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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總體色調(diào)黯淡，而有理想有正氣的作品十分稀缺。如果把世紀之初的中國小說與20世紀50年代文學作一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當前文學主流中，諸如暴露社會陰暗、揭露官場腐敗、呈現(xiàn)不良世風的批判性書寫，在50年代語境中恰好是受到壓抑的，而在當下小說敘述中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另一方面，對傳統(tǒng)意義上對真善美的開采與發(fā)掘，幾乎被當下中國小說家所遺忘。在此意義上，秦兆陽重要論文《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所期待的整體性的現(xiàn)實主義美學在今天已成為常識的情勢下，我們的文學似乎陷入了另一種極端:“光明面”被遮蔽或被忽略，沒有希望、沒有理想的文學反而成為主流。你可以說這是社會現(xiàn)實在文學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某種反映，也可以說是出于創(chuàng)作主體義正言辭的批判精神，但光明面和正能量的缺失，畢竟有悖于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指向，同時也勢必造成文學的畸形生長，無形中縮減了文學審美的表現(xiàn)疆域。這種背景下，《把燈光調(diào)亮》（《上海文學》2016年第10期）、《遠處的雷聲》（《芒種》2016年第6期）等作品，在黯淡中展露光明，在逆流中弘揚正氣，這種曲折的審美表現(xiàn)，正是對當前文學主流的反動，更是對文學審美嚴重失衡的糾偏。

張抗抗十余年來首次回歸中短篇小說寫作，加之小說所關切的問題又顯得那么迫在眉睫，使這部以書店命運折射國民精神生活質(zhì)量的中篇小說備受關注。隨著以電子終端為主要載體的碎片化閱讀已成大勢，紙質(zhì)文學閱讀進入式微狀態(tài)。小說主人公盧娜雖是“明光書店”經(jīng)營者，但我們很難把她當作商人看待，因為她同時也是一個傳統(tǒng)閱讀者，而對手機等電子閱讀載體保持本能的警惕。作者這樣描述手機對現(xiàn)代人的控制：“你與它朝夕相處形影不離難舍難分生死與共，它就這樣漸漸控制了你，讓你分分鐘記掛它想念它，離開它一會兒工夫，就像離開了心愛的情人，魂靈都沒有了。”與此相反，正是與紙質(zhì)書籍的親近，讓盧娜在時代巨變面前保持了一份心靈的優(yōu)雅，畢竟還有少數(shù)讀者堅守著傳統(tǒng)閱讀，讓她在寂寞中倍感慰藉。對經(jīng)常逛實體書店的人來說，小說中有個細節(jié)讓人回味：一位外地讀者一口氣買了二十多本書，并主動要求蓋上書店印章。這個要求看似有些蹊蹺，實際上電子閱讀出現(xiàn)之前，卻是再尋常不過的事。盡管實體書店經(jīng)營舉步維艱，前景堪憂，而小說在敘述中還是透出正面的期待。標題“把燈光調(diào)亮”，就是對這種期待的暗示。作者通過那個神秘客戶以及生病女人對書香的守護，讓讀者在這部色調(diào)灰暗的小說中見到一絲光亮，感受到那種恬淡的書香之美。當然，面對狂歡化、碎片化和實用性的閱讀現(xiàn)狀，作者很無奈，她無力改變。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小說又通過盧娜焦慮中的等待，暗含著倡導回歸紙質(zhì)深閱讀的立場。

當下官場小說以長篇居多，而楊少衡專注于中篇創(chuàng)作。從創(chuàng)作路數(shù)來看，他不愿重蹈正邪之爭以及以正壓邪的敘事套路，而是致力于基層官員豐富人性的勘探，把官場中正與邪、善與惡的較量還原為兩種文化人格的沖突，試圖展現(xiàn)一種凜然正氣，一種理想之光?！哆h處的雷聲》（《芒種》2016年第6期）讓人想起作者2015年發(fā)表的中篇小說《把硫酸倒進去》，后者把視點對準官二代，從兩個官員免職后又復職的過程，展現(xiàn)“大樹”倒后受其庇蔭的干部堅持正義、迎面而上的姿態(tài)，這種充滿正能量的書寫同樣也是《遠處的雷聲》值得關注的創(chuàng)作面向。從故事走向來看，主人公史向東的形象代表了作者的價值取向。考慮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史向東在與商人石清標、上級領導周宏等人再三周旋、反復權衡利弊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炸掉電站。作者以果決之筆發(fā)出追問，面對即將升遷的政治前途，此舉需要何等膽魄？史向東將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小說并未作出正面回答，但一切盡在不言中。 

