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東戰(zhàn)場，蔣軍對山東解放區(qū)進行重點進攻，沂蒙山解放區(qū)首當其沖，從1947年初到8月，在短短的時間里，在這并不太寬闊的地區(qū)里接連發(fā)生了一系列震驚國內外的戰(zhàn)役，展現(xiàn)了翻天覆地、極其壯麗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場面。
1947年1月2日到20日，在魯南戰(zhàn)役（又稱郯城戰(zhàn)役或蘭陵戰(zhàn)役）中，我軍殲滅敵26師及第一快速縱隊。當時天降大雪，泥濘難行，人們高興地說，天時地利人和，天助我也。張鼎丞司令員說：從榴彈炮到干糧袋，統(tǒng)統(tǒng)拿過來！此戰(zhàn)唯有打壞了著名的蘭陵美酒的廠址，群眾并不在意。
參加這次戰(zhàn)役的沂中青年干部，抗著繳獲的步槍，在汶南鎮(zhèn)興奮地向我講述了戰(zhàn)場上的情況，殲滅了敵人的大部隊，繳獲了那么多的戰(zhàn)利品，大家只挑好槍拿。正是春節(jié)前夕，所有支前的人員和民工都抗著繳獲來的武器興奮地喊：咱們勝利了，回家過年吧！
萊蕪戰(zhàn)役雖然是在萊蕪打的，但是和沂蒙區(qū)有密切關系，沂蒙地區(qū)支援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駐扎在新泰、蒙陰、沂源這些和萊蕪接壤縣的部隊，可以早上在當?shù)爻酝觑堅仝s到萊蕪去打仗，戰(zhàn)斗結束后再回去休息。戰(zhàn)役在緊張地準備中的一個晚上，我正在睡覺，魯中行署民政局來此幫助工作的同志推醒我，叫我開眼界、長見識。
我起來一看，只見一批全部蔣軍打扮的“大蓋帽”軍官正列隊走過，有好幾十人。我禁不住好奇地向華東軍區(qū)“國工部”的同志打聽，他說，這是咱們的人，到華野接受任務，配合作戰(zhàn)。這些“軍官”還要連夜趕回原來部隊，戰(zhàn)斗打響即待機而發(fā)。
幾天后戰(zhàn)斗打響，自2月20日至23日三個晝夜，我軍集中7個縱隊，共殲敵7個師、共5.6萬人，俘虜國民黨徐州綏靖專員公署、第二綏靖區(qū)中將司令李仙洲等高級軍官21人。我注意到山東《大眾日報》第一次登載被俘蔣軍高級軍官名單中有韓煉成的名字，可是新華社后來發(fā)的消息中則沒有韓的名字，不久韓煉成以西北野戰(zhàn)軍副參謀長的身份出現(xiàn)。
在激烈的戰(zhàn)斗中，用步槍打下敵人飛機的戰(zhàn)例讓人記憶深刻，敵人為挽回敗局，出動多架次飛機對我軍掃射轟炸，那時我軍沒有專門對空作戰(zhàn)的武器，敵機飛得很低，有位戰(zhàn)士情急之下，用步槍瞄準敵機連開幾槍，竟然打中了，敵機墜毀，飛行員被俘?！暗厣系姆斄颂焐系摹?，一時傳為佳話。
萊蕪戰(zhàn)役俘獲敵軍五萬多人，大家都高興地說，陳老總真行，一下子俘虜了這么多敵人。唯有一位廚師犯愁，他說，抓了這么多俘虜，怎么為這么多人炒菜做飯??！
據(jù)當時記錄和統(tǒng)計，沂蒙區(qū)有五十萬人參加了支前，有七萬子弟兵團（基干民兵）上前線從事戰(zhàn)地救護、看押俘虜、運輸物資，有391個民兵連組成火線搶救團。蒙陰、沂源、沂南等縣都有婦女、兒童參加堆傷員的護理，有的還組織慰問演出，群眾騰出房子甚至是結婚用的新房供傷員治療養(yǎng)傷。
敵人失敗后，重新部署，調配力量，另謀對我進攻，并加緊了從空中向我報復。地委、軍分區(qū)機關在戰(zhàn)役前后一直駐在汶南鎮(zhèn)，萊蕪戰(zhàn)役后約一個星期，敵機加強了對汶南鎮(zhèn)的偵察，多由兩架飛機配合，有時還來一種有兩個機身、人稱“架子機”的飛機。這些飛機在鎮(zhèn)子上空飛得很慢，并不掃射轟炸，時間久了，人們竟習以為常。
大概是在三月上旬或中旬的一天，天空晴朗，氣候轉暖，我已換上了單軍衣，腿上扎了綁帶。天上來了幾架小飛機，其中一架是“架子機”，它飛得特別慢，不一會兒，這些飛機都飛走了。隨后來了幾架大飛機，飛得較低。地委書記王濤同志說，敵機恐怕要轟炸。他和警衛(wèi)員一起躲到早已挖好的簡單的防空洞去。我仍站在院子里看著，王濤同志擔心，派人叫我趕快下洞。我執(zhí)意不去，心想，那能那么巧，炸彈就能掉到你腦袋上？
此時，聽到在西邊軍分區(qū)駐地有幾次爆炸聲，我以為此次轟炸可能就過去了。猛抬頭看時，一架大型敵機正在我上空盤旋，投下了一枚炸彈，斜著身子往下墜，直沖著我們院子而來。剎那間，我沖進一間空屋，里面有一條很笨重的長凳，我躲在下面，心想即使炸倒了房子，這個長凳也撐得住。誰知，過了幾分鐘仍沒有聽到爆炸聲，一會兒，飛機的聲音也聽不到了，我壯著膽子走到院子里。很快得知軍分區(qū)參謀長吳奎文同志被炸身亡。
