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公元1368年～1644年)
明朝建立后，定都金陵(南京)。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設嘉興府，初時與湖州、松江、蘇州、常州等府均直隸于應天府(南京)。洪武九年(1376)，全國建十三行省，湖州、嘉興兩府改隸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嘉興、海鹽、崇德三縣，從此嘉興府及轄縣，屬于浙江省管轄。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因政務繁重，嘉興府所轄三縣劃為七縣，分嘉興縣西北境為秀水縣，東北境為嘉善縣，海鹽縣分置平湖縣，祟德縣分置桐鄉(xiāng)縣，稱“一府七縣”，從此一府七縣的行政區(qū)劃沿續(xù)至清末。海寧縣自隋唐以后一直屬杭州。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實行一系列促進生產發(fā)展的政策，如保護小農私有制，令農民歸耕，承認已被農民耕墾或即將開墾的土地歸農民私有，鼓勵農民墾荒；通過法令放松佃農對地主的人身隸屬關系，佃農有較多自由，手工業(yè)工人地位也有所改善；提倡種植農業(yè)經濟作物，鼓勵種植桑麻棉；推行有利于工商業(yè)的措施，裁撤了全國的稅課司局。這些都有利于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在杭嘉湖蘇松地區(qū)朱元璋還嚴厲打擊豪強地主，嘉興被抄沒家產分散流放的有黃旭、史有為(一說為松江人)、濮院淄氏、石門卜氏等豪富。平湖還有富戶三家被勒令遷往京師。據(jù)說當時濮院濮氏有72支，朱元璋在嘉興郡城見濮氏嫁女至角里街湯家過于奢侈；又因朱元璋所部進攻張士誠婿潘紹元部時，濮氏曾助張軍糧食十萬斛，因而將濮氏全族分散流徒28處，遠至云南、福建(后于永樂時允許復歸故土)。實際上這些豪富大都已形成地方勢力，盤根錯節(jié)“武斷鄉(xiāng)曲，欺凌小民”，朱元璋予以打擊，不僅為了鏟除反對勢力，鞏固集權統(tǒng)治，對于防止土地兼并，緩和社會矛盾也是有利的。
明初，朝廷重視水患治理，永樂元年(1403)浙西大水，明成祖派工部尚書夏元吉來江南籌措根治，夏元吉相度地宜，采取“掣淞入瀏”、“掣淞入浦”的方案，將下游已淤塞無法治理的吳淞江上游引入瀏河，從太倉出海；并將一部分水引入大黃浦北流入海(后全從黃浦江入海)，役工十余萬，親自奔走田野，“夏不張蓋”，指導施工，終于完成工程，使杭嘉湖及太湖水流順暢入海，消除了大面積積澇，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太湖地區(qū)的水患。夏氏在嘉善西塘設置測量水位的石標，名“憂歡石”，含義是以水位正常為歡，以水位上漲為憂，是水文測量的具有歷史價值的設施。
明中期廣泛使用銀兩，白銀作為貨幣可以納田賦，交地租，免差役，大大刺激了商品性農產品和副業(yè)、手工業(yè)的發(fā)展。明中期農業(yè)種植面積擴大，糧食總產量增加，單位產量也有所提高，桐鄉(xiāng)等地畝產水稻高者可達七八百斤，經濟作物特別是棉、桑、麻大為擴大，手工業(yè)、商業(yè)也大有擴展。
由于明朝廷對種植棉桑麻等農業(yè)經濟作物的提倡和對商業(yè)、手工業(yè)的政策寬松，也由于白銀作為貨幣廣泛使用，人們通過商品交換尋求銀兩的刺激，更由于糧賦地租負擔沉重，小農找尋生活來源，還由于嘉興府境處于沿海和運河沿岸，區(qū)位優(yōu)越，商路暢通，因而明代特別是明中期以后，嘉興農村商品經濟有很大發(fā)展，桑、棉、麻、煙草等廣泛種植，以棉紡織和絲織為重點的農家副業(yè)和手工業(yè)空前發(fā)達，商業(yè)隨之興盛，帶動了許多市鎮(zhèn)的興起，嘉興府也贏得了“魚米之鄉(xiāng)，絲綢之府”的美譽。