與往年連篇累牘的貪腐小說相比，2016年中篇小說現(xiàn)實主義書寫呈現(xiàn)新的審美氣象。尤鳳偉《命懸一絲》（《北京文學》2016年第6期）、曉風《培訓》（《廣州文藝》2016年第9期）、石一楓《營救麥克黃》（《芒種》2016年第5期）等作品，同樣是關注轉(zhuǎn)型期熱氣騰騰的社會現(xiàn)實，同樣是以批判性為主色調(diào)，但不再滿足于社會現(xiàn)象的羅列與呈現(xiàn)，也無意對體制弊端發(fā)出一味的斥責和控訴。作為公理正義及弱勢者的代表，作家依然對現(xiàn)實保持很高的敏銳度，但挖得更深，看得更遠，充溢著鮮明的擔當意識和寬廣的人道關懷，顯示出知識分子應有的正義感和使命感。

雷洋案以來，公安橫暴執(zhí)法致死事件屢屢發(fā)生，引發(fā)民眾高度關注。初看起來，這些事件暴露出的是司法漏洞，而實則是社會正義發(fā)生了傾斜，與體制弊端、政治生態(tài)、國民精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尤鳳偉在創(chuàng)作談中坦言，之所以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是因為“有話要說”。而我之所以看重這部小說，很大程度上感佩于作者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事實上，這部小說的意義并不局限在它對司法之不公、官場之昏暗的批判與追究，更在于那種敢于“說話”的膽魄，那種久違了的知識分子情懷。作者是以命案之酒杯，澆胸中不平之塊壘，以回應民眾對社會熱點的關注。

司法界以完成政績?yōu)槟繕?，歷來有“命案必破”的說法，這就必然導致不少錯案冤案的出現(xiàn)。在小說中，莊小偉因買不起回家車票，于是扒竊卜老太太，未想導致她滾落扶梯意外身亡。按說罪不至死，但因政法委領導一句話“殺雞儆猴”而改判為“立即執(zhí)行”，其背后的潛臺詞不言而喻。更見心機的是，作者在晦暗不明的模糊地帶開辟思考向度，以莊小偉案件為原點輻射到社會眾生相。法官湯建心存良知，為解救莊小偉，他與多方斡旋中使盡渾身解數(shù)。首先是尋找王自然——莊小偉在兒童時代曾救其兒子性命的集團巨商。湯建試圖以當年恩德喚醒善心，爭取一筆錢與死者家屬達成諒解。而誰知王自然因與副省長一案有牽連，借機給湯建施壓，從而改變對副省長的判決。這種連環(huán)套式的講述方式使小說變得疑瀆重生而又意外迭出。小說在最后將視線從官場暗角、法制漏洞拉回到當事人親屬的態(tài)度，由此開啟對人性的冷峻拷問。卜家兄妹貪婪冷漠，隱瞞母親疾病，不但如此，為錢財分割問題，兄妹對簿公堂……如此，小說完成了整體性的批判，不僅照亮了法治與人治交叉的暗區(qū)，同時對世道人心發(fā)出嚴峻拷問。

2015年，一部描寫高校管理者退位后的遭遇的作品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曉風發(fā)在《人民文學》第9期的中篇小說《回歸》。主人公薛鵬舉校長退居二線，無法回歸平民生活的窘境給我很大觸動，于是，我開始跟蹤曉風的創(chuàng)作。2016年出版的《儒風》《弦歌》等系列中篇單行本，對高校知識群體生存狀態(tài)的呈現(xiàn)，同樣彰顯了基于知識分子眼光的批判性洞察。對高校體制弊端以及由此帶來的人性異化的觀察，在最新作品《培訓》中照舊延續(xù)。小說圍繞一次職業(yè)培訓活動，將學術體制、財務制度以及專家職業(yè)道德一并納入批判視野。盡管批判是主色調(diào)，然而我們還是發(fā)現(xiàn)一種理想主義情懷的凸顯，主要體現(xiàn)在羅處長這個人物的處理上。小說開篇借助孟昕的視角，對羅處長過于女性化作風進行一番挖苦和嘲諷。頗有快意的講述讓讀者別無選擇地站在孟昕一邊，而在與羅處長深入交流后，孟昕逐漸消除成見，甚至產(chǎn)生了些許好感。至此，那種對人性的體諒又在讀者心中漸漸生長。這類似于《回歸》對人物的處理，對于作為正面形象的薛鵬舉，作者沒有把他塑造成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道夫，而是依據(jù)人物的真實性原則，同時寫出知識分子作為男人的情感需求，既加強了可讀性，又顯得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對發(fā)乎情止乎禮的情感描寫原則的推崇，似乎注定了作者不可能把這種男女關系寫到閻連科《風雅頌》的份上，這也說明，在不乏潑辣之氣的曉風心底，還存留著一份神圣的理想主義。這種辯證眼光有助于避開知識分子形象的扁平書寫，同時及時遏制了那種學者式的單刀直入的表達沖動，而這種沖動在那些知識分子化的寫作中又是多么普遍。這個意義上，《培訓》對高校知識階層的觀照依托于人物性格復雜性的剖析，給同類創(chuàng)作在拓展人性深度方面做出了示范。

