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安 (以下簡稱“何”) :老師, 兩次聽您講授“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課程, 感覺您對整個分析哲學有自己獨到的理解, 我們學生很受啟發(fā)。很榮幸借《哲學分析》約稿的機會, 讓我與您進行一次對話。為此, 我認真查閱了我的聽課筆記, 也閱讀了一些相關資料。
張志林 (以下簡稱“張”) :哦, 如此認真的態(tài)度值得稱贊。我請你來參與對話, 主要是考慮到你對分析哲學有濃厚的興趣和很好的學養(yǎng), 而且你目前撰寫博士論文恰好需要更好地理解分析哲學。
何：謝謝老師!按您的要求, 我擬定了一個對話提綱, 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內容:一是分析哲學的起源;二是分析哲學中的主要思潮;三是分析哲學運動的遺產(chǎn);四是分析哲學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您看這樣行嗎?
張：嗯, 很好。讓我們開始吧。
對話主要從分析哲學的四個部分開始講起：
一、分析哲學的起源
二、分析哲學傳統(tǒng)中的主要思潮
三、分析哲學的主要遺產(chǎn)
四、分析哲學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
何：好的。我注意到, 您在考慮分析哲學的產(chǎn)生時, 往往喜歡在達米特 (Michae Dummett) 《分析哲學的起源》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一書的基礎上, 往前追溯到萊布尼茨 (Gottfried Leibniz) 。據(jù)我了解, 最近幾年來, 您在全國各地講學, 曾多次以“從萊布尼茨到弗雷格”為題。我想, 您肯定認為萊布尼茨為分析哲學傳統(tǒng)提供了實質性的思想資源。
張：是的。在我看來, 萊布尼茨所設想的“通用文字”或“普遍語言”堪作分析哲學傳統(tǒng)的源頭。事實上, 弗雷格 (Gottlob Frege) 本人就曾把他的“概念文字”看成是萊布尼茨偉大構想的實現(xiàn)。 你應該還記得, 我曾說, 萊布尼茨實際上設立了一個評判哲學研究的標準體系。
何：哦, 老師, 我還記得, 這個標準體系包含五個維度, 就是:理解—交流維度、推理—演算維度、組合—分析維度、綜合—平衡維度和形而上學反思維度。
張：對, 你記得這么清楚, 我很高興。依我看, 如何做哲學, 哲學做得怎樣, 應當按此嚴格標準予以評價。令人遺憾的是, 環(huán)顧現(xiàn)代哲學園地, 能得滿分者寥寥無幾, 也許只有弗雷格和哥德爾 (Kurt G觟del) 應得滿分。
何：老師, 這就是您推崇“概幫三公”的理由吧。您和一些朋友用弗雷格的“概念文字”來命名一個“概念文字幫”, 簡稱“概幫”, 確實很有趣。
張：這是多年前由邢滔滔和程煉命名的。目前, 我、滔滔, 還有幾個朋友, 是咱“概幫”偉業(yè)堅定的擁護者和積極的倡導者。
何：可別忘了, 老師, 您的一些弟子也是和你們一樣喜歡咱三公, 擁護您所說的“三公綱領”的喲。
張：哦, 對對對, 有弟子愿意像我們一樣, 立志依“三公綱領”的要求做哲學, 此乃為師者的一大榮幸也!
何：關于分析哲學產(chǎn)生于何時, 可謂眾說紛紜。特別是, 在弗雷格的重要性得到廣泛認可之前, 分析哲學一般被認為始于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和摩爾 (G.E Moore) 對絕對唯心主義的拒斥。因此, 二人被尊為分析哲學之父。但是, 隨著弗雷格的重要性被逐步認識, 他最終被追認為分析哲學之祖父。 那么, 到底分析哲學的產(chǎn)生應該定于何時呢?
張：有一個消解眾多歧見、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 就是將“作為哲學運動的分析哲學”與“作為哲學思想的分析哲學”區(qū)分開來。按前者, 分析哲學產(chǎn)生于羅素、摩爾等人對絕對唯心主義的反叛是可以接受的;按后者, 把分析哲學的起源追溯至萊布尼茨對“通用文字”的構想則是極具啟發(fā)意義的。從萊布尼茨公到弗雷格, 其間特別值得關注的人物是康德 (Immanuel Kant) 和波爾查諾 (Bernard Bolzano) 。
何：是的。漢納 (Robert Hanna) 的詳細考察表明, 康德之于分析哲學有某種奠基性作用。 如此, 人們不禁要問:在康德與弗雷格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實質性的過渡?達米特等人對分析哲學歷史的考察對這一問題給出了正面回答:波爾查諾。有趣的是, 曾將弗雷格尊為分析哲學之祖父的達米特, 又將波爾查諾尊為分析哲學之曾祖父。關于分析哲學自身歷史的這一有趣事實表明, 要理解分析哲學的本性以及它是如何興起的, 至少要明了波爾查諾對康德的反叛。
張：正如《純粹理性批判》的簡寫本標題“未來形而上學導論”所示, 康德的“第一批判”是為他心目中真正的形而上學所做的長篇“導論”。在康德看來, 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雖然也包含先天判斷作為其內容, 從而不同于經(jīng)驗科學, 但他心目中真正的形而上學卻應該由某種完全不同的先天判斷構成。因此, 康德為真正的形而上學奠基, 是從對那類特殊的先天判斷的探討開始的?？档聦@類特殊先天判斷的決定性要求是:它們必須是“擴展性的”——即能夠提供知識的。與之相對, 獨斷論的先天判斷僅僅是“分解性的”——即并不提供知識。在此意義上, 康德心目中的形而上學乃是由“先天知識”構成的。因此, 可以說康德的先驗哲學始于對先天知識之存在性、可能性和限度的探討。
在傳統(tǒng)觀念中, 知識的先天性源于判斷的分析性, 即一個判斷內容無須訴諸經(jīng)驗就可被得知, 只能是因為對概念的純粹分析就足以知道相關判斷的真值。由于對概念的純粹分析不可能提供新知識, 因而在傳統(tǒng)觀念下不存在“擴展性的”先天判斷。由此, 要為這類特殊的先天判斷的可能性作辯護, 康德必先打破分析性之于先天性的必要性。換言之, 他必須從對分析性概念的考察入手, 因為康德認定分析性判斷 (謂詞概念隱含地包含在主詞概念中) 不是擴展性的, 所以形而上學的組成必定不是先天分析判斷, 而是先天綜合判斷。
何：如漢納的近著《康德與分析哲學的基礎》 (Kan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所揭示的那樣, 康德關于先天性/后天性, 分析性/綜合性的討論提供了后來分析哲學的基本概念詞匯?？梢哉f, 在蒯因 (W.V.O.Quine) 徹底拋棄先天知識和分析命題之前, 分析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始終是在康德的基礎上展開的。
張：但是, 即便如此, 似乎也無人主張是康德開啟了分析哲學, 這是因為他并未發(fā)展出一套在后來的“語言轉向”中成為正統(tǒng)的哲學語義學。按照達米特的主張, 正是在哲學語義學中得到集中體現(xiàn)的語言分析, 才是分析哲學的公理性特征。
何：似乎可以這樣理解:盡管有了先天性/后天性, 分析性/綜合性這樣的基本概念, 但康德在對這些概念的討論中所貫穿的某種系統(tǒng)性混淆——特別是對邏輯的東西與心理的東西的混淆——使他發(fā)展不出哲學語義學。這一混淆在弗雷格哲學中得到了最嚴格的澄清, 因而反對哲學和邏輯中的心理主義是他始終堅持的一個基本原則。
張：是的。康德的心理主義突出地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 在康德看來, 判斷的構成要素要么是概念, 要么是直觀。如果以概念間的特定連接關系來區(qū)分分析性/綜合性, 則他勢必認為分析判斷的有效性基于純粹概念關系 (主詞概念與謂詞概念通過包含關系聯(lián)系起來) , 綜合判斷的有效性基于直觀 (主詞概念與謂詞概念通過直觀聯(lián)系起來) , 而作為特殊綜合判斷的先天綜合判斷的有效性則基于某種特殊的直觀, 即先天直觀。例如, 數(shù)學知識作為典型的先天綜合判斷之集合, 其有效性源于對時間和空間的先天直觀。由于康德把時間和空間視為某種主觀性的、內在性的東西, 所以認知主體對二者的先天直觀則成了某種心理學的過程。顯然, 對綜合判斷之基礎的這種準心理學解釋, 忽視了判斷本身的邏輯—語義結構。
第二, 康德對分析性和綜合性的區(qū)分貌似基于概念本身之間的關系, 但對這一區(qū)分的實質性說明, 卻總是訴諸主體對判斷內容的“認知把握”是否要超越對主詞概念的既有把握。也就是說, “a is b”是分析性的, 當且僅當, 主體不用超出對概念a的把握就可以知道概念b與a是直接相關的。這樣, 康德就把分析性/綜合性的區(qū)分奠定在主體的認知過程或心理狀態(tài)之上了。此外, 康德把哲學分析看作僅僅是將分析判斷的謂詞概念從主詞概念中分解出來。于是, 對他而言, 哲學分析便成了某種對認知主體主觀心理狀態(tài)的分析, 而不是對判斷內容的語義—邏輯結構的客觀展現(xiàn)。