在明初，鄰區(qū)的松江府二百余萬畝土地，有上百萬畝植棉，松江布名聞遐邇。在其影響下，嘉屬東部已經廣植棉花，家庭棉紡織業(yè)興盛。明天啟《海鹽圖經》轉引《涌幢小品》載，海鹽等地以棉花“紡之為紗，織之為布者，家戶習為恒業(yè)……紡者日得紗一二十兩，織者日成一匹……田家收獲輸官、償債外，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賴此”。明《弘治·嘉興府志》載：“產苧布、麻布、棉布、黃草布”。明《天啟·平湖縣志》稱：“棉花可紡織而成布，籽可榨油”，為“又一大利”。又稱：新倉“饒花布，出納頗盛”。嘉興新豐鎮(zhèn)據(jù)《古今圖書集成》記載：明清時“專聚棉花及布，而商來販之”。嘉善縣更是紗布產地，明《萬歷·嘉善縣志》載：當時有“買不完的松江布，收不盡的魏塘紗”之謠。明代境內的蠶絲業(yè)空前發(fā)達，成為全國絲綢業(yè)的重點地區(qū)。農村“蠶務最重”(明《萬歷·石門縣志》)。崇德、桐鄉(xiāng)一帶“桑林稼隴，四望無際”，“民以蠶桑為恒業(yè)”(明《弘治·嘉興府志》)?！度f歷·祟德縣志351前志載：“語溪塘上下地必植桑，富者等侯封”。明王(秤)登《客越志》說，嘉興、桐鄉(xiāng)一帶“地饒桑田蠶絲成市”。蠶桑發(fā)達帶來了絲織發(fā)展。元初《嘉禾志》載，嘉興絲帛有“絲、綿、絹、綾、羅、紗、水錦、克紗、綢、(烯)、綺、繡、紹”13種，而明正德年間，綢已有綿綢、水綢、紡綢之分，續(xù)有花續(xù)、素綾、畫綾之分，絹有花、素、畫絹及帳絹、籮底絹等品類。萬歷時，猴院鎮(zhèn)把原來的土機改為紗綢機，出品尤為精美，濮綢之名，遂著名遠近。
明代，嘉興各地絲綢貿易興盛。濮院鎮(zhèn)，明萬歷十九年(1591)前后“日出錦帛千計，遠方大賈攜橐群至，眾庶熙攘”，“鎮(zhèn)上空前繁榮”，“肆廛櫛比，華廈鱗次，機杼聲軋軋相聞”(李培《翔云觀碑記》)，“機杼之利，日生萬金”(《濮院志》引明濮龍錫文)。崇德縣各鎮(zhèn)明萬歷時“四方大賈歲以五月來貿絲，積金如山丘”(王(禾犀)登《客越志》)。王江徑鎮(zhèn)，明代“多織綢，收綢縞之利”，談遷在《北游錄》中稱它“衣被天下”。商人販賣絲綢運至汴梁(見明人小說《石點頭》)。
明后期，煙葉、絡麻以及西瓜、甘蔗、靛草、生姜、烏柏等已廣泛種植。煙葉始植于明嘉靖時，“至祟幀末，嘉興遍處栽種”(見俞正燮《癸巳類稿》)。磚瓦生產始于萬歷時，“民多業(yè)陶，……聯(lián)絡三吳，貿遷弗絕”。境內的鐵器、銀器、銅錫器、竹器和線香也大量出產，行銷各地，嘉興洪姓所制漆器、張鳴歧所制銅爐、黃元吉所制錫壺，明代稱為三絕，是優(yōu)秀的工藝品。榨油業(yè)和油料油脂貿易，境內已形成很大的規(guī)模。
農村商品經濟的發(fā)展，推動了市鎮(zhèn)的涌現(xiàn)和發(fā)展。元代，境內市鎮(zhèn)10余個，至明后期境內市鎮(zhèn)已發(fā)展到40余個。作為城鄉(xiāng)經濟聯(lián)系的橋梁和商品的集散地，這些集鎮(zhèn)日趨興盛，多數(shù)繁榮程度不亞于北方某些州縣。嘉興、秀水的濮院、新塍、王店、新豐、鐘埭、王江涇，嘉善的魏塘、西塘、楓涇、陶莊、天凝、王帶，平湖的乍浦、新倉、新埭、廣陳，海鹽的武原、澉浦、沈蕩、歟城，桐鄉(xiāng)崇德的青(烏)鎮(zhèn)、石門、屠甸、爐頭、皂林，海寧的長安、硤石、袁花、郭店等主要市鎮(zhèn)星羅棋布，如燦爛明珠點綴于水鄉(xiāng)大地上。
