見：
一是文化工作者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nèi)部不應爭吵不休；
二是我們有些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
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的同志，準備成立新的左翼文藝組織。
李立三隨后交給吳黎平一個特殊任務，那就是與魯迅聯(lián)系，告知他的觀點，征求魯迅意見。
此后，吳黎平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在北四川路的內(nèi)山書店中與魯迅見了面。對此，吳黎平回憶稱：“我們談了文藝界的情況和作家團結的一些問題，希望左翼作家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我傳達了黨的意見，希望魯迅在組織左翼作家的工作中多參加，多出力，多指導。魯迅完全贊同我們的意見，對攻擊他的同志也表示了諒解的態(tài)度，認為他們的心是好的，只是態(tài)度不對。'
這次見面，寬慰了魯迅的心境，畢竟吳黎平帶來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聲音，其分量非同一般。
'革命文學'論爭停止后，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下，一個新的革命文學團體正在醞釀成立。當時李立三擬定了這一新團體的名稱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簡稱'左聯(lián)'。為此，李立三特別要求參與籌備工作的潘漢年、馮雪峰一定要去征求魯迅的意見。
李立三當時顧慮'左翼'二字太'左'而且直露，因此說''左翼'兩個字用不用取決于魯迅，魯迅如果不同意，這兩個字就不用'。
當時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公開亮出'左翼'旗幟確屬非同尋常之舉，面對無時不在的危險，李立三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特別是涉及魯迅這樣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非黨同志。
此后，馮雪峰專程前往景云里魯迅寓所，通報醞釀成立左翼文化組織的情況，并就李立三擬定的組織名稱征求魯迅的意見。魯迅聽完后不僅非常贊同，而且特別強調：''左翼'二字還是用好，這樣旗幟可以鮮明一點。'
魯迅的態(tài)度令李立三非常高興。此后，'左聯(lián)'因為有魯迅的加入并成為實際領導人，而具有非同尋常的社會影響力。
魯迅是通過馮雪峰得知這次約見的。由于是與中共負責人之一的李立三會面，魯迅欣然同意，并在馮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祿飯店。
魯迅抵達時，潘漢年已經(jīng)事先陪同李立三在房間等候。這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見，一位是中國文壇的巨擘，一位是中共著名領導人。
'我叫李立三。'見到魯迅后，李立三操著一口湖南話率先自我介紹。握手、落座后，李立三說了幾句'對先生仰慕已久'的話便直入主題。他介紹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以及對當前形勢的認識，接著又講到準備在上海搞一次大規(guī)模的游行示威活動，以展示革命的力量。
李立三充滿激情地侃侃而談，而魯迅則沉默無言，他對李立三的主張并不茍同，但又不便多說什么，唯有默默地抽著香煙。
'先生在中國文化界德高望重，為數(shù)萬青年所景仰，如果先生能親自參加游行，其影響則非同一般。'
魯迅終于從這句話中知道了李立三這次與他會面的真正目的。但是，魯迅向來不主張喊口號、發(fā)宣言這樣一類的活動，他多次說過，真正的作家要靠作品講話，用文章戰(zhàn)斗。
而且，他還曾針對當時一些過多熱衷政治活動的左翼文藝工作者說：'現(xiàn)在的左翼文藝，只靠發(fā)宣言是壓不倒敵人的，要靠我們的作家寫出點實實在在的東西來。'李立三的設想和愿望顯然有違魯迅的一貫作風。因此，魯迅聽后臉上毫無表情。
魯迅的沉默，李立三誤以為他有所顧慮，便接著說道：'為了確保先生的安全，我們會派專人保護，并且還可以給先生專門發(fā)手槍，以防不測。'
魯迅趕緊接過話頭：'我不會打槍，要打槍可能打不到敵人，反而打了自己人。'這句話聽起來很幽默，然而卻幽默得很有分量。顯然，魯迅不便正面反對李立三的意見，畢竟他是中共領導人，所以只有用這種幽默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觀點。
但李立三依然充滿信心地勸說魯迅：'不要槍也可以，只是希望先生能夠參加我們的游行，以鼓舞士氣。'
'李先生恐怕還不知道吧，我是歷來主張'壕塹戰(zhàn)'的，絕非挺身而出的勇士。至于中國的革命怕也不能一朝一夕便得成功，看來是'持久戰(zhàn)'，而且需要我們?nèi)?韌戰(zhàn)'。'魯迅慢慢吐著煙霧，雖然說話語氣不重，但絲毫沒有妥協(xié)的意思。
當時'左聯(lián)'成立的時間雖然不長，卻經(jīng)常組織盟員上街游行撒傳單，不要求他們創(chuàng)作。魯迅原本對此就有不滿，但那都是黨組織安排的，他不便多言，不過他自己是決不參加的。
眼見難以說服魯迅上街，李立三便退而求其次。他說：'既然先生不愿意，我們不能勉強。那么能否請先生發(fā)表一篇宣言。以先生的聲望，發(fā)表一篇宣言將會形成極大的影響。'
'發(fā)表一篇宣言倒不難，然而這對中國革命究竟有多大好處，實在難說。而我從此在中國就住不下去了。'魯迅說這話時神情比較嚴肅。因為在白色恐怖的環(huán)境中，魯迅非常清楚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斗爭方式，更何況當時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并未撤銷對魯迅的通緝令。
然而，李立三并未能理解魯迅，他依然固執(zhí)地勸說：'住不下去就到國外去，黃浦江上有許多外國船，我們隨時可以幫助先生登上其中一艘。'
'那豈不像郭沫若先生那樣在國外當寓公了，而在中國我還是可以打一槍兩槍的，只不過不是用手槍而是用筆，我也只能用筆。'魯迅的言辭中有些許不快。
'在國外也可以寫文章嘛。'
'那只能是隔靴搔癢，沒有絲毫的戰(zhàn)斗力。'
話已至此，李立三不免失望，但對魯迅這樣一位備受大家尊敬的名人又不便過于要求。李立三于是顯得非常大度地說：'既然這樣，那我們尊重先生的意愿。'
潘漢年與馮雪峰自始至終一直在旁邊默默地聽著，沒有插一句話。其實他們也早已聽出雙方在這場談話中是很難找到共鳴的。
魯迅終于離開了爵祿飯店，這是一次沒有結果的會見。在回寓所的路上，魯迅對一旁陪同的馮雪峰說：'你都聽到了，我們是各執(zhí)一詞。不過李先生卻并不堅持。'
馮雪峰隨口說了句：'還是不堅持好。'因為馮雪峰心里很清楚，當時魯迅領導著左翼文化運動，已經(jīng)充滿危險。平時'左聯(lián)'的一般會議，馮雪峰都不主張魯迅參加，而是由他或柔石前往征求先生意見或事后專程匯報。這次李立三的要求，對于魯迅來說完全是一種冒險，甚至會帶來無謂的損失，因此他也是不贊成的。
關于這次與李立三的會面，魯迅在當晚的日記中只寫了不到10個字：'晚同雪峰往爵祿飯店'，具體內(nèi)容全都省略了。這主要是考慮到會面對象的特殊性而不便詳記。之后，魯迅又對胡愈之談起這次與李立三會面的情況。據(jù)胡愈之說，魯迅將當時的談話內(nèi)容漫畫化了，但卻從中可以看出魯迅對那種做法是不贊成的。
李立三雖然沒有說服魯迅，但絲毫沒有影響他對革命即將出現(xiàn)高漲形勢的判斷，也沒有影響他在全國組織暴動的熱情。不久，在他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他仍沉浸在'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設計場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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