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王時敏《杜甫詩意圖冊》
《國文課》引言
文 | 徐晉如
來源 | 《國文課：中國文脈十五講》
名家薦語
本書不是研究中國經典文學的文學史著作。
中國向無文學史之著，近代以來，因受日本之影響，始有人著為文學之史。以后所謂文學史者，或宗蘇聯，或祧歐美，皆去中國文學之正脈遠甚。且凡為史者，皆言過去之事，而中國文學從詩騷以降，歷千萬祀而不衰，譬如一個人，他的高曾祖乃至其遠祖到底做過什么，當然需要記到家史中，但這個人今尚健在，給自己所經歷的歲月寫一本史書，寧非可笑？
本書也不是中國經典文學的欣賞著作。
欣賞一詞，本出于陶淵明的詩：“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欣賞者，欣然有會于心而賞會之也。欣賞是因對文藝的悠然心會而產生的愉悅感，既不能宣之于口，也不能移之于人。陶淵明說有人能與之“共欣賞”，是因其人與淵明性情相契，學養(yǎng)相近，這才有“共欣賞”的基礎。
本書是一位中國經典文體的創(chuàng)作者，對中國經典文學的返視內觀。
三十年來，我遺世坐忘，澄心靜慮，體察著中國經典文學的軀體，直如它就是我自己的身體。我感受著氣機在體內經絡中的自然流行，驚嘆于中國文學的自成宇宙，更為中國文學的蓬勃生氣而感動莫名。在這個漫長而奇妙的歷程中，我作詩填詞，為駢散文，無時或輟，以古人之心為我之心，逐漸找到了孰為任，孰為督，感知著中國文脈的沉雄博大。這又是一次難忘的證道之旅，我也在玄覽中國經典文學時，深切地體悟到中國文化之道。我忍不住想把我的體悟寫出來，好讓有志上接中國文脈的讀者，懂得存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閱古人之境。
2018年上半年，我開始寫作本書，每兩月寫一篇，交《社會科學論壇》雜志，以《中國文學的正脈》之名連載，至2020年底始告厥成。兩年多來，每次我都要責任編輯袁佳佳女史再三催促，才能交稿，甚至有好幾次，她都是把整一期的刊物排好版，留著版面等我的文稿到了，這才下廠印制。之所以成稿如此之艱，非因材料之匱乏、研究之不足，而是因為，每一次寫作，我都要克服內心強烈的憂懼。我很清楚，本書對中國文學的認知，大違于今之學者，也全然逸在普通文學愛好者的期待之外。我愈是與古人心意相通，便愈感在現世的孤獨，也就愈加懷疑，在這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時代，古調究竟彈與誰聽？但與古人的旦暮之遇，又讓我懷著一份不能被壓抑的自傲。每一次我都因憂懼而艱于落筆，而最終我還是因這份自傲的驅動，完成了本書。
本書意在通過體悟中國各經典文體，及各文體之重要作家作品，描畫出中國的文脈。中國文脈二字可以盡之，曰風雅而已矣。白話文體不在本書的考察范圍，因其本就是為著反風雅之道而存在。
我從《詩經》講起，就是為著彰顯風雅之道。接著是講屈子，我提出《離騷》是屈子的證道之作，恐怕前無古人，但我仍勇于自信，因我的確在《離騷》中讀出了屈子求道的心跡。我在講到賦時，特別指出司馬相如的士人風骨，也順著第一章《君子之學》的話頭，進一步闡發(fā)了文學“為己”之義。我又專為《古詩十九首》設了一章，是想說明中國文藝以高古為極則。后世詩家，我只取李、杜，馀子非不足觀，但因本書只談文脈，萬古江河既不廢，其他淮、濟、漢、洛，自不必重溯。
樂府為文樂合一之體，我嘗從張衛(wèi)東師拍曲多年，故于文樂相須相成之際，頗多感發(fā)；書中分別為樂府詩、詞、曲之鳥瞰，重視醇雅之美、閎約之致，或能稍親風雅。近世以來，學者多誤以為文言即古文，不知更有六朝駢文，蔚為文章正宗。我在講完六朝文的風流蘊藉之后，更以專章推介有“唐孟子”之稱的陸贄，我以為陸贄的駢文，是中國文章的昆侖泰岱，無人堪與并肩。唐宋八大家我只講了四家，于韓柳之際，我抑韓揚柳，因韓有文化專制之心，而柳能順民之性。宋六家僅取歐公與大蘇，我愛重歐蘇文章氣節(jié)，炳煥交輝，尤其是在寫到蘇軾時，我覺得自己真能聆聽到其幽微的心曲。這或許是因為我和他一樣，命宮摩羯，上升又皆是摩羯，同為守死善道之士。大蘇的文章帶給我的心靈激蕩無以言喻，我不知道自己一枝禿筆，究竟能表彰出多少他的執(zhí)著深沉。
本書多絕未經人道之語，讀者誠能平心靜氣，閱讀本書，自會發(fā)現我對幾乎所有的經典作品的看法，與碩彥時流的觀點，都有著或多或少的歧異。在寫作本書時，我常常感覺周遭虛無一物，只有我與古人相對傾談。這種冥冥之境，在我迄今為止的寫作生涯中，都是十分罕遇的。