作為一府二縣駐地的嘉興城，在明代更是十分繁榮如日中天。據(jù)當時城內納稅戶數(shù)推算，全城人口至少已有四萬多。而城外南門至東門百業(yè)雜陳，市肆繁盛，東門外自嘉靖時重建南湖煙雨樓以后，商業(yè)更為繁榮。東門甪里街“競為侈麗，列肆者，通江淮巨賈”。城外西南部鴛鴦湖周圍以及南堰、甪里街等處，巨家大宅，華廈接比，私家宅園有數(shù)十家之多。明萬歷時，濮院有一位“董氏醇伯子”作《游zhui李記》，其中敘說他游屠氏遠市園(即今東大營)所見：“縱觀屠氏遠市園，園中廣可數(shù)十畝?；倦s蒔，……顧盼不暇，其間亭榭臺館，棋置星布。有蘭溪草堂、怡曠堂、荷花館、觀梅閣、疑坊、香玉，點綴風景，各臻其妙。其最佳處則中流一水，回環(huán)曲折，環(huán)碧繞綠。放舟循堤，則兩岸桃李紅白深淺，交相輝映，忽焉雙鶴戛然長鳴，一聲一和響徹林木……”。明萬歷時，朱茂時在鴛鴦洲畔建園林放鶴洲，占地百畝，園內有堂亭溪流，岡巒花樹，極具田園風光，為一時名園。著名畫家李日華、徐宏澤、項圣謨、王時敏等人為之作放鶴洲圖，今唯項圣謨圖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列為國寶。其他如沈氏“南陔草堂”、高氏“南園”、朱氏“綠雨莊”，亦皆為名園。
當時城內外多名勝古跡，七塔八寺，游人不絕，“煙雨樓前畫船歌鼓日夜不絕”(見張岱《陶庵夢憶》)，城中元宵燈會，節(jié)日“水嬉”更是熱鬧非常。春天，人們到遠郊曹王廟趕廟會，買泥孩兒、蠶貓，稱為“游曹王”，“士女相接于道，不遠數(shù)百里而來”。
宋元時，境內田賦負擔就已很重，明時田賦更為沉重，一直延續(xù)到清代。明代田賦重，一是由于官田多，賦額高，二是由于年年漕運，困苦萬狀。明文德翼在《均徭役》和《嚴漕兌議》中論嘉興賦漕，謂：“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嘉禾半之，浮巧之役名(指附加苛增)，積重難返”；又謂：“江南之賦浙為重，而全浙獨浙西有漕，漕獨嘉興為首，全浙夏秋兩稅共米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嘉興)一郡當全浙之半也”。
明代前中期，田分官民，賦額不同。嘉興在浙江官田最多，明初有129萬余畝，占總田額的28％，其中嘉善縣官田有27.9萬畝，占總田畝的47％。民田賦輕，官田賦重，田賦額差距極大。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曾記載：民田每畝以五升起征，官田一般每畝征糧七斗，“是則民田，入于官，而一畝之糧(田賦)，則為十四畝矣!”因此嘉興府自明初起賦額就奇重，年田賦秋糧正米總在85萬石至120萬石之間，農民不堪負擔，社會嚴重動蕩，民戶逃亡和戶口隱瞞的現(xiàn)象日趨嚴重。嘉興府洪武年間人口110萬人，永樂時為94萬人，宣德時為83萬人，天順時為72萬人，逐代下降，到萬歷時在冊人口只有56萬，比開國之初減少一半，此時以半數(shù)人口承擔全額糧賦，農民更萬分困苦。明中前期，全嘉興府不僅田賦總額重，而且負擔不公平，畸輕畸重。同等田畝，有的以一升計征，有的以七斗計征。征收辦法極不合理，全府計稅標準有876個科則，糧政嚴重混亂。為逃避征收，向農民轉嫁負擔，地主富戶有的投靠權門，將田產和戶口寄其門下，利用特權免賦或由其包攬減賦；有些則勾結官吏舞弊作奸，或串通書吏在造冊時隱沒田產，或在產權轉移辦理過撥推收手續(xù)時使用飛過海的辦法，多買田少過撥，少賣田多過撥，甚至只過撥不推收，成為黑田；也有的把自己官田登記為民田，把小民的民田登記為官田；還有的買田不過撥，小民田已賣掉，“產去稅留”仍要納稅。