石一楓每年都會寫出篇幅超長又讓人眼前一亮的中篇小說，2016年同樣如此。說實話，在進入《營救麥克黃》時，我沒有多少閱讀欲望，因為諸如養(yǎng)狗、職場等通俗題材，不在我的興趣范圍，但我還是提醒自己，若不讀完，就可能錯過一部杰作?，F(xiàn)在看來，這部小說終究沒有讓我失望。隨著閱讀的持續(xù)，敘事中途出現(xiàn)的轉(zhuǎn)折讓你欲罷不能。小說主線是尋找和營救名貴狗麥克黃，而隨著敘事的推進，與主線相連的另一端，在那場營救麥克黃的大追逐中，貧家女孩郁彩彩被撞成骨折，于是，援救郁彩彩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面。當小說由狗道的瘋狂轉(zhuǎn)入人道的拷問，意義深度的建構(gòu)開始趨于優(yōu)化。應當說，石一楓對現(xiàn)實的敏銳觀察及其深度開掘，為70后作家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提供了參照。

以瑣細之筆深入人心，開掘人性，洞穿命運，是2016年中篇小說引人注目的創(chuàng)作走向。遲子建《空色林澡屋》（《北京文學 》2016年第8期）和尹學蕓《李海叔叔》（《收獲》2016年第1期）從時間結(jié)構(gòu)開啟思考向度，以敏感的文字從隔膜或苦難中萃取溫情，在時代變奏和命運流轉(zhuǎn)中結(jié)晶出寬容與和解。

1998年發(fā)表在《青年文學》的《清水洗塵》與《空色林澡屋》都與洗澡有關，前者雖是短篇小說，但與《空色林澡屋》帶有同樣的精神體溫，這種溫度對前者而言，出自天真浪漫的兒童視角以及情感裂縫的修復過程，而對后者，則來源于博大無比的母性之愛。這種母愛作為隱喻，關乎整個人類浮躁、焦慮的現(xiàn)實心態(tài)，象征著回歸子宮的召喚和清洗世俗之塵的博愛，同時它又是在無邊的苦難中盛開的。皂娘相貌丑陋，被丈夫遺棄后歷盡滄桑，但坎坷人生使她逐漸變得寬容、豁達，不乏悲憫之心。讓讀者難以想象的是，她竟然把那神秘而詩意的林澡屋變成了精神吸塵器，讓那些飽受塵世所累的勘探員沐浴在母性的光輝下，萌生回歸大自然的沖動。這部作品中，遲子建對人性溫暖的期許，遠勝于前期作品，那種女性卑微中的隱忍與向善，指向的正是一種淳樸的宗教精神。

在小說敘事布局上，尹學蕓慣于在情感裂變中映現(xiàn)家族人事滄桑?！独詈Ｊ迨濉窂呐砸暯侵v述叔叔的故事，不免讓人想起王安憶的名篇《叔叔的故事》，但尹學蕓從人情倫理的角度進入細微的人性肌理透視，以此迥別于王安憶對宏大命題的追溯性懷想。在敘述者“我”眼中，李海叔叔是比親叔叔更親的親人。因為這種親近，每年春節(jié)臨近，全家對他的到來充滿期待。那是一種兩地相隔的遙望，一種排除任何功利的初心所向。而當踏上歸程，李海叔叔攜帶豐盛的食物，又能把幸福傳遞到一個赤貧如洗的家庭。更重要的是，“我”與李海叔叔的信件交往哺育了一個少女的精神成長。尹學蕓對時間相當敏感，她總是把人性、人情放在跨度較長的時間架構(gòu)下觀察，在一種悄然的人性裂變的發(fā)掘中，尋求一種揭秘的快感。時移世易，李海的兒女都走出山窩，家境變得寬裕起來。而此時，兩個家庭之間的關系，卻隨經(jīng)濟條件的好轉(zhuǎn)淡漠了許多，以至三十年后，李海叔叔臨終之際對“我”的召見，還遭到“我”基于成見的冷酷拒絕。尹學蕓以女性筆觸，通過主人公的懺悔與自責反觀親情倫理的裂變，精細描畫出時代轉(zhuǎn)型中經(jīng)濟因素對人性人情的侵蝕的真實圖景。

張楚《風中事》（《十月》2016年第4期）和滕肖瀾《在維港看落日》（《收獲》2016年第1期）把審美觸覺直接伸向現(xiàn)實中新一代年輕人的情感生活，那種男女之間游戲人生同時又秘而不宣的情感密碼，在最后的破解中閃爍出斑駁的淚光。

