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韓小妮
在影視劇里，有一種說話腔調(diào)與“TVB腔”齊名。
“嘿，我的老伙計，我向圣母瑪利亞保證，你做的這件事就像蘇珊阿姨的蘋果派一樣糟糕……”
它就是被網(wǎng)友們玩壞了的“譯制腔”。
這種今天聽起來奇特的語言風格到底是怎么養(yǎng)成的呢？
作為我國生產(chǎn)譯制片產(chǎn)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廠家，上海電影譯制廠對此可以說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01
首先，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回譯制片在中國誕生之初。假如說當時的譯制片有“腔調(diào)”的話，那它差一點被“宇宙間最魔性方言”——東北話“帶偏”。
1949年5月，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譯制片《普通一兵》上映。
蘇聯(lián)電影《普通一兵》講述了新兵馬特洛索夫為掩護戰(zhàn)友壯烈犧牲的故事
這部蘇聯(lián)影片由東北電影制片廠（即現(xiàn)在的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譯制導演是后來被稱為“中國譯制片之父”的袁乃晨。
今天我們在網(wǎng)上還能找到這部影片，由于配音演員都來自東北，片中的“戰(zhàn)斗民族”一開口，一股“大碴子味兒”撲面而來：
“走，喝茶去，我先跟你嘮一嘮家常話”
“哎呀，馬索特洛夫，我一看見你呀，簡直像我那二小子?！?/span>
“得了，別（biè）說了?！?/span>
央視專題片《足跡》中《普通一兵》的片段，東北話臺詞受到了網(wǎng)友熱評。
B站網(wǎng)友調(diào)侃說：“好怕說著說著突然來段二人轉(zhuǎn)。”但接地氣的東北口音倒也與片中蘇聯(lián)紅軍戰(zhàn)士的工農(nóng)身份意外貼合。
此后，長春電影制片廠譯制了大量外國影視片，從早期的《列寧在十月》《復活》《靜靜的頓河》《流浪者》，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譯制的《羅馬假日》《兩個人的車站》《寅次郎的故事》等等，貢獻了一批經(jīng)典。
當時中國之所以要發(fā)展譯制片，有它的時代背景。
解放戰(zhàn)爭年代，蘇聯(lián)電影在解放區(qū)廣為放映。觀眾只有通過幻燈字幕或放映員用土喇叭講解簡要情節(jié)來了解影片大概。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老百姓的識字率不足20%，看外國影片可以說相當費勁。
而在大片放映基本與好萊塢同步的摩登上海，大光明電影院等著名影院曾聘用精通英語的“譯意風小姐”，放映時進行同聲翻譯，以此來克服語言障礙。
1939年大光明影戲院在報紙上投放的廣告，提到了“譯意風”。
但這一服務需另外收費，還有人吐槽在雙耳上夾一副聽筒夾并不舒適，所以也不普及。
1948年1月，大上海大戲院公映了由王文濤等二十多位華僑譯配的意大利影片《一舞難忘》。
廣告語是“華僑影迷海外新收獲，外國明星開口說中國話”，在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探索自己的譯制片之路，成了擺在中國電影人面前的課題。
就在《普通一兵》上映后不久，中國譯制片史上另一支更為重要的力量登場了。
有一行人從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風塵仆仆來到長春，求教譯制經(jīng)驗。
他們來自上海電影制片廠于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翻譯片組，組長是在中國電影譯制片史上大名鼎鼎的陳敘一先生。
上世紀80年代初上譯廠一次春節(jié)聚餐，左起依次為趙慎之、曹雷、童自榮、陳敘一、程曉樺、尚華。
1950年，上影交出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蘇聯(lián)故事片《小英雄》（即《團的兒子》）宣告問世。
1957年4月1日，上海電影譯制廠成立，成為國內(nèi)唯一專門從事外國影視片譯制的電影廠家。
六十多年來，上譯廠共譯制了40多個國家1500多部故事片。
《簡·愛》《巴黎圣母院》《佐羅》《追捕》《虎口脫險》《尼羅河上的慘案》《音樂之聲》《茜茜公主》……電影愛好者可以列舉出一長串“made in 上譯廠”的經(jīng)典譯制片。
如果說當年東影的《普通一兵》通過本土的東北話，消除了觀眾對俄語表達的陌生感，那么上譯廠的譯制片顯然走的是另一條道路。