有鑒于此, 如何在拒斥康德哲學中心理主義因素的前提下來回答康德式問題 (如作為先天知識的數(shù)學是如何可能的) , 就成了分析哲學得以產(chǎn)生的主要動力。仿照中國古代所謂“成也蕭何, 敗也蕭何”的說法, 現(xiàn)在我們可以說, 就分析哲學而言, “成也康德, 敗也康德”:成者, 康德式哲學問題也;敗者, 康德式心理主義也。
何：老師, 這樣說倒是很有趣的。我們知道, 弗雷格哲學的第一個方法論原則便是反心理主義。因此, 他堪稱打掉康德式心理主義的功臣。當然, 雖然弗雷格明確反對康德的某些觀念 (如數(shù)學知識是綜合性的) , 但他心目中主要的心理主義對手還不是康德, 而是密爾 (J.S.Mill) 和與之同時代的德國心理主義者。
張：直接向康德式心理主義發(fā)難的是波爾查諾, 這也使得他成為分析哲學最重要的一位先驅。正如我在課堂上所說, 如想了解詳情, 可以讀一讀波爾查諾的泱泱大作《科學論》 (Theory of Science) 。
在波爾查諾—弗雷格傳統(tǒng)看來, 分析性是一個純粹的邏輯—語義概念, 絕不可能以心理要素來加以刻畫。綜合性的基礎也在于純粹的邏輯—語義結構, 而不可能源于心理過程式的所謂直觀。至于分析性與綜合性的區(qū)分, 當然就是由邏輯—語義結構給定的了, 而與認知主體的心理狀態(tài)或心理過程毫無干系。
何：究其根源, 康德式心理主義的源頭莫過于他把判斷作為分析性的承載者, 而判斷及其構成 (表征、概念、直觀) 總是與特定主體的心理要素相聯(lián)系的。因此, 要拒斥康德式的心理主義, 首當其沖的是把分析性與判斷分離開來。在波爾查諾那里, 命題或思想才是分析性的承載者, 而判斷僅僅是對命題真值的主觀認定。命題作為既非物理又非心理的客觀存在, 其本身具有確定的真值, 與具體判斷 (對其真值的主觀認定) 無關。
張：是的, 這與后來弗雷格關于思想或命題的著名實在論如出一轍。波爾查諾關于命題的實在論把對康德式的判斷、表征、概念、直觀等準心理學概念的討論轉換成對思想、命題、內容、意義等語義學概念的討論。這一轉換是如此重要, 因為正是后一組非心理概念成了后來語義學討論的基本概念, 由此也真正開創(chuàng)了哲學語義學的先河。甚至可以說, 康德之所以發(fā)展不出哲學語義學, 恰恰是因為他始終著眼于前一組準心理學概念, 太過倚重先天直觀的基礎性作用, 其討論跳不出主體的主觀性因素, 從而無法在客觀性層面走向對純粹邏輯—語義概念本身的討論。
在把康德對分析性/綜合性的心理主義劃分轉換為邏輯—語義劃分之后, 康德式的以直觀來說明綜合性的基礎, 以先天直觀來解釋先天知識的可能性, 對于波爾查諾來說就變得毫無必要了。由此, 波爾查諾對康德的另一批判就凸顯為對直觀 (特別是先天直觀) 的拒斥。簡言之, 波爾查諾告誡我們:拋棄康德看重的先天直觀, 而以純粹的邏輯—語義概念來解答康德式的問題。
瞧, 依我看, 波爾查諾的獨特之處在于認可康德式問題, 而拒斥其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還有, 正如康德以數(shù)學這種典型的先天知識作為他討論的起點一樣, 波爾查諾的哲學語義學也發(fā)端于對數(shù)學——特別是微積分的基礎——的討論。
何：我查閱的資料表明, 關于如何理解牛頓和萊布尼茨獨立發(fā)明的微積分, 至波爾查諾的時代一直存在著兩個傳統(tǒng):牛頓—康德的動力學傳統(tǒng)訴諸直觀基礎上的時間、空間、運動、速度等來理解微積分的基本概念, 而萊布尼茨—波爾查諾的概念分析傳統(tǒng)以嚴格的函數(shù)性質和關系來理解微積分的基本概念。波爾查諾以牛頓—康德傳統(tǒng)在本性上難以企及的嚴格方式定義了函數(shù)的連續(xù)性、極限等概念, 還證明了中值定理。他的這些工作以實質性的例證表明, 數(shù)學的基礎在于其語義—邏輯結構, 而不像康德所認為的那樣必須以某種心理式的直觀作為基礎。
張：說得對。更重要的是, 波爾查諾以探索數(shù)學基礎為起點, 把概念分析推廣到所有命題上去。以他本人最為得意的替換法 (通過引入概念變元) , 波爾查諾對命題的分析性和綜合性給出了系統(tǒng)性的刻畫。這一策略不僅在嚴格性上避免了康德式的“包含”等隱喻性的說法, 還避免了把命題的綜合性奠定在所謂直觀之上的心理主義后果。這一技術性工作還嚴格地定義了蒯因式的“邏輯真”、塔斯基式的“邏輯后承”等后來在哲學語義學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邏輯—語義概念。此外, 波爾查諾還首次把存在量詞分析為二階謂詞, 并且提出了在弗雷格哲學中起主導性方法論作用的語境原則。
何：老師, 在這學期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課上, 您花了那么多時間講解康德和波爾查諾的有關思想, 我和同學們都感到很受啟發(fā)。特別是波爾查諾的思想, 我們在以前閱讀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論著中幾乎無人提及。
張：哦, 我也是2008年在美國碰巧讀到波爾查諾的《科學論》才發(fā)覺他的好些思想對分析哲學是如此重要。
如果說康德為分析哲學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問題和基本概念 (如先天知識/后天知識、分析性/綜合性、先驗性/經(jīng)驗性) , 那么就可以說波爾查諾為分析哲學提供了一系列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 (如反心理主義、命題實在論、邏輯—語義分析、語境原則) 。因此, 倘若說弗雷格語義學綱領所啟動的語言轉向堪稱一場哲學革命的話, 則波爾查諾針對康德心理主義所做的一系列批判性探討至少開啟了一場19世紀的哲學語義學運動。有趣的是, 這場運動在發(fā)生學上并未給分析哲學帶來直接影響, 倒是與現(xiàn)象學運動頗有直接關聯(lián)。研究表明, 弗雷格沒有讀過波爾查諾的任何著作, 而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則認真地研讀過波爾查諾和弗雷格的論著, 并受到二人反心理主義立場的實質性影響。波爾查諾的諸多想法與弗雷格系統(tǒng)地闡述的許多思想不謀而合, 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何：是的。波爾查諾在雙重意義上拒斥了康德的心理主義:他首先拒斥了康德把判斷作為分析性的承載者, 隨即也拒斥了把先天直觀作為先天綜合命題 (如數(shù)學命題) 的知識論基礎。那么,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回應康德問題, 即:“擴展性的先天知識” (如數(shù)學知識) ——既是非經(jīng)驗的, 又是擴展知識的——是如何可能的?
張：在波爾查諾工作的基礎上回應康德問題, 似乎有兩個選擇:要么承認數(shù)學是先天綜合的, 但不接受其基礎在于先天直觀;要么根本不承認數(shù)學是先天綜合的, 轉而接受數(shù)學是先天分析的。前一個選擇面臨的問題, 是為先天綜合知識尋找不同于先天直觀的知識論基礎;后一個選擇面臨的問題, 是解釋為何先天分析命題可以是擴展性的。
何：我們知道, 采取后一條思路來嚴格而系統(tǒng)地回答康德問題, 是弗雷格邏輯主義數(shù)學哲學的主要目標。一方面, 弗雷格要證明數(shù)學知識 (也許除了幾何) 是分析性的;另一方面, 他要證明數(shù)學命題盡管是分析性的, 但卻是擴展性的。
張：對。弗雷格關于數(shù)學是分析性的證明, 體現(xiàn)在他把數(shù)學還原為邏輯的邏輯主義綱領之中。他不同意康德把數(shù)學看作是綜合性的, 主要是因為他們對什么是分析性/綜合性有不同看法。我們知道, 弗雷格哲學方法論的第一個原則, 便是要求把心理的東西與邏輯的東西區(qū)分開來。于是, 康德把分析性奠定在心理學基礎上, 就成了弗雷格要首先拒斥的。
對弗雷格而言, 一個命題的分析性源于其本身的邏輯—語義結構。因此, 他把分析性定義如下:一個命題是分析性為真的, 當且僅當, 其真可以僅僅依據(jù)邏輯定義和邏輯法則而得到證明。 (1) 在此, 邏輯定義體現(xiàn)了分析性的語義要素, 而邏輯法則體現(xiàn)了分析性的邏輯要素。依此思路, 要證明數(shù)學是分析性的, 弗雷格需要做兩件事:為數(shù)學命題的基本概念給出邏輯定義 (在《算數(shù)基礎》中實現(xiàn)) , 再把數(shù)學命題從邏輯法則中推導出來 (在《算數(shù)的基本法則》中實現(xiàn)) 。
何：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證明數(shù)學是分析性的但卻是擴展知識的?
