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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華章——四川古代文物菁華展

（三）

金沙光芒——十二橋文化時期

十二橋文化是以成都十二橋遺址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十二橋文化時期大約始于公元前12世紀中葉而止于公元前6世紀，大體相當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已經(jīng)進行考古發(fā)掘的該時期遺址有撫琴小區(qū)、方池街、君平街、指揮街、岷江小區(qū)、金沙村等，它們與十二橋遺址臨近，綿延十余公里，組成了一個巨大的遺址群。

自1995年以來，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對金沙遺址進行發(fā)掘，已發(fā)現(xiàn)有房址、墓葬、陶窯、灰坑、象牙堆積坑、玉石分布區(qū)等，出土珍貴文物逾千余件。目前確認的金沙遺址面積超過5平方公里，包括大型建筑基址區(qū)、宗教祭祀活動區(qū)、一般居址區(qū)、墓地等，各區(qū)功能劃分明確，區(qū)內布局結構清晰，加之發(fā)現(xiàn)大量禮儀性器物和與宗教活動密切相關的遺跡，表明金沙遺址應是十二橋文化時期古蜀國的都城。本章中擇選了金沙遺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陳述結構與前一章三星堆文化時期相同，意在展示古蜀文明早期兩個階段的傳承與變革。

除金沙遺址外，十二橋文化時期的重要發(fā)現(xiàn)還有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彭州竹瓦街發(fā)現(xiàn)的兩個青銅器窖藏。這兩個窖藏的青銅器，見證了古蜀文明在商周之際直接參與華夏文明建設的重大歷史事件。相比于三星堆文化時期零星的交流，這種互動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語。本次展覽也集中展示了這兩組重要發(fā)現(xiàn)。

族群

古蜀文明發(fā)展到十二橋文化時期，古蜀人的族群構成經(jīng)歷了一次劇烈的變化。前一時期主祭祀的笄發(fā)族群不再有發(fā)現(xiàn)，辮發(fā)族群取代笄發(fā)族群，掌管社會的宗教事務，可能已然成為上層社會的唯一構成。

這一推論最直接的證據(jù)來自金沙遺址發(fā)現(xiàn)的小立人像。這件小立人腦后編有一條下垂的麻花長辮、平頭頂、戴有日芒形的頭冠。從發(fā)飾來看，其顯然是三星堆文化時期辮發(fā)族群的后裔。小立人的姿勢呈右手右上、左手左下，似乎正捧持某物進行奉獻的儀式，與三星堆發(fā)現(xiàn)的笄發(fā)大立人如出一轍。這兩件體量上一大一小，時間上一前一后，行為上完全一致，發(fā)飾上卻有所區(qū)分的人像，暗示了宗教權力在兩個族群間的先后更替。

金面具

高3.6厘米，寬4.9厘米，厚0.03厘米

晚商至西周

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這件黃金面具體量微小，大體上與金沙發(fā)現(xiàn)的青銅小立人、青銅頭像可以匹配。十二橋文化時期，盡管古蜀人鑄制的青銅人像或頭像體量大不如前，但以金箔覆面的傳統(tǒng)有很深的文化傳承。與三星堆金面具菱形眼廓不同，這件面具的眼廓呈橢圓形，事實上也暗示了權力中心族群的變化。

跪坐石人

高21.4厘米，寬6.5厘米，厚9.4厘米

晚商至西周

2001年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這件石人雙手被縛身后，雙膝跪地。盡管石面殘泐嚴重，但依稀可以看出石人的后腦勾畫有一條麻花長辮，可以推測其族屬與金沙遺址發(fā)現(xiàn)的青銅小立人相同。但與上層社會發(fā)型不同，被用作人牲的跪坐石人頭頂為中分，應當是此時底層社會的形象寫照。

這樣的中分發(fā)型石人在20世紀初也發(fā)現(xiàn)于三星堆遺址，說明古蜀國的底層社會在發(fā)型上有一定的傳承特性。

信仰

十二橋文化時期的古蜀文明信仰，依舊承襲了前一時期以太陽崇拜為核心，兼有鳥類崇拜，并且以鳥類、眼睛作為人日溝通媒介的信仰體系。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片是這一時期信—仰核心的集大成之作。雖然兩個時期的藝術表現(xiàn)形式不但手法相近，太陽、鳥類的刻劃均十分簡練，辨識度極高。此外，金沙遺址還發(fā)現(xiàn)有大量的青銅眼形器，也是信仰系統(tǒng)傳承的集中反映。

