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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誰主沉浮！（轉載）作者：維舟

亞洲或許是當今世界上整合程度最差的一個大洲。如今，一場對亞洲盟主的激烈競爭中，三個主要的大國都決心爭取到與自己的文明相稱的應有地位。它們雄心勃勃，又都表現(xiàn)出一種可笑的自命不凡——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打成了平手。

一、誰是老大？

作為中國人，北京政府領導人似乎從未設想過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哪個國家可以指望取得亞洲的領導權?！词乖?962年，當時大躍進已經失敗，中國的經濟遭到困難，對北京的純正的共/產/主/義者們來說，這種想法也是荒謬的?！欢《热耍绕淠岷蒸?，卻顯然認為他們的國家應該同中國平起平坐，甚至要高出中國一頭?！狽eville Maxwell《印度對華戰(zhàn)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不久的那些年里，曾是近代亞洲難得的團結歲月。那時，英法等歐洲帝國在亞洲的統(tǒng)治已經在斜陽中緩緩落幕，新興力量的各國沉浸在殖民主義退潮的熱情和喜悅中，他們聲稱發(fā)現(xiàn)了亞洲兄弟之間的可貴友情——雖然這種友情事實上從未在亞洲各政權間存在過。

三個主要的亞洲大國間從未有過這樣的蜜月：印度和中國已經達成歷史性的和解，印度不但在聯(lián)合國為遭到西方封鎖的中國慷慨直言，而且于1955年和中國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宣言”，他們看來有望不但成為亞洲國家的新軸心，甚至可能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軸心。至于日本，雖然與美國有準同盟關系，但民間對中國的好感處在近代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時期；雖然二戰(zhàn)中也曾在加爾各答胡亂扔過幾顆炸彈，但日本與印度之間基本沒有那種難以解開的戰(zhàn)爭恩怨。

這種日子在十年之內就結束了。在近距離的接觸中，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了彼此之間那種令人不舒服的情緒，這一點在此后的歲月里，越來越無法用友誼來掩飾過去了。

印度第一任駐華大使潘尼迦就任后，很快就體會到，他的駐在國對他的國家是頗為瞧不起的。事后他回憶當時中國對印度雖然真正友好，但多少有點以前輩自居。“這種態(tài)度就象一個社會地位已經確立的老大哥對于一個涉世未深的小兄弟所采取的教導態(tài)度一樣。印度的獨立是受到歡迎的，然而，中國作為世界大戰(zhàn)后被公認的亞洲大國，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幾，這是不言而喻的?！?/span>

毫無疑問，在印度看來，遭受這樣的對待是有損于自尊心的。尼赫魯一度抱怨：“印度并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國家，即使它講話的語氣可能比較溫和。”——這句話正好證明了印度實際上并沒有像他們自己所期望地那樣被主要國家嚴肅地看作是新亞洲的支柱。

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影響印度的自負。在1962年邊境沖突之前的歲月里，中印雙方不斷因這種膨脹的自尊心而表現(xiàn)出一種對對方而言不加掩飾的傲慢?！队《葘θA戰(zhàn)爭》的作者不無譏諷地說：“中印雙方對于誰應當更加尊重誰這種以老大自居的矛盾，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的表現(xiàn)?！?960年代，日本人到南亞投資，印度一個高級領導人對來賓們說：“日本是一個經濟大國，印度則在其他方面是個大國。”對日本人來說，這一說法不但傲慢，而且奇怪和氣人，因為在他們看來，經濟是其他偉大的必備條件。

那么日本人呢？對他們來說，亞洲歷來僅僅指中國而已。在近代西方勢力的重壓下聲稱要“脫亞入歐”的日本人，在內心深處其實并沒有嚴肅地將自己看作是亞洲的一員——相反，那是自己羞于與之為伍的一群野蠻國家。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們在1898年就提出“亞洲盟主論”，并將這一使命毫不客氣地賦予自己。1895年，年輕的記者德富蘇峰聲稱，成為亞洲的龍頭老大是日本的使命，日本應當“跟羅馬當年在歐洲和地中海一樣，給東亞其他國家和南太平洋帶去優(yōu)越的政治制度?！?/span>

直到今日，大部分日本人“不管南亞和東南亞將來的形勢如何，他們通?？偸墙o日本在那里保留一個起超級作用的地位，至于如何把自己擺在別人位置上去考慮，他們又顯得才能很差。”（Lawrence Olson《日本在戰(zhàn)后亞洲》）