軍分區(qū)報告說他是站在一輛軍用吉普附近犧牲的，據(jù)分析，可能是吉普車玻璃反光招致敵機投彈。當時吳參謀長正在觀察敵機，指揮我軍人員躲避，惟獨沒有注意自己的安全。
吳奎文同志是山東壽光縣人，青年時代即從事進步革命活動，抗戰(zhàn)后奔赴延安，學習后返回山東，在八支隊馬保三司令員部下任職，后派到二軍分區(qū)任參謀長。他堅決貫徹執(zhí)行中央、軍區(qū)有關軍隊的作戰(zhàn)命令、訓練計劃，很好地處理了軍民、黨政等各方面的關系。他是軍人，但沒有任何自視特殊之處。他是知識分子，但又那么平易近人，是一位長者、老師，很受人們的尊敬和親近，地委和軍分區(qū)為吳奎文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這天遭敵機轟炸后，我看到地委院子各房間的玻璃全都被震碎，重型炸彈爆炸后，凡是繃得很緊的紙張、三合板的表層都被強烈的沖擊波撕成不規(guī)則的長條狀碎片，我戴軍帽的一圈帽箍、軍裝胸部、扎皮帶緊繃的地方、腿上的綁帶都被橫向撕成一條條碎片，耳朵鳴響鼻孔流出血絲。
我看到投向地委院子最近的那顆炸彈，并沒有爆炸，掉在距地委院子不足一百米的地方，炸彈斜插在土內，約有一、二米深，尾部露出地面。專家說，這是一枚重型炸彈，重約350公斤。幸虧是個啞彈，如果爆炸，我藏身的那間屋子會被全部炸毀，人被炸飛，躲在板凳下根本無濟于事。這枚啞彈很快被我工兵拆除運走，里面的炸藥將做成炮彈，用來打蔣軍，好一個廢物利用。蔣介石運輸大隊對江西蘇區(qū)是陸地運送，十幾年后改進為空中運送了。
敵機轟炸后，地委、軍分區(qū)機關搬出了汶南鎮(zhèn)，到蒙陰南部的小山村打游擊，上級派來了新任參謀長張耀輝同志（山東萊蕪人，原名張務學，和我是鄰村）。面對日益緊張的戰(zhàn)爭局勢，所有黨組織的日常業(yè)務都不能按部就班地處理了，所有的機構和人員都要在新的戰(zhàn)斗中接受考驗。地委機關多在部隊駐地附近居住，以保證信息靈通、行動方便。
那時，地委機關沒有一部收音機，又和軍分區(qū)分開行動，機關轉移頻繁，和各縣的聯(lián)系也較少，報紙很難看得到，所以這一段時間消息很閉塞。處于急劇變化的戰(zhàn)爭形勢下，領導機關對此很著急，可是又沒有辦法。
白天各自帶著緊急辦案的文件到野外去處理，空閑時挖野菜，像薺薺菜、苦菜、車前子等都可以吃，山村里菜很少，有一次，從集上買到豬肉，因為沒有青菜，只好用香椿芽燉肉。我曾摘一些酸棗棵的嫩芽，用鍋稍稍烤一下當茶葉喝，因為自己口袋里沒有錢，集市上也缺貨。
在這里發(fā)現(xiàn)山村中有許多有山有水、風景秀麗的好去處，密密的松林中建有寺院，還住著一些和尚、道士，而在不遠處，大約有五里路的山嶺間則有尼姑庵。這種現(xiàn)象在另外的地方也是如此。這種兩者近在咫尺而又被高墻和不可侵犯的神道所隔絕，完全反映了舊時代的殘酷和虛偽。
從1947年3月起，蔣介石被迫將對解放區(qū)的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一個是山東解放區(qū)，一個是陜甘寧解放區(qū)。在山東，敵人所用兵力六十個旅，約45萬人，繼我軍2月15日撤出臨沂城后，敵人又進攻魯中的蒙陰、新泰地區(qū)，企圖聚殲華東解放軍于沂蒙山區(qū)。
就在此時，3月19日，西北我軍主動撤出了延安，蔣介石得意忘形，公然叫囂什么“三個月消滅共產黨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在新泰的野外用一架破收音機收聽到我延安廣播電臺批駁蔣介石這個講話的文章，在當時危急的情況下，印象特別深。敵人在侵占新泰后很快就想和蒙陰的蔣軍連接，使泰安至臨沂的公路暢通，以達到聚殲我軍之目的。
當時，我們地方上對敵人的計劃并不了解，我和劉濤同志一起帶上電話機，到野外搭到軍用電話線上了解情況，電話很快就接通，聽到的竟是新泰方向的蔣軍在說話。我們知道情況不妙，立即返回向領導報告。接著軍分區(qū)就接到天黑后緊急轉移的命令。
那天晚上的行軍和往常大不一樣，是一次軍民混為一體的大行軍。開始是地委和軍分區(qū)人馬單獨行動不久就和主力部隊走到了一起，部隊在前，我們隨后，沿著蒙陰城西北較小的路行進，以免驚動城內的敵人。過了縣城到達舊寨時即踏上了大路，部隊以步兵為主，但有各種車輛，運輸車、機械車、工兵車、炮車、摩托車、馬車和自行車等等，還有抬著傷員的擔架隊，路上是人隨車走、車讓人行。
