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朋友圈興傳一個榜單：中國小城鎮(zhèn)房價排行榜（圖在文章最后）。瀏覽過榜單后，我得出一個結論：浙江人在全國最富，溫州臺州人在浙江最富。因為此榜也可稱為：“浙江和其他地區(qū)房價排行榜”。細數(shù)了下，前10浙江占5席，前20浙江占10席，前50浙江占26席，浙江省內基本所有縣都榜上有名。前20中，溫州和臺州各占3席，第2名的瑞安和第3名的溫嶺，兩個縣級市，名不見經傳，房價高于一線城市。這榜單里的小城鎮(zhèn)，是剔除所有“區(qū)”的縣市區(qū)，也就是不含直轄市、省會、市府。純正的本土消化，便最直接反應當?shù)孛癖姷馁徺I力水平。所以我稱這個榜單為：民眾富裕度排行榜。
而再深入研究此圖，便會發(fā)現(xiàn)另一個極有趣的現(xiàn)象：江蘇全面落后于浙江。榜單里的江蘇，前20僅一席之地，前50僅5席，這與GDP、人均GDP以及所有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極其不一致的。論GDP總量，江蘇是6.51萬億，浙江是4.02萬億。論人均GDP，江蘇是8.19萬，浙江是7.3萬。全國百強縣，江蘇是26席，浙江是18席。所有經濟數(shù)據(jù)，江蘇力壓浙江但是唯獨這個榜單是全面落后，江蘇均價可能不到浙江。究竟哪里出了問題？是江蘇房價調控的好，還是浙江人太會炒房？
這里，我想講一下我歷來的觀點：浙江和江蘇，是兩種經濟發(fā)展模式下的兩種極致，私有和公有。并伴隨它產生的兩個結果：藏富于民還是財富于政府。
浙江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溫州人是浙江人中的猶太人，臺州人是溫州人的猶太弟弟。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他們的賺錢的方式就是：到全中國，乃至全世界去賣東西、做生意。其中有幾樣東西，可以稱得上浙江經驗：一是家族傳幫帶，守望相助。打個比方，A到某地賣鞋子賺了錢，次年他會將全套經驗無私傳授于3個甚至以上的親戚朋友，并將賺的錢借給他們，讓他們作為啟動資金占領周邊和其他市場。次年賺了錢的人又將資金技術傳給其他9人，以此類推，幾年后全國市場都被占領了。同時，各地也形成了一定的經濟圈：義烏的小商品城、柳市的電器城、溫嶺的鞋城等等。而在其他地區(qū)，不坑朋友已經不錯，更不可能這樣的守望相助。二是吃苦耐勞的意志。我舉兩個例子。表單第24位的仙居，浙江省貧困縣，許多鄉(xiāng)鎮(zhèn)人是靠做早餐賺錢的。也就是說，每天凌晨一二點起床，一個包子一個包子地把錢攢起來，一個包子賺1塊，一天賣1000個，一年賺30萬，辛苦而又簡單。身邊的溫州人一家，八九十年代偷渡西班牙，從蘇聯(lián)一直步行到西班牙，洗盤子發(fā)家到現(xiàn)在幾千萬。三是專研拼搏的精神。馬云應該算是這方面的典型，教師不干去搞阿里巴巴。還有，就是每一分錢浙江人都會想辦法去投資，股市好的時候進股市，房地產好的時候炒房，也搞的全國人牙癢癢。
由此帶來的是，浙江是全國唯一藏富于民的地方。除了文章最開頭的小城鎮(zhèn)房價，我再列舉幾個事情：一個是民間借貸。義烏被判死刑的吳英，在07年時候“非法集資”的數(shù)額是7.7億，全是私人的錢。那個“溫州皮革廠”老板黃鶴，是他叔叔借他5000萬起家的。還有一個比較有趣的現(xiàn)象，浙江省最發(fā)達的銀行是農村信用社，四大行加所有其他商業(yè)銀行搞不過一個小小農村信用社。二是豪車遍地。在微博上，我常說的一句話是“在臺州溫州，寶馬奔馳是爛大街的貨色”（雖然我開不起）。臺州600萬人口擁有超100萬輛車，保時捷占有率全國第一。這些還不算外地牌照的。每年過年，窮鄉(xiāng)僻壤的山溝小村，全國各地牌照的豪車停滿村口。三是非理性消費。哈爾濱的天價魚，吃了一萬多，鬧的全國沸沸揚揚。而在溫州臺州，隨便一個好點的私人會所、酒吧，你不花個一萬多都不好意思請客。