張：關于這一點, 弗雷格給出了怎樣的證明, 以及這些證明是否有效, 是有爭議的。盡管如此, 他關于邏輯定義和邏輯法則的說明, 以及涵義與指稱的區(qū)分, 可以為這一證明提供基本思路。簡而言之, 數(shù)學命題對知識的擴展性源于對數(shù)學概念的邏輯定義。關于定義的性質, 一直存在著一個康德式的混淆, 即認為如果b能被用于定義a, 則b一定包含在a里邊。波爾查諾早就將這一混淆表述為對一個概念可用于定義另一概念與一個概念包含于另一概念之間的混淆。弗雷格認為一個形如“a is b”的邏輯定義表達了a和b在外延上的嚴格等同性, 但它之所以不同于“a is a”這種重言式, 是因為“a”和“b”的外延相同, 但涵義不同, 從而“a is b”表達了某個“a is a”所無法表達的思想。數(shù)學命題的擴展性恰恰源于數(shù)學概念的邏輯定義表達了重言式所不能表達的新思想。因此, 弗雷格以一種完全不訴諸康德所謂先天直觀的方式, 便解釋了數(shù)學作為擴展性知識的根源。
正如康德關心數(shù)學, 是為了在一種典型先天知識的基礎上, 一般性地討論先天綜合知識的可能性問題一樣, 弗雷格的真正興趣也并不限于數(shù)學這種特定的先天知識——對數(shù)學的處理只是他工作的“第一步”, 他關心的是所有那些他稱之為“能夠僅憑邏輯就建立起來”的知識。
應予強調, 弗雷格發(fā)現(xiàn), 基于主詞—謂詞結構的傳統(tǒng)邏輯極大地誤導了我們對語言結構的理解。要以邏輯—語義分析為手段達到對先天知識的恰當理解, 就必須從對傳統(tǒng)邏輯的改造開始。我們知道, 弗雷格以算數(shù)語言為模型構造了一種萊布尼茲最先設想的“普遍語言”, 它革命性地把命題分析為函項—主目結構, 再加之他關于邏輯連接詞和量詞的理論, 便構建起了第一個一階謂詞演算系統(tǒng)。可以說, 弗雷格為了一般性地研究先天知識而順帶地發(fā)展出了現(xiàn)代邏輯——現(xiàn)代邏輯不過是弗雷格的哲學語義學的副產(chǎn)品而已?；蛘哒f, 與斯魯加 (Hans Sluga) 的判斷相反, 弗雷格在根本上關心的是哲學問題, 而不僅僅是數(shù)學問題和邏輯問題。
何：但是, 為何僅憑邏輯就可以建立起來的知識 (如數(shù)學) 與經(jīng)驗知識具有根本差異呢?換句話說, 邏輯本身的普遍有效性是如何得到保證的呢?弗雷格不得不回應他心目中的主要敵人——密爾。對弗雷格而言, 把邏輯的有效性奠定在經(jīng)驗歸納之上的密爾, 其最大錯誤在于混淆了“把命題當作真”與“命題本身的真”:前者是一個心理學問題, 后者是一個邏輯問題。
據(jù)達米特考證, 弗雷格從一完成《概念文字》開始直至晚年, 曾數(shù)次嘗試寫一本系統(tǒng)闡釋邏輯之性質的書 , 盡管終未完成, 但是我們從這本書所設計的第一章 (也即著名的《思想》一文) 可以看出, 弗雷格把邏輯的客觀性奠定在其研究對象本身——思想或命題——的客觀性之上, 而不是像密爾那樣奠定在主體對研究對象的心理狀態(tài)之上。這是在堅持弗雷格哲學第一原則 (反心理主義) 前提下為哲學語義學奠定了原則性的基礎。
張：我們在波爾查諾那里已經(jīng)看到過這種反心理主義的實在論觀念。其實, 波爾查諾—弗雷格傳統(tǒng)的哲學語義學是以某種柏拉圖主義式的形而上學為支撐的。
按照弗雷格的理解, 邏輯研究的是真 (即如何從真的前提得出真的結論) , 而真之承載者是“思想” (注意:是thought, 而不是thinking) 。因此, 邏輯的基本任務是一般性地研究思想的結構。在弗雷格的早期階段, 他將思想稱為“可能判斷的內容”;在后來對涵義和指稱作出區(qū)分之后, 他將語句的思想對應于其涵義, 把語句的真值對應于其指稱。這樣, 邏輯研究思想的結構及其真值關系, 就可以看成是研究語句的涵義與指稱之間的關系。涵義與指稱分別對應一個語句說了什么內容與一個語句所說的內容“關于”什么東西。按照布倫塔諾 (Franz Brentano) 的經(jīng)典定義, 涵義與指稱的關系是一種意向性關系。對這種意向性關系的系統(tǒng)處理方式, 在分析哲學傳統(tǒng)中就是構造恰當?shù)恼軐W語義學。
何：弗雷格關于涵義決定指稱的語義學論題表明, 一個語句S的涵義 (S說了什么) 決定了S在特定世界中的真值, 因而S的涵義便可用S之為真的條件來刻畫。
張：這里的主導思想成了后來分析哲學構造哲學語義學的一個主要模式——成真條件語義學。從對語句層面的涵義與指稱的討論入手, 這是在堅持弗雷格哲學方法論第二個原則 (語境原則) 的前提下其哲學語義學的真正開端。而進一步把語句分解為《概念文字》所展示的那種函項—主目結構, 依照某種構成性原則來討論語詞的涵義與指稱, 這是在堅持弗雷格哲學方法論第三個原則 (嚴格區(qū)別概念與對象) 基礎上系統(tǒng)地完成哲學語義學。
弗雷格的哲學語義學綱領是如此具有原創(chuàng)性、系統(tǒng)性和深刻性。如果像拉姆塞 (Frank Ramsey) 所說的那樣, 羅素的摹狀詞理論是哲學分析的典范, 那么就可以說, 弗雷格的哲學語義學綱領堪稱哲學分析的典范之典范!
何：然而, 奇怪的是, 分析哲學后來的發(fā)展卻表明, 弗雷格語義學綱領的核心概念 (涵義) 和核心理論 (間接指稱理論) 并未得到人們的認真對待。恰恰相反, 倒是對弗雷格“涵義”概念的攻擊成了分析哲學發(fā)展的一條主線。特別是, 在后來的直接指稱理論擁護者看來, 弗雷格首倡的涵義 (original Sinn) 甚至是哲學語義學的原罪 (original sin) !
張：確實, 弗雷格之后的哲學語義學研究者, 不管是反對陣營的成員, 還是堅定的擁護者, 他們的語義學理論都跟弗雷格奠立的語義學模式有緊密的聯(lián)系。要更好地理解這些分歧, 需要以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作為背景?？磥砦覀兊煤喡缘厍謇硪幌路治稣軐W運動的歷史了。
何：哦, 老師, 記得您曾說想寫一本名為《分析哲學運動》的書。請問:您所說的“分析哲學運動”是否由邏輯原子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蒯因對分析性的批判、日常語言分析、直接指稱運動、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 與達米特的爭論, 甚至認知科學的興盛等所組成?