春天大地解凍，天又干旱，千軍萬馬一齊走過，路上是煙塵彌漫，當晚月色暗淡，從后面望去，除眼前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身影，遠處看到的只是一條沿著公路蜿蜒曲折、滾滾向前的黃龍，夾雜著馬達的轟鳴聲、車輛滾動聲、戰(zhàn)馬的嘶叫聲和戰(zhàn)士的腳步聲，組成一曲低沉而雄壯的進行曲。
人們顧不上說話，走累了也不敢休息，害怕掉隊，夜晚很涼，但人人走得汗流浹背，一晚上連水也沒有喝，就這樣足足走了一整夜。天亮后部隊按計劃繼續(xù)行進，地委、軍分區(qū)機關則休息整頓。一停下來，大家才發(fā)現(xiàn)每個人都滿身的泥土，汗水將塵土和頭發(fā)、眉毛沾在一起，臉上蒙著厚厚的灰塵，只露出兩只眼睛和一口白牙，不說話都分不出是誰，這是我入伍以來印象最深的一次行軍。
4月8日起，蔣軍派兵向我進攻，我軍迎戰(zhàn)于蒙山東部，展開蒙山阻擊戰(zhàn)，前后七天，殲敵五千多人。22日我軍出兵，解放了泰安城，消滅敵人兩萬四千余人。
五月上旬起，蔣軍又由臨沂、泰安一線，共分三路北犯，企圖壓迫華東解放軍退至膠東狹窄地區(qū)。其中間一路奔向臨沂，氣勢洶洶，意在尋我主力決戰(zhàn)，以達“消減華東共軍”之美夢。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原漢奸隊、由地主復仇分子組成的還鄉(xiāng)團都尾隨而來，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對解放區(qū)的基本群眾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報復，蔣軍加強了空中偵察和轟炸破壞。
蔣軍中包括各派系，統(tǒng)領者是蔣介石的嫡系74師“王牌軍”，這是蔣介石的心肝寶貝，該師的美式裝備、待遇都大大高于其他部隊，74師傲氣十足，其他隊伍都不敢得罪他。
面對各路敵軍，先打誰？從哪里下手？是費了很大心思的，經再三揣摩，并經中央幾次指示，最后決心打74師這個老冤家。戰(zhàn)斗動員下達后，指戰(zhàn)員都雙手贊成，各部隊求戰(zhàn)心切，據(jù)說，堆到陳老總面前的求戰(zhàn)書有一尺多厚。
戰(zhàn)斗從5月13日起，16日結束，陳毅司令和粟裕副司令在蒙陰坦埠附近的老君洞指揮了這一舉世聞名的戰(zhàn)斗。我軍將74師全部、83師一個團消滅，共計三萬二千多人，擊斃74師師長張靈甫，俘獲敵高級將領多人，繳獲大批武器裝備。
5月下旬，我們先是從民工、民兵那里聽到我軍取得孟良崮戰(zhàn)役勝利的消息，民兵揮舞新繳獲來的槍支說，這次繳獲的武器除了飛機什么都有！俘虜過來的蔣軍司機，只換了個帽子（軍裝來不及換）回過頭去為解放軍開車。抓住的俘虜人山人海。
戰(zhàn)斗結束后下了大雨，沖刷著戰(zhàn)場上的血跡。陳老總詩興大發(fā)，寫道：“孟良崮上鬼神號，七十四師無地逃……喜見賊師精銳盡，我軍個個是英豪！”其他領導人也多有詩詞、題字，中央、軍委、毛主席都發(fā)來祝賀電。
孟良崮戰(zhàn)場
解放軍迅速打掃戰(zhàn)場，掩埋犧牲的戰(zhàn)友，收繳武器彈藥、裝備器械，又投入新的戰(zhàn)斗。我曾看到軍情內部通報說，蔣介石得知74師在孟良崮處境不妙后，曾親自飛到徐州督戰(zhàn)，嚴令各部隊拼死支援。得知74師全部完蛋后，他痛哭流涕、惱羞成怒。陳誠還動手打了人。
孟良崮戰(zhàn)役的中心在沂南，當時任沂南縣委副書記的李子超同志和我說：春節(jié)以來，大兵壓境。軍隊吃飯有保障，但春天沒有青草，戰(zhàn)馬吃什么？谷草吃光了怎么辦？餓死了戰(zhàn)馬怎么打仗。有的村長就狠下心來，撕下已經蓋在屋上的新谷草喂馬，或者讓戰(zhàn)馬啃地里的麥苗。戰(zhàn)斗打響后，動人的故事更是說不完。
我真佩服那些年輕婦女和姑娘們，誰說他們膽小力薄，她們冒著炮火背起傷員在孟良崮陡峭的山坡上跑，不親眼看見誰能相信？那些老大娘淚流滿面，心疼地呼喚著：“孩子”，為傷員喂飯喂水。為了戰(zhàn)爭的勝利，她們從為部隊做飯、縫衣、送親人上前線到看護照料傷員，現(xiàn)在電影電視上描寫她們的鏡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軍隊打掃完戰(zhàn)場后，民兵、青壯年都上了山，尋找殘存的東西，如槍支、彈藥、手榴彈、馬鞍子等。偶爾碰到我軍戰(zhàn)士的遺體，就地掩埋并向上級報告。碰到蔣軍的尸體就先搜尋其身上的戒指、手鐲、金牙等，婦女也敢大膽接近尸體了。民兵痛快地過了放槍的癮，前后幾十天山谷中回蕩著槍聲，老百姓說，這“仗”打的時間大大超過了孟良崮戰(zhàn)役。這年秋天，地委曾派劉濤同志到孟良崮附近買了些匣子槍子彈，分配我50粒子彈，這在平常很難買到。