作為我國生產(chǎn)譯制片產(chǎn)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廠家，上譯廠用讓人感到陌生又新鮮的“譯制腔”為觀眾構建出了對世界的想象。
02
今天看慣了字幕組翻譯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譯制腔”有些“浮夸”。殊不知，這種腔調(diào)是當年的藝術家們刻意而為之。
其實除了我國早期“大碴子味兒”的譯制片，好萊塢和蘇聯(lián)也曾做過華語譯制片。
1946年，米高梅推出第一部漢語配音故事片《泰山到紐約》。圖為該片在上海首映時的廣告
據(jù)說蘇聯(lián)找的配音演員來自山東，劇中人的對話一口山東腔（另有一說來自東北）。
1949年2月26日，蘇聯(lián)影片《森林之曲》在上海的滬光、麗都、平安、虹光4家影院同時首映。
但觀眾對配音并不“買賬”：
“華語對白，總覺得不合適，以一個紅發(fā)藍眼睛的人，即使國語說得再好，在許多嚴肅的場面里，觀眾會嘩然大笑。這種配音方法，我個人認為是不可取的?！?/span>
漢語配音的蘇聯(lián)影片《森林之曲》廣告
為了讓觀眾在觀影時不產(chǎn)生違和感，用配音藝術家劉廣寧之子潘爭的話來說，上譯廠的第一代配音演員“不自覺中窮其一生在避免'外國譯制片中國化’”。
換句話說，上譯廠的譯制片刻意顛覆了習慣性的用語方式，對中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全新版本的語言系統(tǒng)。
“譯制腔”的養(yǎng)成首先體現(xiàn)在語音、語調(diào)上。
為了再現(xiàn)原語言國家的特點，配音演員經(jīng)常在語氣、節(jié)奏、速度上模仿原片中對人名和地名的叫法。
電影《茜茜公主》劇照。配音演員在說到外國人名、地名時語調(diào)會有所不同
外國人在對話中經(jīng)常會加一些感嘆詞，配音演員也會把翻譯過來的中文加以感嘆。
“嘿，老伙計”“噢，我的天”“真是見鬼”“看在上帝的份兒上”這些“譯制腔”常見的表達，嚴格來說是一種“中西合璧”的語言。
有趣的是，有時候譯制片還會添加語氣詞，刻意加重感嘆力度。
在電影《魂斷藍橋》的原片中有一句臺詞是“Roy, you must be mad!”在譯制片中的配音是“噢！羅伊，你瘋了吧！”句子的前后都加了語氣詞。
這是因為漢語在語音、語調(diào)上是一種內(nèi)斂的語言。配音演員的語氣詞添加意在讓中文臺詞的語言力度更加貼近原片。
電影《魂斷藍橋》海報，影片由劉廣寧、喬榛等配音。
其次，“譯制腔”有時候聽起來有些啰嗦，語速很快，實際上是為了配合外國演員的口型。
由于漢語和外語之間的語言差異，同樣的意思表達出來字數(shù)不可能完全相同。
所以譯制片里常常會加些原片中沒有的“小零碎”來適配畫面和口型。
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中，有一段偵探波洛很困，卻不斷有人過來搭訕。當女小說家過來時，波洛的臺詞是：“Yes, I am extremely. I am consumed by sleep. Madame.”
上譯廠翻譯過來的臺詞是：“是啊，我非常非常困，我實在是太困了，太太?！?/span>
這里的兩個“非?！辈还馐菫榱梭w現(xiàn)波洛確實困到不行，更重要的作用是讓中文臺詞與原片的語句在長度上相同。
電影《尼羅河上的慘案》海報，該片配音陣容堪稱豪華，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
另外，由于英語里多用從句，譯制片在翻譯時為了適應中文表達，常常采用“化整為零”的方式，所以我們聽到的譯制片臺詞多為短句。
說到對口型，上譯廠還有一個獨有的崗位——口型員（一般由演員兼職）。
這項工作需要數(shù)出影片中外國演員講的每句話口型能裝多少中國字，翻譯人員再據(jù)此調(diào)整每句話的字數(shù)。
配音藝術家曹雷曾經(jīng)舉例說，一句簡單的打招呼，英文、日文有不同的發(fā)音，這就需要演繹出不同的語句。
英文中見面說Hi，中文翻譯也只能是一個字；但“How are you”就對應三個漢字；
如果碰上日文，七八個音，這時配音演員既不能不說話，也不能隨意拖音“早——上——好——”，需要根據(jù)人物關系，改成“××先生，早上好啊”，把口型不多不少地填滿。
除了歐美影視片，上譯廠還譯制了《追捕》等膾炙人口的日本故事片。
更重要的是，上譯廠的“譯制腔”之所以讓觀眾感到陌生又新鮮，和它所選擇的翻譯方式有關。
老廠長陳敘一為上譯廠確立了“忠實原片”的創(chuàng)作原則，在翻譯臺詞時多采用直譯。
有學者認為，因為外語與中文在語序和表達上的差異，這樣翻譯出來的語句會有一種別扭感。但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譯制腔”正發(fā)軔于此。
配音藝術家蘇秀曾經(jīng)舉過一個例子：