張：嗯, 大體上可以這么看。也就是說, 分析哲學傳統(tǒng)中的一些依次出現(xiàn)的主要思潮, 構成了我所說的“分析哲學運動”。其實, 施皮格伯格 (H.Spiegelberg) 所寫的《現(xiàn)象學運動》一書基本上也是這么看問題的。
張：從思想史角度看, 波爾查諾把康德和弗雷格聯(lián)系了起來?？档潞透ダ赘袼蕾嚨囊唤M核心概念——先天知識、分析性、內涵/涵義——所歷經(jīng)的興衰歷程見證了弗雷格之后分析哲學發(fā)展的幾個主要思潮:邏輯原子主義、邏輯實證主義、意義懷疑論、日常語言分析、言語行為分析、格萊斯綱領、戴維森綱領, 以及直接指稱運動, 等等。
先看這樣一個有些詭異的歷史事實:號稱第一個發(fā)現(xiàn)弗雷格的是羅素, 而其實第一個反對弗雷格的也是羅素。當然, 我在這里不是指羅素那封致使弗雷格最終放棄其邏輯主義的著名信件。盡管我能理解年輕的羅素當年發(fā)現(xiàn)一位深刻而嚴謹?shù)乃枷爰业哪硞€致命缺陷時所懷有的那種激動, 但如若羅素沒有寫那封信或者晚幾年再寫, 那么弗雷格的《算數(shù)的基本法則》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就可以寫出來了。實際上, 在目前致力于恢復邏輯主義的新弗雷格主義者看來, 以休謨原則為基礎的弗雷格系統(tǒng)是一致的 (休謨原則在二階邏輯中蘊含皮亞諾算數(shù)公理——弗雷格定理) , 因而羅素悖論并不那么致命。
羅素對弗雷格哲學語義學的反對, 最早出現(xiàn)在他致弗雷格的另一封信里:他認為“勃朗峰高4000米”這句話表達的思想, 包含勃朗峰那座山峰本身——而不是“勃朗峰”的涵義——作為成分, 因為那句話談論的是一座實實在在的山, 而不是弗雷格式的涵義。對羅素而言, 一個語句表達的內容 (涵義) 與這個語句談論的東西 (指稱) 是一回事。換句話說, 他認為語句的涵義就是其指稱?；趯Σ祭吕资降膬仍陉P系理論的不滿, 羅素把性質和關系視為某種外在于對象的東西。因此, 在他看來, 語句的指稱就是某個特定事實——某個由對象、性質和關系等構成的復合物。而某種特殊類型的事實, 即“原子事實”, 則成了構造整個世界的“邏輯原子”。
何：但是, 把命題等同為事實面臨一個顯而易見的困難:假命題對應何種事實?似乎很難說存在假事實?；蛟S可以說存在邁農(nóng)式的“隱在的” (in-existent) 事實。為了保持一種“健全的實在感”, 羅素走向了一種極端立場:他否認語句本身 (不管真假) 表達任何命題或指稱任何事實。他認為語句只有與某個判斷者聯(lián)系起來才能表達一個完整的命題。 因此, 盡管語句S是假的, 從而很難有事實與之對應, 但是P相信S卻是真的, 從而對應一個事實。
張：這樣, 羅素就把對命題的討論帶回到對判斷的討論了。我們已知, 恰恰相反, 波爾查諾和弗雷格把康德對判斷的討論轉換成了對命題/思想的討論。說來真是奇怪, 羅素這位分析哲學運動的創(chuàng)始人在創(chuàng)始之初就違背弗雷格的第一個方法論原則, 對心理主義做了悄悄讓步。換言之, 羅素把意義與認知主體的心理要素結合起來, 為意圖—交流語義學這種反弗雷格式成真條件語義學的擬心理主義模式埋下了伏筆。
當然, 否認弗雷格式涵義觀念的羅素不得不處理弗雷格面臨的幾個典型問題:否定存在斷定問題、空名問題、弗雷格之謎、信念報導之謎……
何：是的。我們知道, 羅素的策略集中體現(xiàn)為他著名的摹狀詞理論。為了貫徹意義就是指稱的主張, 羅素借助于所謂的“不完全符號分析法”, 把所有的非邏輯專名都分析成為謂詞。 剩下的所謂真正名稱 (如“這”) 指稱的則是語言使用者使用這個詞時當下親知的對象?；谟H知對象的知識是羅素所謂的“親知知識”, 其基本特征是單稱性、直接性、從物性和基礎性。 這使得“親知知識”頗為接近康德式的經(jīng)驗直觀。
張：這可視為被波爾查諾—弗雷格傳統(tǒng)所驅逐的康德式直觀的現(xiàn)代殘余。鑒于親知知識之于其他知識 (描述知識) 的基礎性, 在羅素的認識論背后起著根本作用的是某種洛克—休謨式的經(jīng)驗主義教條:只有在經(jīng)驗中直接被給予的東西才是知識的終極基礎;鑒于親知對象之于專名意義的基礎性, 在羅素的語義學背后起著根本作用的是某種反柏拉圖主義的形而上學教條:只有在經(jīng)驗中直接被給予的東西才是意義的終極根源。因此, 雖然摹狀詞理論在哲學分析上堅持、拓展了弗雷格開創(chuàng)的一些方法和原則, 如函項—主目分析、構成性原則、語言的邏輯形式與表面語法的區(qū)分等, 但它在哲學語義學的基本構成上卻是極端反弗雷格的。簡言之, 羅素要打掉弗雷格式的涵義概念, 把真正名稱的意義歸約為其指稱。半個多世紀后, 這個密爾—羅素論題在所謂“新指稱運動”那里發(fā)揮到極致, 從而構成了對弗雷格主義的徹底反叛。
何：接下來我們該探討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了吧。我注意到, 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中幾乎只引用了兩個人——弗雷格和羅素。也許可以說, 早期維特根斯坦哲學是對弗雷格和羅素有關思想的某種改造和綜合。
張：確實可以這么看, 而這種改造和綜合頗具特色。弗雷格要求語言的各個層面和類型都具有涵義 (而且除了空名也都有指稱) 。羅素剛好相反, 他要求語言的各個層面和類型都沒有涵義, 但有指稱。維特根斯坦的獨特之處在于他認為只有語句才有涵義, 而只有名稱才有指稱。
維特根斯坦對意義的理解基于一種圖像論的觀念, 即只有能夠成為圖像的東西才有涵義, 這與波爾查諾有幾分相似。很顯然, 語句可以成為 (事實的) 圖像, 從而具有涵義。
何：但是, 為何名稱沒有涵義呢?難道名稱不是某個特定對象的圖像嗎?
張：關鍵在于維特根斯坦認為并不存在某種“獨自存在”的對象, 因為對象總是處在某種事態(tài)之中的對象。正如維特根斯坦本人所說, “我們不能在與其他對象的結合之外設想任何對象” 。同樣, 我們當然也不能脫離表達事實的語句來理解名稱——這可看作是維特根斯坦在新的背景下對弗雷格語境原則的堅持和推廣。因此, 名稱不能成為圖像, 從而沒有涵義。只有名稱與名稱的結合才能成為圖像, 從而具有涵義。
維特根斯坦心目中的命題是某個存在或不存在的事態(tài)的圖像, 而不是那個事態(tài)本身。這使得糾纏羅素的假命題得到了恰當處理——假命題是不存在的事態(tài)的圖像。這是維特根斯坦區(qū)別于羅素的第一個重要地方, 也是為何維特根斯坦要批評羅素把判斷者引入命題理論的緣由。另一個重要區(qū)別在于維特根斯坦并不認為存在羅素式的“原子事實”——說存在“原子事實”就意味著好像存在“分子事實”一樣。但是, 維特根斯坦強調, 邏輯連接詞并不指稱任何對象, 因而壓根兒就不存在什么“分子事實”。所以, 盡管許多文獻把羅素和維特根斯坦都當作邏輯原子主義的代表, 但實際上維特根斯坦并不倡導那種羅素式的邏輯原子主義。當然, 我們可以簡單地了結這個問題, 因為可以說, 有兩種邏輯原子主義:一種是羅素式的, 另一種是維特根斯坦式的。也許還可以說有第三種邏輯原子主義, 就是卡爾納普式的, 因為他畢竟寫出了《世界的邏輯構造》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一書。只要別把三者混為一談就行。
何：嗯, 關鍵是要弄清楚它們的根本區(qū)別。
張：是的。再說, 在維特根斯坦看來, 因為一個命題是事態(tài)的一幅圖像, 所以如果事態(tài)存在, 則命題為真, 否則為假。于是, 就其作為一幅圖像而言, 一個語句的意義就在于它給出了那個語句的成真條件——這可視為對弗雷格式成真條件語義學方案基本思想的繼承。在此觀念下, 既然語句的意義就在于它作為一幅可真可假的圖像, 那么任何必真或必假的語句就不是真正的圖像——因為它們要么是一切情況的圖像, 要么不是任何情況的圖像——從而它們在本質上關于世界的情況什么都沒說。按維特根斯坦的說法, 它們是乏義的 (senseless) 。
由于維特根斯坦把重言式和矛盾式看作是先天知識和分析命題的真正基礎, 一方面他不可能像康德一樣認為先天知識可以是擴展性的, 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像弗雷格一樣認為分析命題可以是擴展性的。受到維特根斯坦啟發(fā)的邏輯實證主義者對這一點作了發(fā)揮。
不少人把邏輯實證主義視為分析哲學的代名詞, 繼而把它對形而上學的拒斥當作分析哲學對待形而上學的基本態(tài)度。其實, 波爾查諾—弗雷格傳統(tǒng)背后的柏拉圖主義、羅素哲學背后的經(jīng)驗主義, 以及維特根斯坦對世界基本構成的刻畫, 這些都表明, 分析哲學從一開始就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某種形而上學, 并以之為基礎重塑和重解傳統(tǒng)形而上學問題。邏輯實證主義對形而上學的拒斥僅僅代表了分析哲學的某個特定運動對形而上學的極端處理方式。其基本立場源于邏輯實證主義并不像早期分析哲學家那樣去構造哲學語義學, 并試圖回答意義是什么的問題, 而是專注于給出某種劃界原則, 用于界定一個陳述“有意義性” (meaningfulness) 的條件。