在孟良崮戰(zhàn)役前后，為配合解放戰(zhàn)爭的發(fā)展，地方上各縣區(qū)的同志堅持對敵斗爭，也做了多方面艱苦的工作。蒙陰縣委書記呂子儀同志面對敵機的轟炸掃射從容不迫，帶領其他同志堅持戰(zhàn)斗，勝利地完成了支前等各項任務。
津浦路沿線是爭奪劇烈的地區(qū)，敵我多次“拉鋸”，蔣軍主力部隊開來后，國民黨地方武裝、還鄉(xiāng)團跟著跑回來，暗藏的敵人也跳出來，對我基本群眾拷打、審問以至殺害。當?shù)赝炯磶ьI群眾開展反抗斗爭。
在太寧的一個小山頭上，我干部帶領群眾與敵人激戰(zhàn)半日，十七位縣區(qū)干部全部壯烈犧牲。其中有楊成中同志，他是沂水縣人，原沂中縣柴山區(qū)區(qū)委書記，二、三個月前奉調支援太寧。還有一個是陳光明同志，泰安縣人，1941年他曾在沂南縣負責工會工作，是個認真能干的人。我從地方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很震驚和難過，敵人的報紙也宣傳這一“勝利”。
在新泰縣則由高杰、馬佃友（曾任縣委書記、后調到福建省委工作）等若干同志堅持在南部的圍山莊一帶山嶺之間與敵人斗爭，他們利用春天已長出的樹木草叢掩護自己，沒有遭到人身傷亡。他們用“借刀殺人”之計，抓住敵人對叛徒王林軍的不信任而由此產生的矛盾，利用敵人的手結束了無恥叛徒的性命。
說起王林軍，他早年入黨，也做過一些工作，但從不愿受組織約束，抗戰(zhàn)后，他拉起了幾個人，號稱“天下第一軍”自稱司令，他貪污腐化、揮霍無度，不接受批評勸教而耍兩面派。蔣軍進攻后，他叛變投敵，敵人說，你那么老的共產黨還來投降？他為了向敵表忠心，干了不少壞事，引起公憤。敵人更認為他是“做戲”假裝，由此矛盾加深，而導致他可恥的下場。
戰(zhàn)爭使孩子們的膽量都大了，沂南縣委書記高復?。ê笳{浙江，曾任余杭地委書記）和我說，敵人占領沂南后，打仗時有的兒童冒著炮火就跑到陣地上揀子彈殼，這其中揀子彈殼是為了好玩，順帶查看敵人的陣地、清點敵軍人數(shù)，回來和向民兵報告。此為事實，不是虛構。
孟良崮戰(zhàn)役后，蔣軍對我改變了戰(zhàn)術，主要特點是“硬核桃加爛葡萄”。蔣介石在華東戰(zhàn)場連損精銳主力后，心痛已甚，其參謀部急訂出以次護強、保全主力的辦法，不惜丟掉雜牌軍也要保全其嫡系部隊，以此穩(wěn)定軍心。按此辦法，主力居中，占據(jù)有利部位，周圍則部署各個雜牌部隊，負責監(jiān)視、警戒，一旦有情況，依靠良好的通訊設備和機械化運輸工具，其主力嫡系部隊可以根據(jù)情況決定進退，避免損失。
當時有人說蔣介石這一套叫章魚戰(zhàn)術，你若打他，必先動其觸角，你看得見肥肉，卻吃不到嘴里去。有好幾次我軍已準備好，但先被“爛葡萄”糾纏，“硬核桃”則乘機逃跑，避免了被殲。
6月中旬，華東野戰(zhàn)軍司令部緊急通知二地委派負責人來商討解決這一問題的措施、方案。地委確定由專員、支前委員會司令員程鵬同志和我前往，我們日夜兼程，沒有遇到敵機的攔阻，行進到蒙陰東部、蒙山腳下時，正好碰到華野一縱司令員葉飛同志在檢查部隊工作，只見葉司令和該部隊人員交談，有說有笑，十分隨便，使我對我軍高級指揮員和下級的關系有了個實際的了解。
程專員和我說：王傳斌，你看看咱們的將軍，指揮千軍萬馬打仗，多么威風?？墒悄悻F(xiàn)在一看，就是個普通戰(zhàn)士，像個大學教授，一匹馬，兩個警衛(wèi)員，這樣帶兵，誰能不服。
我們趕到華野司令部時已是晚上八、九點鐘，由華野副參謀長劉瑞龍同志面談。我們原以為是要交代打大戰(zhàn)役的支前任務，誰知他一開口就說，此次是為了打仗做必須緊急做好的事情。他詳細地介紹了敵我態(tài)勢，為打破敵人“硬核桃爛葡萄”戰(zhàn)術，必須迅速改善交通條件，將現(xiàn)有公路的部分地段加寬、加固，并修建新的公路；有些橋梁經不起重壓，很危險，也需要加固。他具體指出沿汶河北岸，由界湖向西、牛王廟的那段路崎嶇多石，車輛無法通行，應盡快修好，以便于部隊行動。他還說，修路我們用，敵人用也不怕，最終還是我們的，敵人不可能把公路搬走。他再三叮囑，盡快改善交通條件。他感謝沂蒙人民對軍隊、對戰(zhàn)爭的支援，為了戰(zhàn)勝敵人，今后還要更加努力等等。
程專員表示，一定遵照華野首長的指示，立即布置行動。我們隨即告辭，連夜返回后，迅速召集沂南、蒙陰等縣負責同志作緊急布置。這些負責同志都深知當前的情況和任務的重要，即使有困難也要立即行動。有的人還提出為避免敵人轟炸筑路人群，可采用夜間施工的辦法。大家對完成任務都抱有必勝的信心。
誰知，此任務布置后，由于敵人做了新的調動，使我在預定施工地區(qū)不能調集人員，我軍的調動也隨之改變，這項緊急任務也就擱置起來。
