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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您能給我講講《文選》版本的大概嗎？

主：好的。你肯定知道這部《文選》是南朝蕭梁的昭明太子蕭統(tǒng)編纂的，他手下的文人大約也幫了些忙。凡大人物寫書，總會有些幫他做事的小人物。蕭統(tǒng)死得很早，也就三十出頭，放到現(xiàn)在，大約博士學位還沒有讀完。他死了以后繼續(xù)當太子的是他的弟弟蕭綱。蕭綱的派頭同蕭統(tǒng)很不同，蕭統(tǒng)重視做學問，所以費很大的工夫來編選大型文學選本《文選》；而蕭綱主要是搞創(chuàng)作的，他大力提倡創(chuàng)新，不贊成在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里討生活，他領(lǐng)導了一場宮體詩的運動，一時風生水起，《文選》這時并不時髦……

客：李善注水平很高嗎？他為什么要引那么多的書？

主：李善的學問極其淵博。他為《文選》作注除了為難字注音（多用反切，有時也用直音法）之外，重點在于為選文中的典故、成語尋出最早或最重要的出處，并注意介紹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對作者的寫作意圖、言外之意以及寫作手法等等也做出了若干說明，給予讀者重大的啟發(fā)。對于《文選》中的選文，李善有時取各家的別集或其他文本來對勘文字，著其異同，同樣具有很高的價值。古人寫文章強調(diào)尊重傳統(tǒng)，行文有出處；你不明白種種出處，就讀不懂原文，或懂得不夠深入。引文多，正表明學問大。

在李善以前，早有些學者為后來選入《文選》的某些作品做過注釋，但比較分散零碎，不容易找；凡是其中做得比較好的，李善就把它引來，先全錄其注，然后再加以補充修訂，這種補訂仍以征引典故、成語的出處為主。如張衡《二京賦》原有薛綜注，班固《典引》有蔡邕注，陸機《演連珠》有劉峻注，如此等等。對這些比較好的舊注李善十分尊重，一一指名引用，然后加以增補。如某文雖有舊注而李善認為不佳，則棄置不錄，另行創(chuàng)為之注。

李善的創(chuàng)注與補注都采用征引有關(guān)原文的方式進行。逐一征引書證，原原本本，信而有據(jù)，使讀者一下子就能明白作者遣詞造句“祖述”了前代何人何書的什么詞句，在前后文本的對照中了解詞義和句意，細心的讀者還可以發(fā)現(xiàn)其間的異同變化，從而更深刻地體會和欣賞眼前的文本。李善不僅注那些比較難懂的字句，而且只要有出處可尋的詞句一概加注，這種路子很適合為文學作品特別是中古時代的文學作品加注，因為讀者在這里不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義，而且要追尋其深層涵義和文化底蘊?，F(xiàn)代文學研究重視所謂“互文性”，李善實已開其先河。

客：既然李善注水平很高，為什么又會出現(xiàn)五臣注和其他種種不同的注呢?

主：世界上的事情哪里有一個人就能做完做徹底的呢？由于李善采用以文獻征引為主的方式來做他的注釋，這就要求讀者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難以用于普及。于是在李善注之后出現(xiàn)了普及型的五臣注，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五人合作而成的這個新注本由工部侍郎呂延祚進呈給唐玄宗，在奏進的表文中他們五人名字前皆加一個“臣”字，所以習慣上稱為“五臣注”。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朝鮮版五臣注文選》

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里，五臣注流行的程度超過了李善注?！段倪x》的早期傳本就是五臣注本。普及型的書總是流行較廣。

但是五臣注也有局限，不夠深入、學術(shù)性不足，所以后來官方又至少有兩批人重注《文選》，可惜都沒有完成。在此前后，又有私家注釋《文選》的，各做各的，影響不算很大。在傳世的某些《文選》古鈔本（如俄藏敦煌《文選》二四二殘卷、日本永清文庫所藏《文選》古鈔本等等）中，有些注不是出于李善、五臣之手，這些佚名的古注，也反映了早期《文選》學的繁榮。

鑒于《文選》的注釋本主要是李善和五臣這兩種，且各有千秋，于是后來有人將李善注與五臣注合起來編印面世，單獨的李善注與五臣注本雖然仍然存在，但合編本兼取二者之長，有一種后發(fā)的綜合的優(yōu)勢，所以更加流行。其中正文依五臣本，注釋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稱為六家注本；正文依李善本，注釋李善在前五臣在后稱為六臣注本。一前一后好像也無所謂，但還是很有關(guān)系的，安排在前面的總是內(nèi)容比較充實，在后面的容易遭到刪節(jié)，因為這兩種注總會有些一致或差不多的地方。

李善注、五臣注、六家注、六臣注，頭緒紛繁，而在各種分分合合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不少分割不清、彼此混雜、刪節(jié)不當以及有所遺漏之類的問題，不容易分疏清楚。各種類型的注釋本在傳抄、翻刻的過程中又產(chǎn)生了許多問題，訛、奪、衍、誤時有所見，要一一?？庇喺蓛粢嗍夥且资隆?/span>