有部戲里有句臺詞是“常在河邊打水，哪能不打破陶罐”，盡管中國俗語里有“常在河邊走，哪能不濕鞋”的表達，但她還是堅持用了原文翻譯。
當年，上譯廠的許多經(jīng)典之作都由陳敘一親自翻譯或者把關，不少經(jīng)典臺詞有著他個人鮮明的翻譯風格。
還是拿《尼羅河上的慘案》來說，影片結尾，波洛用英文說“Take it easy”。在第一稿翻譯中，這句話被直譯為“慢慢來”。第二稿被改為“別心急”。
在最終的第三稿里，陳敘一把它成了“悠著點”。
老版《尼羅河上的慘案》中，偵探波洛由畢克配音，這句“悠著點”是劇中的金句。
影片《虎口脫險》中，主角在土耳其浴室里接頭時哼的小曲“Tea for Two”起初被譯為“情侶茶”，但配音時哼起來總覺得不對味。
最后是陳敘一反復琢磨，發(fā)明了一個新譯法——“鴛鴦茶”。
“鴛鴦茶”是電影《虎口脫險》里的經(jīng)典橋段
還有在美國電視系列劇《加里森敢死隊》里，一群三教九流組成了敢死隊，稱呼老大為“Sir”。
這個詞翻譯成“先生”“隊長”“長官”似乎都不太符合角色身份，又是陳敘一給出了一個詞——“頭兒”。
在此之前，中國的語言習慣里并沒有這個詞匯。但譯制片播出后，很快成了稱呼領導的慣常用語。
03
在看著字幕組影視片成長起來的Z世代年輕人看來，“譯制腔”顯得有些滑稽古怪。
“如何說一口流利的譯制腔”“譯制腔速成課堂”……網(wǎng)友們的各種演繹快把“譯制腔”玩壞了。
網(wǎng)友制作的“譯制腔”表情包
不可否認，今天外國影視劇的觀看方式已經(jīng)從一個聲音的時代走向了字幕和聲效原聲的時代。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那些來自上海的聲音，曾經(jīng)深刻地影響了一代人。
今年是上譯廠曾經(jīng)為《簡·愛》中羅切斯特配音的藝術家邱岳峰誕辰100周年。很多年前，陳丹青這樣寫道：
“好的翻譯仍然可以是好的語言，二者都是文學；配音再好，卻仍是語音的替代品。配音，為傳播計，是屬上策，論藝術，畢竟下策?！?/span>
但“邱岳峰是一個偉大的例外。他是外國人，別的天才配音演員感動我們，但我們不會錯當他們是外國人，然而邱岳峰似乎比羅切斯特還羅切斯特，比卓別林還卓別林，當我后來在美國看了《簡·愛》和《凡爾杜先生》，那原版的真聲聽來竟像是假的，我無助地想念邱岳峰，在一句句英文臺詞里發(fā)生'重聽’。”
“他，一個上海居民，一個在電影譯制廠上班的中國人，直到我在紐約再聽邱岳峰這才恍然大悟：他沒有說過一句外國話，他以再標準不過的國語為我們塑造了整個西方?！?/span>
這是在向這位“嗓音的詩人”致敬，似乎，也是在向“譯制腔”致敬。
參考資料：
1. 田永源，《新中國電影譯制片：從東影到上影》，檔案春秋，2009年12月。
2. 潘晶，《譯制片配音的輝煌年代》，新世紀劇壇，2020年4月。
3. 冒旭卉，《異化與歸化的跨文化傳播：譯制片的語言想象——以<普通一兵>與<簡愛（1970）>為例》，聲屏世界，2022年4月。
4. 高珊，《跨文化傳播中譯制片配音的“陌生化”解讀》，電影文學，2014年第12期。
5. 凌婧君，《論譯制片中的異化翻譯及其跨文化傳播作用》，江蘇理工學院學報，2017年10月。
6. 張錦然，《上海譯制片廠經(jīng)典影片的配音藝術研究——以20世紀70年代影片為例》，藝術評鑒，2020年12月。
7. 任梓儀，《中國電影譯制片的今昔對比》，藝術大觀，2021年11月（下）。
8. 潘爭，《棚內(nèi)棚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7年1月出版。
9. 王霆鈞，《長影的故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10月出版。
10. 張偉，《電影譯制在中國的早期歷程》，新民晚報，2005年08月07日。
11. 李婷，《銀幕經(jīng)典“中國好聲音”，背后有著多少鮮為人知的故事》，文匯報，2020年12月15日。
12. 王彥，《那些激蕩人心的對白，我們曾倒背如流》，文匯報，2017年03月31日。
13. 儒，《“片上華文”與“國語對白”》，新民晚報，1949年05月02日。
14. 司空離，視頻《翻譯腔究竟是怎么來的？它的發(fā)音為何那么奇怪？》，嗶哩嗶哩，2020年06年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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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稿子：韓小妮/ 編稿子：韓小妮/
寫毛筆：楊 卓/ 做圖片：二黑/
拿摩溫：陳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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