地委機關不斷轉移行軍成為普通常事，在一個地點住不了三兩天就得轉移。有時是隨軍轉移，尾隨其后；有時是看到白天敵機在駐地上空盤旋多了，接受以前的教訓，轉移為上策。這樣轉來轉去，轉到了沂源縣的上下淤土地村。
這是一個地處山嶺的小村，有一條鋪滿卵石的小河，山上長著一種樹，當?shù)厝朔Q作“紅柳樹”，夏天結的果實樣子就像小飛燕，當遇到災年時，可加在糧食里充饑。這是一個很小的村子，不僅地委機關住在這里，現(xiàn)在又住進了主力部隊，顯得很擁擠，可是也增添了熱鬧的氣氛。
這幾天敵機活動較少，部隊加緊練兵，還打球、互相“刮鼻子”（一種游戲）。這些江南來的部隊很注意個人衛(wèi)生，每個人都有一個搪瓷洗臉盆，個人用起來很方便，山東的部隊當時還沒有這個裝備。地委機關日常事務不多，與各縣的交通聯(lián)系多被敵人切斷，報紙、信件也是隔幾天以后才能收到。日常吃菜成了難題，單憑這個小村個人種的菜不可能滿足部隊的需要。
地委機關生活管理員主動不去集市買菜，把菜讓給部隊，我們都支持。機關的同志利用空閑到地里挖野菜，這些人大都是貧苦人家的子弟，干這個是老本行。在村里住了十幾天后了解了這里的情況，老百姓對打蔣介石認為能成功，自己的孩子去前線支援雖然有些危險，但靠的是解放軍，叫人放心。
村里有一戶當國民黨兵的，地委秘書處即住在他家，家里有大嫂和一個六七歲的男孩，大嫂性格開朗、豁達，秘書處的喬新民、劉濤、蔣相明和她拉呱，勸她把男人叫回來，當國民黨兵沒有前途，回家來看著孩子上學是正經事。大嫂聽了從不接話往下說，也從未表示反對。趁部隊駐扎之際。她每天磨制豆腐，和平常人一樣做生意，村干部對她沒有任何歧視。
這個村最突出的現(xiàn)象是老年婦女大部分是粗脖子，有人譏笑說是“自帶枕頭”，很少看到年輕姑娘們聚會活動。據(jù)說，女孩子幼年都正常，但只要開始來月經，脖子就開始變粗，以后隨著年齡增長，脖子越長越粗，以至成了掛在胸前的“肉口袋”。當?shù)厝苏f，此病的原因是喝了紅柳樹根泡過的水。我曾到河邊觀察，確實看見一些粉紅色的樹根泡在水中。此事引起政府的重視，經調查了解，是因缺碘所致。
在山東其他地區(qū)也有這種情況，戰(zhàn)爭時期沒有條件解決，全國解放后很快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在食鹽中加適量的碘。表面看來，粗脖子似乎和戰(zhàn)爭沒有直接關系，其實不然，婦女占人口的一半，況且缺碘絕不會只影響婦女，也會影響男人，只是表現(xiàn)形式不同。凡是影響到人民的利益、人民健康的事情都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這樣才能團結人民，動員人民。和人民的關系是個大課題，毛主席確定了原則、政策，我們就應該在實踐中去執(zhí)行、發(fā)展和充實。
在上下淤土地十幾天的時間里，太寧、蒙陰、新泰、沂東等縣因敵軍占領，很少接到消息，和蒙陰、沂南、沂中、沂源等縣的聯(lián)系也受到影響，蔣軍的行動究竟怎樣，不得而知。孟良崮戰(zhàn)役后，蔣軍仍分兵若干路，向北推進，尋求我主力作戰(zhàn)，至少也要把我軍擠到黃河以北。我軍當然不會和他步步為營、節(jié)節(jié)抵抗，而是機動靈活，集中兵力，尋求有利時機進行決戰(zhàn)。老百姓對運動戰(zhàn)“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這個道理，比之戰(zhàn)爭開始時明白了許多，他們說，蔣介石占不長，早晚還是我們的?！皯?zhàn)爭教育了人民”，確實如此。
暫時平靜一段后，六月下旬一天凌晨三點多鐘，接軍分區(qū)緊急通知，蔣軍大部隊逼近，迅速轉移。我們緊急收拾行李，組織部副部長尚明前來催促，必須在黎明前行動，以免敵機跟蹤掃射。機關出村后走錯了方向，應向東北卻朝向西南，幸虧被及時發(fā)覺糾正，不然就正好和蔣軍碰面了。
在此緊急時刻，碰到時任太寧縣委書記的王介福同志，他在1942年被日本人炸傷坐骨神經，劇烈疼痛，無法行走，不得不躺在擔架上。他正帶領太寧少數(shù)的勇敢者一起冒著危險插到敵后，奔向太寧。我們勸他說風險太大，不能去。但他執(zhí)意前進，隨即分別。
事后得知，他還是設法回到太寧，到了津浦路以西、平原省的地區(qū)，還見到了好友、平原省委書記潘復生和夫人趙玉琴，以后稍有條件就迅速轉回了太寧。地委機關不斷向東北方向移動，在趕到華野部隊附近時正是“南麻戰(zhàn)役”的后期。