邏輯實證主義給出的有意義性的條件是:一個有意義的命題, 必須要么是分析性的, 要么是可經(jīng)驗證實的 (或可證偽的) 。這個標準要成立的第一要務是要嚴格說明什么是分析性命題。
何：艾耶爾 (A.J.Ayer) 也注意到康德對分析性的定義存在心理主義式的混淆, 進而主張把分析性的基礎僅僅奠定在語詞的定義之上, 而把綜合性的基礎奠定在語詞的定義和相應的經(jīng)驗事實之上。 卡爾納普 (Rudolf Carnap) 則主張相對于不同形式語言來嚴格定義分析性概念。具體而言, 一個形式語言L中的語句S是L-分析性的, 當且僅當, S是L的意義公設 (meaning postulates) 的邏輯后承;而如果S的有效性需要訴諸經(jīng)驗事實才能得以確立, 則S是綜合的。總之, 邏輯實證主義把綜合命題的有效性奠定在某種經(jīng)驗事實成分之上, 從而否定了存在康德式先天綜合命題的可能性。
張：還須注意, 卡爾納普試圖以內涵概念為弗雷格式涵義概念給出嚴格刻畫。他以所謂的“狀態(tài)描述”定義了必然性和可能性這樣的模態(tài)概念, 再把弗雷格式涵義概念刻畫為某種從不同可能性到外延的函數(shù)。例如, 一個語句的涵義是從不同可能性到真值的函數(shù), 在不同的可能性中, 根據(jù)可能事實的狀況確定那個語句的真假。因此, 給出一個語句的意義可視為給出它在不同可能世界為真的條件。
其實, 在維特根斯坦那里, 事態(tài)就以某種方式扮演了可能世界的角色, 他把圖像與事態(tài)結合起來已經(jīng)暗示了真值條件與可能性的內在聯(lián)系。而卡爾納普的思路首次明確地將語句的真值條件從現(xiàn)實世界擴展到可能世界。這一觀念影響巨大, 不僅可能世界語義學把語句的真值與特定的可能世界聯(lián)系起來, 而且在當前頗具影響的二維語義學中, 語句的意義典型地都是以內涵 (即從不同類型的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數(shù)) 來刻畫的。
何：盡管基于其特定的有意義性標準, 邏輯實證主義把眾多傳統(tǒng)形而上學問題歸結為偽問題, 但它對分析性、命題、意義和卡爾納普式的內涵概念的刻畫似乎承諾了某些內涵性實體的存在。這可視為隱藏在邏輯實證主義背后的除了經(jīng)驗主義之外的另一種形而上學。在后期維特根斯坦、蒯因和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引領的意義懷疑論運動下, 這些內涵性實體的合法性卻受到了挑戰(zhàn)。
張：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 以構造哲學語義學為核心的分析哲學, 其內部的主要分歧在于對哪些語言單位具有意義, 以及如何嚴格刻畫語義概念 (如涵義、分析性、命題、內涵等) 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從50年代開始, “意義存在”這個哲學語義學的基本信念開始受到了嚴重挑戰(zhàn)。蒯因、后期維特根斯坦和克里普克是這場意義懷疑論運動的旗手。
蒯因對意義——以及一般性地對內涵性概念的合法性——的攻擊集中于他對所謂的經(jīng)驗主義第一教條的批判和對翻譯不確定性的論述之中。在對分析性/綜合性區(qū)分的批判中, 蒯因展現(xiàn)了意義、定義、同義性等語義概念難以非循環(huán)的方式給出恰當說明。
何：按此思路, 似乎有恰當?shù)睦碛蓱岩蓛群愿拍畹目衫斫庑? 以及相應內涵性實體的存在性。
張：對。另一方面, 由于翻譯可被視為某種在保持意義恒定的情況下語言表達式之間的轉換操作, 所以翻譯不確定性的存在表明所謂獨立于語言的意義實體是不存在的。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暗示了某種完全不同于其早期的對語言及其意義的看法。我們已知, 早期維特根斯坦認為至少某些語言單位 (如語句) 作為事態(tài)的圖像是有意義的。但是, 到了后期, 他不再以圖像論的觀點來看語言, 而是把語言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生活形式——中來看它實際上如何起作用?，F(xiàn)在, 作為語言使用者生活網(wǎng)絡的一個組成部分, 語言的意義不在于它所具有的某種恰當?shù)膱D像式的表征功能, 而在于它能正常地運轉。因此, 與其談語言的意義是什么, 不如談它是如何被使用的。所謂的“意義即使用” (meaning as use) 的口號不應理解為意義就是使用——因為這似乎暗示畢竟還是存在意義這樣的東西, 而應該直截了當?shù)乇焕斫鉃椤爸徽勈褂? 不談意義”這樣的維特根斯坦式禁令。
何：似乎可以說, 克里普克對維特根斯坦的創(chuàng)造性解讀更加強化了對意義的懷疑主義態(tài)度。在《維特根斯坦論規(guī)則和私人語言》 (Wittgenstein on Rules and Private Language)中, 克里普克標新立異地重解了維特根斯坦的私人語言論證和遵守規(guī)則的懷疑論悖論, 創(chuàng)造了一個被學界稱作的“克里普克的維特根斯坦” (Kripke’s Wittgenstein, 或徑直簡稱為Kripkenstein) ?？死锲湛艘运銛?shù)的加法算子為例, 憑借一系列思想實驗, 力圖一般性地展示, 并不存在關于特定符號的獨特使用規(guī)則。語言的意義通常被視為語言使用這種特定游戲活動的規(guī)則:語言的意義規(guī)定了如何使用語言。既然遵守規(guī)則的懷疑論悖論具有普遍性, 那么語言意義這種規(guī)則也不存在——嚴格來說, 并不存在關于意義的事實。
張：重要的是, 面對這樣的懷疑論悖論, 克里普克反對某種蒯因式的基于傾向 (disposition) 的解悖方案。這一方案通過訴諸過去的使用歷史、過去的心理狀態(tài)及過去行為的心理傾向等事實來為規(guī)則的確定性做辯護。依照傾向性解釋, 一個合格的語言使用者, 在某個特定語境中, 有按照某一特定方式使用和理解某個語言表達式的傾向。因此, 盡管可能不存在關于意義的事實, 但存在著關于傾向的事實, 這保證了語言使用規(guī)則的確定性。我們知道, 關于傾向的事實必須滿足反事實條件句限制:如果條件C, 則D。這里的C是一系列用于實例性地展現(xiàn) (token) 傾向的理想化條件。因此, 以傾向為基礎來回應懷疑論, 存在著一個棘手的困難, 即如何確切給出 (specify) 諸理想化條件?？死锲湛苏J為, 以傾向為基礎不足以確定某個語言符號的使用規(guī)則。他認為維特根斯坦主張的是某種以承認懷疑論悖論所展現(xiàn)的不確定性為前提的解悖方案。這一方案放棄追求語言使用的符合規(guī)則性, 而追求語言使用的恰當性, 而且這種恰當性奠定在某種其本身的恰當性無需辯護的基礎之上——生活形式。
何：意義懷疑論運動試圖把對意義的討論完全清除掉。而幾乎與之同時展開的日常語言分析運動, 雖然并不主張完全清除意義概念, 但對意義的根源和基礎卻有完全不同于傳統(tǒng)的看法。簡單地說, 日常語言分析運動主張意義的根源和基礎不在語言本身, 而在語言使用者。他們的基本信條是語言本身無意義——人使用語言才有意義 (正如槍支本身不殺人, 人使用槍支殺人) 。羅素和斯特勞森 (Peter Strawson) 關于指稱的截然不同的看法清楚地展現(xiàn)了這一差異。
張：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的傳統(tǒng)中, 先天命題、分析性和涵義等概念幾乎總是通過語言本身的某些語義性質得到刻畫的。在日常語言分析運動下, 由于取消了語言本身的意義, 把一切都歸于使用語言的人, 對先天命題、分析性、涵義等概念的討論也就變得無從著手了。
據(jù)此, 所謂的語言意義只能在某種衍生的意義上被談論, 它最終被規(guī)約為語言使用者的意圖以及相應的語言交流行為。在此意義上, 哲學語義學構造的基本模式從傳統(tǒng)的成真條件模型轉換為意圖—交流模型了。格萊斯綱領是就是典型的意圖—交流模型。
我們已知, 分析哲學開端于對心理主義的拒斥, 一開始就反對康德式的把邏輯—語義要素與主體的心理要素相混淆。日常語言分析運動把意義奠定在使用者的意圖—交流要素之上, 這是分析哲學向心理主義的暗中回歸。而向以心理主義為代表的自然主義的全面倒戈則來自蒯因和直接指稱運動。
何：對。前面所說的對意義、分析性、涵義、同義性等語義概念的攻擊已經(jīng)暗示了蒯因的自然主義傾向, 因為拒斥內涵性實體是拒斥抽象對象 (非自然對象) 的一個典型策略。