前者寫青年民警關鵬的“風中事”，由關鵬與三個女孩的愛情故事組成。王美琳雖然純情，但兩人世界并不和諧，原因在于她把關鵬當作父親。而關鵬需要的是過日子的成熟女人，因此他謊稱與顧長風同性戀，擺脫了王美琳的糾纏，而更傾向于知性優(yōu)雅的大學教師段錦。應該說，關鵬對段錦戀戀不舍，更多出于一種形而上的愛情觀。而當兩人感情漸入佳境，段錦卻意外含淚離去。在作者頗見心機的安排下，段錦始終蒙著神秘面紗，其復雜身世被隱藏得密不透風，而一旦揭開又全在讀者想象之外：段錦竟是為人代孕生過一個男孩的母親。小說由此發(fā)生突轉(zhuǎn)。經(jīng)過這次刻骨銘心的失戀，加上被貶為街道巡警的失意，關鵬開始轉(zhuǎn)而求其次，選擇與形而下的米露，這個兩年內(nèi)開過三十六次房的女孩結(jié)合。小說結(jié)尾更是意味深長，關鵬的同窗好友顧長風竟然為謀取錢財而委身于富婆，終被公安逮捕而求救于他。這對于關鵬來說無疑又是一個響亮的耳光。人性的兩面，形而上與形而下，在敘事中構(gòu)成強烈反諷，展現(xiàn)了張楚小說獨有的風姿。

后者從日常入手，講述女性在一種幻覺作用下的暗自較勁與自作聰明，而結(jié)局不免尷尬。不能不嘆服，那種肆意逞強而又脆弱不堪的心理，在一種溫婉細膩的敘述中被刻畫得有棱有角。滕肖瀾小說中那種工于心計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是感情生活中的失敗者，而在何頓《藍天白云》（《人民文學 》2016年第11期）中，代巧云以不光彩的手段贏得所愛，盡管有失道德，甚至有些讓人生厭，但那種極端而冒險的愛情追逐，最終還是讓她爭得了黃正的諒解，同時也以至誠之心打動了讀者。值得注意的是，何頓這部小說描寫的對象幾乎都是鰥夫寡婦，寫他們對原初情感的忠貞，以及他們純樸善良的內(nèi)心世界，比如黃正母子、李木蘭，都是如此。即使是代巧云，在亡夫臨終指點下，對黃正一門心思甚至不擇手段的追求，也都顯示出一種至誠的心性，一種面對藍天的坦蕩意志。    

同樣是描寫兩性情感困惑，相較于何頓對正面情感的頌贊，梁志玲《樹洞》（《民族文學》2016年第3期）對都市底層女性凄苦命運的講述，更顯凌厲之風。她們面對婚姻的不幸和情感的欺騙，如何在被動中尋求自立，如何擺脫作為“玩偶”的命運，實現(xiàn)哪怕是一種卑微的突圍，這些現(xiàn)代女性所必須正視人生議題，都在梁志玲的探討之列。作者試圖逾越那種習見的對小人物的等級偏見，而著眼于灰色人群本身，在自我觀照中尋找那些來自他們自身的悲劇因素。同時，語言上的隨意揮灑與敘述上的精致考究表明，一位青年作者在不依賴故事性的情況下，也能寫出那種清新脫俗的小說味。與何頓明朗的情感色調(diào)和梁志玲略顯女性主義的作風不同，孫頻在親情的空缺中追問女性的命運?！兑蚋钢罚ā堕L江文藝》2016年第1期）寫父親出走多年后回歸家庭，發(fā)現(xiàn)父女之間那段情感空白已于事無補。父親的缺席導致女兒膽小怕事，遭受老師蹂躪而無助而恐懼。這是她無法原諒父親的心理根源，而同時，父親漂泊在外的無奈又似乎情有可原。小說對女性命運的追問，就在這種糾纏中不斷推向深入，孫頻對悲劇起點的原發(fā)性考察，成為80后小說追求意義深度的生動注腳。

與短篇小說對片段和場景的依賴相比，中篇小說更側(cè)重結(jié)構(gòu)的經(jīng)營和視角的選擇，這取決于故事在中篇小說文體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與篇幅相對應的對意義深度的更高要求。從何種視角切入，如何結(jié)構(gòu)小說，作家對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對小說意義的有效表達發(fā)揮著重要作用。所以，那些以中篇小說名世的小說家，往往都是講故事的高手。根據(jù)我的閱讀經(jīng)驗，胡學文、田耳等作家近年來在中篇文體建構(gòu)方面頗有建樹，寫出了不少廣受好評的中篇佳構(gòu)。除此二位，2016年，詩人出身的葉舟同樣展露了出眾的中篇敘事能力，三位作家的中篇創(chuàng)作皆以非凡的結(jié)構(gòu)才能和獨特新穎的視角惹人注目。

胡學文的中篇創(chuàng)作似乎始終在與讀者較勁，他要把那種習見的日常經(jīng)驗推翻，看看那些有悖常理的現(xiàn)象背后究竟藏些什么，以此來挑戰(zhàn)讀者的審美神經(jīng)，刷新讀者的閱讀經(jīng)驗。《天上人間》（《長江文藝》2016年第3期）就是這樣的篇什。這部作品以角色倒置的結(jié)構(gòu)設計，在超出倫理常態(tài)的高難度敘事推進中顯示了小說家挑戰(zhàn)自我的勃勃雄心。小說主人公姚百萬與眾多民工一樣，因工頭欠薪逃走而孤苦無告。然而幸運的是，偶然中，他碰到一個神秘老板，雇請他侍候性格乖戾的老漢。后來發(fā)現(xiàn)，老漢正是那個神秘老板的父親，留守在家，精神空虛。照說，這個題材也沒什么稀奇，故事照常在室內(nèi)展開，視點鎖定在主仆之間。但胡學文的敘事智慧，讓他沒有按部就班地講述傳統(tǒng)意義上主優(yōu)于仆、仆受主欺的故事，而覺察到其中隱藏的多種可能性，他不禁想到，主仆角色顛倒后會是一番怎樣的景象？于是，這個問題就成為作者講述的邏輯起點。