南麻戰(zhàn)役7月17日開始，敵整編11師、25師、64師和新五軍共十余萬人，他們頑固又狡猾，接受74師在孟良崮被全殲的教訓，設法避免被我軍吃掉。據(jù)前去聯(lián)絡回來的專署秘書主任王均治（現(xiàn)在河南開封）同志說，此次戰(zhàn)役主要是天時不濟，天氣不好，大雨不停，山洪暴發(fā)，給已經很疲勞的我軍造成很大困難。激戰(zhàn)數(shù)日，未獲得預期全殲的勝利，為減少部隊的傷亡和物資的消耗，前線指委負責人決定停止攻擊、撤出戰(zhàn)斗。經過三天三夜的戰(zhàn)斗，共計殲敵近萬人。新華社在報道上述數(shù)字時，是以各部隊上報數(shù)字匯總的。
不久，國民黨的報紙登載其傷亡數(shù)字超過了我報道的數(shù)字，為此，新華社特意發(fā)表了一條消息，以作更正，根據(jù)敵方消息來更正我們先發(fā)的新聞，這也是重點進攻中的一件趣聞。這次戰(zhàn)役，南方的同志以對待南方平穩(wěn)的江河水來對待北方洶涌的山洪，吃了一些虧，犧牲了一些同志。
部隊撤回后和機關混住在一個小山村，堪稱人滿為患，又值雨季，陰雨連綿，道路泥濘，很快部隊轉移，地委機關也隨之轉移了。如果按照往常跟著部隊繼續(xù)往北走，很快就會到達“區(qū)界”，這是大家所不愿看到的，程鵬專員風趣地說：我這個專員成了名副其實的“轉”員了。地委尚明副部長、程專員和我共同開了一個碰頭會，研究行動路線，一致認為應沿著沂源縣山區(qū)向東，尋找機會插到沂南、蒙陰，進而到新泰、太寧、蒙山，隨時和主力部隊取得聯(lián)系，以了解戰(zhàn)局全部情況，避免誤入敵陣。
前進方向確定后，我們向東南轉移，7月的某天到達沂源縣的一個小山村，位于一條大山峪中，周圍是連綿的群山，居民分散地住在較平坦的地方，最多三、五戶人家聚居在一起，平時互相招呼只聞其聲。山上的大樹、灌木生長的茂盛，那年雨水大，野草也長得很旺。經多年的雨水沖刷，山下溝深水急，水量充沛，沿途的小溪里生長著許多小魚、小蝦，還有小螃蟹，山中人煙稀少，這些小生命好象沒有受到過人類的侵害，當喬新民、劉濤、蔣相明（后調我軍情報部門，文革中當軍代表，因反對林彪錯誤的一套受打擊，文革后任江蘇省石化廳負責人）等人去捕捉時，它們不知逃避而是俯首就擒，一個上午就撈了好幾斤，放在幾個盆子里端回來煎熟，戰(zhàn)爭期間，很難搞到如此美味，大家美美地享用了一頓鮮美的魚蝦宴?？上У氖?，下午又要轉移，無法再次捕撈了。
接連幾天都是夜間在山區(qū)行軍，白天休息，見敵機沿途盤旋偵察的不多，為減少夜間在崎嶇山路行走的困難、加快行進速度，我們決定將行軍時間改在午飯以后開始。當天吃罷午飯正在收拾行李時，聽到遠處傳來飛機聲，像是小飛機的聲音，不像大飛機那么沉重，對此，大家早就習以為常了。
可是聲音越來越近，很快飛機就飛到我們駐地上空，一架、兩架、三架……最后共有十二架飛機。我們分散躲在山上的灌木叢中，仰面看到敵機以我駐地為中心，反復盤旋偵察，搜尋目標，沿著山坡下滑，飛得很低，然后向上拉起，還開槍掃射，但沒有投彈，十幾分鐘后敵機就飛走了。是一般性搜尋偵察？還是敵人已經發(fā)現(xiàn)了我們？一次派12架飛機來，真是太“重視”我們了，同志們議論著。
為慎重起見，行軍時間還是定在晚上，夜行曉宿，免受損失。地委機關沿著沂源縣北部山村向東南轉移，人朝東走，目標是尋找時機向南插入到敵后?？墒菐状卧囂骄艿阶钄r，蔣軍壓境，難以插入。
各縣的政治交通員單人行動，憑著機智勇敢能夠闖過敵人的戰(zhàn)線，地委機關幾十個人，目標大，容易出危險，因此只得繼續(xù)向沂南的東部、沂東一帶移動，眼看到了較平坦的地帶，這里東臨沂河，村莊較大，經濟情況好，糧食、菜肉的供應比山區(qū)強多了。幾十天來，沂蒙地區(qū)陰雨連綿，沂河水位上漲、山洪爆發(fā)，平原地段的河面加寬，渡口的渡船又開始忙碌起來。
地委機關在此稍住了幾天，敵機的活動比往常減少，地面上敵人仍在進攻，我們一時無法找到插入敵后的機會。一天中午，接軍分區(qū)通知，西南方向蔣軍正向東部壓來，地委機關必須轉移。這樣，我們只有東渡沂河這條路了。
為防止暴露目標，我們決定夜間行動。軍分區(qū)派偵察員試水，發(fā)現(xiàn)河面寬處河水較淺，只是在中間有一段深水區(qū)，水流不急。而河面窄的地方，水深流急，不會浮水的人難以渡過。經慎重考慮，決定從河面寬處渡河。由于時間緊急，無法現(xiàn)從他處調集渡船，同志們只能結伴涉水，會游泳的幫助不會游的同志。各人把很少的行李綁后好栓在頭頂上，以便雙手刨水。馬匹是游水的好手，不僅能在水中浮動自如，馬尾巴還能拽著一、二個人游動。
司令員和政委怎么過河？大家有些犯愁，幸好在河邊發(fā)現(xiàn)了蔣軍空投的小型船只，是為其部隊渡河用的，用厚的膠合板做成，可容兩三個人，兩位領導都是坐這個小船，由幾個身強力壯、會游泳的戰(zhàn)士劃水，很安全地渡過了沂河，隨后我也乘船過了河。過河后清點人數(shù)，人員和物資軍均無損失，皆大歡喜，可慶幸的是當晚沂河沒有突發(fā)山洪。