蒯因更明確的自然主義主張是要求知識論成為心理學的一部分, 把所謂的先天知識看作經(jīng)驗知識系統(tǒng)中的某些核心成分, 從而否定了存在康德意義上的那種在根本上不同于經(jīng)驗知識的先天知識。此外, 他對從物模態(tài)可理解性的著名質疑不僅為模態(tài)邏輯的合法性畫上了問號, 也極大地挑戰(zhàn)了卡爾納普式的把內涵、分析性等語義概念奠定在可能性等模態(tài)概念之上的嘗試。
張：蒯因的工作之所以重要, 主要不是因為他的理論本身有多么正確, 而是因為他所關注的問題都是極為重要的。因此, 他所提出的那些著名挑戰(zhàn)必須要得到認真回應——不管這樣的回應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例如量化模態(tài)邏輯和可能世界語義學都是在嚴格地回應蒯因關于量化納入 (quantifying into) 的可理解性的過程中逐漸確立其合法性的。
在哲學語義學上, 蒯因的重要性在于他對內涵性概念可理解性的懷疑, 以及對內涵性實體的拒斥。前面已經(jīng)提到, 弗雷格語義學的核心觀念之一就是涵義決定指稱, 它體現(xiàn)的是涵義作為意義的根源充當著語言與世界相關聯(lián)的中介。但是, 如果真的不存在涵義、內涵、命題等內涵性實體充當意義的成分, 那么就沒有任何東西充當語言與世界相關聯(lián)的中介了。這樣, 意義的根源就在于語言所談論的對象本身, 而不在于語言如何談論那些對象。換句話說, 語言與世界是直接相關的, 這就是直接指稱理論的基本觀念。
何：瑪可斯 (Ruth Marcus) 關于專名的模態(tài)論證, 克里普克關于專名和自然類名的模態(tài)論證、認識論論證、語義論證, 卡普蘭 (David Kaplan) 和佩里 (John Perry) 關于索引詞/指示詞的模態(tài)論證, 唐納蘭 (Keith Donnellan) 關于限定摹狀詞和專名意義的語義論證, 以及帕特南 (Hilary Putnam) 關于自然類詞項的孿生地球論證, 等等, 構成了直接指稱理論對弗雷格主義的主要批評。
這一系列論證的要義在于恢復一種密爾—羅素式的指稱觀念:名稱及其類似語言單位的意義窮盡于其指稱對象本身。既然沒有涵義等內涵性概念充當語言與世界的關聯(lián)中介, 那么語言如何與對象勾連起來便成了直接指稱理論的棘手問題。為此, 所謂的歷史—因果指稱理論主張把指稱對象的確定問題規(guī)約為命名儀式加歷史—因果傳遞鏈條, 從而回應指稱如何確立的問題。
張：直接指稱理論對指稱中介的拒斥, 可被視為對以內涵性實體為代表的抽象對象的一般性拒斥, 這是語義學中的自然主義在本體論上的集中體現(xiàn);歷史—因果理論把指稱機制問題規(guī)約為基于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學科的經(jīng)驗問題, 這是語義學中的自然主義在認識論—方法論上的集中體現(xiàn)。分析哲學從弗雷格反對心理主義式的自然主義開始, 但在歷經(jīng)一個世紀之后, 卻吵吵嚷嚷地開始走向了對自然主義的全面回歸。歷史, 確實是由許多充滿嘲諷意味的故事構成的。
我們已經(jīng)看到從弗雷格對成真條件語義學的首倡到自然主義在20世紀下半葉的復興, 哲學語義學的基本構造模式是從意義的成真條件模型向意圖—交流模型轉換。這一轉換的要害在于試圖打掉弗雷格式的涵義觀念, 把對意義理論的構建基礎從語義要素轉向語用要素。
從羅素對弗雷格涵義觀念的首次批評開始, 歷經(jīng)維特根斯坦對弗雷格涵義理論的大幅修正和意義懷疑論運動對涵義觀念的懷疑, 直至直接指稱運動的全面興起, 弗雷格式的涵義觀念受到了最全面的攻擊。在經(jīng)典的直接指稱理論之后, 分析哲學發(fā)展的一條基本線索是直接指稱理論與弗雷格主義的持久論戰(zhàn)。在這些論戰(zhàn)中, 支持弗雷格哲學語義學方案的一方發(fā)起了一場保衛(wèi)涵義的運動。
何：看來戴維森的成真條件語義學綱領就屬于涵義保衛(wèi)戰(zhàn)的重頭戲了。
張：可以這么說。戴維森認為塔斯基似的真理論提供了理解對象語言意義的全部內容。關于“真”, 戴維森持一種實在論立場, 因為他把真看成是一個超越的概念, 與主體的認識論要素無關。因此, 他既反對像邏輯實證主義那樣把意義看作證實條件, 也反對像達米特那樣把意義看作可斷定條件——這二者歸根結底都受限于主體非超越性的認識論要素。戴維森主張把意義看作成真條件。這樣的實在論立場、超越性觀念, 以及成真條件語義學主張, 使得戴維森成了弗雷格語義學綱領的真正繼承者, 而聲名卓著的弗雷格研究專家達米特在關鍵點上卻是反弗雷格的。瞧, 這又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故事。戴維森對自然語言意義的系統(tǒng)刻畫可被看作是對意義懷疑論的有力回應, 也是在基本精神上為弗雷格式涵義理論的間接辯護。
何：對弗雷格式涵義理論的直接辯護多是在技術細節(jié)上展開的。在直接指稱理論對弗雷格式涵義觀念發(fā)動系列攻擊之后, 弗雷格主義與其對手羅素主義之間的較量集中于對那一系列經(jīng)典問題——弗雷格之謎、信念報道之謎、空名問題等——的解決能力之上。弗雷格主義的維護者認為, 羅素主義者否認存在涵義這樣的指稱中介則難以解決上述問題, 或者說不能比弗雷格主義更好地解決它們。因此, 羅素主義者致力于發(fā)展出更精細的策略來解決上述問題, 而弗雷格主義者則致力于發(fā)展出更精細的涵義概念來避免羅素主義的詰難。
如若要以一言來概括雙方的爭論要害, 那么這個要害必定是弗雷格式命題觀與羅素式命題觀的較量。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弗雷格與羅素關于“勃朗峰”的爭論所示, 弗雷格認為命題的構成是語詞的涵義, 而羅素認為命題的構成是語詞的指稱。但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是:涵義或指稱的簡單組合怎么能夠成為一個能夠表征世界的整體?
張：我們已經(jīng)知道, 維特根斯坦對這個問題給出了一個有趣的解答:每個對象總是在與其他對象相互結合的可能性中出現(xiàn)的, 因此, 對象的名稱也總是在與其他名稱的相互結合下才具有意義, 從而具有表征能力。
弗雷格的解答則是基于對飽和性與不飽和性的區(qū)分:由于概念詞的涵義是不飽和的, 因此它能被加諸對象詞 (弗雷格統(tǒng)稱之為“專名”) 之上, 從而結合成一個整體。
何：羅素在1910年以前認為命題的這種整體性不是源于命題本身, 而是源于命題的判斷者。羅素這條思路成為薩蒙 (Salmon) 、索姆斯 (Soames)、金 (King) 、漢克斯 (Hanks) 等當前活躍的羅素主義者發(fā)展反弗雷格命題理論的基本資源。這可以看成是拒斥成真條件語義學后對意圖-交流模型的進一步發(fā)揮。另一方面, 埃文斯 (E-vans) 、麥克道爾 (Mc Dowell) 、福布斯 (Forbes) 等弗雷格主義者也試圖以更精細的方式落實對弗雷格式涵義觀念的刻畫。
張：在弗雷格主義與羅素主義的較量中, 出現(xiàn)了一種頗有影響的折中方案——二維語義學。它受啟發(fā)于卡普蘭對弗雷格主義的二維式拆分。我們知道, 在弗雷格那里, 涵義與意義和真密切相關:一方面涵義是意義的基本來源, 另一方面涵義又是 (或決定了) 語句的成真條件?？ㄆ仗m認為沒有一個概念可以同時扮演這兩個角色。因此, 他主張以character來刻畫涵義的意義維度, 以content來刻畫涵義的真值條件維度。
何：也可以這樣說, 二維語義學明確地將一個語句的意義拆分為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 作為從認識論的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數(shù), 體現(xiàn)的是弗雷格式涵義決定指稱的基本觀念;第二個維度, 作為從形而上學的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數(shù), 體現(xiàn)的是直接指稱理論式的指稱對象進入真值條件的基本觀念。 這種拆分試圖綜合弗雷格涵義理論與直接指稱理論關于意義、指稱與真之間相互關系的基本直覺。
張：但須小心!二維語義學給我的感覺是:它有點像一個居委會主任, 企圖在勢不兩立的兩種哲學立場——柏拉圖主義與自然主義——之間居中調解, 顯得沒有什么深度和力度。當然, 這個問題尚待深入研究。
何：老師, 學習分析哲學, 我體會最深的是它具有鮮明的問題意識、精確的語言分析和嚴謹?shù)倪壿嬚撟C。記得您講過, 分析哲學展示的是做哲學的典型方式, 它與典型的哲學史研究不同?，F(xiàn)在, 結合這個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談談分析哲學到底為我們留下了什么值得珍視的遺產(chǎn)?