嘉靖時，嘉興知府趙瀛曾指出當時糧政的黑暗，“富豪多麥地民田，益肆其貪并，貧民皆重額官田，日就逃亡”，“虛糧(負擔空額)遺累于里甲，正米派灑于細民”，“每每有力者，置田無糧(買進田不交田賦)，追納者多無立錐之地(毫無田產的戶卻被迫繳)”。他推行“扒平田則”，廢除原來征收辦法，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均攤田賦配額，畝征米不超過三斗。這對平衡負擔，簡化征收，起了作用。但由于不觸動田賦總額，全社會的負擔沒有減輕。明后期還加征“遼餉”、“剿餉”和“練餉”，而且層層加派，附征迭出，農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嘉興田賦之特重，累于漕糧。自唐歷宋元，嘉興所收賦糧，絕大部分須轉輸朝廷所在，稱為漕糧。明代，于成化八年(1472)定浙江漕運正耗米105萬余石，嘉興府各縣為43萬余石，占全省41％，除少部分運交江浙各軍事單位稱為“南米”及少量歸地方留存外，大部分均須由船幫和運軍沿運河北運繳北京通州入京倉。嘉興受害最深最久的是“白糧”賦役。白糧是一項單獨貢賦，獨由嘉湖蘇松常五府承擔，須每年由民戶直接運至北京城，繳宮廷作食米或釀造用，米質須粳糯米精白潔圓，稱為“天庾正供”不得稍差。終明一代，全由民戶自運。嘉興白糧“居浙額十分之六”，年復一年，耗費之巨和運繳之苦尤甚于漕糧。
漕運困苦由于附征苛重。漕白糧運輸一切費用，如途中耗損、運軍、船戶及其家屬用度、官府辦漕全部費用，甚至包括酒宴、敬神、酬應，無不取之于民，而且耗外有耗，征外有征，巧立名目數(shù)十種之多，以致額外征斂相等甚至超過正賦。明后期漕運米一石須繳三四石。漕白糧運繳之苦還由于途程艱難。自嘉興至淮安、北京，糧船須涉江、渡淮、越黃河，過閘牽灘，中間還要過駁陸路車運，風濤天險，艱辛萬狀，不幸翻船或船損，生命難保，縱輾轉抵目的地，也因繳納誤期或糧食潮損，懲罰立至，“刑械加身”，還須賠補重繳。漕白運繳全部過程中，官吏軍丁的欺凌、勒索，更使人視漕運為畏途。自繳糧起，雇船、裝卸、啟運，過江渡閘、行船、入庫、領取回憑，無一環(huán)節(jié)不受刁難、勒索甚至刑責，官吏貪暴如虎狼，對民戶敲骨吸髓而不已。明代運糧至北京一次，領運戶須費銀五六百兩，甚至千兩之多。明末歷史學家海寧談遷說“兌漕”是“屠民以唆(殺老百姓吃他們的肉)，民人一次運糧便傾家蕩產，甚至身死異地，“游魂不歸”。明人嘉興陸清源在《白糧官運疏》、李周玉在《嘉興預備倉》中說：“一解數(shù)年，浮費不貨”，白糧“萬千難苦，繪圖難盡”，“不終歲而家已傾，灶無煙”，“十家運糧，十家無不破”，甚至“性命隨之”，有的州縣官“因糧無措”而自殺，“官之慘如此，民之痛可知”。明朝廷毫不體恤民困，天啟七年(1627)，北京光祿存白糧17萬石任其霉朽，當年蘇嘉湖各府大水，“秋禾十無一獲”，官府仍逼運白糧，毫不寬松。
明中后期，社會矛盾嚴重，兩極分化尖銳，官僚豪紳地主，依仗特權免稅免役，侵奪民產，兼并土地，田連阡陌。佃農“佃富人田，歲輸其租”，每畝所得不過一石，而地租卻有七八斗至一石多，“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豪富人家窮奢極欲、榮華富貴。何良俊記其嘉興一友人家中用銀火爐、金茶壺、金茶杯、銀洗面盆，帳衾被皆用錦綺。廣大農民則啼饑號寒，流離失所。明末，嘉興城內出現(xiàn)畸形繁華，煙雨樓畔，多“箏堂妓館”，游船如織，“淫靡之事愈出愈奇”(張岱《陶庵夢憶》)。陳維崧《賀新郎》詞中說：“林邊水下”都是官宦園宅，湖中夜宴燈火如晝，如“十萬盞紅球掛”。明代的嘉興已發(fā)展到封建社會的高峰，走向腐朽糜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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