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豐富多元的地域文化。陜北文化史，是游牧民族與農業(yè)民族雜居、互相交流滲透的歷史。這一歷史特征深刻影響了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與演變。
陜北文化是指以榆林、延安兩地為中心，北連鄂爾多斯高原，西接六盤山東麓，東抵呂梁，南至關中北山的區(qū)域文化。這一區(qū)域也是黃土丘陵溝壑地帶，經過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歷史的發(fā)展及農業(yè)生產等因素的作用，最終形成了以漢民族農耕文化為主體，融合游牧民族文化的多民族文化格局。
民族融合
秦漢之前，陜北高原曾是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激烈對抗之地。為了解決爭端，只好訴諸戰(zhàn)爭，如《詩經·采薇》所云：“靡室靡家，獫狁（中國古代民族民，即北狄，活動于今陜、甘一帶）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漢王朝建立之后，通過戰(zhàn)爭、和親等方式，逐漸解決了匈奴襲擾等民族問題，匈奴、羌、烏桓等民族還曾率領部族成員內附中原，定居在陜北一帶的亦不在少數。雙方雜居并和平共處，這必然帶來文化上的互相融合。這一階段，農業(yè)文化作為優(yōu)勢文化，對游牧民族的影響更為深遠，他們大多是學習、接受，最終轉變?yōu)檗r業(yè)民族。但是，影響是雙方面的，受陜北高原一帶適宜農牧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這里形成了亦農亦牧的經濟結構。這一經濟結構與民族結構深刻影響了此后陜北文化的面貌和格局。
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分裂動蕩，給黃河流域的生產力帶來極大的破壞。隋唐安定和平的大一統(tǒng)局面為社會的全面繁榮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唐代，陜北高原又迎來了大批內附的突厥、黨項等游牧民族。西夏時，黨項族占據陜西西北部，雖為游牧民族，但也積極鼓勵農業(yè)生產。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在陜北等地推廣屯田，鼓勵百姓墾荒，耕地有所擴大。明代為解決駐地糧食供應問題，大興民墾與軍屯，還向沿邊地區(qū)遷移了大量人口，發(fā)展農業(yè)生產。這些人口的大規(guī)模遷入，將中原等地的文化帶入陜北，使之重新煥發(fā)勃勃生機。明清兩代，多有從京城及江南等繁華地區(qū)遷入陜北的居民，他們或是戍邊將士，或是官商士人，隨之而來的文化被當地人所仿效，從而落地生根，與本地文化融合，遂產生了榆林小曲、四合院等文化樣式。
上述民族交融之特點，在漢代畫像石中有著生動的反映。陜北畫像石在綏德、神木、米脂一帶均有出土，以綏德最為集中，僅此一地就出土五百多塊。因此地多山陵，盛產頁巖石料，為畫像石的建造提供了物質基礎。這些畫像石多有田園牧歌式的生產勞動場面，主要反映了東漢社會生活的面貌。作為民族匯聚之地，此處的畫像石也沾染了少數民族風格。如神木的畫像石中有馴象、牽駝的場景，其中的人物頭戴民族帽子、身穿民族服裝。綏德王得元墓出土的畫像石，不僅有牽牛耕作的畫面，也有放牧狩獵的生活場景，這與該地區(qū)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特殊環(huán)境緊密相關。
名將輩出
陜北高原一帶歷史上長期是多民族錯居雜處之地，民族之間的融合與沖突深刻影響了陜北文化的面貌。由于邊關戍守、征戰(zhàn)殺伐，陜北民俗遂有好戰(zhàn)斗、習騎射、尚忠勇的特征?！稘h書·地理志》曾記載：“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zhàn)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而陜北地區(qū)歷史上也確實名將輩出，如楊家將、韓世忠、李自成、張獻忠等。
宋代歐陽修在《供備庫副使楊君墓志銘》中說楊琪所居“新秦近胡，以戰(zhàn)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新秦即今榆林神木。而他的伯祖楊繼業(yè)“太宗時為云州觀察使，與契丹戰(zhàn)歿，贈太師、中書令。繼業(yè)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御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兒野豎，皆能道之”。楊家將的故事如今已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其滿門忠烈、慷慨為國之壯舉，令人感佩不已。