張：好的。簡略地說, 雖然我深知哲學研究與哲學史研究密切相關, 但我仍要強調二者的區(qū)別:前者旨在解決哲學問題, 后者卻是重在分析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案之演變軌跡。在我看來, 分析哲學留給我們的第一個主要遺產(chǎn), 就是它系統(tǒng)地展示了哲學的顯著特點:問題的基礎性、學科的自覺性和方法的獨特性。
借用庫恩 (Thomas Kuhn) 的“范式” (paradigm) 概念來表達, 可以說, 典型的哲學問題就是那些針對特定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規(guī)則所提出的問題, 因而具有基礎性。不妨想想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那些關于直觀、概念、命題、意義、涵義、指稱、真理、分析性、意向性等的哲學問題吧。
至于哲學學科的自覺性, 則可由哲學本身老是追問“哲學究竟是什么?”而得以體現(xiàn)。不用說, 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之爭, 涉及的關鍵問題其實就是這個問題。請注意, 如果追問“科學究竟是什么?”, 那么這也是一個哲學問題, 而不是科學問題。
最值得強調的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提及的“三公綱領”所顯示的那樣, 我認為典型的分析哲學工作十分清楚地表明, 概念分析、先驗論證、反思平衡乃是做哲學的基本方法。限于篇幅, 我在這里就不作詳細闡述了。
何：好的。在跟隨老師攻讀博士學位幾年來, 我對老師倡導和實施的這些觀點已有所了解, 也十分認同。不過, 還是希望老師盡快將您那些系統(tǒng)性的思考公諸于眾。
張：嗯, 謝謝!
何：這學期老師在課堂上反復強調分析哲學與形而上學的關聯(lián), 還特別設置了一講來討論“意義與形而上學”。受此啟發(fā), 回顧分析哲學的歷史演變, 盡管大部分技術性工作集中于語言的邏輯—語義分析, 但是關于哲學的本性, 分析哲學作為一個繼承了西方哲學傳統(tǒng)的運動, 似乎留給我們的卻是一個傳統(tǒng)的觀念:一切哲學都是形而上學。就分析哲學的獨特性而言, 關于意義的形而上學, 是以構造哲學語義學為核心的基本形而上學領域。而在堅持反自然主義的原則下, 分析哲學關于哲學語義學的構造模式留給我們的基本結論是:對意義的認識可以通過把握意義與真理的內在關聯(lián)而獲得。
張：有一種對分析哲學的流行看法認為,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 (以斯特勞森和蒯因的工作為代表) , 分析哲學才重新關心和接受形而上學問題。的確, 維特根斯坦對治療性哲學觀的提倡和邏輯實證主義對形而上學的拒斥給人們的印象太深:似乎早期分析哲學玩的是一套沒有陣地的游擊戰(zhàn), 自己不占據(jù)特定的形而上學陣地, 只會以邏輯—語義分析為武器來逐一消解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問題。
其實, 這種看法是膚淺的?？梢哉f, 分析哲學從未經(jīng)歷一段真正脫離形而上學的歷史。在前面所說對分析哲學運動的回顧中, 諸多形而上學觀點在各種哲學思潮背后所起的根本作用已經(jīng)可見一斑。實際上, 從波爾查諾開始, 形而上學就是分析哲學的核心領域。我們已知, 他把命題視為某種獨立于認知主體的實在對象, 這樣一種柏拉圖主義的命題觀構成了他開創(chuàng)背離心理主義的哲學語義學運動的真正基礎。弗雷格關于“第三域”實在的形而上學之于他的語義學綱領與波爾查諾有異曲同工之妙。羅素那根深蒂固的經(jīng)驗主義形而上學立場在他各個時期的主要哲學主張中所起的根本作用也是不難看出的。早期維特根斯坦也是從他關于世界的本體論構成開始其對形而上學命題性質的獨特思考和理解的。甚至后期維特根斯坦所鐘情的“生活形式”和“世界圖式”, 從根本上說, 都是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
恰如笛卡爾開啟的認識論轉向不是轉向認識論而遠離形而上學問題, 波爾查諾—弗雷格傳統(tǒng)開啟的語言轉向也不是僅僅轉向“語言分析”而遠離形而上學。從古希臘人創(chuàng)立哲學開始, 形而上學問題就是所有真正哲學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分析哲學亦復如此, 只不過它通過引入在精細度上前人難以企及的語義—邏輯分析手段, 試圖弄清真正的形而上學問題是什么, 并著手以一種嚴格而系統(tǒng)的方式切實地回答它們。盡管分析哲學注重語言分析, 但這并不代表分析哲學關心的只是對世界的表達, 而不關心世界本身。分析哲學改變的只是做哲學的方式, 而并未改變哲學的初衷。即從根本上說, 形而上學依然是分析哲學的核心所在?？梢园堰@個主張的確立看成是分析哲學留給我們的第二個主要遺產(chǎn)。
當然, 盡管可以說一切哲學都是形而上學, 但不同時期的形而上學所關注的基本問題卻是有差異的。也許可以說, 傳統(tǒng)形而上學關注的主要領域是世界、心靈與上帝。分析哲學通過對語言與邏輯的關注, 造就了另一個全新的形而上學領域:意義。對哲學語義學中的基本概念——如意義、涵義、指稱、真理、命題、思想、內涵、內容等——的形而上學研究形成了分析哲學獨有的“意義的形而上學”。
何：其實, 在分析哲學興起之初, 有關意義實體的觀念就開始起著核心作用?？梢哉f, 如果不把命題作為某種獨立于主體的客觀對象來看待, 那么就很難避免康德式的準心理主義。正是通過把命題與主體的認知要素和心理要素區(qū)分開來, 才使得一種純粹就命題本身進行語義—邏輯分析的傳統(tǒng)得以開啟。
我們已經(jīng)看到, 各種意義懷疑論與自然主義語義學試圖消解意義的形而上學。其實, 如果接受懷疑論與自然主義的主張, 那么其后果不是對某些特定的分析哲學立場的拋棄, 而是對整個分析哲學的拒斥, 對哲學分析這樣一種獨特的從事哲學活動的方式的拒斥。哲學分析以構造哲學語義學為核心工作, 這一工作必須在關于意義的形而上學上有其特定支撐, 最后必須落實到某種既非物理又非心理的抽象語義學對象之上, 否則很可能落入某種相對主義。
張：是這樣。作為哲學分析之典范的弗雷格的語義學綱領, 正是建立在關于意義與命題的柏拉圖式實在論基地之上的。以之為代表的分析哲學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意義存在”這樣一個旗號, 而是促使我們去不斷尋找和認識意義領域的抽象對象的動力。這可算作分析哲學留給我們的第三個主要遺產(chǎn)。
第四個主要遺產(chǎn)就是成真條件語義學的研究綱領?？梢哉J為, 在分析哲學的發(fā)展歷程中, 存在著這樣一條主線:關于意義的形而上學與意義理論的基本構造模式, 從波爾查諾引入命題作為分析性和真值的載體, 到弗雷格把“真”作為語義學和形而上學的基本概念, 以及對涵義和指稱作出區(qū)分, 到卡爾納普以內涵來刻畫涵義和真值條件, 到可能世界語義學把意義視為相對于不同可能世界決定語句真值的條件, 再到戴維森系統(tǒng)性地以真值條件來刻畫意義, 分析哲學塑造了一個成真條件語義學傳統(tǒng)。這個傳統(tǒng)的基本結論是意義與真理有緊密的內在關聯(lián)。這一點在關于語言的基本直覺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即知道了一個語句的意義, 就可以通過參照相應的事實狀況來確定語句的真值。因此, 語句的特定意義以某種方式給出了語句之為真假的條件, 有待相應的事實狀況來滿足之。
何：不過, 從弗雷格開始, 關于成真條件語義學的觀念就存在一個模棱兩可的地方:到底是意義可以用真值條件來刻畫, 還是意義就是真值條件本身?如果意義只是通過真值條件得到刻畫, 那么意義畢竟還是某種不同于真值條件的東西。
張：在弗雷格那里, 語句表達的意義是思想或命題, 它是由構成語句的詞項之涵義通過構成性方式結合而成的有結構的整體, 而真值條件則是無結構的。比如說, “三角形內角之和為180度”與“三邊形內角之和為180度”的意義不同, 但對應的真值條件似乎是相同的。也就是說, 意義比真值條件更加細密 (fine-grained) 。
何：嗯, 目前活躍的意圖—交流語義學模式的倡導者, 對成真條件語義學的首要反對即來自于對真值條件不具有足夠的細密度這一點的不滿。根據(jù)卡普蘭對弗雷格涵義的二維拆分, 意義是從語句的使用語境到其內容的函數(shù), 因此意義只是決定了真值條件, 但它不等于真值條件本身。 (1) 因此, 有理由認為, 弗雷格相信意義可用真值條件來刻畫, 而不等于真值條件本身。但是, 在戴維森那里, 由于他相信塔斯基似的T—語句給出了關于一個對象語句的意義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那么真值條件就被強化成了與意義同一的東西。