可是，這樣一來，姚百萬的陪護生涯變得荒誕不經(jīng)。他常常被迫反仆為主，仿佛從人間直升天上，被拋在高高的云端，越來越難以適應，越來越沉陷其中。如果小說僅止于此，已是出手不凡，然而，胡學文還要趁勝追擊，以破解都市邊緣人的精神密碼而后快。于是，作者以撒網(wǎng)式的結(jié)構(gòu)輻射開去，在線頭的另一端，他看到了打工者抗議的鮮血梅花，看到了父子冷漠相對的面孔，還有那想見遠在毛里求斯的兒子卻礙于巨大花銷無以成行的苦惱……誰在天上，誰在人間？胡學文并未出示答案，其中的真義，還是交給讀者去體悟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似乎在提醒我們，或是在追問，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后一代人如何消失在父輩的視線里，而父輩遭到遺棄后，難道只能自甘仆人，通過服侍他人、積善成德?lián)Q取一種自欺的信賴，完成生命臨終的精神依托？

如果說《天上人間》中，主人公的角色錯位是迫于生存的職業(yè)選擇，那么，田耳《附體》（《北京文學 》2016年第12期）中主人公家慶的兒童化生存則是基于一種倫理需要的無奈之舉。與胡學文一樣，田耳把視角限定在表哥、表嫂、家慶等幾個關鍵人物身上，而結(jié)構(gòu)故事的能力就體現(xiàn)在這幾人物關系處理上。故事的起因是表哥兒子海程得骨癌夭折，表哥表嫂承受喪子之痛，亟待心理救助，尤其是表嫂精神出現(xiàn)異常，恍惚中把在廚師學校學習的家慶認作兒子，如此，病情頓時減輕許多。家慶明知，一種靈魂附體狀態(tài)下，表嫂把自己當做了死去的兒子，那就順其自然，扮演另一種角色，也算積德行善。但始料未及的是，這樣一種出于倫理考慮的積德行善，反而出人意料地制造了倫理危機。在母愛驅(qū)使下，表嫂要求家慶把頭枕在她大腿上，甚至晚上還要抱著家慶入睡……而問題的關鍵就在，家慶畢竟是成年男人，那種別扭和難為情可以想見。而恰恰是，考慮到人物心理深度，田耳沒有忽略家慶作為男性的潛意識心理，于是理直氣壯地描寫人物性意識的覺醒與自我搏斗。田耳的敘事邏輯建立在另一種倫理之上，這種倫理似乎具有天然的優(yōu)越性，驅(qū)使家慶違心地做了很多有悖倫理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表嫂的形象如同《祝?！分械南榱稚?，都因喪子之痛變得精神異常，如果說魯迅把敘事重心定位在祥林嫂的形象上，抨擊封建迷信觀念，那么，田耳把則把視點轉(zhuǎn)向一種倫理的尷尬，以略帶戲謔的敘述對此發(fā)出有力的追問。這種建立在角色錯位中的倫理追問，在葉舟《陀螺》（《長江文藝》2016年第9期）中同樣出彩。這部作品圍繞抽打陀螺這項民間娛樂活動，講述一位公司高管在退休前后兩種不同角色所遭遇的人間冷暖。高管侯俊杰失去權力后，下屬以抽打”陀螺”的方式表達諷刺與憤恨。如果追問這種下場，一般都會朝著貪污腐化、公權私用等方向?qū)ふ揖€索。但孰能料到，像侯俊杰如此廉潔有這般重情的官員，下臺后也會遭受昔日下屬指桑罵槐的侮辱和詛咒。作者以妻子索君在家備受虐待，分析了侯俊杰受人唾罵的癥結(jié)所在。妻子深夜被迫寫檢查以致心臟病突發(fā)猝死的事實，以一當十地剖析了侯俊杰的悲劇本質(zhì)：被權力所異化。當身份由領導變成普通人，而那種高高在上的心態(tài)并未落地，那種專斷暴戾之風絲毫未減。對此，小說開頭就以他與謝靜的沖突作了交代。由于權力思維的慣性，從神壇降到民間的侯俊杰，心理不免嚴重失衡，“敏感得像一根針”。