1.眼形青銅器

長20.9厘米，寬9厘米，厚0.12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2.眼形青銅器

長16.9厘米，寬8.6厘米，厚0.12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3.眼形青銅器

長25.3厘米，寬9.1厘米，厚0.16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這件眼形青銅器的瞳孔近圓形，內眥勾回很明顯，顯然是從中原地區(qū)獸面紋上取材而得。這種藝術上的解構與重建，反映出古蜀人對外來藝術形式和其精神信仰需求的關系。

蛙形金箔飾

長6.9厘米，寬6厘米，厚0.05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由于缺乏文獻記載，我們對于古蜀文明信仰體系的認知方法并不宜與傳統(tǒng)記載直接對照，而往往需要文物間固有的關系來推斷。例如太陽神鳥金箔片上的日輪、神鳥并存，可以反映出古蜀人以鳥為太陽借代物或作為人、日媒介的信仰思想。但蛙形金箔飾并沒有其他的共存器物可供參考，我們仍需其他文化中的文獻記錄進行平行推測。《淮南子·梢神訓》有“日中有俊烏，而月中有蟾蜍”的說法，說明了中國古代曾有鳥為日之借代、蛙為月之象征的風俗。金沙遺址發(fā)現(xiàn)的蛙形金箔飾一共八件，可能是古蜀文明拜月信仰的反映。

禮儀

十二橋文化時期的古蜀文明禮儀，雖然鮮有發(fā)現(xiàn)類似三星堆兩個埋藏坑中舉行儀式的青銅人像，但有大量禮儀性堆積坑，坑內發(fā)現(xiàn)的玉璋、玉戈、玉鑿、有領玉壁等，總體上繼承了前一時期的禮器門類，并發(fā)展出想在應的青銅質地器物，可以推測二者禮儀的文化面貌是相似的。

石磬

長76厘米，寬36.5厘米，厚3.5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據(jù)《蜀王本紀》，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長久以來給后世形成一種古蜀文明野蠻落后的錯覺。從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從三星堆遺址到金沙遺址，禮儀性器物的發(fā)現(xiàn)蔚然大觀，但樂器確實是十分罕見的門類，僅有青銅鈴這樣較為初級的金屬樂器。金沙遺址出土了兩件石罄，大者長逾1米，小者即此件。這兩件石罄的發(fā)現(xiàn)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古蜀文明“禮樂”高度的認知，是對其禮儀文化面貌的重要補充。

喇叭形金器

高4.4厘米，直徑11.38厘米, 厚0.03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人面形金飾

長10.1厘米，寬8.6厘米，厚0.03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螺形青銅器

高1.6厘米，直徑8厘米，厚0.3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虎形青銅飾

高8.7厘米，長20.5厘米，厚0.7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這件青銅虎形飾呈片狀，虎口大開，尖齒顆顆分明，僅就頭部特征來看，似乎像狼一類的犬科動物，但獸尾上卷，身飾斑條紋，是虎最鮮明的自然特征。三星堆一號坑中，也有一件嵌綠松石的青銅虎形飾和一件金箔虎形飾，與此形態(tài)相近，可見兩者在文化上的緊密傳承。

石祭品

金沙遺址祭祀?yún)^(qū)發(fā)現(xiàn)數(shù)個跪坐石人、石虎、石蛇等寫實器物并存一坑的現(xiàn)象，虎口與人胸相對，應當是某種重要祭祀儀式的表現(xiàn)。這樣的石人在上個世紀早期也發(fā)現(xiàn)于三星堆遺址，但金沙遺址的發(fā)現(xiàn)十分集中，場面細節(jié)保存完好，是對古蜀文明禮儀珍貴的補充材料，

石虎

高20厘米，長28厘米，寬8.88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跪坐石人

高17.5厘米，寬6.5厘米，厚9.4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石虎

高16厘米，長20.3厘米， 寬7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石鱉

高2.7厘米，長10.8厘米，寬8.9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石蛇

高6.9厘米，長22厘米，寬10.5厘米

晚商至西周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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