過河后很快就天亮了，隊伍到了沂東縣的蘇村鎮(zhèn)，這是個大村鎮(zhèn)，青（州）沂（臨沂）公路由此而過。一夜由河西到了河東，大家非常疲勞，找好房子，連飯都顧不上吃，倒頭便睡。約在午后兩點鐘，接緊急通知，敵軍正沿青沂路北上，有步兵，也有騎兵。為避免敵人追趕，遂決定離開大路，先轉上蘇村東北部的小山嶺，沿著山路北行而去。從蘇村撤出后，我們更加注意選擇山間較小的村莊住宿，避開公路，以免撞上敵人。
沿青沂公路北上的敵人重點是運送兵力和物資，他們認為“已把共軍趕出了沂蒙”，其小部隊和還鄉(xiāng)團還來不及、也不敢輕易向公路兩側地區(qū)擴展和騷擾，所以在一個星期的時間里，我們沒有碰到敵人。但是敵軍主要是“爛葡萄”部隊，一直是幾股并進、向北延伸，地委機關還是無法找到插入敵后的機會，無奈只得繼續(xù)向北轉移，從沂中縣到了沂北縣的沭水、馬站村一帶，暫住了一兩天，再向北就是穆陵關了，類似這種“關”的名稱在沂蒙地區(qū)有若干個，曾經走過的也記不清了。
穆陵關所以引起注意和考慮，是因為此關是沂蒙區(qū)和青州（益都）地區(qū)的分界線，過了此關，便進入青州地區(qū)的臨朐縣境內。為此，地委、專署的負責人經研究認為，我們轉移、行軍幾個月是從長遠打算，是從保護領導機關的安全來考慮的。
在敵人大兵壓境下，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暫時客居兄弟地區(qū)是可以理解的，這決不是逃跑主義。經過這樣說明，大家也就解脫了顧慮，按照部署越過了穆陵關。
穆陵關地勢高，漫坡長，沂水縣老百姓中流傳一些故事，傳說有一個孩子要過穆陵關，因路途較遠又不識路，故問其父怎么走？其父順口答道：出了門向北看，七里堡子桃花店，過了沭水是馬站，過了大關是小關。說到此處，孩子有些不耐煩，又問，以后怎么樣？其父說：要過關，不怕天，眼下到了穆陵關。
過關后住在臨朐縣西部山區(qū)的一個小山村里，這里暫無蔣機的騷擾，大家最關心是正在戰(zhàn)斗中的臨朐城爭奪戰(zhàn)情況怎樣？據(jù)了解，這個仗打得不夠理想，主要是天時、地利對我不利。那年從七月就不斷下大雨，炮彈子彈受潮影響了戰(zhàn)斗，連日陰雨，道路泥濘，河水暴漲，戰(zhàn)士行軍困難，剛從南麻戰(zhàn)役撤下，部隊頗為疲勞，這些都是不利于我軍的方面。蔣軍的防守則接受其他地方連連敗北的教訓，拼命死守，增加了我軍攻城的難度。在幾次進攻未奏效后，為避免過大的傷亡，我軍撤出了戰(zhàn)斗，陳老總則率部迅速趕往魯西南參加由劉鄧指揮的沙土集戰(zhàn)役，臨朐的戰(zhàn)事暫時沉寂下來。
地委機關轉移到臨朐后，與沂蒙各縣失掉了聯(lián)系，日常工作暫時有了“清閑”。我注意到這里雖然是山區(qū)小村，但村里的房子都很高大，和沂蒙地區(qū)相比，高度和寬度都要多出一米以上。臨朐籍的同志告訴我說，這里的住房都是這樣高大，是當?shù)氐膫鹘y(tǒng)習慣。我到野外去觀察，看到玉米長得又高又大，結的玉米穗也長，據(jù)老農說，這個品種叫“大馬牙”，適合在土厚肥大的條件下種植，今年雨水又好，所以玉米長得喜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突然接到軍分區(qū)轉來魯中軍區(qū)司令部電話通知：沂蒙區(qū)現(xiàn)已無蔣匪部隊，地區(qū)、軍分區(qū)機關可立即返回沂蒙區(qū)。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多少天來就盼望這一天的到來。蔣匪軍從去冬到今春對山東的進攻來勢洶洶，現(xiàn)在卻又匆匆離去，當時我們并不知道原因，以后才知道這是中央戰(zhàn)略方針“調動”了敵人。
蔣匪軍侵占解放區(qū)后，對我破壞太大，群眾遭受苦難，從正面把蔣匪軍趕走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也并非易事。中央因此決定，從1947年下半年起把戰(zhàn)爭引向蔣管區(qū)，從根本上調動敵人。由此才有劉鄧大軍渡過長江打到大別山；陳（賡）謝（富治）大軍渡江打到伏牛山之舉動。這就大大調動了敵人，打亂了蔣軍參謀部的部署，敵人越來越被動。
劉鄧千里挺進大別山