1961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回國后極力聲稱：“亞洲把日本看作是一個先進的老大哥。”就此，當時的觀察家譏諷道：“其實他應當再加上一句：聽得更多的批評是，老大哥可沒有把更多的實物給他的小兄弟們?！碑斎?，這種自我粉飾和自我強化的印象，也不是日本的獨家專利。1988年，一項日本的政府研究建議實現(xiàn)亞洲經濟一體化，讓日本政府部門來擔任“亞洲的大腦”，來指揮整個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當時他們的信心膨脹到了極點。

時間所能改變的東西，有時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多。40多年后的今天，打開任何一個國際政治的網(wǎng)上論壇，都可以發(fā)現(xiàn)充斥的帖子，毫不留情地恥笑印度和日本的這種自命不凡，但在這種不加掩飾的斥責中，很少人注意到，這本身就暴露我們的自負——我們的確從未嚴肅考慮過，亞洲的未來竟能不由中國的主導。如果中國喪失這一天然盟主的地位，對多數(shù)人來說，無疑是難以接受的國恥。

二、中日爭雄：另一場零和游戲？

在過去的一年里，中日關系的一再降溫無疑是東亞最重大的外交課題。從長遠來看，其影響甚至超過兩岸初步和解以及朝鮮核問題。因為這兩個最主要的東亞大國之間的爭吵正在左右著本已不明朗的地區(qū)未來。

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日本正在懷著前所未有的敵意揣測中國的意圖：在它看來，中國的反日、東海油氣之爭、阻撓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東亞峰會與日本爭奪主導權，包括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的強烈姿態(tài)，其用意都是為日本成為“普通國家”設置障礙，并阻撓日本對亞洲主導權的努力。

在我看來，正是在這一思維的驅使下，使日本的右翼不惜一切地表現(xiàn)出民族主義的強硬立場。以參拜靖國神社為例，在包括小泉在內的日本極右翼看來，這僅是北京政府的牽制手段，而非目的本身，真實目的是使日本在歷史問題永世不得翻身。因此，他們斷定這不是北京的原則問題，假如國家利益因這樣的冷卻而受傷害，北京自然會采取緩和姿態(tài)——當然，這是一種錯誤的估計，如今中國的民意實際上很難使北京政府在這一立場上退卻。

雙方的這一輪激烈爭吵，在某種程度上是因此彼此都以老大自居的這種高度自信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對對方的鄙視，但在另一種情況下，也反映出亞洲歷史的一個悲劇情形：即亞洲政治歷來是一種零和游戲，以至于各強國都覺得老大將不會給自己留下一個滿足自己利益的位置。

在東亞的太陽系中，在長達數(shù)千年的歷史中，中國一直是無可爭議的唯一恒星。在這一實力的主導下，東亞的政治結構一直被稱為以中國為中心的“華夷秩序”。在15世紀西方船舶抵達日本之前，中國和朝鮮是日本事實上僅有的“外國”，日本本身也處在中國的這一華夷秩序之下。很多人都注意到，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后，這一結構就徹底崩潰，出現(xiàn)一個長期衰弱的中國，以及一個越來越自命不凡、從而走上危險道路的日本帝國。

然而，日本脫離中國的華夷秩序和朝貢體系，實際上遠遠要早得多。事實上，1598年豐臣秀吉侵朝戰(zhàn)爭失敗后，日本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下。在這次戰(zhàn)爭后，明朝拒絕與日本恢復外交，而日本不久也在德川幕府的統(tǒng)治下開始其鎖國政策。這一政策并不僅僅是悲劇，也具有幾個難以察覺的國際政治上的重大意義：1，日本正式脫離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并設定起自己的小型“華夷秩序”；2，切斷國民的對外聯(lián)系，進行日本文化的自我整合。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的“國學”復興。日本自居為天朝上國，而松前藩屬下的蝦夷、島津藩屬下的琉球，以及朝鮮等國，成為其小型華夷秩序的對外環(huán)節(jié)。這個秩序完全是對中國模式的翻版，以至多少有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德川時代的日本人經常自稱“神州”、“中國”、“中朝”，甚至“華夏”；而中國則被稱為“外朝”、“西土”。例如德川幕府時排外的會澤安說蘭學是“養(yǎng)夷狄于中國”；1854年日本黑船事件后，孝明天皇的文書中說：“各國（按即各藩）盡全力，當為神州之無瑕而勤練軍事。”1945年戰(zhàn)敗，昭和天皇詔書中也說到“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這里說的“中國”、“神州”都不是中國，而是指日本！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一點是：從1598年起的400多年間，日本一直脫離于中國主導的秩序之外。毫不奇怪，當面臨西方的挑戰(zhàn)時，這個體制外的國家也比朝鮮這樣深受中國影響的政權要更加迅速地作出回應。然而悲劇在于，日本就像一個在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一樣，當他離開重組自己的小家庭時，熟悉的仍只有自己從小浸潤的那一套。

