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祿又稱“天鹿”，也稱“挑撥”“符撥”，是古代傳說中的神獸，后多雕刻成形以避邪，謂能祓除不祥，永綏百祿。琳瑯者，美玉也，是玉石中最精品、最上乘的一種?！段倪x》引何晏《景福殿賦》云：“流羽毛之威蕤，垂環(huán)玭之琳瑯?！边@是比喻優(yōu)秀的人才或珍貴的圖書。 清朝乾隆皇帝是一位雅好書畫作品鑒賞和收藏的帝王。他登基之后便開始著手整理宮內(nèi)收藏的書畫古籍。其中，書畫作品在進(jìn)行編目之后，被賜名為“石渠寶笈”。而和這項工作幾乎同時開展的，還有一項孤本善本的整理工作，“天祿琳瑯”正是乾隆皇帝為這項工作所特賜的名稱。
（昭仁殿，乾隆在此編纂《天祿琳瑯》，后來昭仁殿和輯錄的古籍都被焚毀。）
《天祿琳瑯知見錄》
揭開“天祿琳瑯”藏書的神秘面紗
□沈津
“天祿琳瑯”，是清朝乾隆帝的藏書精華，也是仍存于世的清代皇室藏書。清乾隆九年（1744）開始在乾清宮昭仁殿列架藏置宋元等善本書，題室名為“天祿琳瑯”，意謂內(nèi)府藏書琳瑯滿目。乾隆四十年（1775），大臣于敏中、王際華、彭元瑞等十人受命整理入藏昭仁殿的善本書籍，“詳其年代刊印、流傳藏弆、鑒賞採擇之由”，編成《欽定天祿琳瑯書目》。書目共十卷，按宋、金、影宋、元、明本時間先后為序，版本時代相同，再按經(jīng)、史、子、集四部排序，計有宋版71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版86部，明版251部，總共著錄善本書429部。
（《天祿琳瑯》收錄的善本及印章）
嘉慶二年（1797），昭仁殿所藏典籍因祝融而全部焚燬，當(dāng)時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詔令重建昭仁殿并蒐集藏書，彭元瑞受命仿前編體例，編成《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二十卷，收錄宋、遼、金、元、明五朝善本664部，“凡皆宛委瑯函，嫏嬛寶簡，前人評跋，名家印記，確有可證，絕無翻雕贗刻，為坊肆?xí)Z及好事家所偽托者”?！氨槔碇槟遥旘炶?，旁稽互證，各有源流，而其規(guī)模析而彌精，恢而愈富”。
（收入《天祿琳瑯》的古籍之一：金朝版本《周禮》）
乾隆年間編的《天祿琳瑯書目》，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書目，它實為清代宮中所藏善本書志，它和《四庫全書總目》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典型的注重版本著錄的“書目”。王先謙跋《天祿琳瑯書目》云：“復(fù)命輯《后編》二十卷，書都一千六十三部，自宋迄明，五朝舊籍咸備，旁羅遠(yuǎn)紹，既大極無外，而于刊印流傳之時地，鑒賞採擇之源流，并收藏家生平事略，圖記真?zhèn)?，研討弗遺，尤細(xì)破無內(nèi)。于版本嚴(yán)擇廣收，而明代影宋鈔本并從甄錄?！?/span>
實際上，“天祿琳瑯”早已成為清代皇室典藏珍籍之代稱，畢竟是貴重圖書，其所藏每一冊書都鈐有多枚乾隆御璽，可視作皇家藏書之象徵?？梢韵胂蟮氖菍m廷大內(nèi)之門禁森嚴(yán)，也不是什么臣工們都可直達(dá)之處。然而清末民初的戰(zhàn)亂和改朝換代導(dǎo)致清宮藏書不斷外流，至1925年清室善后委員會點(diǎn)查故宮物品時，原本664部的“天祿琳瑯”后編藏書只剩下311部，留在宮內(nèi)的這批書幾經(jīng)輾轉(zhuǎn)，如今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其余353部中有176部見于記載，是被溥儀通過賞賜溥杰的方式流出皇宮。流失宮外的藏書，如今散藏在海內(nèi)外60個公私藏家，以國家圖書館和遼寧省圖書館所藏為最多，民間也有不少收藏。
（收入《天祿琳瑯》的宋朝《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現(xiàn)存遼寧省圖書館。）
“天祿琳瑯”是內(nèi)廷專藏，它的藏書歷來只有《天祿琳瑯書目》《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可以了解，但“天祿琳瑯”是個不容易做的冷題目，所以鮮有以此皇室專藏為題作研究者，井底之蛙如我，也僅知臺灣有《清代天祿琳瑯藏書印記研究》一書出版。然而，劉薔卻選擇了這個難題，四年前，她完成了《天祿琳瑯研究》的寫作，而今又以數(shù)年之力，再接再厲，將力作《天祿琳瑯知見書錄》殺青，她為“天祿琳瑯”藏書作了一次全面的總結(jié)。
（故宮景陽宮，部分天祿琳瑯的書籍曾經(jīng)在此貯藏。）
（劉薔，清華大學(xué)科技史暨古文獻(xiàn)研究所研究員、清代宮廷善本書籍研究專家，《天祿琳瑯知見錄》著者）
劉薔是有“眼?！敝?，她應(yīng)該是百多年來，與“天祿琳瑯”藏書最為有緣，也是見到“天祿琳瑯”藏書最多的人，這是當(dāng)仁不讓的。
劉薔將她的大作書名定作《知見書錄》，蓋知見者，有見識、見解意，也有看見、知道意。然此亦佛教用語，知為意識，見為眼識，意謂識別事理、判斷疑難。宋秦觀《法云寺長老疏文》云：“無前后來去之際，有解脫知見之因。”清龔自珍《重輯〈六妙門〉序》又云：“不停心，則雖有無上知見，為煩惱風(fēng)動搖慧燈，若存若滅……制心一處，何事不辦，如開佛知見矣?！边@樣的知見錄實際上也屬于書錄、書志、提要的范疇之中。
在此之前，知見錄一類的參考用書很難有此境界及如此之水準(zhǔn)。至于前些年出版的《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都是知見錄一類的參考用書，不過要寫好，卻是不易，蓋因知見錄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如前者龐雜無序，學(xué)術(shù)上亦乏創(chuàng)見。而后者所收之書雖有小部分目驗，但有相當(dāng)數(shù)量為抄錄日本各種書目之著錄，以及轉(zhuǎn)抄日本學(xué)人成果，編著者本身沒有能力去作版本上的任何判斷，故錯誤百出。所以同樣是知見錄，劉薔《天祿琳瑯知見書錄》是實事求是的著錄，它的重要就在于對版本實情的揭示較之原來的書目文字更為得宜，若將《知見書錄》著錄的準(zhǔn)確和詳細(xì)與上述二書相較，更顯得高下懸殊，天差地遠(yuǎn)了，相去又豈能以道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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