及至南宋，朝廷偏安一隅，和與戰(zhàn)是整個王朝的最大課題。陜北地區(qū)又涌現出一員名將，就是被稱作“萬人敵”的韓世忠。韓世忠是延安人，《宋史》稱其“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可見其勇猛非常。他家貧無產業(yè)，又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十八歲時，他以敢勇應募鄉(xiāng)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在抗擊西夏和金的戰(zhàn)爭中為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平定苗劉之亂，為南宋初年的穩(wěn)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在秦檜陷害岳飛時，他人無敢言者，獨韓世忠能仗義執(zhí)言。韓世忠一生嗜義輕財，賜賚悉分將士，能與士卒同甘共苦。
長城遺址
陜北地區(qū)歷來是軍事要沖，具有關系到朝廷安危的重要戰(zhàn)略地位。在今天的榆林，我們尚可看到自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到后來的秦、隋、宋、明等歷代王朝所修筑的堡寨、城防和墩臺。其中，明代修筑的長城最為完整，東起府谷墻頭，西至定邊鹽場堡，跨越靖邊、橫山、榆林和神木四地。據考證，這段長城是在隋長城的基礎上整修加固而成的，是整個長城的中段，約占長城的三分之一。
關于榆林地區(qū)明代長城的修筑情況，《明史·余子俊傳》中記載：“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筑墻，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寨備巡警。又于崖寨空處筑短墻，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筑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寨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墻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彼娜f人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即修成長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城墻。這城墻不僅可以抵御敵人入侵，且墻內屯墾的收獲也為城內緩解了軍糧輸送的壓力，讓人民得以安心耕種。此前，寇以輕騎入掠，鎮(zhèn)兵覺而追之，往往不及，而敵人已經得利而去。自從余子俊徙鎮(zhèn)榆林，增衛(wèi)益兵，拓城置戍，攻守器畢具，遂為重鎮(zhèn)，寇抄漸稀，軍民得以安心耕牧。
在這段明代長城沿線，有一座被稱為“萬里長城第一臺”的鎮(zhèn)北臺，它與山海關、嘉峪關并稱長城三大奇觀。鎮(zhèn)北臺為明代延綏巡撫涂宗浚所建，坐落于榆林紅山之巔，懷抱紅山，背依長城，居高臨下，地勢險峻，是我國古長城沿線上現存最大的要塞之一。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七月，套虜太臺吉以三千騎復犯保寧。巡撫涂宗浚與總兵杜松議擊之，遣都指揮僉事杜文煥以千騎為先鋒，斬敵四十六人。杜松引五千騎逐之，虜遁。涂宗浚遂奏請在紅山北邊的長城口上建造鎮(zhèn)北臺，常駐軍兵，和榆林守軍形成牽制之勢，保衛(wèi)榆林一帶的安全。從萬歷三十四年七月開工，至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四月竣工。臺共四層，高十丈，呈方形，四周砌磚。臺東北腳下建有款貢城，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但依稀可見當年規(guī)模。
縱觀陜北地區(qū)的歷史及文化遺存，民族交融，始終是陜北地區(qū)最鮮明的地域特色。正是這一特色決定了陜北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面貌，因而，我們在研究陜北文化的時候，總能在其中發(fā)現這一特色的影子。不論是對當地經濟結構的塑造，還是對陜北民風民俗的形成，以至對人才成長過程中潛移默化的滲透，均無法割斷這些歷史所帶來的影響。
陜北的文化資源源遠流長，淳樸厚重，歷史文化遺存十分豐富，是陜北人民的寶貴財富，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資源。在大力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今天，我們應該保護好、利用好前人留下的這份寶藏，在繼承的基礎上推陳出新，革故鼎新，讓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今天重放光彩，為新時代陜北文化的繁榮發(fā)展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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