小說的新意在于，權力符號所昭示的太平和風光背后，挺立著一位隱忍溫順而又能為丈夫撐起一片藍天的妻子。索君貴為集團公司第一夫人，表面光鮮、高貴、和藹，菩薩心腸，而誰能想到，丈夫的冷暴力把她變成一個奴隸，一個讓丈夫發(fā)泄權力欲的接受器。如此觀之，索君簡直就是圣女的符號，她的存在就一種承擔，甚至是一種受刑。在這里，作者要探討的是，權利如何使人變異，而實現(xiàn)這種權利的支點又是什么。小說依此邏輯推進，就能發(fā)現(xiàn)，正是妻子的知書達理、以善待人維持了丈夫表面上的權威。而今索君已逝，她的角色只能由保姆謝靜接替。而謝靜的卑微身份顯然難以讓她勝任此種角色，很難指望她為侯俊杰抵擋來自外界困擾。所以，作者將索君的形象號召力嫁接在謝靜身上，讓她假借索君的“善”（一種倫理意義上的威懾力），去回擊那些以抽打陀螺泄恨的人。以善抗惡，作為謝靜的反擊策略，維持了心態(tài)失衡的侯俊杰的茍且生存。

直到結(jié)尾，作者才通過葛明之口交代了實情，抽打陀螺這出戲居然是索君生前一手策劃的，寄托了讓跋扈了半輩子的丈夫安全著陸、接接地氣的良苦苦心。謝靜驚嘆不已，而讀者更是恍然大悟。葉舟寫詩的經(jīng)驗告訴他，小說借助陀螺的意象可以打開隱喻的大門，使敘事充滿象征意味，而作為小說家的葉舟深知，權力及其背后的隱秘機制與人性倫理的感化作用之間的張力，可以讓小說敘述在惡與善、法西斯暴力與慈悲情懷的游弋中完成拯救人類的宏大命題。 

當代作家中，張承志、史鐵生、殘雪等少數(shù)作家基于終極意識下的小說創(chuàng)作，常常是文壇津津樂道的話題。不能說，小說不關注現(xiàn)實，就必然缺少承擔意識。有時候，小說呈現(xiàn)的生活情境也許并不切近現(xiàn)實的喧囂，而是確立在一種精神背景之上，并以此為原點，在一種神秘感的投射下觀照現(xiàn)實人生，往往能打開更為寬闊的人性視野，讓小說敘事升騰出一種形而上的藝術魅力。

劉醒龍《赤壁》（《作家》2016年第1期）對和尚的愛情描寫，不免讓人想起汪曾祺的名篇《受戒》。后者以打破情感禁區(qū)的氣魄，推崇生命的神性維度，歷來備受稱贊。相較而言，劉醒龍對和尚情感世界的審視，建立在野史框架中，看似難以及物，實則異曲同工。不同的是，和尚顯虛的愛與性是錯位的，他愛的是水桃，卻被妓女巧巧情色所迷惑。與顯空、顯無相比，他不但受戒不深，道行不夠，更嚴重的是民族氣節(jié)上盡失原則，反倒是高上尉這樣的“潰軍”首領，甚至是巧巧這樣的妓女，顯示出亂世中難得的人道與氣骨。為了維持東坡寺的平靜，顯無選擇圓寂，顯空現(xiàn)則涅槃，以“無”制“有”，以虛靜對抗暴力，雖無助于災患的消除，倒能顯出佛家本色。由此看出，這部小說在形而下的性、暴力與形而上的虛靜互映對照中，展現(xiàn)了兩種人格在精神刻度上逸出常態(tài)的可能。

陳倉“進城系列”頗成規(guī)模，備受關注。近年來，他對這個題材作深層開拓，開始了“后進城”系列的創(chuàng)作。繼去年《墓園里的春天》之后，他又推出《從前有座廟》（《時代文學 》2016年第1期）、《地下三尺》（《人民文學 》2016年第11期）等作品。后者把視點轉(zhuǎn)向小人物的理想與壯志，主人公陳元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一家小診所，在醫(yī)療費用昂貴的形勢下，給普通人提供治病的地方，體現(xiàn)出一種悲憫情懷。而在診所破產(chǎn)后又偶然中獎，這促生了他更大的夢想，那就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建造一座供市民朝拜的廟宇，以緩解現(xiàn)代人的精神問題。因為，在多數(shù)人達到小康之后，他們最需要的不是錢，也不是房子車子，而是借助神靈消除潛在的災難，在其指引下最終實現(xiàn)靈魂的皈依。無論從商業(yè)還是從公益的角度，建造寺廟的想法都使陳元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成長。而陳倉從生存苦難中意識到精神苦難的普遍存在，何嘗不是實現(xiàn)了一次精神的蛻變。作者以精神穿越現(xiàn)實，寄托了對現(xiàn)代都市中上層腐敗的批判。而老吳這樣的官員普遍存在的現(xiàn)實，又注定了底層生存苦難的難以擺脫，進而是精神苦難的層出不窮。而直到最后，陳倉的精神寺廟雖未建成，但此種想象已經(jīng)顯出一個70后作家的非凡識見。