昔龔自珍詩云：“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贝藭俏也饺氩换笾旰笏?，早已非少作，然我平生唯此書運思最深、用力最覃，固當卷懷自珍。我曾經深深折服于勃蘭兌斯的名言：
但我現在認為，中國文學本質上是中國文士的證道心跡，道不變，文亦不變。中國文學依本于中國文士對道的拳拳服膺，中國文脈從《詩》《騷》以降，一直遵循著風雅之道，從未更移，雖在二十世紀橫遭兩度摧折，卻能綿延至今。然則本書之成，豈止不惑，抑且無憾焉。
中國文學古稱辭章，與義理、考據同為國學之大宗，而辭章實兼義理、考據之勝?！对姶笮颉分^“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所以詩有如此神奇之功用，乃因詩根本于人的性情，最合于“修辭立其誠”之道。文賦之佳者，胸襟、識力、才具、學養(yǎng)同樣缺一不可，文如其人，最是真實不妄。金代元好問詩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保ā墩撛娙住菲淞x代潘岳字安仁，諂事權貴賈謐，每候其出，望其車塵而拜，卻能寫出高情千古的《閑居賦》，豈非說明文未如其人？其實不然。元好問此詩感慨的是有些人寫的字、作的詩都違背了真性情，文章自然見不出為人。《閑居賦》縱然“高情千古”，卻仍是“失真”的文字，而真正第一流的文章，是以性情的真為第一要義，絕不存在見不出為人的情況。辭章最見性情、胸次、學識，故國學三大宗，自應以辭章為首。1944年，張爾田先生致信《學海》雜志主編錢仲聯，謂：“弟少年治考據，亦嘗持一種議論，以為一命為文人，便不足觀。今老矣，始知文學之可貴，在各種學術中，實當為第一?！彼e當時的名詩人、學者沈曾植為例說：“其史學佛學，今日視之，已有積薪之嘆，而其詩則自足千古。異日之傳，固當在此而不在彼也?！庇终撓木从^，以為其詞與鄭珍的詩相埒，在清代無與抗手，“近日忽喜作考據，欲與王靜安輩，當場賽走，可謂不善用其長矣。弟甚惜之?！保ㄥX仲聯輯《張爾田論學遺札》）王靜安即王國維，早年忽為文學，忽為哲學，三十五歲后，始專力于考據之學，然而考據是科學的，見不出人的生命精神，更無以安放人的靈魂，故考據既不足以安身立命，其教化之效，亦遠不及于辭章之速。王國維的《靜安詩稿》《人間詞》，雖不足以方駕晚清沈曾植、陳三立、王鵬運、朱祖謀諸大家，卻因包蘊著靜安的生命精神、人生觀念，較其考據更有不朽之真價。辭章為國學第一大宗，中國文脈實即國學之主脈，故本書亦可名之曰《國學概論》。
本書寫到后半時，正逢庚子大疫，我幽處宣南，息交絕游，閱七十九日，成《庚子春詞》一卷，較諸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秋詞》，未為稍居下風。疫情期間我尚完成了平生最自愛的論文《中文系何為？》，此文主旨，與本書頗多暗合，且皆憂患之作，故謹以附后。為免讀者翻檢之勞，我也開列出國文自修極簡必讀書目，不當之處，博雅君子，幸有以教我。
本書中凡引用韻文，原則是用韻處用句號，非用韻處用逗號，詞曲似斷非斷處，則用頓號，與一般圖書標準不同，祈讀者亮之。書中古今異讀之字，多為標出，因音律所關匪細，現代漢語丟失了太多文字的音韻之美，不得不以此稍作補救。又古書繁體字與今之簡化字常有不能對應處，為免混淆，“多馀”之“馀”不作“余”，“一齣戲”之“齣”，也不作“出”，等等。此為無奈之舉，同望理解。實際上要想真正接上中國文脈，不但要熟悉并熟練掌握繁體字，也要熟知聲韻平仄，尤須養(yǎng)成文言的思維，不如此，便永遠徘徊在中國文學的墻外。
本書成稿，原投某老牌國字號出版社，該社編輯商議后退稿，覆信謂：“我們覺得大稿文采斐然，對古代文學有自己獨特的體認和系統的認識，可謂卓爾不群，但是大稿中對'新文化運動’的評價，及全書所體現出的精英主義的傾向，皆與我社立場相左，故只好放棄?！闭缭撋缇庉嬎?，此是“根本的思想立場，無法通過修改來達成共識”，況且我也絕無可能就此根本立場問題，做出妥協。幸蒙云起師之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不以拙著褊狹，慨然決定付梓。到簽合同時，我才發(fā)現總編輯湯文輝先生正是十四年前我第一部公開出版的著作《大學詩詞寫作教程》的責任編輯，奇緣輻輳，并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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