從德川時期開始，面對被滿清征服的大陸，日本人認定中國文明已經衰亡，中國人已經夷狄化。國學家如本居宣長等人，毫不客氣地稱日本為“神州”，這種極端的使命感，在近代的氛圍中遂造成大悲?。喝毡咀哉J為負有率領黃種人攘夷的特殊使命，并依靠自己的武力，將自己的小型華夷秩序赤裸裸地強加給朝鮮、臺灣、甚至在它看來已經夷狄化的衰落的中國。

當我們完成這一歷史性的回顧，就應當知道，即使中國真的能在未來重新實現(xiàn)對亞洲的主導權，那么，目前的摩擦和爭吵也僅僅是一個漫長的開端。畢竟，這種秩序的崩壞已有400年，那么，我們也應該采取更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不必認為在40年內就可以完成這一重整和恢復性的艱巨任務。

三、重組中的東亞政治力學結構

作為一個在近代遭到嚴重傷害的國家，我們一直把自身力量的增長看作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恢復：即我們“僅僅是”恢復到歷史上曾經有的、因而也是我們應有的那種地位。在這一潛意識的作用下，我們很少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劇烈增長，本身就在改變地區(qū)的政治力學結構，并在事實上引發(fā)周邊國家的擔憂。

亞洲各大國的政治家，由于其歷史的原因，往往在政治思想中缺少一種均勢與平等的觀念，卻偏執(zhí)地追求“秩序”。國人在考慮國際問題時，往往本能地排斥這樣一種想法：即未來的亞洲可能是幾個大國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小國也都享有自己的尊嚴并滿足自身的利益。這多少有點諷刺：因為正是我們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竭力倡導多極化。輪到本地區(qū)事務時，大家腦子里設想的藍圖卻是一個本國一家獨大，井井有條的新秩序——其他小國也有位置，但那是我們給他們安排的位置。

這種缺乏均勢和平等的意識，可能會造成國家利益的傷害。不能達到均勢，就會遭到其他大國的不滿；沒有平等，則使多數(shù)小國反感。歐盟在伊拉克戰(zhàn)爭中的分歧就是最近的例子之一：以波蘭為代表的所謂“新歐洲”的中小國家出于對法德軸心主宰歐盟事務的反感，而在激烈爭辯后倒向美國。

能夠作為亞洲的主導性大國，是多數(shù)國人的夢想，這將證實中國真正完成其民族的復興。然而，這不應當產生這樣一種反作用力：即這一地位的獲得將把我們兩個有力的競爭對手：日本和印度推向自己的反面。日本已經在考慮這一可能性，即和印度結成一種政治同盟以牽制中國。但日印之間并無文化上的親近感，也缺乏經濟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他們結盟的緊密程度，實際上僅僅取決于反對中國的強度。

同時，亞洲并非只有地區(qū)內這幾個大國，至少還有一個最關鍵的“離岸平衡手”——美國。雖然它的力量現(xiàn)在已經受到牽制，但任何一個嚴肅的觀察家要忽視它的潛力都將是錯誤的。美國在亞洲的重要利益，自1900年的“門戶開放”政策以來，一直是阻止該地區(qū)出現(xiàn)一個有組織的排他性力量。雖然在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中，美國沒有打贏，但它的這一最高戰(zhàn)略目標，實際上是成功的。擊敗日本帝國和使蘇聯(lián)崩潰，則是另兩個更顯著的案例。

在未來30年內，中國的力量還決不會達到這樣的程度：即提出亞洲版的門羅主義。如果有這一天，毫無疑問將驅使日本和印度倒向美國，美國也將極力阻撓這一排他性的政治主張。要對付中國，美國缺乏足夠的地面部隊，但其強大的海軍卻是阻止排他性政治主張的有力武器。

時間將證明：中國要成為主導性的地區(qū)力量，最重要的是其越來越強大的內吸力——最初在經濟領域，其后將輪到文化、外交、政治等領域。在這一基礎上，才能實現(xiàn)新的融合重組。它的表現(xiàn)，不是控制，而是你不參加的話，就將得不到利益而邊緣化。

無論哪個國家，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將是亞洲的主導大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它的自負就僅僅是使本國國民陶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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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誰主沉浮 ！ （轉載） 作者：維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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