《儺面》（《人民文學 》2016年第9期）是肖江虹繼《懸棺》之后推出的又一中篇力作。年輕女子顏素容在繁華都市過著燈紅酒綠的生活，卻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身患絕癥。在等死這個生命的端點，她無法再寄生于都市的物質(zhì)世界，而是回到大山深處的故鄉(xiāng)，開啟了靈魂救贖之旅。起初，顏素容貌似中邪的乖張暴戾、桀驁不馴的種種表現(xiàn)，讓村人及家人難以接受，于是，父親請儺師唱“過關儺”讓她恢復清醒。就這樣，這種生命焦慮癥在原始鄉(xiāng)村的儺面文化中找到了一種神性的鏈接與契合。作者以儺師秦安順的視角展示了建立在巫術文化之上的的生命信仰，刻繪出德平祖的安葬儺和彥素容的延壽儺的場面，同時又以儺神附體的神秘儀式連綴起人生重要節(jié)點。出生、成長、婚戀嫁娶、生兒育女、死亡，這些生命的端點都配有儺面戲，以接通陰陽兩界的巫術及其內(nèi)涵的神性之光，啟悟靈魂緩解生者焦慮，或為亡者超度生命。在儺面戲中，先人往生的靈跡追溯與現(xiàn)代人對精神歸處的找尋，終究殊途同歸，銜接著亙古常新的“天人合一”思想。肖江虹的敘事不僅確證了傳統(tǒng)巫術在精神救贖中的強大功能，同時也提出了一個命題，在物欲橫流的社會，現(xiàn)代人對物質(zhì)的拒絕，是一種死神追緝下的退守，更是一種求生欲望支配下的精神突圍。

從《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到《春之聲》，王蒙每個時期皆能得風氣之先，沖鋒在文學創(chuàng)作前沿。我們欣喜地看到，進入八十高齡的王蒙寫起小說來依舊興致勃勃，勢頭不減當年。最新中篇《女神》（《人民文學 》2016年第11期）同樣充滿探索激情，不失打破小說文體邊界的野心。更重要的是，這部作品的諸多敘事特征，標志著老年寫作的審美新走向。王蒙這樣描述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所經(jīng)歷的“高齡少年的體驗”：“憶起往事來心潮涌涌，追起老底來有圓下陳年舊夢的解脫和安慰，抒起情來好像年輕了六十歲，較真起來像查賬本，幻想起來像夢像仙神”。我想，王蒙寥寥數(shù)語中大抵有這三層意思：一是表達了老年追憶往昔的自覺，追憶是為了尋求“解脫”和“安慰”；二是小說中“抒情”與“較真” 并進的美學進向，是一種返樸歸真的人格體現(xiàn)；三是心儀于自由灑脫信馬由韁的語言風格，寫作狀態(tài)“像夢像仙神”， 天馬行空，毫無羈絆。只要瀏覽王蒙近期作品就能發(fā)現(xiàn)，這段話便可看作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自述。

然而，《女神》最為惹人注目的，是一種所謂的“非虛構(gòu)”文本特征。提到非虛構(gòu)這個詞，都會想起梁鴻的“梁莊”系列，而《女神》的憶舊模式，顯然迥異于梁鴻那充滿現(xiàn)實沖擊力的言說。王蒙的“非虛構(gòu)”給讀者的，更多是來自作者與人物在神交中迸發(fā)的情感沖擊力和人格感召力，它看似是對虛構(gòu)的反動，但又不同于麥家《解密》的反虛構(gòu)，麥家所采用“實錄”等形式，實際上不過一種掩人耳目的策略，最終在不經(jīng)意間達到虛構(gòu)的目的。而《女神》同樣以翔實的材料，為敘事邏輯的合法性打下堅實基礎，但它更強調(diào)在與人物實現(xiàn)靈魂對接的過程中那種“真摯”的態(tài)度，某種意義上，作者打撈歷史經(jīng)驗和情感記憶的過程，就是一本真誠地無限接近人物自身的過程。

在人生風光絢爛之際，主人公陳布文決然選擇歸隱家庭生活，正如編者所言：“經(jīng)由動蕩奮斗達至高端絢麗，安于詩書家務落得清純透明”。這種選擇顯示出絕頂?shù)纳嬷腔?，一是客觀上躲過了歷史劫難，二是體現(xiàn)了常人須到落幕之年才能覺悟到的那種至真至純的人格追求與精神信仰?！芭瘛敝衿嬖诖寺涞綄嵦帲坏踩胧?，而且超圣歸凡。必須指出，小說非虛構(gòu)的特征，還在于作者角色的參與，王蒙以主人公的形象反觀自我，審視自我，由此打開自我反省、自我升華的精神通道。這個意義上，陳布文在敘述中復活的過程，也就成了一位高齡作家回望自我拷問自我的過程。