客：請就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六家注本、六臣注本各舉一種最好的本子。

主：單獨的李善注本中最早的是北宋國子監(jiān)本。天圣七年（1029）雕造，后有遞修本。這個本子現(xiàn)在殘缺不全，也不容易看到。其殘本今存于國家圖書館（存后四十五卷中的二十一卷）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存前十六卷中的十一卷）。此外尚有少量殘卷，可惜下落不明。

現(xiàn)在讀李善注《文選》可以用尤刻本。這個本子是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在池陽郡齋刻成的，六十卷全，現(xiàn)有中華書局1974年影印本；近年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中華再造善本》中也有這一套書。

更容易入手的是所謂胡刻本，這是清朝人胡克家根據(jù)尤刻本的某一后印本翻刻的，附有《文選考異》十卷，成書于嘉慶十四年（1809），現(xiàn)有中華書局1977年影印本，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點校排印本——就是你買過的本子。這個胡刻本《文選》雖然問題比較多一點，但一度最為流行。一般來說，讀這個本子也就可以了。

單獨的五臣注本，著名的有兩種，一種是陳八郎本，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建陽崇化書坊陳八郎宅刻，三十卷全（內(nèi)有抄配約三十頁），現(xiàn)藏臺灣“中央圖書館”，1981年該館影印行世。另一種是所謂朝鮮正德本。正德四年（1509）刊刻，三十卷全，現(xiàn)藏韓國成均館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有影印本。這兩種都不容易看到，所以不如讀六家注本，這里也有五臣注，而且放在前面，比較醒目。

六家本現(xiàn)有兩種很好的本子。一是所謂明州本，南宋紹興二十八年（1158）刻于明州（遞修本），國家圖書館與臺灣“故宮博物院”均藏有殘本，其全本六十卷現(xiàn)藏日本足利遺跡圖書館，故亦稱足利本。1974—1975年日本汲古書院影印出版。今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稱《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本六臣注文選》，一大本，印刷質(zhì)量極佳，頗便閱讀。此書如果稱為“六家注”也許更合于習慣，且可避免可能會發(fā)生的誤會。

另有奎章閣本《六家文選》。韓國李氏王朝世宗十年（1428）用木活字印行，六十卷全，韓國正文社1983年影印出版。其底本為北宋秀州州學本（1094），故亦稱秀州本。近年來問世的俞紹初先生掛帥的《新校訂六家注文選》（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2015年版），即以此本為工作底本，做了很充分很認真的?？惫ぷ鳎欠浅?yōu)秀的重大成果。

一本頭的足利本之影印本與分裝為六冊的俞氏校訂本，都是我們研讀六家本《文選》的上等材料。

六臣本也有兩種：贛州本和建州本。贛州本指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贛州州學的刻本，六十卷全。曾經(jīng)印得很多，后有宋元遞修本，國家圖書館有藏本；日本靜嘉堂文庫亦有藏本，為毛氏汲古閣、朱臥庵、陸氏皕宋樓舊藏。贛州本一度影響很大，茶陵陳仁子《文選補遺》所附《六臣注文選》即出于此本。贛州本之后又有建州傳刻本，一九一九年商務印書館印入《四部叢刊》，1987年中華書局又據(jù)之影印出版。此本在近現(xiàn)代流行甚廣。讀六臣注《文選》可優(yōu)先考慮《四部叢刊》本，比較容易入手。

除了各種刻本以外，又有多種寫抄本：這里很重要的有敦煌吐魯番寫本，因為寫得早，比較接近于原貌?，F(xiàn)存的敦煌寫本分藏于法、俄、英等國，大抵已收入饒宗頤先生編纂的《敦煌吐魯番本〈文選〉》（中華書局2000年版）一書。又有《文選集注》，日本藏古寫本《文選集注》現(xiàn)殘存二十余卷，散藏于日本各處，今有周勛初先生搜集編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唐鈔文選集注匯存》（2000年）及其增訂本（2011年），非常齊備適用。此本匯抄了多種古注，包括公孫羅的《文選鈔》《文選音決》和陸善經(jīng)注，都是罕見的重要資料。

此外還有日本九條家藏古抄三十卷白文《文選》殘卷。這份殘卷以無注《文選》三十卷本為底本鈔錄，1884年楊守敬從日本購回殘卷二十一卷，根據(jù)楊氏《日本訪書志》判定當在元、明間抄出，抄手非一?，F(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此本正文旁有小字抄寫的李善注、五臣注等方面的注文，又有識語，信息豐富。此外又有三條家本五臣注《文選》，原日本三條公爵家藏，僅殘存一卷（第二十卷），1937年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其他公私各處所藏《文選》抄本尚有若干，雖然比較零碎，但也各有其價值。

日本三條家藏古鈔本五臣注《文選》

抄寫得比較早的一般稱為寫本，比較晚的則稱為抄本。這兩者之間并無絕對的界限。寫抄本《文選》固然有白文本，而仍多有帶注釋者，其中情形也頗為復雜，如唐永隆二年（681）寫本是單獨的李善注，而日本三條家藏寫本屬于單獨的五臣注本。

客：看來我得弄一套來好好讀！

主：你可是要堅持住啊。光買不讀，意思不大。千萬不要以為，把一套書買來排在自己的書架上，就等于掌握了其中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