張：無論如何, 成真條件語義學觀念把對意義的刻畫或其本體論基礎奠定在“真”這樣的弗雷格式邏輯—語義學對象之上, 避免走向訴諸認知主體的意圖或交流行為的自然主義模式, 使得萊布尼茨設想的“普遍語言”方案、波爾查諾開啟的以純粹邏輯—語義分析方式來構造哲學語義學的進路、弗雷格展示的“概念文字”和哲學語義學綱領, 以及哥德爾大力倡導的“概念研究”等等, 具有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順便提一提:分析哲學通過涵義和指稱概念開拓出了處理意向性問題的新思路, 可稱之為分析哲學的第五個主要遺產(chǎn)。您知道, 我曾就此問題寫過一篇短文, 在此就不必細說了吧。
何：老師, 請允許我在這里引一段您自己的話:就哲學研究而言, “依我看, 當今之世, 經(jīng)驗主義、自然主義和相對主義乃是妨礙我們撥亂反正的三大路障, 而邏輯—語言分析、先驗哲學論證和柏拉圖式實在論立場則是指引我們復歸正道的三大路標。”讀來令人振奮!我現(xiàn)在想問:您是否認為經(jīng)驗主義、自然主義和相對主義是分析哲學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
張：在我看來, 清除這三大路障是當今整個哲學面臨的挑戰(zhàn), 分析哲學當然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zhàn)。
何：現(xiàn)在, 我想提出一條思路供討論。眾所周之, 分析哲學注重概念分析和邏輯論證。面對同一個問題, 往往有多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和進路。正是這些“內部”沖突構成了分析哲學的基本內容。但是也存在一些“外部”沖突, 比如說, 以自然主義和收縮論為代表的潮流認為, 構成分析哲學基本內容的那些理論不是錯的, 而是誤入歧途的。
張：這條思路很好, 頗具內外兼修之風采。當然, 就分析哲學內部而言, 前面所論各種難題理所當然是必須要加以處理的。比如說, 改進、拓展“三公綱領”, 構造更好的哲學語義學理論, 發(fā)展弗雷格主義, 拿出最優(yōu)的處理涵義、指稱、真理、直觀性、意向性、規(guī)范性、合理性等問題的新方案, 乃是分析哲學內部的工作。
當然, 分析哲學的核心任務是構造哲學語義學。前面已經(jīng)提及,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 分析哲學開始向以心理主義為代表的自然主義回歸:蒯因徹底的自然主義綱領, 直接指稱理論和歷史—因果指稱理論聲勢浩大的擴張, 日常語言分析導致的所謂“語用轉向”和多種因素促成的所謂“認知轉向”等等?？梢哉f, 諸如此類的所謂“轉向”, 搞得人們暈頭轉向!這一切甚至使得自然主義妄想成為引領當前分析哲學的新潮。
今日各種版本的自然主義相對于傳統(tǒng)自然主義的看似優(yōu)越的地方, 無非在于前者發(fā)展出了更多精細的辯護策略, 可稱之為一系列“反—反自然主義”策略。然而, 就其本性而言, 當前的各種自然主義依然是反哲學的。自然主義對哲學的一般性反叛, 在于它企圖消解形而上學問題, 也就是說, 它千方百計地想把形而上學變成經(jīng)驗科學的一部分。而它對分析哲學的獨特挑戰(zhàn), 則在于它妄圖消解關于意義的形而上學, 也就是說, 它千方百計地想取消對意義的本體論承諾和對意義的哲學分析。但是, 我們之所以說分析哲學繼承的是西方哲學傳統(tǒng)的正宗血脈, 并非在于它以某種方式消解了傳統(tǒng)的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問題, 而是在于它試圖以一種全新而系統(tǒng)的方式正面解答那些傳統(tǒng)的哲學問題 (當然對問題做了有意義的轉換) 。自然主義卻要取消那些傳統(tǒng)的哲學問題, 甚至認為壓根兒就沒有什么“哲學問題”。
何：顯然, 這是一種非理性的態(tài)度, 因為它無限制地擴展對科學所抱有的樂觀信念, 以至于認為科學在原則上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它以一種近似蠻橫的方式妄想了結哲學困擾, 試圖阻斷真正通往哲學智慧之路, 從而在根本上威脅到哲學事業(yè)的合理性。
如果說康德的時代需要對理性的限度有所批判, 那么我們的時代則需要對非理性的限度進行批判。在我看來, 自然主義的錯誤不在于它在哲學上犯了什么錯誤, 而在于它關于哲學所犯的錯誤。因此, 作為一個繼承西方傳統(tǒng)的哲學運動, 分析哲學的最重要的成果當屬其反自然主義的原則性立場, 因為正是這一原則性立場確保了傳統(tǒng)哲學問題的有效性, 并且使得某種更接近真理的哲學解答變得可能。
張：你注意到?jīng)]有, 在對待自然主義的問題上, 現(xiàn)象學的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卻是我們的同盟軍呢。
何：嗯, 真是呢。
張：至于你提到的收縮論 (Deflationism), 則可視為自然主義的同盟軍。正如我們已提到的, 從弗雷格到戴維森的成真條件語義學傳統(tǒng)把真理、意義、指稱、命題、涵義、內容等概念視為哲學分析的基本對象。自然主義對這個傳統(tǒng)的挑戰(zhàn)在于:要么否認這些基本概念在哲學上的必要性或可理解性, 要么否認這些基本概念具有形而上學的蘊意。
收縮論的獨特之處在于它認為, 即使承認真理、意義、指稱等語義學概念是可理解的, 成真條件語義學傳統(tǒng)也犯了一個根本性錯誤:即認為那些所謂的基本語義學概念具有實質性的內容或深刻的形而上學性質。換言之, 收縮論者主張, 那些語義概念的所有性質都可以窮盡性地展現(xiàn)于關于那些概念的日常語言使用當中, 因此根本不必也不可能發(fā)展出各種真理理論、意義理論或指稱理論來刻畫它們。
何：以“真”這個語義概念為例, 那些收縮論者認為符合論、融貫論、實用論等真理理論都是誤入歧途的, 因為“真”并不是一個實質性的概念。在他們看來, 說“X是真的”與直接說“X”是一回事。收縮論者認為塔斯基的T—等式恰當?shù)乇磉_了對“真”概念的收縮論式的理解:說“‘雪是白的’是真的”并不比說“雪是白的”多說了什么, 因此“真”這個概念類似于某種去引號 (disquotation) 手段或新語句構造手段。如果真之概念確實是一個非實質性的概念, 那么試圖以真值條件為基礎來理解意義也就難以給出實質性的理論。此外, 收縮論者還主張把對真理的收縮論理解推廣至對意義和指稱的理解, 認為可以構造某種類似于T—等式的模式來展示意義和指稱概念的非實質性特征。
張：值得注意的是, 收縮論者竟然將其理論源頭追溯至弗雷格這位成真條件語義學的倡導者。他們認為, 弗雷格首次指明了真之概念并不為一個語句增加新的內容, 因此, “真”不是一個具有實質性內容的概念。
誠然, 弗雷格認為斷定一個語句為真并不為那個語句增加新的內容, 但其理由并不是說真理概念沒有實質性內容, 而是因為“真”屬于語句的指稱領域, 而不屬于涵義領域。在弗雷格看來, 只有涵義領域的東西才能為語句的內容 (即表達的思想) 作出貢獻。他壓根兒不會像收縮論者那樣, 認為真理概念是一個無實質性作用的語義概念, 無法為其他語義學概念奠定基礎。相反, 弗雷格認為, “真”作為某種獨特的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存在物, 乃是邏輯學和哲學語義學研究的真正對象。
既然收縮論反對針對真理、意義、指稱等概念來構造相應的理論, 其基本主張不僅是反成真條件語義學這個分析哲學的基本成果的, 它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對整個分析哲學傳統(tǒng)的挑戰(zhàn)。因為如前所述, 分析哲學的核心工作恰恰是構造系統(tǒng)的哲學理論來對真理、意義、指稱等基本語義概念給出實質性說明, 并由此重述和重解那些形而上學問題和認識論問題。取消對這些基本概念的哲學解釋, 當然也就是要取消以哲學分析來從事哲學事業(yè)的獨特方式。因此, 收縮論也是我們必須認真應對的強敵。
何：老師, 最后讓我再引一段您的話來作為我們這次對話的結束語吧:“我堅信, 在未來的歲月里, 經(jīng)過先驗論證和柏拉圖主義洗禮的分析哲學必將在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盡顯強大的威力和迷人的風采。” 我覺得這話似乎恰好開啟了對前述挑戰(zhàn)的回應。
張：哦, 謝謝你這么用心。好, 且讓我們暫停對話, 而步入新的探索之旅吧。
《哲學分析》
2011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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