與王蒙的“非虛構(gòu)”相反，呂新《雨下了七八天》（《長江文藝》2016年第7期）這部沾染先鋒遺緒的小說，最顯著的敘事特征則是“虛化”。以至如果把它放在20世紀80年代的語境中來考察，它所凸顯的虛構(gòu)化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而在如今現(xiàn)實主義占絕對優(yōu)勢的情形下，這種流連于現(xiàn)代派遺跡的寫法已經(jīng)不算高明，也明顯不合時宜。但正是如此，呂新的寫作顯出一種倔強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同時為讀者提供了重溫“先鋒”、反思“先鋒”的契機。

小說在陰雨不斷的氛圍中開篇，整個敘述就此定下了不祥的基調(diào)。首先是會計被抓，兒子福林探監(jiān)，接著是表兄培仁的神秘到來。培仁剛出場就是一副死里逃生的樣子。他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所挾持，在極端壓抑的狀態(tài)下把福林的手臂抓成重傷。一種世界末日般的緊張氣氛由此彌漫開來，而且不斷得到強化和延伸。一是小說中奇異妖嬈的意象，比如，墻角不斷長出陰冷的蘑菇、楊躍海彎曲橢圓的笑容、打棺材的鋸木味，強化了這種可怖的氛圍。二是人物的非正常行為暗示出禍到臨頭的征兆。比如，培仁睡覺時枕頭底下壓著菜刀，楊躍海在飄雨的村口丟魂似的來回走動等等，這種氛圍說到底源于一種畏于權力的緊張心理，而人性的故事就在權力機制的隱秘作用下展開。作者極力虛化的正是這種權力機制，但它無處不在，操縱命運，扭曲靈魂。我們看到，楊躍海的女人在丈夫死后，不僅拒絕戴孝，反而穿得花枝招展，毫無悲戚之色。一方面，小說所呈現(xiàn)的，是一幕幕岌岌可危的人間景象、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以及人性淪喪的狀況，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斷做虛化處理，既顯露又隱藏，但終究，那些權力機制籠罩下的晦暗區(qū)域，經(jīng)過回旋反復的推敲和辨識，成像在讀者的大腦底部。

如果說呂新的虛化寫法，意在將敘事的邏輯起點神秘化和模糊化，造成一種 “反懂”的閱讀效果，那么，王秀梅《蜉蝣之羽》（《芙蓉》2016年第5期）并未著力于迷宮的搭建，它是朝著全虛構(gòu)方向進發(fā)，以逆向穿越的方式讓古人走進現(xiàn)代，借尖銳之筆照亮那道橫亙在古人與今人之間的人文鴻溝。在一日千里的現(xiàn)代高科技遮蓋下，悄然發(fā)生在骨子里的人種退化觸目驚心，以至無法被麻木的現(xiàn)代人所覺察。王秀梅的虛化敘事依托于穿越時空的詭異想象，頗得《聊齋志異》之神韻，顯出女性寫作者難得的敘事才華。作者在形式創(chuàng)新的同時不忘深義的開鑿，小說對道德、倫理、情懷等傳統(tǒng)命題的探討，因能直擊時代痛點而被賦予新的人文內(nèi)涵。

2016年中篇小說中，還有許多個性突出而無法歸類的作品，藝術上達到了較高的水準，在這里不能不提。陳集益的《訓牛記》對鄉(xiāng)土中國細致入微的觀察，以及他把尋常農(nóng)事納入小說的敘事性框架的能力，在70后作家中堪稱獨步。斷鼻，瞎眼，斷腳筋等等，一頭耕?？此破匠５鸟Z化過程，竟然被講述得起伏有致，鮮活異常，而有關訓牛事件的敘述中，又能處處見出駁雜的人性與時代的面影。王祥夫《米谷》對底層小人物的互相鄙視以及偏狹的道德潔癖的發(fā)現(xiàn)，張惠文《場景》對女性以肉體反抗平庸之后無路可走的狀態(tài)的描述，俞勝《雪巧》那機智幽默又富于感染力的語言，都值得稱道。海飛《秋風渡》、余一鳴《丁香先生》、李約熱《龜齡老人邱一聲》、少一《入獄》、楊遙《流年》、劉鵬艷《南燕北飛》、葛亮《海上》、李宏偉《暗經(jīng)驗》、召喚《南山葵花開》、西元《瘋園》、宋小詞《直立行走》、潘小樓《喀斯特天空下》、馬金蓮《旁觀者》等作品，都不乏亮點，值得關注。

總體來看，我對2016年中篇小說現(xiàn)場的印象是，與往年相比，在既有審美向度上有新的推進，尤其在敘事視角和敘事結(jié)構(gòu)上有所創(chuàng)新，同時，創(chuàng)作主體逐漸意識到藝術辯證法的重要性，它不僅意味著敘事邏輯的前后一致，更指向敘事倫理的合法性與相對性。讓人快慰的是，部分小說家知識分子意識開始覺醒，他們敢于向現(xiàn)實發(fā)言，揭發(fā)不合理的現(xiàn)象，呈露出知識者應有的良知、道義和情懷。

2017年1月11日于南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