江蘇和浙江走的顯然不是一個路子。我有個親戚在揚州，當?shù)弥駟蔚?4位，仙居的GDP是151億時，她的評價是：還不如揚州一個企業(yè)。江蘇強大的GDP背后是大型國企和大型合資外企，這點有別于浙江的小作坊、小私企。一個是財政支持下的大型上規(guī)模企業(yè)，另一個是民間資本運作下的小規(guī)模企業(yè)。所以，江蘇是政府帶著老百姓掙錢，老百姓給政府打工；浙江是老百姓帶著錢到處去滿世界掙錢回浙江花。（上述是我兩個走訪接觸后的感性判斷，并非數(shù)據(jù)分析結果。）江蘇這種國營模式帶來的是：藏富于政府。江蘇省2015年財政收入是8000億，遠高于浙江4810億。
藏富于民與藏富于政府，孰優(yōu)孰劣？我想10個人有9個會投票給前者，因為這是歷來國家治理的努力方向。我之前也是這9個人中的一個，而最近，我開始走向另一面，主要基于我對兩省不同發(fā)展模式優(yōu)劣以及未來趨勢的綜合分析。
一直來，我和大部分浙江人一樣，洋洋得意于普通民眾的富有，賺大錢、開豪車、住洋樓，美哉樂哉。直到與另一個富有的地方江蘇比較后，我開始深入思考其中的不同。除了錢，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還體現(xiàn)在其他幾方面：1、基礎設施。“馬路跳，浙江到；馬路窄，浙江來”，這是我從江蘇回浙江的一個總結。排除丘陵多的地理條件客觀因素，浙江財政收入少投入少，另外百姓富拆遷價格高，基礎設施建設遠落后于江蘇。而從城市規(guī)劃等角度看，臺州人再富有，農民都住洋房，但連像樣的城市軌道或者高架都沒有，每天都是堵堵堵。2、社會保障。居民醫(yī)保江蘇全報浙江9成，農醫(yī)保江蘇9成浙江8成，養(yǎng)老金和公務員事業(yè)單位收入都在浙江之上，這些背后就是8000億對4800億的財政收入差。3、醫(yī)療保障。揚州和臺州同屬省份中下游城市，市區(qū)內三甲醫(yī)院是4比1。4、教育資源。這點浙江人感受最深，全省985、211只有浙大一所，而江蘇多達11所。同時存在的是差異極大的基礎教育設施和師資配備。綜合來看，江蘇和浙江兩省人應該都是幸福的，浙江人自己手里有錢幸福，江蘇人政府有錢創(chuàng)造了良好生活條件幸福。
我認為，兩個模式，核心不同是先富民還是先富政府的問題。在過去的十年里，浙江人靠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政府簡政放權創(chuàng)造的優(yōu)良經營條件，賺了錢也富起來了，但是走的是私營經濟的道路。江蘇走集體經濟，地方集權，以強大財政收入為支撐進一步推動經濟發(fā)展、產業(yè)升級，然后逐漸形成了正效應，厚積薄發(fā)，逐漸實現(xiàn)了對浙江的慢道超車。
浙江和江蘇，兩種發(fā)展模式之爭，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市場經濟下偏資本主義和偏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走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姓資還是姓社，分別會走向何種發(fā)達程度，我個人比較看好中國和江蘇未來發(fā)展，對浙江前景堪憂。擺在浙江政府目前的是，如果在全球資本市場疲軟的背景，通過深化改革和科技創(chuàng)新，走出一條浙江特色發(fā)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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