我軍進入蔣占區(qū)斗爭極為艱苦、激烈，但在全國戰(zhàn)略上主動權日益增加，這是中央的一個大手筆，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由于這一戰(zhàn)略的實施，蔣介石很快把在山東的部隊調走，據(jù)說大都調到淮海地區(qū)、江蘇、安徽、河南等地。敵人的大部隊撤走，那些蔣匪的地方部隊、還鄉(xiāng)團、特務機關也就樹倒猢猻散，從此再也不敢耀武揚威了，有的則化裝轉入地下，一有風吹草動再興風作浪。
在此空前大好形勢下，同志們歡欣鼓舞，立即整裝，謝別友區(qū)的熱心接待，在涼爽的秋風中乘著月色，沿著舊路，翻過穆陵關，回到了沂蒙區(qū)，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8月底到達沂南縣的崮前崖村，以后逐步轉移到新泰、蒙陰一帶。
從1946年冬到1947年8、9月間是一段極不尋常的時期，我有幸親身參加了粉碎蔣介石對山東重點進攻的整個歷程，在這期間，蔣匪軍大兵壓境，天上飛機轟炸、地上大炮威脅，我們則是不停地行軍、轉移，幾乎沒有安定的時間，生活極為艱苦，但是同志們都是樂觀向上，對解放戰(zhàn)爭抱有必勝的信心。我的腿腳不好，但堅持和同志們一起戰(zhàn)斗。
在戰(zhàn)爭初起清理個人物品時，我堅持把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帶在身邊，在行軍的間隙中通讀了一遍。此外在各地斗爭地主時，從書籍在也找了一些古書閱讀。沂南縣委李子超同志曾搜集了一捆古書寄給我，但可惜沒有收到，不知落入誰人之手。
我還有郭沫若所著《南冠草》小書一本，書中主人公夏完淳是明末清初的愛國詩人， “英雄生死路，恰似壯游時”、“挺立兩間扶正氣，永垂萬古作完人”，他的這些詩句表現(xiàn)他的骨氣和精神，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王傳斌， 1922年出生，山東省萊蕪市牛泉鎮(zhèn)鵓鴿樓莊人。1933年參加黨的“少共”組織；1937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38年參加“和尚洞”抗日武裝起義，編入八路軍山東第四支隊第一團。 1938年奉調進入沂蒙地區(qū)途中，被調往四支隊政治部。同年秋隨司令員劉涌、政治委員景曉村到八路軍山東第二支隊。同年冬提任二支隊（后縮編為營）青年干事、青年大隊長；1939年日寇對沂蒙地區(qū)第一次大掃蕩，8月上旬在沂水北部小諸葛西山與日寇作戰(zhàn)時，左足關節(jié)負傷致殘，轉入地方工作。1940年起歷任中共九分區(qū)委干事、中共橫河鄉(xiāng)支部書記、依汶區(qū)區(qū)委書記、垛莊區(qū)動員委員會主任、各救會會長、中共沂南縣委秘書兼黨訓班主任，中共沂中縣委宣傳部副部長；1945年任中共沂蒙地委（即二地委）秘書、科長等職務；1948年調到中共魯中南共青團委員會，任委員、中共魯中南共青團干部學校教導主任、黨委書記；1950年任山東省共青團委員、常委、山東省共青團干部學校教育長、副校長；1954年任共青團華東團工委秘書長；1955年調北京，先后任共青團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國際聯(lián)絡部副部長、中華全國青年聯(lián)合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團中央委員；1964年任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亞非團結委員會副秘書長、副主任。文革后期，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xié)會常務理事；1972年任駐意大利大使館政務參贊、黨委委員，兼駐圣馬力諾共和國總領事；1979年任駐尼日爾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黨委書記；1982年任駐巴基斯坦特命全權大使、黨委書記；1986年年底任滿奉調回國；1987年至1996年任全國老齡委員會副主任、老年學會副會長、顧問；1991年參與籌建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任副主任。 著有回憶錄《跨越世紀的回憶》一書，2010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2011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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